庞士谦阿訇在教育、著述、宗教研究等领域成就颇丰；在爱国主义实践方面，也堪称楷模。本文就庞士谦阿訇在抗日战争时期所从事的各项活动，如支持抗战和对外宣传等方面，以历史文献为基础，作如下梳理。
一、协助军校招生，为抗战输送热血青年
1937年7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乱，其中包括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向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选派留学生事宜。是年6月和7月，成达师范分两次对本校及社会选拔赴埃及留学人员①。留埃学生名单确定后②，该校决定由该校训育教员庞士谦阿訇担任法鲁克留埃学生团团长，负责留埃学生的管理工作。庞士谦阿訇遂于6月底回河南桑坡老家省亲，7月中上旬准备返回北平时，“七七”事变爆发，平汉铁路中断，出国留学亦变得遥遥无期。面对日寇入侵，庞士谦阿訇在家顿感郁闷，遂分赴郑州、开封等地拜会师友，商讨时局。恰在此时，郑州清平里清真寺阿訇一职空缺，他即应聘了该寺教长。抗战伊始，人心惶恐，许多爱国爱教的仁人志士，纷纷遍走他乡，或观察战局，或了解民意，寻求救国御敌良策。郑州为交通枢纽，而清平里清真寺，自然成为一个临时接待站，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其间，唐柯三、王曾善、常子春、白孟余、王静斋等知名人士都先后过郑，在此停留③。也在此期间，庞士谦接到成达师范校长唐柯三先生的通知，由他代为黄埔军校第十五期招收回民青年学员④。
1937年中秋时节，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河南省分会及各支区会均未成立⑤，网络未成，政令不通，为军校在河南招生的重任遂落在庞士谦等人的肩上。接到招生通知后，他积极想办法创造条件，以郑州清平里清真寺为平台，通过自己的亲朋好友，以及各坊清真寺阿訇等关系，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宣传发动，号召广大的回民青年参军受训，抗击日寇。当时信息蔽塞，许多爱国青年报国无门。据知情的老者回忆，那些回民青年听到可以报考黄埔军校时，一举打破了“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传统束缚，摩拳擦掌，无比兴奋。一时间，前来各清真寺及回民学校报名点报名的回民青年络绎不绝。经确认，这些回民青年在庞士谦的带领下，于12月10日从郑州出发，前去武汉参加考试⑥。当时河南究竟有多少人应试，已无从得知。但查黄埔军校第六分校十五期第六总队回教大队最终被录取的1065名学生名录中，河南籍学生达315人。其中，庞士谦任职的清平里清真寺所在地郑州，有回族学生33人⑦，庞士谦家乡周边五个县的学生达61人；其中修武2人⑧，武陟3人⑨，沁阳11人⑩，博爱13人，孟县32人；庞的家乡桑坡村，就有白广惠等28人被录取。其中，张姓“秉字辈”有兄弟五人同时入伍受训，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这些军校生分别被编入步兵、炮兵、工兵、通讯兵等各兵种，经过2至3年系统的军事训练，于1940年前后毕业，输送到抗日前线，参加对日作战。沁阳北鲁村的白良慧、洛宁的白永仁（后更名为白克），桑坡村的白学文、张秉真等人，均为北平成达师范的学生，他们在其老师庞士谦的影响下，弃笔从戎，报考了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抗战第一线，奋勇杀敌。据白良慧（1913～2011）老人回忆：当时作战异常惨烈，连长负伤，他在战火中接替连长职务；营长牺牲，他又奉命接替营长职务。有的战士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孟县桑坡的白静寅（1920～1950，后更名为白敬寅），1939年冬黄埔毕业后，分配到杭州第五战区，在江防九十四军一八五师五十五团机要三连工作。日军攻打武汉时，其部队奉命奔赴湖北宜昌对日作战，不幸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其间，在宜昌抗日前线结识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并积极帮助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数载，他受地下党组织派遣，继续在国民党军队工作。
二、对外抗战宣传，为粉碎敌人阴谋不遗余力
战事一天天地扩大，国土一片片地沦丧。庞士谦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局中带着一帮热血青年来到武汉后，留下报考黄埔军校的生员参加考试，另带赴埃及留学的15名学生继续前行。他们经广州到香港，从1938年1月5日起航，数经辗转，于3月23日到达开罗。这次，庞士谦的公开身份是“法鲁克留埃学生团团长”，但他还另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留埃学生工作宣传团团长”。如下的一份资料，确认了他的这个身份：
我国留居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生，先后不下四十余人之多，本会经常与该生等取得联络，并指导其成立留埃学生工作团，以庞士谦阿訇为团长，马坚君为副团长，供给其宣传资料，使其随时随地注意宣传工作，将我国发动抗战意义向其不同国籍之同学及教师宣传，该生等在埃都开罗为文字及口头之宣传，极为努力，收效颇宏。
史料证实，当时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派出中东开展民间抗日宣传的有两个团体：一是以王曾善为团长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自1938年1月从重庆出发，于1939年1月返国；另一个就是以庞士谦阿訇为团长的“留埃学生工作宣传团”。以此来看，当时的回教救国协会，极其重视对阿拉伯国家的抗日宣传工作。究其主要原因，日本人为骗取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信任，于1938年5月不惜把东京的一个佛教寺改为“礼拜寺”，以召开“伊斯兰大会”为名，邀请了多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参加，把大会情形摄成影片向世界各国大肆宣传，以此掩人耳目；又以建立“回教国”等为诱饵，试图诱骗回族坠其圈套。因此，庞士谦一行到达埃及后，分工合作，积极开展工作。阿訇深知舆论宣传与社会公众影响力的关系，他们便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以此来增加知名度，扩大影响。经努力，他们于1938年4月16日在开罗成立了“中埃文化协会”，推举世界回教青年会会长阿布都·哈米德为会长，埃及教育总视学哈力德·贝、中国留埃学生部部长沙儒诚及庞士谦为干事；后来，庞士谦又出任埃及法鲁克国王东方事务顾问和爱资哈尔大学中国文化讲座讲师等，这些职务为其开展对外抗日宣传提供了便利条件。
1939年6月底，庞士谦收到国内寄来的国际宣传委员会编写的《告世界回民书》的英、法、阿三种文字的译本，要求各印刷合订本三千份，务必在7月7日之前，刊发各阿拉伯国家媒体，其印刷、公务等费用，暂由中国驻埃及领事馆垫付。但与领事馆商量未果，庞士谦克服了经费极度紧张等困难，在埃及印刷了阿文的合订本三千份，法鲁克留埃学生团全体动员，一组将宣传册分别寄往土耳其、印度、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希贾兹等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予以发表；另一组则分送埃及的各大报社、各机关团体及重要人物。“七七”抗战纪念日又恰逢伊斯兰教主麻日，他们又分赴各大清真寺进行散发，并选择适当地点演讲，介绍我国军民及各民族不分畛域、精诚团结、誓死抗敌的必胜信念，把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情况，及时传递给阿拉伯国家和人民。
他们还于7月7日下午，在中国驻开罗领事馆召开了由全体华侨参加的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由邱领事致辞，华侨代表纷纷发言，控诉日寇在中国惨无人道的罪行，追思抗日英烈，坚定了我抗战必胜的决心。该日的活动，在开罗各大媒体都有报道。
在陌生的国度里，争夺舆论宣传也是一种直接的战斗。日军所发动的侵华战争处心积虑，早有预谋，所以，国外的很多媒体，早已被日本人所利用。在间谍人员的操纵下，以重金招募人员，撰写文章，以“大东亚共荣圈”等为口号，对其侵略行径进行美化，混淆视听，骗取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1939年6月，我留埃学生张怀德等人看到埃及的第一大报纸《爱哈拉目》及《法塔尼罗》周刊，先后刊载了对日军侵华行径进行美化、对我抗日军民进行污蔑的文章后，全体同学义愤填膺。庞士谦立即安排张怀德、王一民（世清）、胡思钧、熊振宗等找到相关报社交涉，得知该作者住址后，他们亲自登门，与其讲事实，摆道理。在大量证据面前，该作者（一名博士）不得不承认，日军间谍人员向其提供资料和经费，并指使其操作的事实。在对其晓之以理后，“该作者极受感动，除当场道歉外，并愿再撰一文驳翻前文谬误”。通过此事，不仅澄清了是非，还利用该媒体作有利于我抗战的正面宣传。
日本人利用一切机会对外宣传，无所不用其极。朝觐，本是纯宗教性功课，不能掺杂之外的任何东西。但是，在日间谍机关的一手操纵下，选派了伪组织“华北回教联合总会”的唐易尘等五人赴沙特，利用朝觐机会对各国穆斯林进行反动宣传。我留埃人员接到唐柯三、孙燕翼（绳武）、达浦生、马松亭等人的电报，立即组成了由庞士谦为团长、马坚为副团长的中国回教朝觐团，对其进行劝导和监视。当朝觐团28人到达麦加后，根据庞士谦的安排，设法将其5人“邀请”到他们的驻地，对其一举一动实施监视，使其动弹不得。他们还千方百计做其思想工作，不要做出有害国家、有害人民的蠢事，更不要与人民为敌，遗臭万年。另外，他们还印发了大量传单，走上街头散发，并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演讲。朝觐活动结束后，他们专程拜见了沙特国王，向其表述了中国人民不分民族、团结一致、誓死抗战到底的决心。在返回埃及的轮船上，他们利用船上的播音设备，向乘客介绍日军轰炸中国数省的清真寺及穆斯林平民居住区的野蛮行径，以铁的事实，揭露日军在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沉重灾难，从而让世界各国穆斯林了解了真相，赢得他们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同情与支持。
在几年实践中，庞士谦阿訇深深地感到责任重大，但由于所得到的国内抗战消息滞后，面对日本人的反动宣传，他们总是被动，疲于应对。为变被动为主动，他建议国家建立阿语广播电台，以便阿拉伯国家人民在第一时间掌握国内的抗战动态。他在给回教救国协会报告工作的信函中，恳切谈到：
兹祈钧会择此次“七七”抗战纪念日中央对外交、政治、军事各方面之报告，及今后抗战建国之新计划，并一般重要言论，迅速寄下，在埃发表之，俾外人洞悉我国抗战实情，以增强其同情心……而我国回民工作之消息更所愿闻，惟后者消息之传来，皆嫌迟缓，用特建议钧会转请中央用阿拉伯语向回教世界广播报告，且须每周至少一次，以便世界回胞能直接获闻我国回民救国工作及我抗战之一般新消息。如此，则消息既速，其收效必更大。是否有当，理合呈请。
上函之建议，经回协副理事长唐柯三、理事长白崇禧等逐级汇报，得到了国民政府高层的高度重视，令中央广播电台负责落实，由留埃归国的张秉铎先生用阿语向阿拉伯世界及时播报我抗战消息，并且，播出的次数，由庞士谦阿訇建议的每周一次，定为每晚一次。
抗战期间，庞士谦阿訇利用在境外的特殊优势，在宣传方面成绩卓著。按其自己的话说：“我教胞在外宣传，结果获得世界回胞不少同情。”其实质，“时刻是在向着有利我国的方面进行，如抵制日货，不受日本人利用等事。在埃及，因我方宣传之得力，影响所及，每年百分之六十运赴日本之有名埃棉，于去岁无丝毫运日。”其实际效果，如陶行知先生1938年从欧洲返国途经开罗时说道：“此次抗战军兴后，我才知道中国的五千万回民，站在政府的旗帜之下，共同抗日。尤其是你们这些回教青年学生，尽了国际宣传之责。将来中国之复兴和中国回教之发展，多赖诸位。” 而在《月华》杂志社所发的评论《中国回教朝觐团之收获》一文则总结为三点：一是揭露了日伪的阴谋，向国际友人介绍了我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二是澄清中国回教只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就是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日本人所成立的伪组织只是欺人之举；三是我国由只重视欧美的外交路线，开始重视发展与中东各国的关系。如此的评价，极其中肯。
在庞士谦阿訇归真6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往事，一方面为了缅怀他及其所带领的中国回教朝觐团的留埃学生为支持抗战做出的突出贡献；另一方面提醒我们铭记历史，不忘国耻，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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