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9月，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 1914-1922在位）任职教宗时正值欧洲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新教宗随即呼吁交战各方优待俘虏、圣诞节停战。次年2月，本笃十五世令全球信众为和平祈祷，又于5月至12月期间多次发表和平演说。1917年8月，本笃十五世嘱教廷国务卿致公文于各国政府，请各方提出和谈条件，暂行停战，未果。一战期间，本笃十五世不遗余力，费尽心思地寻求和平，被称为“和平教宗”。教宗本笃十五世还是一位先知，预见即将来到的世界新格局，积极准备全球传教事业的转型，他于1919年11月30日颁布《夫至大》（Maximum Illud）宗座牧函，重整传教事务，培育传教区本地神职，开启普世教会新纪元。
为纪念《夫至大》宗座牧函颁布一百周年，当今教宗方济各钦定2019年10月为天主教会“传教月”，主题为“受洗者和被派遣者：基督的教会在世界传教”。这主题与《夫至大》宗座牧函的标题非常契合。教宗方济各在《2019年传教节文告》中写道：“我要求全体教会善度一段体现传教精神的特殊时期。先教宗使徒建议的先知性远见卓识让我确认了今天更新教会传教任务、本着福音精神重振宣讲的使命、把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全世界仍然是很重要的。”教宗方济各还特别赞赏了本笃十五世教宗的功绩：“天主在耶稣基督内赐予的救恩的普世性目标，让本笃十五世要求克服各种民族主义和种族中心的封闭；克服宣讲福音和殖民国家及其经济、军事利益的各种混淆。”
重新发现《夫至大》宗座牧函的内容及精神对于当代天主教会来讲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中国教会则更加意义非凡，《夫至大》宗座牧函的产生与中国教会相关，宗座牧函亦曾重整及复兴了中国教会，相信也必能够在今日、明天结出丰富果实。
《夫至大》宗座牧函的中国教会背景
《夫至大》宗座牧函产生的最直接背景是欧战。战争期间，位于莫桑比克、多哥、菲律宾等地的德籍圣言会士被驱逐，他们所建立的信仰团体有被抛弃的危险，而在战后，德国籍、奥地利籍的传教修会重新合作也遇到了困难。传教士之间的对立（不愿意接纳德籍及奥籍会士）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教廷的外交努力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德国籍传教士的事业于1919年凡尔赛和会上得到了确认和保留。
《夫至大》宗座牧函的深远背景则是教廷“对于殖民政治影响下的传教事业的更新的努力”。王老松（WillemVan Rossum, 1854-1932）枢机是本笃十五世更新传教事业最得力的助手，他于1918年3月12日被任命为教廷传信部部长，全力驱除任何可能将传教事业与殖民政治相连接的因素，并重拾1695年传信部曾对首位被派往远东的宗座代牧主教发出的谕令：培养本地神职人员。令罗马教廷欣喜的是各传教区报告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接受洗礼的人数呈上升态势，而且相当部分地区的本地神职人员也在增长，特别是在原来具有德国殖民背景的传教区。
《夫至大》宗座牧函的中国背景则是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浪潮中、急待统一及更新传教方法的各传教区团体。雷鸣远（VincentLebbe, 1877-1940）神父和汤作霖（AntoineCotta, 1872-1957）神父可成为思考的切入点。
“天津事件”与汤作霖报告：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破”与“立”的历史时期，民族主义高涨，各种社会思潮及运动纷纷涌现。教会生活不能够从社会运动中完全脱身，1916年发生的“老西开”事件，引发了系列反应。
雷鸣远，比利时人，遣使会会士，1901年随北京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 1837-1905）主教自罗马来华，在北堂继续神学学业并研习中国文化，晋铎后在京东一带传教，仿效圣保禄宗徒，走本地化的传教道路。他于1906年转至天津传教，创办报纸、组织公教进行会、开办宣讲所，与社会各界联系。1916年发生的“老西开事件”，也就是法国当局将老西开区纳入法租界的事件，使雷鸣远神父和当地教会团体陷入政治漩涡之中。雷鸣远创办的《益世报》发表支持中国民众的社论，雷鸣远本人也曾致信法国公使表达法国行为的不当。直隶滨海（天津）代牧区杜保禄（Paul-Marie Dumond，1864-1944）主教在法国当局的压力下强令传教士保持中立。结果，雷鸣远遵命离开天津，但天津的教友抗议杜保禄主教的做法。各种争论随之在教会内发生。雷鸣远的好朋友，也是他的支持者汤作霖神父起草了多份有关中国教会的“报告书”呈给教廷，他除了为雷神父进行申诉之外，还系统分析中国教会所遭遇的内部困难，并指明中国教会的欧洲色彩太浓、本地神职培养不足、各传教修会之间不合作等弊病。王老松枢机专心研究这些报告的内容，历史学者们相信，这些研究为教宗本笃十五世的《夫至大》宗座牧函以及后来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XI，1922-1939在位）颁布的《教会事务》（Rerum Ecclesiae）宗座牧函带来了灵感，并充实了其内容。
教务巡查：
“老西开事件”本是中国与法国之间的冲突，可说属于政治外交事务，但它之所以在教会内如此发酵，以至于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危机，那是因为隐藏其中的是有关传教方式的争论，如何面对法国保教权的负面影响、如何面对中国社会各种思潮及运动的争论，中国教会的出路何在？
教廷传信部开始寻求重整中国传教事务的方法。王老松枢机先是于1918年7月16日组织了中国教务小范围调查，包括直隶东南（献县）代牧区刘钦明（Henri Lécroart, 1864-1939）等六位代牧主教被咨询，内容涉及教务整体发展状况、传教士的具体活动、本地神职培养、本地神职与外籍传教士之间关系、教友生活以及与教外人关系、教会学校、新教友培育、对于天津事件的回应等十个议题。被咨询主教呈递的书面报告在《夫至大》宗座牧函的再审稿中发挥了作用。
再有1919年7月22日，时任广州代牧光若翰（Jean-Baptistede Guébriant ，1860-1935）主教被任命为宗座视察员（巡阅使），走访中国各传教区，对教务进行系统评估，并按传信部授意设计包括28项内容的问卷，寄送各教区，要求司铎、教友具实回答。光若翰主教事后向教廷呈递了报告，《夫至大》宗座牧函的颁布虽然早于光若翰的教务报告。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宗座视察员的首次设立为1922年首任教宗驻华代表的派遣准备了道路。
《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
有关中国教会的背景，再粗略谈一下1912年马相伯（1840-1939）与英敛之（1867-1926）联合为兴学上书教宗庇护十世（PiusX, 1903-1914在位）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他们请求教廷协助在中国北京创立一所公教大学，“广收教内外之学生，以树通国中之模范，庶使教中可因学问辅持社会，教外可因学问迎受真光”。1917年，“老西开事件”之后，英敛之又发表《劝学罪言》一文，以罪言为名，就是针对教会团体病症而言，批评传教士过浓的国外色彩，直陈国籍司铎国学教育程度不高，教长对他们的培育倾力不足，谴责教友不重视教育的态度，引发了教会内外知识分子的回响，赞成者不少，当然也有人称英氏言过其实，不以教会和谐为重。
《劝学罪言》后来虽被禁，但流传甚广，有人认为教廷亦知详情。不论如何，《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及《劝学罪言》的发表显示中国教会人士对于时局的观察，对于中国教会的忧虑，对中国教会未来发展道路的思考。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华创建高等院校一事得到转机，在教廷的直接推动下，天津工商学院（1923）和北京辅仁大学（1925）先后开放招生。
《夫至大》宗座牧函的要点
《圣教杂志》1920年1月号（总第97号）简要新闻“罗马之部”一栏中提及：教宗颁宗座牧函选择及栽培本地神职，除要求各地方教会创立修院之外，还令在罗马创立教授远东各种方言之学校，又指令各传教士远离具有政治目的的行动。简短的报道讲出了宗座牧函的要点，至于宗座牧函文体，则由马相伯翻译为文言中文，因首句译为“夫至大至圣之任务……”而将宗座牧函译本取名《夫至大》。
《夫至大》宗座牧函的要旨可被总结为如下三点：
1、教会须远离具有政治目的的运动
教宗本笃十五世已经观察到，部分传教士具有民族主义倾向，而且这倾向阻碍了本地神职的培养。他希望能够改变传教士的思维，提醒他们是为了教会服务，而非为不同的政治团体或组织效力，传教事业不应受到帝国主义的污染，传教事业是神圣的，超越世俗的利益。教会是为了所有民族而存在，不是外来宗教，也不是某一特定国家的宗教。
教廷也意识到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是更新教廷与各传教区国家的关系，以摆脱欧洲的压力，以及它们殖民政治对于传教区的负面影响。因此，教廷积极与各方签订“政教协定”，更积极寻找废除法国在华保教权的途径。
2､培养本地神职人员
适宜地培养教育本地的神职人员实属刻不容缓，给他们的栽培不可只求其能作外籍传教士的助手，却当使他们在自己的民族中，有负责管理的能力。
教宗本笃十五世认为外籍传教士不能够长期担任传教区领导职务，而应负责培育本地神职，且应该加快培养的速度，以便尽可能早地建立本地教会圣统。
3､教会的普世大公性
《夫至大》宗座牧函的副标题为：在全世界传播天主教的信仰。这项讯息最重要的内涵即是在传播信仰的过程中排除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让各族人民因真正的博爱精神聚集于基督内，如同一个大家庭。宗座牧函的前言部分简单提及：宗徒之受遣、1-3世纪在磨难中成长之教会、欧洲各族之皈依、方济各沙勿略及远东之开教、澳州及亚非腹地教会之发展，宗座牧函结语则是“划向深处”之邀请：向普世宣讲耶稣基督。
教宗本笃十五世指出了教会传教事业神圣的普世性，“要求摆脱各自祖国和各自种族的独家专属。文化和团体向着耶稣基督救恩新意的开放，要求克服不当的种族性和教会性封闭内倾”。今日的教会继续需要传教士，他们应圣洗圣事的召唤，慷慨地走出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地方教会团体，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到达一个尚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世界中，宣讲福音。中国教会曾得到数以千万计的传教士的奉献，人们是否可以期待，她能为世界派遣传教士？
为达致向全人类宣讲福音的目标，需要各教会成员通力协作，《夫至大》宗座牧函分别论述了传教区教长、传教士、平信徒的职责与义务。
传教区教长的职责：
各主教、宗座代牧、宗座监牧是教区和传教区的灵魂，是扩展信仰边境的第一使命人。本笃十五世召唤他们成为其所拥有的牧灵同仁——神父、传教助手，伦理及灵修生活的慈父和导师，带领整个团体负起使命：坚定及牧养基督徒团体，开辟新的传教区，创建新的团体。
教长们应有开放之精神，在传教区设置发展多个中心，以备将来时机成熟之时将原有传教区划分，成立新的代牧区或监牧区。教长们须摒弃排外之心和修会团体门户之见，为此应该避免一个传教区被委托给其成员均属于同一国籍的修会团体，且应该积极地寻求不同修会之间的合作。在传教区内，亦应定期召集堂区主任及教务责任人聚会，共同协商，相互鼓励。
持续地培养本地神职人员是教长的重要使命：凡管领一区传教者，其重要之责，当就所在民族，族人之充圣职神司者而陶养之，建设之。宗座牧函明言本地司铎的特殊重要性，他们与本地人民的文化习俗、感情及心思相投合。本地神职的培育须从基础开始，但不应以培育辅助人员为目标，而以能引领其同胞归属教会，能管理教务之铎德为宗旨。
传教士的义务：
他们应是“战后”光明的使者，摈弃一切国家主义的思想，牢记所肩负的唯一使命是指向天主的国：常记得要去建设一个王国，但这不是人的王国，而是天主的王国，不是地上的王国，而是天主的王国。他们向所在的传教区人民所呈现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普世的宗教，是为了所有人而非为哪一个特定的国家而存在。
所有传教士，包括本地神职人员应具德表，热爱祈祷与灵修，不自私自利，专务人的得救，而非以其它营利之事业为重。他们亦应专心读书，拥有信仰及世俗（指非宗教）之学问，为能辨别诋毁排斥信德之事，答疑护教，为能与文人往来，宣讲基督。
外籍传教士更应该做到熟练地使用当地语言。为帮助被派遣者，建立传教士特定修院是必要的，至少在修院的教学之中应该寻求展现传教区的文化习俗，让传教士认识他们被派遣履行福音使命的人民，能讲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明和生活习俗。
平信徒的使命：
每一位平信徒均须为传教者，为传教事业祈祷，常记得圣保禄之言：我栽植，阿颇罗浇灌，但使之生长者是天主。
平信徒可以帮助教会团体发现及培育圣召。他们也可以按个人财力帮助教会的各项事业，特别是传教及培育神职事业。
《夫至大》宗座牧函提及“宗座传教善会”，他们以基督徒的祈祷、福音宣讲和爱德服务来支持教会的传教使命。这些善会包括帮助中国及各地传教区教会团体建立孤儿院、扶持儿童教育的“圣婴善会”，帮助培育本地神职人员的“圣伯多禄宗徒善会”等。
《夫至大》宗座牧函在华结出丰硕果实
教宗驻华代表与《夫至大》宗座牧函：
始自良十三教宗，罗马教廷与中国当局多次洽商，双方均渴望建立直接的联系，但每一次进展均被来自外界或者内部的政治干预所阻。1917-1918年间，民国外交总长陆征祥（1871-1949）进一步推动与教廷的外交联系，即使在双方都拟定了驻外使节的情况下，终因法国的政治干扰而停滞。但教廷未放弃努力，寻求向中国派驻一位教宗代表，而非圣座驻华使节。
1922年8月12日，教宗庇护十一世任命刚恒毅（Celso Constantini, 1876-1958）总主教为首任教宗驻华代表。他临行前分别拜会了教宗、教廷国务卿、传信部部长，王老松枢机叮咛其应尽力实现《夫至大》宗座牧函的思想。刚恒毅总主教秘密起程，为避外界不必要的干扰，到香港后才公开其委任状和教宗设立宗座驻华代表公文。
刚恒毅总主教将教宗及教廷的指示归纳总结为如下五原则：
•宗座代表职务是纯宗教性的，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
•宗座代表属于教宗，代表教宗，向一总人表示友善，不论是中国官员或是外国使节，但绝对保持自主，不袒护列强的政治利益；
•圣座不务政治，政治有时进入宗教圈里，圣座因此也偶然地、短暂地办一点政治；
•圣座在中国没有帝国主义的野心，列强的政治和圣座毫无瓜葛。教宗关怀中国，主张中国归中国人；
•教会是至公的，教会事业只是为了服务，一般而论教会应以本地人作主教为原则，但在初创时期，外籍传教士是不可或缺的。待本地圣统制建立之后，外籍传教士收获了自己工作的美好果实，应束装他往，再扩展主的新园地。
这五项声明可说是刚恒毅总主教对于《夫至大》宗座牧函主要内容及精神的总括，也是他遵照教廷指示，日后服务中国教会的行动方向。刚恒毅总主教来华后初驻汉口，后为便利教务而于1923年移节北京。他对中国教会的最初构思是：古老的中国，随着帝制的结束而垮台，而由于国民努力的工作和痛苦的挣扎，正在为一个新中国铺路。刚恒毅总主教认为传教事业，当本着《夫至大》宗座牧函的改革精神，关闭她过去的事业，而另开一个饱尝历史经验和富有新活力的新纪元，当脱离传教区过渡与筹备的性质而组织成立中国圣统制。
上海主教会议：
刚恒毅总主教来华之后，遂积极地准备召开全国性的教务会议。跨区的教务协作是教廷指示的方向，按照这个方向，中国教会曾于1874年被划分为五大传教区，各区不定时地召开教务会议，但现在是时候召开一次全国性教务会议了。为了能在教务会议中看到更多的中国面孔，除邀请五位国籍司铎参与会议筹备委员会之外，刚恒毅总主教还筹划建立国籍代牧区，即交由本地神职负责管理，而非托负给某一个传教修会管理的传教区。
全国教务会议于1924年5月15日在上海召开，42位代牧主教、5位宗座监牧、苦修会院长和各修会、各传教区代表参会。会议按照《夫至大》宗座牧函的理念研讨了中国教会统一的传教方向，制订了一套全备的传教法典；通过培育本地神职人员和选择国籍主教的议案，同时邀请有条件的代牧区成立国籍女修会；加强教会文化事业建设，每个代牧区至少拥有一座完备的教会中学。会议邀请众人发现中国文化的积极面向，以及可能的适应方法，比如中国化的圣教艺术。上海主教会议之后成立了三个工作委员会：分别为教理委员会、译经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全国教会通用的教理书很快就问世了；中文圣经译本则于半个世纪之后出版；教育委员会积极推动了教会文化传教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教会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参与。
国籍主教的祝圣：
1922年，教宗驻华代表来华时，中国教会包括55个传教区（含澳门、香港），计有主教61位，皆为外籍修会人士。建立本地天主教圣统制的第一步，应该是国籍主教的委任，刚恒毅总主教为此积极准备。早在上海主教会议之前，1923年12月，从湖北东境代牧区分划出蒲圻监牧区，委以国籍司铎成和德（1873-1928）管辖。直隶东境及西南境两代牧中又分出蠡县监牧区，委以国籍司铎孙德桢（1869-1951）管辖。1926年，直隶宣化代牧区、山西汾阳代牧区、浙江台州代牧区、江苏海门代牧区相继成立，均委以国籍神职管辖。
庇护十一继任教宗时，中国教友人数已达210万之多，他认识到中国社会时局的变化要求加快推动中国教会圣统制的建立过程，遂于1926年2月颁布《教会事务》宗座牧函，并决定亲自为中国籍新主教举行祝圣礼。刚恒毅总主教带领赵怀义（1880-1927）、陈国砥（1875-1930）、胡若山（1881-1962）、朱开敏（1868-1960），和上述成和德、孙德桢起程前往罗马。主教祝圣礼于1926年10月28日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举行。在欧洲服务中国留学生的雷鸣远神父亦赴罗马参礼。他曾通过比利时迈谢枢机（Désiré-JosephMercier, 1851-1926）建议教廷尽早祝圣中国籍主教，而且被祝圣的六位新主教中有他曾经多次建议的人选。
教宗庇护十一世亲自主持祝圣礼传递出如下讯息：圣座关怀中国，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这个国家，希望中国的权利与未来能受到各国的完全承认和尊重。此举也先知性地预示了多元文化在教会内共生的前景，这将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中得到确认。
1930年2月，教宗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前往重庆，为万县代牧区及顺庆代牧区祝圣两位国籍主教，同年12月，他又为山西汾阳祝圣新代牧主教。1933年，另有三位国籍主教在罗马由教宗庇护十一世祝圣。至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XII, 1939-1958在位）宣布成立中国教会圣统制时，中国教会计有137个传教区，其中99个代牧区，余下为监牧区，国籍主教计21位，国籍教务负责人（宗座监牧）7位。教宗庇护十二世擢升田耕莘主教（1890-1967）为枢机（亚洲首位），并委以北京总主教区总主教职务。
培育本地神职：
1920年1月6日，教廷传信部部长王老松枢机给各传教区发布指令：要求落实《夫至大》宗座牧函，又明确指示避免教务与政治事务的混淆不清，避免寻求地上王国的短暂利益。再次要求传教士不要试图在本地神职中间讲自己的原有语言，而应该努力学习传教当地的通行语言。王老松枢机还要求在各传教区创建新的修院。
毋庸置疑，培育本地神职人员并非易事，《夫至大》宗座牧函颁布之后，在华外籍主教们感觉受到召唤，同时也遇到一些困窘。中国社会要求神职人员具有深厚的中国语言及文化修养，而修士须要花大量时间学习拉丁文，并用外文研习士林哲学及神学。因此刘钦明主教在回复传信部1918年问询时所提出的悖论是不难理解的：国籍神职在哲学及神学造诣上不如外籍传教士；而在中国文化方面，他们又似乎赶不上国人知识分子，因为无暇兼顾，又因为当时中国多数教友为农民，修士们多出身贫寒，祝圣司铎之前与文化界来往甚少。无疑，一个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本地神职班的出现要求持续不断地努力。
上海主教会议响应《夫至大》宗座牧函及传信部王老松枢机的指令，决议在各地创建总修院。这些新建总修院的特点是直接与教廷传信部产生联系，教学水平寻求与欧洲的修院无异。1925年3月26日，刚恒毅总主教前往开封，会见河南省的全体主教，商讨建立河南总修院。刚恒毅总主教还推动在北京辅仁大学、开封总修院、香港华南总修院的建筑中融入本地元素，并以艺术为开端推动天主教会在华的本地化进程。先后成立的总修院有吉林总修院、宣化总修院、汉口总修院、济南总修院、大同总修院、成都总修院、南昌总修院、宁波总修院等11座。
刚恒毅总主教要求国籍修士们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并要求各传教区选派青年司铎到北京辅仁大学或者其它高等教育机构攻读人文社会学科。他亦于1927年创立本地修会主徒会，其宗旨是为国籍神职提供更好的培育，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在知识分子中间履行使徒工作。刚恒毅总主教还建议选派修士到罗马传信大学就读，以期让他们得到教会精神及学术方面更完善的培育。1922-1933年间，先后有40多位修士到罗马进修。
第二任教宗驻华代表蔡宁（Mario Zanin，1890-1958）总主教则推动了1938年“辅仁大学司铎书院”的成立。司铎书院不是修道院，而是依附辅仁大学，专门为司铎提供培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宗旨是为提高司铎文化水平，为教会中学及修院造就师资，远期目标则是文化传教并准备教会本地化发展的道路。
教宗本笃十五世的《夫至大》宗座牧函为当时的教会指明了传教原则，成功地使在华天主教会迈向地方教会建立及本地化发展的第一步。
今日中国大陆的教会圣统结构中，外籍传教士不再出席，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因为普世教会的图像似乎变得模糊，但一个地方教会拥有足够的本地神职，自己能够满全培育未来神职的使命，自己能够确保教务的运行及发展时，是这个教会团体走向成熟的时候。今日的中国教会可说是正处于这样的时期，她应该学习成为传教性的，因为教会本身是传教士，她应该学习成为“降生性”的，从基督降生成人的信仰中得到启示和力量，在中国文化中与人相遇，让生活在中国文化中的人与基督相遇。《夫至大》宗座牧函在中国开辟的新旅程还未完成，它应迈向明天：一个本地化的普世教会。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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