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我国多民族杂居的河湟地区，各民族在交往互动中广泛吸纳他者文化，形成了普遍的文化共享与融合现象，如宗教信仰的吸纳与采借、饮食文化的兼收并蓄、服饰文化的相互影响。由于地处青藏高原文化、中原儒家文化、西域伊斯兰文化等多元文化交汇之地，受主流文化区文化的持续补给，河湟地区并未形成某种文化一家独大的局面，各文化都有其相对固定的信仰群体和较为清晰的边界，从而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又相互制衡的多元文化格局。
“河湟”最早是指流经今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后来就将由黄河和湟水冲积而成的大片谷地称作“河湟地区”或“河湟谷地”。河湟地区所指的范围有小河湟和大河湟之说，小河湟指的是以西宁为中心的包括黄河流域和湟水河流域的青海东部农业区，大河湟则除了上述地区外还包括甘肃的一些地区。
河湟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带，在历史的长河中，羌人游弋、吐谷浑称雄、吐蕃争霸、蒙古逐鹿、汉人西进，多民族登场，又由于地处中原通往中亚、西藏的孔道，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道家文化、各种原始信仰在此交融汇集，河湟地区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共存、多种宗教信仰共生的民族走廊和文化熔炉。生活在这里的汉、藏、土、回、保安、东乡、撒拉等民族，虽有各自独特的信仰共同体和文化圈，但在千百年的交流互动中，这些分属于不同文化形态的民族交错杂居一处，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吸纳，我们从这些民族的文化中既能看到共生、共享，也能看到约束与制衡，这与河湟文化的生成、发展和运行的内在机制密切相关。
一、河湟地区多元文化的多维透视
文化是人类在千百年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受特定的地理环境、社会形态、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其生成模式、演变轨迹、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文化是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既有明显的区域特点，又有丰富多彩的民族个性。要理解河湟地区的文化内涵，必须要尝试用多棱镜从多个层面去透视和观察。
若以宗教类别为观测点对河湟地区的文化做一个横切面，我们可以看到既有根植于中华本土的道教文化、儒家文化和各种民间信仰，也有源自域外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这些宗教文化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吸纳、相互影响，如佛教文化与青藏高原的苯教相结合而演变成藏传佛教，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道教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伊斯兰门宦制度，各制度化宗教吸收了众多的民间信仰成分。
若以文化源流为观测点对河湟地区文化做一个纵切面，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既有基于中华本土生成的各民族传统文化，也有民国以来传入的西方文化，还有引领时代潮流的现代科技文化等多种文化成分。在人类社会步入21世纪的今天，河湟地区民族传统文化依然浓厚，但现代文化和域外文化并未却步于外，已嵌入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传统的挣扎与现代的浸入在此不断上演。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河湟地区的传统文化正在经历着自新、重构的涅槃的过程。
若以生计方式为观测点对河湟地区文化做一个右向切面，可以看到这里居民的主要生计方式有农耕、游牧、商贸、城市生活等。多元化的生计方式是河湟地区多元文化生成、发展的基础和赖以存在的根本，如游牧文化是藏、蒙古等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农耕是汉、回、撒拉等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商贸文化是汉族和各穆斯林民族均有的生计方式。商贸文化是连通农耕和游牧的主要渠道，是不同民族交流互动的重要方式。都市文化是随着城镇的兴起和现代城市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化，代表的是市民文化和现代生活。随着河湟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牧民定居工程和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都市文化已经成为该区域生计文化中的后发文化。
若以地理环境为观测点对河湟地区文化做一个左向切面，可以看到这里有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草原、荒漠等复杂的地理环境，与之相对应的是青藏高原文化、黄土高原文化、草原文化和荒漠文化等。这里的每种文化的生成、发展、演变无不与这里特定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正是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使各种文化的独特性得以发展和存留，也使得多样的文化在交流中互补、共存。
从不同视角对河湟地区文化进行解构，可以看出多民族杂居地区文化明显的多元性与显著的独特性，这些文化自身的发展特点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方式都会对多民族杂居地区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二、河湟地区多元文化相互融合与共生现象及其原因
在历史发展演变中，河湟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相互吸纳，形成了普遍的文化融合与共生现象。就像长期研究该地区历史文化的杜常顺所言：“从历史时期以来，河湟地区各民族间就结成了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吸收的多元多边的互动关系，这种文化互动与河湟地区共同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紧密相随并产生了重要影响。”[1]
(一)河湟地区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共生现象
1.宗教信仰的吸纳与采借。漫步河湟地区，宗教文化的兼容并蓄现象随处可见，很难用单一的民族宗教信仰去分析和诠释所见到民间文化类型与信仰体系。例如，回族“受汉族风俗的影响，有些地区流行‘吹都阿’‘写都阿’的方式治病驱邪，让病人将写好的‘都阿’或吞服，或张贴房内，或随身佩戴，以示驱邪镇魔，使‘都阿’这一由原来意义上的宗教祈祷形式演变成类似咒术的迷信活动了”[2](14)。这显然是回族将汉族的“画符送病”习俗吸收后，用伊斯兰教特有的“都阿”来表现的文化特色。在青海的循化县，“汉族也有到庵古录拱北祈祷、布施、烧香求缘者”[3](752)。拱北本是伊斯兰教门宦已故首领的墓地，是本门宦信徒到此瞻仰、诵经、修行的地方，为伊斯兰特有，而循化的汉族却将其等同为庙宇佛寺，而回族也接纳，其事之奇妙难以简述之；青海民和县的汉族“在信仰上有这样的特点：不细分道教、佛教，更不细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常在同一场合下宴请不同宗教人员进行法事活动”[4](579)。“在贵德汉藏群众共同修建文昌庙，对它们的祭祀方式也是汉藏糅合，庭院中置有煨桑炉，文昌塑像上戴着哈达的现象”[5]。可见，在河湟地区，宗教文化的融合现象十分普遍。
一些著名的宗教建筑中也体现出了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相互借鉴与吸纳的现象。例如，青海西宁的东关清真大寺在大殿和唤醒楼上建有藏传佛教的饰物。据清真寺阿訇介绍，民国时期东关清真大寺重修期间，大通广惠寺、互助佑宁寺慷慨捐助木料，乐都胜番沟汉族范姓将家坟中一棵参天巨松献出，这些木料被用作大殿内的柱子。大殿建成后，拉卜楞寺的僧众集资捐送了两个藏式鎏金金幢和一个鎏金宝瓶作为贺礼，被西宁的穆斯林树立在了大殿屋脊之上。1936年(民国三十五年)，东关清真大寺扩建时，建成了两座唤醒楼，塔尔寺赠送了两尊鎏金宝瓶作为贺礼，也被西宁的穆斯林镶嵌在了塔顶。伊斯兰教嘎地林耶门宦三大圣地之一的临夏大拱北，就融合了许多道家文化，“‘大拱北’深受道家哲理的影响，与道家思想很接近，因此，嘎地林耶有‘清真道士’或‘清真和尚’之称。大拱北既承认自己的教门是逊尼派的哈乃斐派，同时也承认是苏非派的嘎地林耶。”[6]其创始人祁静一在传教时还把伊斯兰苏非主义文化与中国道教思想结合，所以其专职的宗教教职人员均为出家人，他的拱北就明显受道教影响，其墓庐为砖木结构的3层八卦形，拱北中对联“非空非色，全凭用命寻元真；莫分宫三乘，道原一以贯之”更是将道教思想与伊斯兰理念融为一体。
2.饮食文化的兼收并蓄。河湟地区饮食文化中的文化融合现象也不鲜见。以饮茶习俗为例，河湟地区曾是茶马贸易的前沿，各民族都有熬砖茶待客的习俗，并衍生出了各具特色的茶文化。穆斯林的盖碗茶习俗是对河湟地区茶文化的独特诠释，藏族、蒙古族饮奶茶的习俗是对这里独特茶文化的另一种彰显。汉、藏、蒙古、土等族都喜爱饮酒，每逢有贵宾临门必以好酒款待，蒙古、藏、土等少数民族特有的“敬酒歌”是其好客与豪爽的民族性格之使然。这里的汉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等都有炸“油饼”和“馓子”的习惯。汉族、藏族、回族等都有食用炒面的习俗，藏族称为“糌粑”，食用时加酥油，回族、汉族或干吃或加少许水拌湿食用，等等。
3.服饰文化的相互影响。由于共同的生产方式和环境条件，河湟地区许多民族的服饰十分接近。“生产习俗的放牧、剪羊毛、打酥油等都是一样的；饮食习惯都以吃牛羊肉和酥油炒面、喝奶茶为主；婚俗也大体相同，多以牛、马、羊、氆氇、绸缎等物为聘礼……长期的水乳交融使一些地区的蒙古族、藏族群众同时会两种语言，有些蒙古族除穿本民族的服装外，也穿藏族服装，令粗心的外地人一时分不清他们属于哪个民族。”[7](4)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河湟地区的各穆斯林民族之间，男子都带白色的圆顶小帽；女性要么带盖头，要么带白色或浅蓝色的圆柱形白色小帽，人们很难仅从装束上分清回族、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
4.文化艺术的共享。河湟地区的土、回、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在婚宴上都有独特的“宴席曲”，它是热闹而又隆重婚礼上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常给婚嫁场面增添了不少喜庆和欢乐。在河湟地区的汉、藏、回、保安、东乡、撒拉、土等民族当中还流行一种称为野曲的“花儿”，演唱语言为汉语，是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瑰宝。无论在田间耕作，山野放牧，外出打工或路途赶车，只要有闲暇时间，他们都会吼上几嗓子情浓意长的“花儿”。
可以说，每种文化都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它既能适应复杂的环境，也能向其他文化系统渗透，还能将其他文化渗入的因子改造后为我所有，这是文化张力使然的结果。文化的张力是一种无形的磁场，具有辐射功能和吸聚功能，任何外来文化进入其文化系统，必然要经过其传统文化的洗礼，只有被改造，才会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河湟地区各族文化正是在其传统文化的张力影响下，吸收他者文化，影响他者文化。因此，我们从生活在这里的许多民族中都能找到共性的文化或相似的文化。
(二)河湟地区多元文化之间共生共享现象产生的原因
“文化共生是指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健康进步文化之间的多元共存、相互尊重、兼容并包、相互交流互动和协同发展的文化状态。”[8]河湟地区多元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演变就是多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纳的结果，是多种文化圈相互渗透的过程，也是不同文化分化、重构、再生的历史演进过程。具体而言，河湟地区多元文化共生共享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迁徙导致的文化传播。河湟地区既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也是国内重要的民族走廊。自远古时期开始这里就是不同民族南来北走、东进西出以及多元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场所。例如，吐蕃与唐王朝的战争使得青藏高原文化向各地传播，而藏传佛教在元明清时期的兴盛使得藏族文化为更多民族所接受。蒙古人的东征，使蒙古高原的文化成为了这里的主要文化之一，明代河套蒙古部落进入青海寻找牧场、明末固始汗向青藏进军进一步增强了蒙古文化的势力。蒙元时期随蒙古大军进入的穆斯林，使伊斯兰文化在河湟地区传播范围更广，门宦的兴起与传播使得伊斯兰文化为人们所熟知。历代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移民屯垦等使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在这里与其他文化激流荡漾。民族的迁徙打破了民族隔绝状态，形成了河湟地区现有的民族杂居的居住格局，使青藏高原文化、蒙古草原文化、中亚西域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在此交融汇集，每种文化既相互吸纳又保持特色，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格局。
2.独特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具有共性的文化。河湟地区位于黄河上游，这里的高山草甸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境内的黄河、湟水河、大夏河、洮河等河流流经的区域是农业开发的理想场所。因此，人们的生计方式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或农牧兼营。就像有研究者所说：“地理环境的优劣影响着民族融合的进程。优良的地理环境加速民族融合的进程，而封闭的地理环境则延缓民族融合的进程，相邻或相似的地理环境更易造成民族融合。”[9]生活在相同或相似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常常在生计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有高度的融合性。在河湟地区，小麦是主要的粮食作物，胡麻是主要的油料作物，除此之外，人们还种植青稞、糜子、燕麦、土豆、玉米等。大多数农牧民都喜欢抽旱烟，这与寒冷的气候有关，因为夜间“水烟筒即吸即冰”，所以“用长杆旱烟，便无此患”[10](123)。同时，由于天气寒冷，无论在农区还是牧区，人们都用羊皮做衣服，蒙、藏等有羊皮长袍，回、汉等民族有羊皮长袄。
3.多元文化场域中形成了特有民族文化心理。河湟地区生活着汉、藏、蒙古、回、撒拉、保安、东乡、土等多个民族，有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汉传佛教、儒家文化、基督教、各种民间信仰、现代文化等。在文化多样性的场域中，河湟地区各民族形成了宽容的文化心理。宽容就意味着承认他民族、他文化与自我的差异性，能在发展中求同存异，在自我的发展中尊重差异。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宽容的民族心理久而久之融进每一个民族成员的心里，成为构成民族心理的要素之一，这种民族文化心理使民族关系更加和谐，文化交流更加顺畅。正是在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场域中形成了宽容开放的心理，河湟地区才有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多民族和谐与共的局面。
三、河湟地区多元文化相互制衡现象及其原因
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体，既有整合民族内部成员的凝聚力，也有抵御他民族文化侵袭的防御力。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区，各种文化系统中都会有异文化的因子，这是文化渗透的结果，同时，各种文化能够共存而未被完全同化，这是文化制衡的结果。
河湟地区多元文化现状的形成与发展，是藏传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这三种文化圈相互制衡、相互吸纳、相互影响的结果，现代文化已经成为了第四种影响力量，正在不断渗入河湟地区传统文化之中。各种文化势均力敌、竞相发展，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态势。出现这种文化多元与相互制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河湟地区具有广阔的地域，可以为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地域空间。例如，甘南草原和青海湖边的草场为藏族提供了游牧场所，河湟谷地和黄土高原为汉族提供了宜耕之地，各穆斯林民族农牧商兼作。各民族之间不存在生存空间竞争的危机，每个民族都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为各文化圈提供了足够数量的载体，各宗教都拥有足够规模支撑自己发展的信众和信仰区域(如民族、部落、教区、寺坊等)，这为多元文化的存在奠定了一定人口基础和地理空间。
其次，河湟地区地处多元文化交汇之地，可以得到周围主流文化区的持续补给，使各文化形成了均势制衡的局面。河湟地区紧临三大文化圈的主流区，主流文化区的持续补给使每种文化都能繁荣昌盛，不至于出现一种文化独大的局面，或者某一种或某两种文化被同化的现象。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发展不仅有当地的文化基因，也受川藏地区藏文化的不断补给。伊斯兰文化在河湟地区的发展史，既是中东中亚文明不断东传的结果，也是伊斯兰文化在河湟地区重构、衍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伊斯兰文化受到国内外伊斯兰文化的从东西两个方向的双向补给。儒家文化向边疆发展历千年而不变，而且在当地的适应性和再生能力极强，儒家文化的补给毋庸多言。所以三种文化势力均衡，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
总之，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物质和精神综合体，既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凝聚力，也具有抵御他文化侵袭的防御力。在多民族多文化的场域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文化融合现象，这是文化渗透的结果；我们也能看到各种文化共存一处，这是文化制衡的结果。河湟地区各民族在历史发展演变中，既对他者文化不断改造与吸纳，还将自身文化向临近民族辐射渗透，在区域内形成了普遍的文化融合现象。同时，受文化排斥力的影响以及主流文化区的持续补给，河湟地区文化的多元性得以彰显，形成了一个相对动态的制衡局面。
名山名寺名观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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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世奎．青海风俗简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3]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志[Z].北京：中华书局，1995.
[4]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民和县志[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5]何启林．论青海民族文化的多元和谐[J].青海社会科学，2007(5).
[6]青海的伊斯兰教[EB/OL].新华网·青海频道，http://www.qh.xinhuanet.com/2009－11/25/content_18331215_5.htm.
[7]朱世奎．青海风俗简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8]邱仁富．文化共生与和谐文化论略[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2).
[9]张济容．浅析地理环境对民族融合的影响[J].历史学习，2004(10).
[10]裴景福．河海昆仑录[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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