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总统选举之后纷争不息，颇值关注、了解和品评。为此，我特意请教我的一个同事。她出生在伊朗，曾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据她介绍，伊朗实行的是神权政体，采用伊斯兰教法作为全社会的法律根据，最高权力在监护委员会，其中一半成员是神职人员，最高精神领袖掌握军权，其他宗教允许存在，但是其信徒不能担任政府要职，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她说，有些自由开放的穆斯林思想家认为伊斯兰教和民主未必互相排斥，反对的只是神权政体，结果，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都在遭受压制、打击和流放。
其实，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无论是什么宗教，无论是多好的宗教，都会带来社会问题，带给民众灾难，包括专制独裁、扼杀科技、践踏人权、宗教战争、民族战争等。西欧中世纪和近代是这样，中东古代和当代是这样，远东古代和现代也是这样。
另一个事实是，无论什么宗教，都有唯我独尊的倾向，都有一些信徒，希望自己的这个宗教一统天下，甚至努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宗教，直至垄断整个社会。与此同时，政权历来也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维护其统治，包括给其政治权力披上一件神圣的宗教外衣。结果，某个特定政权与某个特定宗教组织联手，政教合一，便成为人类历史上很多国家的实践。
但是，宗教信仰是人心的事，人心天生是自由的，一旦有了强迫，便失去其宗教本然的自由自在志趣。历史事实证明，政教合一的结果，并不能够在人们的内心里推进某个宗教，只能是宗教被政权所利用，宗教组织因此走向腐败，宗教神职人员趋向堕落。相信很多人都能想到古今中外的这种例子。这个道理，却一直到近现代，才被启蒙运动中一些先知先觉之士看透，因此主张和鼓吹政教分离。这成为现代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政教分离最早在美国付诸实践，其过程并非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甚至可以说是由历史的偶然因素造成的。当初清教徒由于在英国和荷兰遭受宗教迫害而来到美洲新大陆，是为寻求宗教自由而来，但是他们所建立的马萨诸塞殖民地却并没有主动给其他人宗教自由，而是确立公理会为官方宗教。英国皇家创建的佛吉尼亚殖民地，则秉奉英国国教安立甘宗（圣公会）为官方宗教。尽管圣公会和公理会都算是基督教里面的不同教派，但这两个教派在英国曾经进行过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争斗。在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最初13个殖民地中，其中大多数有自己特定的官方宗教教派，并以此歧视甚至迫害其他宗教和教派的信徒。当这些殖民地要组成联邦时，没有哪个教派可以被所有的州接受为官方宗教，最后达成妥协，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形式确定下来：国家不独尊任何一个宗教，也就是不立国教，政府和宗教组织完全分开。
当然，这个结果也不是纯粹的偶然。美国开国那一代政治精英深受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因此才会接受甚至推动政教分离，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历史上，总有一些宗教人士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宗教教派。但是，美国的法律制度、舆论监督、知识分子和公民社会，不断维护着政教分离的原则。
政教分离原则既是宗教多元化的结果，又成为进一步宗教多元化的原因。美国的政教分离制度由于基督教多元教派的现实而建立，建立以后又导致很多新教派纷纷兴起。更具挑战性的是外来宗教。当100多年前大批天主教徒和很多犹太教徒移民到美国以后，有些人试图维护基督新教的独尊地位，歧视和排斥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但是，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和宗教精英们不屈不挠地维护了政教分离原则。经过几十年的磨合，到了20世纪50年代，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得到完全接纳，甚至选出了天主教徒肯尼迪做总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移民大量涌入，又带来了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很多新的更加不同的宗教。从此美国进入又一个磨合期，不时听到排斥其他宗教的言论。但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和公民社会，包括很多基督教教派组织，都成为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坚强力量。
尽管政教分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偶然的历史因素造成的，但是却成为走向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一旦付诸实践，其对于社会治理的积极效果就日益显示出来，美国建国以来200多年，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或大规模的宗教暴力冲突。政教分离对于宗教自身的健康发展的积极效果也逐渐明朗起来，美国的宗教并没有走向衰落，反而在欧洲那些有国教残存的国家，传统宗教教派日益失去信众。因此，欧洲各国纷纷效仿，采纳和推进政教分离。中国作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也第一个在亚洲采纳了政教分离这一先进的现代性原则。尽管民国初期有过反复，而且其付诸实施的过程也被战争和动乱所阻滞，但是在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中，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是被相当普遍地接受并坚持下来的。
现在看到有些颇有影响的人的有些言论和举措，不能不令人担忧。在政教关系上，伊朗算得上是一个镜鉴。回头路，不可走！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此岸彼岸”专栏200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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