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英国选择脱欧、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法国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的崛起，以及新选择党成为德国国会的第三大政党，西方世界似乎已经出现了某种政治新现实。这种政治新现实的主要驱动力量，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人口趋势变化导致的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
这里的讨论涉及到两组重要概念，需要做一简要说明。
第一组概念是文化多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在非学术文献中，这两个概念是经常被混用的，但学术文献往往需要对这两者作出区分。文化多元主义，通常是指存在主导文化的基础上，强调对少数族群文化的尊重以及不同文化的共存现象。
第二组概念是族群宗教多样性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本文所用的族群宗教多样性，是指一个社会中人口族群宗教多样化的结构与比例，更多是指一项客观的人口数量指标;而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等同于文化多元主义的概念，是指一个社会中不同族群宗教群体之间呈现的在政治及文化上的异质性程度或政治分化程度。
总之，本文希望为理解当今西方政治的新现实，特别是为理解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提供新的分析框架。
西方政治的新现实及其直接成因
跟此前的总统大选相比，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新现实是左、右选民政治分歧程度的提高。在左翼，跟希拉里·克林顿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伯尼·桑德斯已经非常接近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过去，人们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如今这一例外可能已经消失。在右翼，代表共和党参选的右翼政治新人特朗普并不站在共和党的传统立场,他在主张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率和废除奥巴马医改方案的同时,还主张要退出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控制移民规模、修筑美墨边境高墙以及限制部分伊斯兰国家居民入境等。这些政纲意味着,特朗普在右翼立场上比主流共和党人走得更远。根据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皮尤(Pew)研究中心的民调,从1994年、2004年到2017年，美国民主党选民和共和党选民在主要政治经济议题上的意识形态分歧，都呈现出显著的扩大趋势。
与此同时，欧洲也出现了政治新现实。英国政治的新现象是脱欧派在2016年6月的公投中胜出以及如今保守党坚定的脱欧立场。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年仅39岁的政治家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带领他的新政党“法国前进!”，一举赢得总统与国会大选。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也异军突起,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赢得了全部选票的1/3。而法国两大传统主流政党共和党与社会党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仅拿下577个议席中的136个和45个。这意味着法国政党体制已经发生重构。在2017年的德国大选中，现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只获得了709个议席中的200个议席;而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却实现了异军突起，一举拿下12.6%的选票和94个议席，成为国会下院第三大政党。
简而言之，如今美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呈现三个主要特点:第一，选民政治分歧程度进一步提高，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分化加剧;第二，右翼或极右翼政治力量得到强化，法国国民阵线和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极右翼政党快速崛起;第三，部分主要国家的传统政党出现了衰落，政党体制面临重构的压力。
那么，西方何以呈现这样的政治新现实呢?总体上，这里有两个主要驱动因素: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导致了欧美社会内部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分化、经济不平等的提高以及阶级分歧的上升;二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人口结构的变迁，特别是人口结构族群宗教多样性的大幅提高。两者相比，人口结构因素更为重要，其政治影响也更为深远，给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也更大。
总之，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一个主要趋势是，人口结构正在从欧洲白人族裔的基督教人口主导，转型为人口族群宗教结构的多样化，人口结构的异质性程度大幅提高。那么，为什么这种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会在最近一些年当中产生如此重大的政治影响呢?这里有两层主要逻辑:第一，人口结构变化对政治领域的影响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比如，如今美国欧洲白人族裔人口已经下降至2/3，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已经达到5%，这些数据或许已经构成重要的“临界点”。第二，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最近几年西方国家有宗教背景的恐怖主义事件的频繁发生，以及2015年以来的欧洲难民危机，都成了最近几年跟族群宗教有关的政治议题快速升温的催化因素。
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崛起的政治后果
西方国家人口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引发了国内社会政治分歧的上升，而这又会导致潜在政治冲突的增加。具体而言，这里包括了三种互相关联的机制。
第一，在民主价值观方面，移民群体跟西方世界的主流人群存在显著差异。比如，截至2016年，美国有超过5000万西班牙语族裔的人口是源于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和移民后代。有理由相信，这些西班牙语族裔移民的民主价值观，跟原先生活在美国的欧洲白人族裔基督教人口的民主价值观存在着显著差异。有研究认为，拉丁美洲地区公民的民主价值观并不稳固，相当比例的公民仍然持有威权主义或半民主的价值观。
第二，移民群体基于族群、宗教、国家的政治认同，跟西方原先主流群体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这同样可能对西方民主政体构成压力。不少研究揭示，跟拉丁美洲与亚洲移民相比，欧洲移民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程度普遍很高。另外，如今的移民规模更为庞大，他们更容易形成一个个聚居区，这样就更难被同化。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的开头，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西班牙语族裔的移民对美国是否真的有国家认同?
第三，人口结构中族群宗教多样性或异质性的提高本身——无论这种异质性是否跟民主价值观或政治认同有关——同样会对自由民主政体带来压力。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随着一个国家族群宗教异质性程度的提高，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可能被削弱。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认为，基于宗教、语言、种族、族裔集团的亚文化多元主义对自由民主政体存有负面影响，甚至“多元亚文化的压力相当大的国家不大可能实行竞争性政治体制”。
自由民主政体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结构性困境
面对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面临着某种结构性困境。这里首先要理解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在应对这一问题上的不同。对一个威权政体来说，具有不同族群宗教背景的大量移民进入之后，它可能挑战的主要是威权政体的统治能力。在威权政体下，移民群体无法获得正式的政治参与途径，其可能的政治表达来自于政治反抗。
但是,自由民主政体对多样性的包容不是无限的。当它面对大规模的、政治与文化上差异性极大的移民群体涌入时，这种政体也可能束手无策。关键问题在于，当遭遇族群宗教多样性大幅度提高之后，西方民主政体面临着政治上的几种不对称结构。
第一种不对称结构，可以称之为不对称的自由原则。这里的不对称是:自由民主政体需要尊重包括移民在内的每一个人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及言论自由等，这是一种普遍自由规则;但移民一旦成为合法公民,他们不仅拥有全部的自由权利，而且拥有了反对普遍自由规则的自由，他们甚至可以就此进行政治抗争。
第二种不对称结构，可以称之为不对称的民主规则。这里的不对称是,自由民主政体需要尊重所有民众(包括移民群体在内)的政治参与权利，并且需要借助自由协商与多数规则来决定公共事务，但来自欧洲以外的少数族裔移民群体更有可能缺乏政治认同，民主规则意识淡薄，甚至以政治抗争来反对既有的自由权利与民主规则。
第三种不对称结构，是由上述两种不对称原则导致的不对称的权力与权利结构。这里的不对称结构是，自由民主政体下的国家需要按照政治规范来运作权力，需要遵守民主宪法与规则意识，甚至也需要守卫已然形成的“政治正确”原则，但拥有公民身份与自由权利的移民和移民群体，并不一定会尊重宪法与基本规则，并不一定会信奉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观，甚至还拥有成为“不忠诚的反对派”的权利——而即便他们成为自由民主政体“不忠诚的反对派”，他们的自由权利仍然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西方世界的战略选择：外部政策与内部政策
那么，西方国家会如何应对族群宗教多样性提高带来的结构性困境呢?其实，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上有过非常成功的经验。美国过去一直被称为“大熔炉”，意指具有不同族群宗教背景的移民抵达美国以后,基本上都能融入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政治共同体，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分子，并能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尽管如此，这个大熔炉实际上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最初的定居者主要是来自英国的新教移民，后来则主要是来自西欧白人族裔的基督教移民，再后来才是来自东欧白人族裔移民。美国的这种移民来源结构一直维持到了19世纪末。
19世纪晚期，美国移民政治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华裔劳工增加引起了美国国内社会的反弹，最终导致1882年“排华法案”的通过。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对此当然非常不满。但排华法案的出现本身却有着特定的政治逻辑。该项法案的提出原因，是有议员认为华人劳工很难被同化，而这对美国社会来说可能是一个威胁。所以，有议员主张:“门必须被关上。”跟今天相比，那个时代的美国政治家和立法者要现实主义得多，也更少讲究后来意义上的政治正确。1882年以后，尽管美国移民政策经历过或松或紧的不同时期，但直到1965年新的移民法案被通过之前，他们一度长期实施族裔或国籍来源地配额制政策，即根据当时美国人口的族裔比例构成来决定相应族裔或国籍来源地的移民配额数量。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移民政策更保守主义、更现实主义、更民族主义，也不讲究后来的“政治正确”原则。
然而，今天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移民不再是来自欧洲或西方世界的内部，他们的主体不再是白人族裔的基督教群体。面对这样的人口结构巨变,西方世界究竟应该选择何种应对的战略呢?分析可能的战略，首先需要分析它们的约束条件。西方国家面临着两种主要的约束条件:一种是结构性的，一种是制度性的。
两个主要的结构性约束条件是全球化与人口趋势。对西方国家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速的全球化几乎不可逆转，全球贸易、投资与人口流动等指标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不仅会继续维持，而且可能还会继续深化。从人口结构来看，西方国家目前人口结构的族群宗教异质性程度已经大幅提高。在可预见的未来，移民作为一个全球现象，其驱动力尚未衰竭，而西方社会内部白人族裔生育率的显著降低和少数族裔拥有相对更高的生育率，也是一个基本事实。
西方国家还面临着几种主要的制度性约束条件。首先是西方国家是自由民主政体。这意味着合法移民不仅跟其他公民拥有同样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而且他们一样可以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亦可借助政治动员、政治抗争等手段发挥更大影响力。其次是欧美社会基本都实行福利国家政策。这既是它们吸引移民迁入的直接诱因之一，也导致了移民会增加社会福利成本。最后是欧美国家民主运作以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为主要平台，而移民既有可能成为重要政治议题，又可能成为重构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比如，美国民主党在移民议题上通常立场温和，原因在于获得投票权的移民往往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结论：西方政治可能的前景
从美国到欧洲，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某种政治新现实。国内社会政治分歧增加、右翼或极右翼政治力量崛起以及传统政党体制遭到冲击的背后，主要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巨变和族群宗教多样性的上升。对于部分异质性程度很高、不认同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政治秩序的移民群体而言，西方自由民主政体能否有效地包容这种多样性，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总体上，目前西方国家更有可能采取“向右转”的战略来应对这种结构性困境。在外部政策上，西方国家的人口流动政策将更有可能从过度的全球化转向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内部政策上，西方国家的族群宗教政策将更有可能从“自由的”文化多元主义转向更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立场。当然，一个特定国家是否能够采用这样的战略选择或政策组合，则取决于很多实际的政治条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西方世界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丰富的多样性。就国别而言，西方政治版图上那些移民比例相对较低、移民的族群宗教背景跟原先主导族群差异性较低、移民的政治同化较为成功的国家，未来就更容易应对这方面的问题，由族群宗教多样性带来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也更为可控，它们大致上能够更成功地应对族群宗教多样主义带来的挑战。但如果是相反的情形，由族群宗教多样性带来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就更难以控制，这些国家就更容易陷入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的结构性困境。
在可预见的将来，西方国家很可能会因为应对族群宗教多元主义挑战的能力不同，而产生新的政治分化。有的国家会走向新生，而有的国家则面临着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对于每一个西方主要国家来说，究竟会面临一种怎样的政治命运，恐怕只有时间才能作出最终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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