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学者奥拉西欧·维尔宾斯基（Horacio Verbitsky）在四卷本的阿根廷政教关系史的前言部分用了一连串的问题来表明自己写作的原因：
“为什么拉美其他在国家安全主义影响下的独裁政权没有获得教会义理方面的支持，而1976到1983年之间的阿根廷独裁政府却得到了？为什么在智利、乌拉圭和巴西，天主教会都成了被迫害者的庇护所，而只有在阿根廷教会却成了他们的灾难？如何理解提供给独裁政权合法性的教会上层（Jerarquía）在拉美所有的天主教会中声誉不佳的事实？为什么拒绝了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邀请的保罗六世（Pablo VI），会欣然接受阿根廷军政府魏地拉（Videla）和马萨拉（Marssera）的邀请访问呢？”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作者追溯了阿根廷天主教会自二十世纪以来与阿根廷各届政府的关系与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漫长的岁月中，天主教已成为了阿根廷民族认同中的重要部分。反对天主教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破坏阿根廷的民族性（La Argentinidad），意味着反对这种建立起来的民族认同。在这样一种“民族”与“教会”前途紧密相连的情况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教会上层才会选择支持犯下种种暴行的独裁政府，因为毕竟他们抵御了共产主义思想对天主教思想的侵害，消解了教会下层左派团体中出现“平行教会”（Iglesia Paralera）的可能，保卫了阿根廷正统的“民族特性”（nacionalidad）。
实际上，这种强调天主教是阿根廷民族特性中关键部分的论调，不仅局限于教会人士与各届政府或军队的言辞中，还体现在各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社会运动之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论是在意欲通过暴力革命追求平等社会的左派，还是在信奉自由主义推崇市场改革的右派，亦或是在宣称“第三条道路”的贝隆与贝隆主义中，都曾出现乐于宣扬自己与天主教思想一致性与协调性的重要派别或运动。不仅如此，所有这些运动都有意或无意地利用天主教思想与自身所持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来表明自身的“正统”与“爱国”，并以期取得运动的成功。换句话说，在阿根廷想要发起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借重于天主教不一定成功，但反对天主教则基本上会失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便代表了阿根廷。天主教所宣扬的神学信条、所维持的道德秩序、所传承的经验情感以及所创造的仪式象征构成了阿根廷“民族特质”（Nacionalidad Argentina）的关键部分，并持久地流传了下去。对于这种现象，一些学者称之为“天主教民族（国家）的神话”（Mito de la Nación Católica）。
在本尼迪克特（Benedict）看来，近代意义上的“民族”等于“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特质”并非先在的实存，而是“民族主义”（Nacionalismo）出现后的产物。如果按照这一思路，我们便可以将“阿根廷天主教成为阿根廷民族特质的重要部分”看作“阿根廷天主教参与构建该国民族主义”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要想弄清阿根廷天主教为何会成为阿根廷民族性的重要部分，就必须研究天主教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参与构建阿根廷民族主义的。具体说来，对于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我们尽量不要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一概而论，而是最好选择某一特定时期，并了解在这一时期内民族主义所追寻的具体目标为何。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准确地把握特定时期内民族主义的具体内涵，甚至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一幅民族主义的演变轨迹。
本文的目的便在于尝试着讨论1880年到1930年间阿根廷的天主教是如何参与构建这一时期阿根廷的民族主义的。根据当时实际的社会情形，这一大问题又可以细化为许多相互联系的小问题，其中包括：首先，在这一特定时期，所谓的“民族主义”追寻的具体目标为何？其次，天主教为什么会有机会参与到这一构建进程中？它又是通过哪些具体方式参与进这一进程的？最后，天主教的这种参与构建的行为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结果又对阿根廷今后的政教关系和国家走向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本文希望能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基本厘清阿根廷天主教参与构建民族主义的历史进程以及这一进程中的前因后果。
一
虽然早在1816年，土库曼议会就通过《独立宣言》宣告了独立，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各省份对“中央集权制”或“联邦制”的选择差异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大大小小的考迪罗（Caudillo）割据一方，争战不休。政治上的分裂使得这一时期的阿根廷还很难被称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国家。1853年的宪法以及1860年的总统令虽然确定了“阿根廷共和国”（República Argentina）这个名称在法理上的地位，却也无力改变权力分散的政治局面。直到1880年罗加（Roca）将军上台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稳固阿根廷国内政治局势的改革措施才使分裂的年代逐步得以终结。在这段时期，阿根廷教会对政府以及社会的影响虽然与殖民时期相比有所减弱，但出于宗教传统的延续，天主教会依旧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并成为了考迪罗独裁者们必须要考虑并时常加以利用的一点重要因素。天主教依旧是拉普拉塔河地区传统的重要代表，同时天主教也与其他传统一样，随着这个新兴国家的发展而逐步变化向前。
政权的统一与经济的发展使得阿根廷逐步成为了移民者所青睐的目的国之一。与此同时，阿根廷的政治精英们回望欧洲与北美，期望建立一个与之类似的，以自由市场为基础并能接纳众多外来移民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缓解国民人数偏少以及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阿根廷政府开始逐步实施系统的移民计划。从1880年到1930年间，大约有400万的欧洲移民来到了高速发展中的阿根廷，其数量几乎占到了阿根廷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短时期内来自不同国家的大量移民给“正在形成中”的阿根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结合当时阿根廷国内外的局势，这一冲击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短时期内大量移民的到来，带来了不同的语言文化与习俗传统。来自欧洲各国的文化习俗使得阿根廷显得更加欧洲化，或者说“世界化”了（Cosmopolitismo）。这一“世界化”的进程淡化了阿根廷本来就不甚成熟的种种特质。政治家萨瓦略斯（Zeballos）就曾感叹道：“我们将被迫成为一个年均接收五十万移民的中心，总有一天我们会发觉这个国家将会变得没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特征甚至自己的旗帜。”其次，随着不同风俗习惯一起到来的，还有当时欧洲流行诸如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之类的左派思潮。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移民群体内逐步出现了各类不同的左派工人组织。这些主要由移民群体组成的左派团体，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对阿根廷政治精英期望中的“自由主义旗帜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了威胁，更重要的是给予了大批移民所缺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进一步固化了“外来者”和“阿根廷公民”之间的差异，使得新来移民接受阿根廷传统、融入阿根廷社会的意愿降低。
不仅如此，在那样一个欧洲大陆开始急剧扩张殖民的时代，这两股冲击使得宗主国对阿根廷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意大利国内，一些政治家开始宣传阿根廷是意大利“天然殖民地”（Colonia Espontánea）的事实，试图让阿根廷成为意大利“南美飞地”（Enclave）的声音一时间不绝于耳。
这些随着庞大移民一起到来的冲击给当时的阿根廷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并对“形成中的阿根廷民族”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尽快地使这些新移民融入到阿根廷社会之中，如何让他们对这个国家产生归属感并让他们认同“阿根廷”这一新的民族身份，便是当时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无疑成了这一时期建构中的“民族主义”想要追寻的目标。出于这一目的，阿根廷的政治精英开始反思之前他们对于阿根廷国家前途的定位，那种将阿根廷建立成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一个“愿意接纳任何愿意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世界主义”构想开始逐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建立在“必要文化”(Ensencial Cultura)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这一新的定位一方面要求阿根廷回头寻找殖民地时期以来的根源与传统，并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解释赋予阿根廷一种传承下来的身份特质；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各种手段来实现这种社会各个层面的统一，构建一种能够有利于形成“阿根廷民族”的现实环境。
除去当时大背景下政治精英的意愿与行动之外，天主教会在新时代自身面临的竞争和挑战，也不断刺激着他们做出相应的举动来改变自身所处的不利境地。对于当时的教会来说，加入政府“一体化”（Integrar）外来移民、构建民族认同的社会进程，无疑给梵蒂冈与阿根廷教会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便利，也方便教会继续保持自身在阿根廷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阿根廷的天主教会开始参与进民族构建的历史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将自身融入到“阿根廷民族性”（Argentinidad）之中。可以说，这一复杂的过程有着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阿根廷的政府需要天主教会提供的社会凝聚力以及逐步改变新来移民民族认同的能力；另一方面，天主教也需要借此机会将自身熔铸进正在构建中的“阿根廷性”之中，并以期借此保持自身在阿根廷社会中的影响力。
二
首先，阿根廷天主教通过强调历史与延续的重要性，表明自身认知与当时政治精英心目中民族主义的一致。1880年，科尔多瓦省主教弗雷·马迈尔多·埃斯基乌（Fray Mamerto Esqui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教堂的讲话中便说道：
“所有人都在谈论社会进程，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人民与个体一样，都会经历他的幼儿期、少年期、壮年期以及老年期，这一过程使得大家不能将一个社会的总体情况简单局限于某一特定时期，而是应将其与这个社会的过去和将来联系起来。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一个个体，仅仅观察他生命历程中的一件事，或是一段时期是远远不够的，你们应该考察他生命的全部历程。这一法则对个体如此，对全体人民也是如此。如果不遵从这种观察法则，你们将无法知晓他从哪来，要到哪去，什么样的法则支配了他的发展以及他最需要的东西为何。”
教会不仅注重历史的延续性，而且还与阿根廷政府一样，认为这一延续性是构建民族性（nacionalidad）的前提条件：
“西班牙美洲多种的民族性，均是历史法则的产物……阿根廷民族性也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产物，同理，共和国中的联邦制也是如此。”
在认同历史延续性是构成阿根廷民族性的基础之后，教会只需证明天主教是阿根廷社会中历史延续性的一种表现，便能达到天主教是阿根廷民族构建基础这一最终目标。
就这点来说，教会实际上根本无需费太多的口舌来论证。作为一种长久以来植根于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宗教，近百年的历史大事件中都缺不了天主教的身影。从1810年的独立战争到1853年第一部宪法的颁布，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考迪罗之间不断征战到建国后与领国智利的边界冲突，在上述所有的大事件中天主教会的参与及态度都对事件发展的进程起了不小的影响。在绝大部分阿根廷人心中，天主教始终与这一“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相伴，天主教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可以映射出阿根廷这一新兴民族国家的历史，两者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密不可分。阿根廷教会史专家洛里斯·萨纳塔（Loris Zanatta）对此就曾总结道：
“大家逐渐意识到，这个‘新兴的’民族，不应该诞生于对旧事物的反叛，而应当来源于对传统的沿袭。天主教对传统准则的认真接受确保了自身在‘新’与‘旧’两个民族之间的连续性，因此能够作为民族认同中最为基本的要素之一。”
除去天主教作为历史延续性的代表之外，宗教与民族之间类似的、更为终极的对个体自身延续性的追求也是两者能够联系起来的潜在原因。安德森·本尼迪克特（Andersen Benedict）就曾写道：
“然而，民族主义的想象却如此关切死亡和不朽，这正暗示了它和宗教的想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如果我们已死亡——这个一切宿命之中最终极的宿命——作为起点来考察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也许会有所助益。”
正如宗教一样，民族的构建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对延续性的追求。个体将自身的延续寄托在构建起来的“民族”概念上，正如他们之前将自身的延续寄托在神灵之上，期待通过民族“下一代的延续”或是“来世”与“天堂”来达到某种意义上的永恒。
综上所述，天主教自身所具有历史延续性的特质以及宗教与民族对个体延续性期望的承担，使得天主教与当时的民族构建意图有了较为一致的学理基础。在当时大量移民进入、社会急剧变化的情况下，这些潜在的基础构成了天主教将自身纳入民族特性中的重要前提。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天主教还是阿根廷政府，他们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特点对于实现阿根廷民族构建的重要意义。然而对于改变历史进程来说，仅仅依靠学理方面的一致是远远不够的，天主教会必须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切实的行动将自身熔铸进这个新兴的民族特性（Nacionalidad）中去。
三
教会开展将自身纳入“阿根廷性”中的行动，绝大部分都是与政府构建阿根廷民族的行动相互关联配合的。具体说来，就是强调天主教成为民族认同基础的同时，化解由原母国民族认同、激进左派思想所带来的种种威胁。
首先，教会在这一时期阿根廷国内重要的节日庆典中，不遗余力地宣传阿根廷民族与天主教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彼此相互支持的历史事实，1910年阿根廷建国百年庆典上，主教米盖尔·徳·安德烈亚（Miguel De Andrea）的发言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如此重要的庆典中，一名主教能够上台发言本身就意味着天主教在阿根廷的特殊地位以及当时政府对其的认同。发言伊始，这名主教就赞美了阿根廷民族的象征——国旗：
“我们国旗一直在孩子们的胸前以及妇女们的心中飘扬，因为国旗想要通过对抗心灵的软弱，来宣扬自己内涵的价值：国旗在我们的家中飘扬着，正如它在城市中每个代表爱国情感的重要场所飘扬着一样。即便上万只充满活力的双手挥舞着这面国旗并使它占据大街小巷，对我们来说依然显得不够。然而，幸运的是我们有时可以抬起头，将蓝天白云想象成一面巨大的国旗，此时我们可以不必在意国旗升起的高度，而是降下将其叠好并低头亲吻祖国的土地。”
这种将天主教会与民族国家象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举动，在1913年的另一场国家节日庆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这次发言中安德烈从反面指出，攻击天主教便等同于攻击阿根廷民族：
“我记得我曾对你们说过，在我们当中引起那种对宗教的仇恨与斗争是多么不合时宜，现在我们则又有了新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民族灵魂（alma nacional）中，浸染了如此之多的宗教成分，背叛我们的宗教（天主教）即意味着背叛我们的民族精神。”
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了阿根廷社会中公认的准则与四样最为重要的东西：财产、家庭、宗教与祖国，从而将天主教的地位拔高到最为根本的要素行列。
在发言的末尾，安德烈亚喊出了：“上帝与祖国”（Dios y Patria）的口号，号召天主教徒承认并认同新兴的阿根廷民族，同时也呼吁阿根廷政府和民众从心底接受天主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重要地位。毫无疑问，外来移民所有的天主教徒的身份特质（主要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构成了教会宣言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正是因为广大群众的教徒身份，各种重要场合中将天主教与新兴阿根廷联系起来的言论才能对来自欧洲各国的天主教徒发挥出相应的影响。除去宣讲之外，教会还在重大国家节日中营造出各种宗教氛围，并努力通过此举将自身与民族性挂钩。通常来说，每当重要国家庆典中的国歌演奏结束之后，继而响起的便是天主教的《感恩赞》（Te Deum）。更值得注意的是，从1884年开始，阿根廷的国家独立日庆典基本都会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教堂中举行。政府、军队以及教会的高层也都会在这一增强民族认同的重要时刻一同出现。
不仅如此，天主教还积极地利用自身在教育方面的资源，参加到重要节日的列队表演和游行之中。一批由天主教私立初高中学生组成的方阵列队以及列操表演，曾一度在1900年后成为国家庆典时最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节目。毫无疑问，在年复一年的带有宗教与民族象征联系的节目影响下，广大教徒参与者对于这个新兴民族国家的依赖与认同也在不断地加强。这段时期内，随着政府构建民族意识计划的推进，教会应政府的请求，开始在周日的教区集会上组织大家朗读圣经并高唱国歌。作为回报，街头巷尾渐渐竖立起的阿根廷著名人物的雕塑中也开始包含阿根廷一些著名的教会人士，比如圣·洛伦索（San Lorenzo）与弗依·圣·玛利亚（Fray Santa Maria）等。
除去以上由政府主导的世俗庆典活动之外，天主教还利用自身在宗教方面的权威和资源，联合来自各国的天主教徒，举行去卢汉（Luján）的天主教朝圣活动，并通过这一活动构建不同宗主国教徒之间对阿根廷的认同。
卢汉（Luján）是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东北部的一座小城。1887年，市政府和教会决定在此修建巨大塑像“我们的卢汉圣母”（Nuestra Señora de Luján）。随着塑像和教堂的落成，来此定居的人群日渐增多。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卢汉圣母”已不仅仅只具备宗教方面的含义，更是被认定为阿根廷的保护神与国母。该城随之也被公认为阿根廷的“精神之都”。
20世纪初，阿根廷国内天主教徒去卢汉朝圣的现象日益增加，并逐渐在不同的天主教移民团体中形成了一股类似竞赛的热潮。在1910年阿根廷建国百年庆典前夕，教会杂志《教会之声》（La Voz de la Iglesia）便比较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天主教团体在朝圣这一方面的组织能力以及效果，并指出爱尔兰移民团体在这些方面优于人数更多的意大利移民团体。在这股风潮的影响下，西班牙移民团体、法国移民团体以及巴斯克群体也纷纷加入其中，竞争开始激烈起来。意大利移民团体为了提高自己在朝圣方面的成绩，甚至组建了“意大利大众天主教社团”（Sociedad Católica Popular Italiana），专门负责动员并组织自己的同胞前去卢汉朝圣。鉴于“卢汉圣母”自身拥有的双重意义以及当时整个社会都忙于构建“阿根廷民族”的大环境，“去卢汉朝圣”的意义早已不止局限于宗教意义上的“虔诚”，而是与是否“爱国”这一特征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年复一年，我们巴斯克人难道依旧打算羞耻地置身于这一场虔诚与爱国主义的竞赛之外？不可能！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不能也不打算让出第一的位置。”
当然，仅仅出于对“虔诚”或者“爱国主义”的向往，或是仅仅依靠不同社团各自为政的组织，去卢汉的朝圣活动是无法达到之后的规模和影响力的。从1910年开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教区在政府的同意下开始介入此事，利用自身在宗教资源和组织资源方面的优势，不断地扩大并优化这项朝圣活动，并通过这项活动，进一步培养增强不同天主教移民团体对阿根廷这个新兴国家的归属感和民族认同。
一开始，教会首先就这一朝圣活动向广大教徒提供信息方面的便利。比如在教堂或者学校的大门贴上有关朝圣日期、火车班次、就餐地点以及朝圣地附近旅馆价格的宣传单，方便信徒了解有关朝圣的各方面的信息，以此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同时，为了降低参会教徒的经济负担，天主教会还直接与火车站达成了集体购买火车票的协议。与单独购票相比，团体票的折扣一度可以达到50%左右。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卢汉附近的商贩借此机会坐地起价，教会还在卢汉圣母教堂附近设立了专门的商店和住宿点，来保证朝圣信徒就餐和住宿方面价格的合理性。最后，教会还组织了几所天主教中学中的学生乐队，在信徒朝圣的旅程中演奏教会音乐，一方面营造朝圣的神圣感，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吸引沿途更多的教徒参与到朝圣的活动中来。据学者米兰达·丽达（Miranda Linda）的描述，很多临时决定参与朝圣的教徒很大程度上是被沿途演奏的宗教音乐和庞大而有规范的朝圣团体吸引才加入的。
除去在物质方面常规的组织支持之外，教会还会负责协调处理朝圣旅途中的突发问题。比如随着女性朝圣者人数的增多，教会通过设立专门的妇女儿童朝圣团来避免她们在旅途中可能遭遇的骚扰问题。由于旅程通常持续一天，信徒在路途中也需要进行弥撒等教义规定的日常事功。经过一系列的争论，教会规定在1910年之后的旅途弥撒必须以西班牙语进行。在西语弥撒结束后，教会还规定在场的所有信徒必须高唱阿根廷国歌。
在这些活动中，天主教的音乐、服饰、建筑、通谕等一系列典型标志都逐步地与政府想要构建的“民族性”联系在一起，逐步增强了教徒对新兴民族特质的认知。更为关键的是，来自各个不同母国的教徒，出于天主教和阿根廷的原因聚集在了一起。在聚集活动的过程中，这些来自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开始共同参与“阿根廷的历史进程”，并随着时日的推进，在自身逐步成为阿根廷“集体记忆”或“传统”的同时，对阿根廷这个新兴的民族国家产生了依赖与认同。
四
在逐步化解了移民对原属国家的依赖并开始培育他们对阿根廷的认同感时，随着移民而到来的左派思想，开始威胁到了这个新生的国家。20世纪初，由于大部分移民来自于工团主义（Sindicalismo）与无政府主义（Anarchismo）盛行的意大利与西班牙，更由于这批移民工人在阿根廷社会中边缘的社会地位以及逐渐增长的政治诉求，左派思想在这个新兴的国家中盛行了起来。从20世纪初兴盛的无政府主义与相应的“阿根廷地区工人联合会”（FORA, Federación Obrera Regional Argentina）到三四十年代兴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相应的“工人总联合会”（CGT, La 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l Trabajo），此起彼伏的左派思想以及接连不断的游行罢工，不仅危害到了阿根廷政治精英构想中一个自由开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蓝图，同时也对长期以来在人民中影响甚大的天主教思想形成了冲击。尤其是一部分激进的左派，其通过暴力手段改变社会不公的提议以及在民众中日渐增强的影响力引起了上层政治精英和天主教会的忧虑，并遭到了他们的一致反对。
左派思潮的兴起，动摇了之前政治精英和教会计划中的立国根本，使得处于形成中的阿根廷民族性又变得模糊起来。面对这种情形，在政府通过立法、暴力镇压等多种手段竭力消除社会中的红色影响的同时，天主教会也参与了进来。
与世俗政府一味打压左派运动不同，此时的阿根廷天主教虽然反对左派，但也逐步认识到后者的组织形式以及宣传平等的理念在中下层群体中的流行存在一定的原因和理由。随着这一认识与观念的发展，天主教会一方面开始宣扬那种基于教义中的和谐仁爱思想，试图缓解并平息社会中的纷争；另一方面也开始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在中下层群体中建立认同天主教教义的基层活动团体，以相应地抗衡左派运动。
在1913年的演讲中，主教徳·安德烈亚便通过比喻的手法，勾画了一副上下阶层冲突有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场景：
“当冲突双方固执己见之时，仇恨就进一步加深了，因为不同的意见和想法总是客观存在的。然而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些仇恨都不应该存在下去。我凝视一栋建筑，观察它由地表部分与地基构成；包括尖顶、横梁、十字架、支撑柱以及地基。如果赋予这些不同的部分以灵魂，使得它们可以明白我的言语，那么我将和他们说：十字架、横梁以及尖顶，你们不会想弃地基而不顾，如果不是这么想的话，你们终将会（由于地基不稳）而倒塌；同样对地基和支撑柱而言，你们也不应该动摇上层建筑，如果坚持这么做，你们终究会被掩埋在倒塌的废墟之下。”
在点明了斗争带来的危害后，主教在1922年的另一份发言《当代社会的病态》（El Malestar Social Contemporáneo）中更是将这种冲突归结为“野心使得人们相信自己有权利占有现在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并认为要解决这种社会上的争端，必须诉诸上帝的正义与爱，诉诸于天主教会。
除去通过这种调和性的言论来缓解社会的对立之外，天主教会中的一批人还在这一时期开始仿效欧洲的天主教运动，和左派思想在基层民众中争夺地盘。早在1892年，阿根廷教会中的开明人士费德里克·科罗迪（Federico Grote）就建立了一个名叫“工人社团”（Circulo de Obrero）的组织，试图在基层与盛行的左派思想展开竞争，他在一篇讲话中提到了创建整个组织的原因：
“我开始为了工人群体而投身到社会工作中的主要原因便在于当时我的一个信念：那就是单纯由传教士进行的教会工作已经不能再吸引那些对教会宗教事务越来越淡漠的人们了。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不仅在于实证主义已经侵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还包括社会主义在工人群体中的大力宣传。在后者的宣传中，社会主义通过对未来幸福的暂时承诺，使得人们放弃了信仰，并最终将一切埋葬在尘世永恒的废墟之中。”
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组织创办了报刊《防御》（La Defensa），并开始在全国各地的重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到了1920年，该团体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起87个分支机构，拥有了28000多名会员，并举行了200多次公众活动。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工会中的部分工人，以至于社会党在1898年的杂志《先锋》（Vanguardia）中点名批评了这一组织破坏了工会中的团结。一载之后，教会支持下的“阿根廷民众天主教集团”（Union Popular Católica Argentina）也于1919年成立了。为了尽可能广泛地遏制社会中各个群体滑向“危险的”左派阵营，他们还在其中分别建立了青年协会与妇女协会，以便更好地吸引归化相应的人群。1909年，在由左派举行的游行“红色一周”被镇压后，这些天主教组织打着教会的白色旗帜，走上大街小巷，开始了宣扬天主教教义、反对左派思想的“白色一周”。教会和政府均希望通过此举，尽可能地减少那些“反叛”左派思想在民众中的影响，从而维护这个新兴民族国家的稳定。然而当政府与左派工会真正发生激烈的冲突时，天主教支持下的工会总体上依然是站在政府这一边的。
1919年5月，时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警察局长路易斯·德列皮亚内（Luis Dellepiane）对冶金工人举行的罢工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为了弹压之后更大规模的左派暴动，军队开始在全城实施戒严。短短一周内，民众死亡人数达到1356，受伤人数也有3000多人，同时还有20000多名工人被捕，而镇压的警察和军人一共只有3人死亡，78人受伤。在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下，教会支持下的工会依旧公开宣称支持政府，并认为这场“骚乱”是由“职业的煽动家”造成的。同月，天主教工人联合会还举行了一场向镇压主使者德列皮亚内的致敬游行，称赞他为“城市的救星”。
不过，在这种极端情况下针锋相对的举措之外，教会也会通过另一种较为缓和甚至有益于工人团体的方式，来获取这一群体的信任，并尽可能地化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试图在吸收更多民众进入教会的同时尽量减少社会上的暴力与冲突，并以此遏制左派影响力的增强。1917年，德·安德烈亚组织教徒游行，要求政府通过工人劳动法案、保证阿根廷民众的退休金、缩短工作时间并解决工人的住宿问题。不止如此，天主教工人联合会还不止一次地参与到工人与资本家的谈判中去。
综上所述，天主教在面临左派思潮之时，通过支持政府镇压、组建基层社团与其竞争以及调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矛盾等种种方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左派思潮对社会基层的影响，维护了自身以及当时政府的利益，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他们构想中、正在逐步成型的阿根廷。同时也正是通过此举，天主教会将自身逐步地纳入到了阿根廷的民族特质之中，并成为了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
正如我们在文章开头所说得那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规模的移民潮给形成中的阿根廷带去生机活力的同时，也带去了不小的危机。这一危机植根于新移民对“阿根廷民族”的漠视与不认同。在这种不认同中，还夹杂着不忌讳通过暴力手段，追求完全平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所带来的冲击。面对这种情形，与政府有着相同义理基础、同时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天主教会加入了由政府主导的民族构建的规划之中，并通过重大国家节日的讲话、大规模的宗教朝圣、对左派的分化与打压来达到与世俗政权结盟、维持社会影响力并将自身熔铸进“阿根廷民族性”中的目的。同时，教会的这些行动客观上也加强了欧洲移民对阿根廷这个新兴民族的依赖和认同，帮助政府逐步构建起了大众心中的阿根廷民族主义。
如果我们从是否达到预设目标的标准来看，阿根廷天主教的行动无疑是成功的。从政府层面上来看，天主教会在这一时期就“民族构建”规划的参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帮助了那些新到来的移民尽快地建立起了对这个新兴民族国家的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当时无政府主义对民众的吸引力。从教会自身来看，1934年第32届国际圣体大会（Congreso Eucaristico Internacional）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举办、本国教会势力在梵蒂冈中的日渐增长、教会对后续政权的持续影响乃至天主教历史上唯一一位欧洲外的阿根廷籍教皇方济各等一系列事件都证明了阿根廷教会不仅成功地在国内得到了巩固，甚至在全球宗教界和世界政坛上都占据了相当的分量。虽然上述事件的发生虽然肯定还包含其他方面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成为“阿根廷民族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阿根廷天主教会独特的地位，并对上述事件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就在天主教庆幸成功地将自身融入到“阿根廷民族性”的同时，没有人会料到在之后的岁月中，随着具体情势的变迁，这一看似优越的地位却一再被各路势力所利用，并成为了伤害教会自身的源头。正如布宜诺斯艾利斯银行行长阿尔杜罗·豪雷切（Arturo Jauretche）在1955年对想要推翻贝隆政府的三名传教士说得那样：
“现在除了贝隆和寡头政府，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如果你们一意孤行）你们只不过会像长久以来的那样，被当做火并的炮灰，再一次被利用而已。之后那些将军们会上台，你们则会被丢给魔鬼。当乌里布鲁（Uriburu）上台时，你们还年轻，那些政治保守派就渴望利用你们；之后贝隆上台，你们又一次被利用；现在当那些自由派准备上台了，他们又一次利用了已经岁数不小的你们。你们就是一帮傻瓜。被人利用之后又被过河拆桥，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足足有三次。”
实际上，上述的三次“被利用”还算不上是最触目惊心的。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左派思想影响下的天主教游击运动以及随着而来独裁政权的血腥镇压，某种程度上都逃脱不了对天主教义理的“再诠释以及身体力行实践”的范畴，换句话说，某种意义上也均属于“利用天主教”。而之所以各路人马都会选择天主教义理进行再诠释，恐怕依旧需要追溯到天主教在阿根廷国家民族中的特殊地位，回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段历史。虽然如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我们很难对阿根廷天主教在该国历史进程中的影响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然而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梳理和拼贴，我们起码可以逐步了解宗教因素在阿根廷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并从这一特殊角度入手，去进一步地深入了解该国乃至整个拉美地区的历史。
上大宗教与全球政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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