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于大乘佛教的兴起，有人认为是突然兴起的，而否认了大乘佛教是自佛陀一脉相承而来的.针对于此，本文以佛陀入灭以后佛教所形成的“三系”为中心，叙述印度自原始佛教至大乘佛教的发展。于此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印度佛教的发展即是此“三系”佛教的发展，因而我们可以得出印度大乘佛教的兴起，并非是突如其来的，而是确从佛陀所一脉相承而来的。
佛陀在世之时，其宣道的地点，据历史遗迹，主要是以当时的摩揭陀、（憍）萨罗、拔沙（亦译为梵伽、嚩嗟，都于（憍）赏弥）三国为中心，以及东到瞻波一带，①因此，佛教此时在印度的弘传实际上是只限于恒河的中下游地区，也即所谓的“佛教中国”②的地方。较“佛教中国”早些出现的 “婆罗门教中国”，是以恒河和阎牟那河上游的拘罗（Kuru，位于今哈里亚纳邦东部）为中心。③即以拘罗为中心的婆罗门教势力强盛的西印度一带，阻碍着佛教向西部的发展，而只能在被“婆罗门教中国”视为“化外”和“文化程度远为浅薄”的恒河的中下游地区弘法演教。④
佛陀入灭之后，诸大弟子，各领有自己的弟子分别弘扬佛陀的教法。其中最主要的为三系，即由优波离传陀娑婆罗之一系，以毗舍离为中心，而于东方弘传佛陀的教法，后来更弘传于整个印度的东南地区；由大迦叶传阿难的一系，以摩偷罗为中心，而于西印度弘传佛陀的遗教，直至发展到整个西北印度地区；优波离所传的另一系，即大象拘的一系，以王舍城为中心，于恒河以南的中印度一带盛行，最终而发展到今之斯里兰卡的地方。此之所处地域不同的三系，在思想上也有所差别，大概言之，东系态度自由，偏于进取，其对佛说亦取大意为已足。西系态度固执，偏于保守，其对佛说拘泥语言无敢出入。南系则介于两者之间。⑤
因此，一味的佛法，自此而有了三系各有所差异的开演。以后印度佛教无论其发展的情形是有多么的复杂，事实上，始终都还是这三系的佛教史。⑥这种情况直至笈多王朝之时瑜伽行中观派的形成方有改观。
在孔雀王朝之前的毗舍离城的第二次结集，佛教始发生根本分裂，分裂为以东方毗舍离僧团为代表的根本大众部和以耶舍为代表西方僧团的根本上座部。以毗舍离为中心的根本大众部即是这里所说的东系，以耶舍西方僧团为代表的根本上座部，即是这里所说的以摩偷罗为中心的西系。其后，由于根本上座部中有一部分人受到了大众部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了上座部分别说系的一系。
上座部分别说系的一系，在阿育王的孔雀王朝，事实上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从阿育王华氏城的佛教结集⑦可以看出，此次结集即是由身为上座部分别说系的目犍连子帝须为主持而进行的，因此也有人说这次结集实际上是分别说系的一次结集。另外，在阿育王之时，上座部分别说系，除了在中印度华氏城有较大的发展以外，同时还在阿育王未即王位做王子之时的出镇地——西印度的阿槃提⑧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分布于印度南半岛的化地部、法藏部及饮光部，即是由此处上座部分别说系而分出。同时于此地出生的阿育王之子摩哂陀在出家后也即是从此地而把此系的教义带到了锡兰岛，而发展为铜鍱部。
孔雀王朝之后，印度历史上先后是巽伽王朝和甘婆王朝为中印度的统治者，此二王朝的都是婆罗门教极力的信奉者，尤其是巽伽王朝的补沙密多罗王在位之时还发动了规模宏大的排佛运动。正是由于中印度的这场毁灭性的“法难”，而迫使原先以毗舍离为中心的大众部（即“东系”）不断地沿着孟加拉湾的西海岸向南印度分裂和发展。⑨同样，以摩偷罗为中心的上座部（即“西系”），也不得不转向西北而求其发展。⑩
南印度的案达罗王朝虽然主要是信奉婆罗门教，但由于其对佛教亦施行“从旁奖掖”的政策，因而大众部于东南印度在案达罗王朝的保护下而得到发展。同时，转向于西北印之罽宾一带的上座部系，尤其是从上座部系所分裂出来的说一切有部，由于得到贵霜王朝的支持而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后来，由于南方案达罗和西北方贵霜王朝的势力不断地都扩展到了中印度一带，而使得原先受到“法难”冲击的中印度一带的佛教获得了恢复的机会。这从后来笈多王朝时代佛教的重心又开始转向中印度一带这一情况中可以看出。
后人研究，多认为大乘佛教最早出现于案达罗时代的南印度，这就很自然地令人想到此时所出现的大乘佛教与在其前就在南印度流传的大众部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研究的成果多认为大众部对大乘佛教的产生给予了很大的影响，但大乘佛教并不直接就是由大众部转化而来的，原因是在大乘佛教产生和流行的同时，大众部佛教自身也仍然在流传。近人同时又有研究，说早期在南印度产生的大乘佛教，除了与大众部佛教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之外，由上座部分别说系所分裂出来的并流传于南印度的法藏部佛教，对此一时期大乘佛教亦有较大的影响。
我们知道，佛陀的说法，无非是立足于般若中道的立场随机而化，应病与药。所以佛陀的法本是活活泼泼的，不可执著和拘泥的。但在佛陀入灭之后，随着阿毗达磨佛教的发展，后世的弟子们反而越来越在佛陀所说“法”的相上进行细枝末节的分析，而却对佛陀所说“法”的本怀渐行渐远了。这样阿毗达磨佛教发展到此时便已“失去了原始佛教活泼的精神”，而“把活泼的佛法变成了严密的理论，将佛法范围了起来”，远离了一般的民众人心，远离了自度度人、自利利他的世尊的出世本怀，“最终筑起了阻止佛法前进的墙。”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作一个设想，大乘佛教最初兴起，即是由处于东南印度的大众部和受了大众部思想影响且同样处于南印度的由上座部分别说系所分出的法藏部、化地部等部派中的觉悟了的大菩萨所发起的一场回归佛陀本怀的运动呢？佛陀的本怀即是般若中道和慈悲的精神。这便以大乘佛教最早出现的《般若经》为代表。《般若经》主要是遣除佛弟子们对“法”的执著而阐明无所得的中道之正理，如《金刚经》中即说道：“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又，作为对整个《般若经》浓缩的核心《般若心经》，就是在破除佛弟子们长期以来对诸如“五蕴、三科、十二因缘”等这些“法”的法相的执著。
说大乘佛教最早流传于东南印度，有《般若经》为证，如在现存的《小品般若经》卷四中这样说道：
舍利弗，如来灭后般若波罗蜜，当流布南方，从南方流布西方，从西方流布北方。
又，《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三○二说道：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如来）灭度后至东南方当渐兴盛，……后从东南方转至南方，渐当兴盛，……后复从南方至西南方当渐兴盛，……后复从南方至西南方当渐兴盛，……后从西南方至西北方当渐兴盛，……后从西北方转至北方当渐兴盛。
以上《般若经》中的这两段文字，同时也暗示了早期大乘般若思想流传的路向，即由东南而南而西南而西北而北方。
对于般若思想在西北和北方的流传，龙树菩萨在其《大智度论·释叹信行品》中是这样描写的：
是深般若在北方广行耶，广行者于阎浮提北方广大故。又北方地有雪山，雪山冷故药草能杀诸毒，……如是等因缘（西）北方多行般若波罗蜜。
这里，西北方的“多行般若波罗蜜”，则无疑地会对早先即发展到此处的“西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佛陀般若思想的本怀于东南印度得到回归之后，继《般若经》之后，相继的有《华严经》、《宝积经》、《维摩经》等初期大乘经典的出世。继而对初期大乘经典进行组织的即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是为大乘般若中观学的开祖。龙树及其弟子提婆之时是为初期大乘般若中观学的鼎盛时期，自提婆和罗睺罗跋陀罗之后，此一般若中观学开始衰微。
在长期的般若思想的激荡之下，和面对着龙树、提婆一系的般若中观学的微颓局面，出身于“西系”的瑜伽行者，基于实践的证悟，从禅出教，从体认“万法唯识”的角度，而回归于佛陀的本怀精神宏扬般若思想。是为瑜伽行派的兴起。
瑜伽行派的兴起，又再一次地激起了曾一度衰微的中观派的重振。
瑜伽行派的兴起和中观派的重振，而这一切又都是发生在印度历史上的笈多王朝时期。因此，可以说印度大乘佛教的真正完备正是在笈多王朝时期而完成的。
由于笈多王朝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其权力的中心位于中印度，因此，此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佛教的中心开始向中印度一带移转。由于瑜伽行派的兴起与“西系”的瑜伽行者有着重要的关系，所以在笈多王朝之时，瑜伽行派主要是在中北印一带流传。而此时期的中观派虽然也在中印度流传，但其重心仍然是以龙树、提婆时代而来的东南印度为根据地。
如果此时我们仍然回溯到在上面所说到的“三系”的话，似乎这里的大乘瑜伽行派更深的渊源是“西系”，而中观派的更深的渊源是“东系”和“南系”。这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可得到证明的即是义净法师的游印游记——《南海寄归内法传》，其在《传》卷一即这样说道：
神州赤县之乡，意存大教，自余诸处大小杂行，考其致也，则律捡不殊，齐制五篇，通修四谛，若礼菩萨、读大乘经，名之为大，不行斯事，号之为小。
也即是据义净法师观察，此时的印度大小乘的区分并不明显。两者都共同遵守二百五十戒，皆修四谛法，其中礼拜菩萨、读大乘经的名为大乘，不行此事的则为小乘。
因此，印度的本土所谓大乘与小乘的泾渭并不如“神州赤县之乡，意存大教”之人，所强调的那样分明。从玄奘之时对那烂陀寺所作“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的记述中则可以看出。同时根据对玄奘法师游印所记的统计，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印度崇奉大乘的只有十六“国”，崇奉小乘的有三十七“国”，崇奉大小二乘的有十七国。因此大小二乘二者在力量的对比上，显然小乘要比大乘强得多。
印度佛教的“诸处大小杂行”以及小乘在势力上始终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这一情形，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印度佛教史上的主旋律一直都不是大乘与小乘诤论的问题，而是始终只是“东系”和“西系”、“南系”的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仍然回到前面所说过的话，即是印度的佛教史，事实上，始终只是这“三系” 佛教发展的历史。正是因为这样，大乘佛教也始终都是从佛陀所一脉而来的，不曾间断过的。
大乘中观派与瑜伽行派互为表里，“东系”、“南系”与“西系”，各自竞为阐扬。而后来后笈多王朝时期的大乘中观派与瑜伽行派的融合——瑜伽行中观派的建立，或者也可以说是这“三系”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的调和。这种调和，我们也可以说是这“三系”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复于般若。
注释：
①吕澂先生于其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4月）第13页说，佛陀宣道的地点是“以摩揭陀、拘萨罗、拔沙三国为中心。东到瞻波，西到摩偷罗，范围相当广阔。”但平川彰先生于其著《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台北商周出版，2002年）第87页却说，“并没有经典提到佛陀曾到访此地（摩偷罗）”。根据下注木村泰贤先生对“佛教中国”的地域说明，我们可以知道，佛陀此时并未涉足到西印度摩偷罗的地方。
②关于此一“佛教中国”的地域，日本学者木村泰贤在书中是这样述写的：“综之，佛时代之文明的地方，自全体言，虽犹为以半岛为限之北部地区。但其中之中心地，则自西往东，自北往南，所谓由旧都市，而至于乡村之时代是也。佛时代之中国云者，乃指此类新兴地方为主，即北自拘萨罗，南至摩诃陀，西自嚩嗟（都于憍赏弥）东至鸯伽（Amga，都于瞻波）之一带地方。”（木村泰贤著《原始佛教思想论》，欧阳瀚存译，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第26页。）
③早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由中央亚细亚越过兴都库什高原侵入西北印度，定居于印度河上游旁遮普（Panjab）（即五河流域）的地方。至公元前1000年之际，雅利安人便由五河流域延移到了恒河（Ganga）上游及其支流阎牟那河（Yamuna）流域一带，经过几百年的开拓与经营，并形成了以居两河上游的拘罗（Kuruksetra）地方为中心的 “婆罗门教的中国”。公元前6世纪之际，由于波斯王国自居鲁士（Cyros，前558—前529年在位）时代以来的对印度河流域的不断入侵，从而更加加速了这种东移的进程，一定程度上也就更加加强了拘罗“婆罗门教中国”的中心地位。
注：历史上，关于波斯帝国对古印度的入侵，传印法师在《印度佛教史上不容忽视的事情——古印度与西方的交涉》一文第1页进行了述说。文说：“波斯势力远及印度：还是在居鲁士时代，波斯的势力已经向东伸展到了雪山西麓、印度河上游以西的地方。约于公元前518年到公元前512年之际，波斯大流士王继续向东扩展势力，占领了印度河西岸和印度河下游的东岸地方；包括西北印度的犍陀罗、迦湿弥罗等地，都在波斯的统治之下了。”（《印度佛教史上不容忽视的事情——古印度与西方的交涉》，传印法师1987年6月1日编写于中国佛学院）
④平川彰著《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台北商周出版，2002年）第35页：“北印度虽信奉吠陀宗教，尊重婆罗门的权威，但在中印度新开发的地区，婆罗门的权威则尚未确立。”
⑤参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一册，齐鲁书社，1996年12月，第134页。
⑥上座部分别说系在印度本土主要是以其分裂后的化地部、法藏部和饮光部而在印度半岛的南端而发展。在锡兰主要是以赤铜鍱部［锡兰自古称作铜鍱洲(Tambapanni)，也叫作楞伽岛（Lankadipa）、师子洲（Simhara）］而发展。
⑦根据南传佛教记载，早期有四次结集，即分别是王舍城结集、毗舍离城结集、阿育王华氏城结集以及公元前1世纪末叶锡兰岛的阿卢寺结集；根据北传佛教记载，共有三次，即分别是王舍城结集、毗舍离城结集以及公元2世纪初叶迦腻色迦王的迦湿弥罗结集。以后的结集此不记。
⑧阿槃提，以优禅尼为都城。优禅尼，梵语Ujjeni，位于西印度的马尔华地区，阿育王在未登基之前，据说即是出镇此地，其子摩哂陀也是出生于此地；后来南传所使用的巴利语据说与此地也有关系。后来的真谛三藏也是此地生人。
⑨如《舍利弗问经》在叙述这次法难的情状时这样写道：“因遂害之无问少长，血流成川，坏诸寺塔八百余所，诸清信士，举声号叫，悲哭懊恼，王（指补沙密多罗王）取囚系加其鞭罚，五百罗汉登南山获免。”（《大正藏》第24卷，第900页上—900页中）因此，这里的“五百罗汉登南山获免”，指的即是当时一些僧人，由于“法难”而离开中印和东印一带而去了南印度的事情。
⑩如平川彰著《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台北商周出版，2002年）第119页：“相对于上座部系在西方、北方发展，大众部似乎是由中印度向南发展。大众部系的碑文自南印度大量出土。”
周祥光著《印度通史》（台湾圆光寺印经会印本）第91页：案达罗的统治者“为守旧的印度教徒，坚信阶级及祭祀仪式，对于佛教亦从旁奖掖。”
如李世杰先生在谈到大众部对大乘佛教的影响时这样说道：“大众部对于后来的大乘佛教，给予了无限的力量，是不可埋没的功绩之一。不论是大乘诸经或是其论，其思想系统，多半是来自大众部系，是被公认的事实。”（见其著《印度部派佛教佛教哲学史》，台湾中华佛教文献编撰社，第128—129页。）
如水野弘元先生在其著《佛教的真髓》一书中这样说道：
“附带一提，法藏部其传承的圣典中，含摄着与大乘有关的菩萨藏。
“又，在法藏部的学说中，也有与《般若经》诸经以及《华严经》等初期大乘经典一致或类似的主张，如关于十二分教与十二头陀的说法。而且，初期大乘经典将色界天分为二十一天或二十二天，此类的说法也未见于法藏部以外的部派。……此外，各部派的律藏中，唯有法藏部《四分律》的戒条中，包含了二十六条有关佛塔与佛像的规定，而这些规定也未见于其他部派的律藏之中。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法藏部与初期大乘有很深的关系吧！”（《佛教的真髓》，台湾香光书乡编译组译，财团法人安慧学苑文教基金会附设香光书乡出版社，第336页）
吕澂先生：“法藏部，它发展了本生说，编成为一类《菩萨藏》，这是很特殊的。其他部派只把本生放在杂藏内，或分散于各经籍中，并不独立为一藏。大乘扩大菩萨在成佛以前的修行方法，把与之相关的种种行事分为六类（六度、六波罗蜜）而都可以得到解脱。这一思想就与法藏部重视本生有关。”（见其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4月，第77—78页）
印顺法师：“古代传说，大众部及大众部分出的部派，上座部分出的法藏部，都与大乘经有关。”（见其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台湾正闻出版社印行，第315页）
见木村泰贤著，演培法师译《大乘佛教思想论》，（台湾）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42页。
见圣严法师著《印度佛教史》，厦门南菩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助印本，第157页。
见木村泰贤著，演培法师译《大乘佛教思想论》第42页，（台湾）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见圣严法师著《印度佛教史》，厦门南菩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助印本，第157页。
此时的佛教发展的情状若可以用黎巴嫩诗人纪伯伦一句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此时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致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印顺法师：由上座部分别说系“分化出的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思想接近大众部。”（见其著《印度佛教思想史》，台湾正闻出版社，第58页）
圣严法师：“法藏部承受大众部的思想颇多，所以日本凝然的《通路记》，把法藏部摄于大众部的一系。”（详见其著《印度佛教史》，厦门南菩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助印本，第104页）
《大正藏》第8卷，第555页上。
详见《大正藏》第6卷，第538页中—539页上。《大正藏》第25卷，第531页中。
服部正明、长尾雅人著《印度思想史与佛教史》：“从教理学上来说，仅以中观学派则尚不充分，这得等到瑜伽行学派的出现，大乘佛教在各方面才算完成。”（《印度思想史与佛教史》，许明银译，台湾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222页）
义净法师，于公元671年到达中印度那烂陀寺。《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并序)，《大正藏》第54卷，第205页下。
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大正藏》第50卷，第237页中。
根据对《大唐西域记》的统计，得出当时印度崇信大乘佛教的主要有：滥波国、健驮罗国两个伽蓝、乌仗那国、呾叉始罗国、僧诃补罗国、乌剌尸国、迦湿弥罗国一个伽蓝、屈露多国“多学大乘、少习诸部”、毗罗删拿国、战主国数伽蓝、吠舍釐国一伽蓝、摩揭陀国、乌荼国、萨罗国、驮那羯磔迦国、伐剌拿国等，共有十六个。
崇信小乘的有：健罗国三个迦蓝、迦湿弥罗国一伽蓝（习小乘大众部）、磔迦国一伽蓝、至寻仆底国一伽蓝（习小乘说一切有部）、波理夜咀罗国、萨他泥湿伐国、窣禄勤那国（“多学小乘、少习余部”）、秣底补罗国（习小乘说一切有部）、瞿毗霜那国、垩醯掣呾罗国（习小乘正量部）、羯若鞠阇国三伽蓝（习小乘说一小切有部）阿耶穆佉国（习小乘正量部）钵逻耶伽国、赏弥国、鞞索迦国（习小乘正量部）、室罗伐悉底国（习小乘正量部）劫比罗伐窣堵国（习小乘正量部）婆罗斯国（习小乘正量部）战主国、吠舍釐国一伽蓝（习小乘正量部）、摩揭陀国一伽蓝（习小乘说一小切有部、一伽蓝，小乘）、伊烂拿钵伐多国（习正量部、二伽蓝习说一小切有部）、瞻波国、羯朱祗罗国、三摩呾吒国（习上座部）、羯罗拿苏伐剌国（习正量部）、达罗毗荼国（习上座部）、摩腊婆国、伐腊毗国（习正量部）、阿难陀补罗国（习正量部）、瞿折罗国（习说一切有部）、信度国（习正量部）、阿点婆罗国（习正量部）、波剌斯国（习说一切有部）、臂多势罗国（习正量部）、阿輋荼国（习正量部）等，共有三十七个。
崇信大小二乘的有：阇烂达罗国、秣兔罗国、羯若鞠阇国、阿逾陀国、弗栗恃国、奔那伐弹那国、恭建那补罗国、摩诃剌侘国、契吒国、邬阇衍那国、钵伐多国、狼揭罗国等，共有十七个。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大小二乘是遍布于整个印度的。但二者在力量的对比上，显然小乘要比大乘强得多。（详见季羡林先生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2年5月，北京，第242—250页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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