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的军队攻下了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伟大象征，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为了清真寺。“君士坦丁耶”（Kostantiniyye）作为城市新的名字，依旧延续着繁荣与辉煌。然而，帝国和城市都更换了主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成为了欧洲人永远的怀念。这不是黑暗的中世纪的终结，也不是地理大发现的开始。不过，帝国更替伴随着两个伟大文明的交错，而这已足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刻下一个永恒的符号。
君士坦丁堡：帝国之都
公元330年5月11日，经过十年的规划和六年建造，一座辉煌的新城市在欧亚大陆之间兴起。伟大的皇帝君士坦丁以自己的名字为这座新城市命名，取名“君士坦丁堡”。这意味着对罗马文明的延续，或称为“新罗马”。之前，这座城市一直叫拜占庭，意指贝伊扎斯人（Byzas）建立的城市。现在，随着君士坦丁堡这一新名字的诞生，拜占庭则被用来指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帝国。
同罗马一样，该城有七座山，被划分为十四个区。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人民都称自己为罗马人，国家的名字则是“罗马尼亚”（Romania）。然而，一如基督教的复活概念，城市的更新也意味着重生。著名历史学家吉本说：君士坦丁堡“似乎天生是一个伟大王朝的中心和首都”。作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它有三大特征：罗马帝国的首都、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以及希腊文化的继承者。
君士坦丁堡存在的理由首先是政府，其次才是贸易。在建立新的城市时，君士坦丁建立了绝对君主制。他领导一个按军事结构组织的精致官僚机构，其精英阶层基于将个人所有都贡献给皇帝的高级官员。庞大的官僚体系通过税收来维护。皇帝是拜占庭帝国的中心机构。在1233年的时间里，共有88位皇帝，且大部分都是男人。
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后被列为圣徒）则在其高龄时前往耶路撒冷，搜集了早期基督教的遗物，如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荆棘桂冠、刺入耶稣身体的枪、五饼二鱼的篮子，还有一些使徒的遗体。她将这些遗物带到君士坦丁堡，吸引了基督教世界的朝圣者。君士坦丁直到临死前才受洗，但他将基督教列为国教。在最初的几个世纪，基督教根据帝国的版图来组织自身，在各地设立主教。
君士坦丁堡的繁华则归因于第一位希腊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Ⅰ, 527-65）。在任期间，由于尼卡叛乱（Nikariots）毁掉了城市的大部分建筑，他不得不重新建造。他最杰出的成就是是重建了圣索菲亚大教堂，托拉勒斯的安特缪斯（Anthemius of Tralles）和米利特斯的伊思多勒（Isidore of Miletus）负责具体工作。安特缪斯精于数学和建筑，他的一个创造性行为是给教堂设计庞大的穹顶。圣索菲亚大教堂成为了一个象征：基督教被给予独尊的地位，非基督徒则遭受迫害。
君士坦丁堡在他统治时变成了一个国际大都市，贸易从中国直到大西洋。波斯人是远东贸易的掮客。这有两条道路：一是陆上的从中国经布哈拉（Bokhara）到波斯；一条是从锡兰（斯里兰卡）到幼发拉底河。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主要是丝绸，这项秘密技艺后来被发现。君士坦丁堡成为了向欧洲宫廷和富人输出丝绸的主要地方。查士丁尼企图打破波斯商人的中间角色，在红海建一支拜占庭的商队，不幸没有成功。
拜占庭的衰落与奥斯曼的兴起
1204年，在贪婪的威尼斯商人的引诱下，第四次十字军洗劫了君士坦丁堡。直到1261年，拜占庭的统治才重新得以恢复。然而，它却不得不面对两方面的敌人：来自西方的威胁和兴起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突厥人。
14世纪是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灾难。商业团队卡塔兰公司（The Catalan Company）冲击着行省的统治。宫廷斗争环绕着各种社会与宗教的冲突。作为一个象征，皇帝约翰五世帕里奥勒古斯（JohnⅤPalaeologus）在其统治的50年间（1341-1391）竟然遭遇了三次政变。1347年的黑死病，使帝国失去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帝国的最后几十年，君士坦丁堡正逐渐成为一个希腊城市。帝国名义上依旧是罗马的，但有教养的人已经放弃了这一身份。
拜占庭帝国的一个重要威胁是因为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这体现在神学、崇拜礼仪、教会学诸方面。最大的分歧是关于圣灵的运行，西方将Filioque（及圣子）加入了教义。对于西方教会来说，东方关于非创造的“能力”（the Energies）的教义则是不可接受的。西方教会关于炼狱的教义则被东方教会认为是过于自以为是。在崇拜方面，东方教会认为使用未发酵的饼是犹太的礼仪，酵实际上代表圣灵。西方教会则反对东方的祈灵（the Epiklesis）；东方教会认为，惟有此饼与杯才能完全圣化。在教会学方面，东方教会强调主教的平等，认为只有大公会议才能制定教义，反对教宗的绝对权威。考虑到现实的困难，东方教会愿意妥协，西方教会则不行。
1438年，为了解决东西方教会的冲突，大公会议先在费拉拉（Ferrara）召开，后来转移到佛罗伦萨。为了现实的利益，东方教会被迫屈从于西方教会。除了以弗所的马可，所有的希腊主教都签了字，但整个东方教会则拒绝被代表团的签字所约束。“这是一个宗教时代”。民众为对教义、崇拜和传统的忠诚所吸引。教会的合一为拜占庭帝国带来了西方的帮助，但却也导致了内部的分裂。甚至有人认为，“苏丹的头巾比枢机主教的帽子更好”。
拜占庭更大的敌人则来自安纳托利亚。这一地方古代称为小亚细亚，是罗马时期最繁荣的区域之一。1071年，拜占庭的军队在曼兹科特（Manzikert）被突厥人击败。到12世纪初，拜占庭和突厥人的边界大致分开：一边是西安纳托利亚以及南部和北部沿海地区，一边是中部的高原地区。在13世纪的前半叶，罗马的塞尔柱苏丹（Seljuk Sultans of Rum）确立了他们的统治。
在众多的突厥王国中，奥斯曼家族逐渐兴起。其创始人埃尔图葛鲁尔（Ertughrul）同著名的奥古兹部落相联系。他的儿子奥斯曼于1308年攻下以弗所，后在布尔萨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他被称作是：“苏丹，众圣战士的苏丹之子；圣战士，众圣战士之子，万国之主，世界英雄。”他的追随者被称作奥斯曼人，由此开始了奥斯曼王朝的征程。
1329年，奥斯曼的儿子奥尔罕攻下了尼西亚。1362年，当他去世时，突厥人成为了西色雷斯的主人。1365年，穆拉德一世（Murad）在阿德里亚诺波尔（Adrianople）建立了自己的欧洲首都。1373年，约翰五世被迫承认苏丹是自己的领主，并承诺一年的供奉和军事援助。他的儿子被作为人质送往穆拉德的宫廷。1402年，苏丹巴伊杰特（Bayezit）试图攻占君士坦丁堡，却在安卡拉被帖木儿的军队所羞辱。帖木儿的到来使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推迟了半个世纪。
1449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e Ⅺ）在一个地方的主教堂加冕。这是一千年来第一位没有在君士坦丁堡，也是没有被牧首加冕的皇帝。当时，他已接近45岁。他对神哲学没有兴趣，但他是一位好的战士和行政管理者。最重要的，他言行一致。他行事体面，在处理疑难事务时显示出了大度和耐心。他具有影响臣民的天然魅力。他的大臣们即便与其意见不一致，但却忠诚于他。然而，1450年他母亲的去世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1452年，君士坦丁派大使列昂塔利斯（Andronicus Bryennius Leontaris）去西方。教皇的回答说：“如果你、贵族和君士坦丁堡的臣民接受统一法令，你就会发现我们和我们尊贵的兄弟，也即神圣罗马教会的主教们，非常乐意支持你的荣耀和帝国。但是，如果你和你的臣民拒不接受法令，你就是在强迫我们采取对你的拯救和我们的荣誉必要的措施。”1452年12月12日，一场庄严的崇拜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皇帝和宫廷成员都出席。教皇和缺席的牧首们被在祷告中纪念，同时宣读了东西方教会合一的法令。
在故事的另一面，年轻的苏丹麦赫迈特二世于1432年出生于阿德里亚诺波尔。她的母亲曾经是奴隶，所以他幼年并不被父亲特别关注。由于他的哥哥们先后去世，他在11岁时成为了家族唯一的王位继承人。随后，他被给以很好的教育，包括科学、哲学、文学等。他可以熟练地使用希腊语、阿拉伯语、拉丁语和波斯语。在12岁时，他第一次代父亲管理帝国，但很快跟宰相哈里尔帕厦（Halil Pasha）发生冲突，随后被流放到马尼萨（Manisa）。
1451年，他继承王位，年仅19岁。他英俊潇洒，有一双鹰一般犀利的眼睛。他为人严肃，令人敬而远之。幼年的经历使他不相信任何人，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他从来不讨好别人，但他的才智、精力和决心赢得了尊重。现在，在父辈的丰功业绩面前，只有一个梦想能够满足苏丹的野心：“给我君士坦丁堡”。在他看来，只有得到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帝国才能安全。如果帝国没有君士坦丁堡，他宁愿不要帝国。为此，1452年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的地方建成了欧洲城堡（Rumeli Hisar），对面则是1402年建成的亚洲城堡（Anadolu Hisar）。这仿佛是要掐死拜占庭帝国的咽喉，阻断任何来自西方的帮助。
1453年4月2日，在复活节的主日过后，君士坦丁堡的臣民随即看到了第一批驻扎到城外的奥斯曼军队。拜占庭帝国的命运危在旦夕。历史的西奥多城墙成为帝国的防护；同时，皇帝还得到了威尼斯人、热内亚人和教皇的援助。然而，年轻的苏丹却更有气势。相对于拜占庭的7千守护者，麦赫迈特拥有8万人的大军。最为关键的，他还以四倍的价钱购买了拜占庭皇帝付不起的大炮，这将成为攻城的关键。
围攻僵持了接近两月。5月28日，君士坦丁堡的臣民聚集在索菲亚大教堂进行祈祷，相信上帝一定会一如既往地保护他们。苏丹则利用穆罕默德的训喻：第一个攻入君士坦丁堡的士兵会有特别的奖励。被乌云遮蔽的圆月预示着帝国最后的命运。第二天凌晨，奥斯曼的军队攻入君士坦丁堡，苏丹允许他的士兵们掳掠三天。下午，当亲自进入君士坦丁堡之后，他命令将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并请一位穆福提呼唤做礼拜。
苏丹占领后的一个主要举措是任命改名为格纳第乌斯（Gennadius）的乔治·斯科拉里乌斯（George Scholarius）担任东正教的牧首。在1454年1月的就任典礼中，他声称：“作为牧首，伴随好运，确保友情，并保留之前所有牧首都享有的特权”。然而，随着大部分的教堂被改为清真寺，希腊教会也逐步走向衰落。继之而起的是俄国的教会。1458年，莫斯科的牧首宣布：君士坦丁堡已经陨落，信仰只有在俄国还存活。“现在地球上只有一个真正的教会，也即俄国教会”。欧洲则一方面忙于内部的事务，一方面因着愧疚的心灵，选择逐步将曾经让其嫉妒的拜占庭忘记。
很少人知道，直到1930年，经历过英法联军的占领和凯末尔领导的独立战争，“伊斯坦布尔”才成为这座城市正式的官方名字。而且，这还是个希腊名字，意指“去那城”的意思。经历过两千年的变迁，伊斯坦布尔依旧不再是帝都。但圣索菲亚依旧耸立在那里，不是教堂，也不是清真寺，而是一座博物馆，展示着文明交错的历史。
上大宗教与全球政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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