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文明，中国人有着“爱恨交织”或“羡憎交织”的复杂情感。但是，无论我们是爱是恨，我们都不能回避它的挑战和冲击。自鸦片战争时期西方文明兵临城下以来，能否正确认识西方文明特别是其政治文明，并制定出正确对待西方文明的文化战略，关乎我们现代化事业的成败以及外交的荣辱。
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文明。虽然它们起源于西方，打上了西方文明的烙印，但它一旦出现和传播，就具有普世性。就如当初农业文明虽然起源于美索布达米亚和古埃及，但无论其传播到哪里，其关键性的要素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要建设现代文明?我们是否有能力建设现代文明?只要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不能拒绝现代文明中的西方因素，不能因为其起源于西方而拒绝它，因为我们无法建立一个不含西方因素的现代文明。
如果将尼罗河下游、爱琴海和两河流域之间划出连线，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西亚和东地中海的三角地带是古代世界文明交流网络的中心。在古代世界，是否能够与这个中心相沟通，学习其文明成果，对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至关重要。中华文明独居东亚一隅，与这个交换中心距离遥远，又有沙漠和高原阻隔，仿佛一个孤独的文化巨人。这样一种不利条件，使西亚和东地中海一带许多文明成果很晚才传到中国。但是，中华文明毕竟处于欧亚大陆，所以，与这个交换网络中心之间的沟通虽然困难，但毕竟是可能的。有史以来，与这个中心的交流总是中华文明丰富和发展自身的一大动力。而非洲、美洲、澳洲和太平洋上一些岛屿上的居民，由于长期与欧亚大陆的文明隔绝，其发展水平很低，多数根本就没有进入文明社会。世界文明史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文明间的交流融合，从来就是文明生命力的源泉。纯粹的文明必然是停滞和落后的，甚至是怪诞的。
正因为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是文明丰富发展的动力源泉，所以，人类曾经创造过的重要的文明都含有异质的成分，都不是纯粹的单一文明，而是复合型的文明。前述几大初始文明都整合了不同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衍生文明更是不同文明或文化的嫁接与整合。每个类型的文明都有一个发源地，而后传播到其他地区。农业文明起源于美索布达米亚，工业文明产生于西欧，信息文明创生于欧美，然后它们再传播到全球广大的范围。也就是说，一种类型的文明的发源地是有限的，但它通过文明的传播，成为人类一个历史时期普遍的文明形式。
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方，就如农业文明起源于古代美索布达米亚一样，其他地区的现代文明只能是西方文明传播的结果。既然西方在现代文明领域领先于我们，我们就需要向它学习。诚然，我们有古老的文明传统，但那是农业文明。对于现代社会生活，它能提供给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其实，换个角度看，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的一大成果，就是使我们具有较强的学习现代文明的能力。虽然对于现代文明的创造我们很少贡献，但我们已经证明有能力学习和建设现代文明，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员，并为其丰富发展做出贡献。那种认为中国人不适于接受现代文明的思想是文化歧视。
这种歧视主要来自于一部分国人，是以文化自信姿态表现出来的自我歧视。而真正的文化自信，应该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面对外来文化。也有一些西方人(文化多元主义者)希望中国成为古代文化的保留地，供他们欣赏，而反对中国人接受现代文明的努力，但那不应该是我们的选择。
在对待西方文明方面，我们有过一次次的教训。从远处说，自清初赶走西方传教士到鸦片战争，我们对西方关起门来，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鸦片战争后，我们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中一步步走向现代文明，尽管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近处说，1949年，我们曾拒绝西方，它带给我们30年的停滞和徘徊;1979年，我们又主动地引进西方，它给我们带来了30年的巨大进步。所谓“改革”就是向西方主流文化学习，“开放”主要是向西方社会开放。一百年来与西方文明交流交往的经历，特别是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只有将西方文明的精华融入中华文明，才会使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焕发出生命活力。
改革开放的成功之处在于，我们对西方文明的种种要素能够立足于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取舍。文化的传播有其本身的规律。一种文化能够广泛传播，往往是因为它更符合人性，更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像阿拉伯数字(实为印度数字)、拉丁字母、公元纪年、十进制等，都因为其文化上的优越性而被广泛采纳。我们对异质文明要素的取舍应该立足于我们的需要，这样吸纳西方文明要素的结果，是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使其实现向现代文明的成功转型。正因为如此，真正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同时应该是文化世界主义者。
由于现代政治文明起源于西方，所以，表达现代政治文明基本价值的一套概念都源于西方。因为这些价值在我们传统文化中都是相当匮乏的，所以都需要按西方的语言传统来进行诠释并将其移植到中华文明的土壤中。我们讲民主，得从希腊人对民主的理解谈起，不然，按中国的传统诠释，就是为民之主，为民做主;谈选举，已经不是中国古代的选拔和推举之意，而是基于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制度;讲自由，我们需到西方的语境中去理解，那里才有政治法律自由，在我们祖先那里，自由主要是一种心境;至于人权，我们传统的语汇中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到西方的政治法律传统中去理解它。我们的老祖宗也创造了一整套政治概念，今天，其中许多都陆续被我们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不是我们偏要与自己的祖先过不去，实在是因为这套语汇已经无法表达现代人类的期望和追求。我们不应该仅仅为了与西方对着干，为了显示我们文明的伟大，就非要抛弃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和民主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的主流价值。相反，我们应该将其融入中华文明，使其成为中华文明有机的组成部分。
当然，中华文明融合西方文明是一个过程，西方政治文明的不同要素依其与中华文明的相融性程度的差别，其融入中华文明在时间的序列上就可能有差别。比如，来自西方的三个“先生”中，最早是赛先生(科学)被接受，然后是德先生(民主)，最后是李先生(自由)。就民主价值而言，其融入中华文明的一般程序大体上是：从对民主的反感到对民主的理性接受，接着是养成民主的习惯，最终是形成民主的政治人格。在制度的层面上，一般经历了由专制到形式上的或仪式性的民主，然后逐步过渡到真实的制度民主。制度性的民主一般还会经历由卢梭式民主到洛克式民主(宪政民主或自由民主)的转变。
现代文明融入中华文明还有一个由浅入深的推进过程，这中间可能会有反复。历史上民主失败的经历不能证明当前中国民主行不通。对当代的调查分析也不能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未来下结论。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华文明必然吸纳越来越多的现代成分，越来越深地融入现代文明。我们还会发现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出现回归传统的现象，但这种回归很大程度上是假象。我们注意到，每次回归的落脚点是不同的，它往往比前一次回归更远离了传统。而被选中的传统的内容，也是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人所发现的和重新诠释过的传统。一个文明就是这样在融合其他文明的过程中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的。
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许多国人担心我们自我迷失。西方文化的冲击使我们产生文化的失重感，在每个历史时期，我们都会抓住某种东西，认为那是我们文化之“本”，民族之“根”。我们极力抓住它，似乎那是我们命脉所系，唯恐西方文化将我们连根拔起。
19世纪的时候，我们认为“三纲”就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就是所谓的“本”。“无君无父，禽兽也”，这曾是中国人的共识。后来，我们丢弃了“三纲”，可是，我们的根还在，中华文明还在。原来，那些东西并不是什么“本”，丢掉了它，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一段时间，官方理论强调在西方文化威胁下要突出维护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一个是一夫一妻的家庭模式和相应的伦理。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东西都不是中国本土的，而是西方的舶来品。
我们接受了西方的某种东西，经过一两代人，就忘记了它的源头，将它当成我们自己的了。我们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体制不属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而是源于西方，只是它们不属于西方的主流文化。如今，它被表述为“中国特色”。我们没有意识到，一夫一妻的家庭模式和相应的伦理是西方人的传统，不是我们的传统，但是它现在变成了我们的传统。我们似乎还成了它的卫道士，甚至比西方人还热情地捍卫它。
当年佛教来华，被视为异族异教的异类，似乎与本土的儒教、道教传统格格不入，经过几百年磨合后，人们开始大讲三教合流，“三教原来是一家”。今天，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甚至当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衰落后，中国反倒成为其主要基地。
今天的音乐舞台上有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之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所谓民乐队使用的乐器，在两千年前孔夫子“制礼作乐”的时代，有几种是华夏民族的?而为孔子所熟知的某些乐器，为何今天已不见使用了呢?其他文明的要素渗入我们的文明，得到我们的认同，就属于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我们的后人就会把它当作传统。而我们传统文明的某些要素也会随时代变化而转型或被淘汰。
可见，没有一个静止的中华文明的形态。它是历史地形成的，其内涵是变化流动的。它要根据环境变化和生活的需要不断调适变革，并通过吸收其他文明的养分使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升华。
原文发表于2008年第6期《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苍山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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