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分析讨论了历史中国的发生和制度构成。其基本逻辑就是一句中国老话：“多难兴邦”。黄河下游水患要求统一治理是一个因素，但尤其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冲突，刺激了中原农耕区人民超越村落以家国天下的格局构建超大型政治体的意识、想象和努力，并逐渐形成了包容多种文明的多元一体的历史中国。我还讨论了长城的制度功能：它有效保护了中原农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明演化，成为融合和整合多种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
但如果文明的冲突会激发人们的制度需求，创制适合本地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方式的政治体，对我来说，一个纯智识的难题是，该如何理解和解说印度次大陆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文明侵入和碾压——为什么在此多难就未能兴邦呢？
一、来自次大陆历史的智识挑战
几千年来，印度次大陆地区一直为外来文明侵入，在这片土地上先后生长和繁荣过的文明一再被入侵的文明挤压、碾压甚至取代。最早的原住民是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尼格利陀人和原始澳大利亚人（因其身体特征与澳大利亚土著相似而得名）。后来，地中海欧罗巴人种进入次大陆，其与原住民混血形成达罗毗荼人，在印度河流域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原生文明之一：哈拉帕文化。但此后，雅利安人（约公元前15世纪）、波斯人（大流士，前6世纪）、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公元3世纪）、大月氏人（公元初年）、嚈哒人（公元6世纪）、阿拉伯人（公元7世纪后）、突厥人（德里苏丹国，公元12世纪）、突厥化的蒙古人（巴布尔，16世纪）以及近代英国人等外来民族先后侵入。原初的和次第侵入次大陆的各种文明都未能将侵入的异族文明有效整合、融合或同化，历史文明有显著断裂。如今次大陆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在人种上是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但在文化上非常杂乱。除了有数百种语言外，在宗教上，公元前6-5世纪诞生于此的佛教，自公元8世纪后在当地就几乎销声匿迹了。如今印度次大陆最主要的宗教是印度教（印度）、伊斯兰教（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锡克教。
但也不能说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条件不利于文明的自我发展和保存。若就自然地理条件而言，印度次大陆其实比中国的中原地区，那实在是安全太多了。次大陆呈三角形，三角形东南面和西面分别是开阔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南临广袤的印度洋，与欧亚大陆板块连接的正北、西北和东北三个方向有一系列高大山脉，北方是喜马拉雅山脉，绵延2400多公里，平均海拔超过7000米，山后是青藏高原；西北部同中亚和波斯高原相接处，有平均海拔2000米宽大的苏莱曼山脉，与之交错遮掩的是平均海拔约5000米的兴都库什山脉。东北部则有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的诺开-那加山山脉，山脉虽相对狭窄，但浓密的热带森林和热带蚊虫、蚂蟥、毒蛇、瘴气，更难穿越。抗战时期，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翻越这一山脉最北的野人山地带曾损失四万余人，几乎全军覆没；两年后，在这一山脉中部的地区，10万日军损失了6万人。印度次大陆在地理上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区域。在飞机和轮船出现之前，印度次大陆也许是外来文明最难进入的地方。
除了17世纪的英国人外，其他外来民族一直都是从新都库什山脉的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侵入印度次大陆的。该山口位于印度次大陆西北角，如今巴基斯坦的西北部，这是整个中亚进入南亚次大陆的唯一通道。越过开伯尔山口，是喜马拉雅、兴都库什和苏莱曼山脉共同形成的波特瓦尔台地（海拔500-600米），下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印度河大平原，向东则是更开阔的恒河平原。
但对想从中亚进入次大陆的外人来说，这个通道的进口既非常隐蔽，也很难通过。最直接的就是翻越平均海拔5000米的兴都库什山脉。但即使有当地人引路翻越几个稍低的山口，山口海拔最低也有3000米上下，要在如此海拔的山间跋涉150公里抵达开伯尔山口，这太艰难了。另一条海拔稍低的通道是绕过兴都库什山脉，从兴都库什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高原谷地间先南下，然后向东走到位于山脉中部的喀布尔河谷。喀布尔河是印度河的支流，顺着河流东进南下，就能抵达印度河流域。但山谷间的这条路海拔也在千米以上，从地图上看，路途则有上千公里。糟糕的路况，以及后勤给养保证很难，这就决定了任何一次外族入侵，人数都不可能太多。
细看如今卫星摄制的这一地带的地形图，以及今人拍摄的山口地带的照片，人们会发现，开伯尔山口的地形地势非常容易有效设防。山口谷地的喀布尔河海拔1100 米，山口最窄处包括河流在内仅600米宽，两侧的悬崖峭壁陡然高出河谷60-90米，然后就是向远方延展的连绵的群山。山口谷地全长约70公里。沿河的山路蜿蜒崎岖。据记者实地报道，如今山间公路最窄处仅10米，车辆很难并行。整个地势与中国的由河南进入陕西的函谷关非常类似。若在此建一道雄关，设一座要塞，驻军少量，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若是在开伯尔山口以内的波特瓦尔台地，或是在印度河上游平原上，距山口要塞50-150公里处，再驻军若干，以大道与山口相连。若有敌情，山口守军以烽火传递信息，一天之内，山口内的援军就可以赶到。或还可以在70公里长的峡谷内的若干地势险要狭窄处，建三五道关口，驻军非但可以层层抵抗，也还可以把侵入者先放进来，拦腰截断，关门打狗。河谷两岸士兵居高临下，仅用箭和岩石，无需贴身近战，甚至只要切断粮食供应两周，就足以全歼入侵者——就像孙膑当年在马陵道杀死庞涓歼灭魏军那样。
由于开伯尔山口的狭窄、险峻，关防建设的工程量和技术难度并不太大，未必会超过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1世纪）“烽火戏诸侯”时烽火台和城墙的建造，虽然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是在公元前15世纪，但印度古文明比华夏古文明早发生近1000年。开伯尔山口更无法同后来的长城相比。因为在中国北方，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相邻区广阔且漫长，地形条件非常复杂，有平原，有山川。但在2500年前战国时期，为防范北方游牧民族袭扰，秦、赵、燕就曾各自独立修建上千公里的长城。秦统一六国后，更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军力将三段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万里长城。尽管有了长城，已大大减少了驻军数量，但万里长城仍带来了复杂的通讯保障和组织协调问题，后勤供给耗费极大。相比之下，从中亚到开伯尔山口的路况使得任何时候入侵者人数都不可能很多，防守次大陆仅需在山口建造一座关城，无需驻军太多，也无需分散驻军，通讯、组织协调和后勤补给的难度都小多了。然而，除了英国殖民时期，印度次大陆的众多王朝似乎都不曾尝试在开伯尔山口抵抗入侵者，硬是一次次任由外来文明从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次大陆，一次次碾压了这片土地上已有的文明。
二、常见或可能的解说
但为什么？
以“开伯尔山口”为检索项，我在“中国知网”上搜寻，没有人对此有过细致分析和探讨。网络上有不少分析，但明显说不通。例如，有说游牧民族从开伯尔山口侵入并统治印度次大陆后，不想堵住自己进出中亚的通道，怕自己万一被赶出印度，便宜了原先的印度人——似乎殖民者总想着自己是外人，随时准备回家似的。还有说，印度人不善于打仗，懒得修长城。但如果可以轻易获得全部生活资源的话，世界上有哪个民族天性喜欢打仗？以及开伯尔山口附近地势复杂，次大陆人民当时没有建设这种工程的技术。当时没有不是问题，问题是在此后的数千年间，次大陆的众多王朝都不曾有这类尝试。而且，有什么技术先于人们的需要而存在的吗？记住，“需要是发明之母”。
有必要探讨的一个变量是人种或智力问题，即印度次大陆的住民没有能力组织起来以集体的智慧自我防卫。尽管政治不正确，我却认为这种解说在智识上还没法排除。既然全球各地的人的身高、肤色和体质都有显著差别，就因为可能政治不正确而否认其他可能有的差别，这不是求真务实的态度。但我认为，即便当年印度次大陆土著尼格利陀人和原始澳大利亚人真的文明程度不高，智力不高，也完全不能解释印度次大陆的一次次被外来文明碾压。因为创造灿烂的古印度文明的达罗毗荼人就是欧罗巴人与土著的混血。此后先后侵入的雅利安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和大月氏人均为欧罗巴人种，突厥人和蒙古人为蒙古人种，定居于印度次大陆北部和中部，原住民和达罗彼荼人则被迫一路南迁，然而，历次入侵者都不曾哪怕是尝试着在开伯尔山口设防，这就排除了人种解说的可能。
还有点道理的，但架不住追问的是：古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术语，历史上印度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修建诸如长城这样庞大的工程。但这种解说是把统一和分裂视为一个给定，是一个不需要解说且一成不变的自变量。但中国历史表明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学理上看，人的自然群体大致是村庄或部落，是基于地域或基于血缘的小型生活共同体；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瓦解，统一和分裂，无论怎么说，都更可能是个因变量，需要解说。没有理由认定哪个地方生来就该统一或就该分裂；统一或分裂其实都是许多条件综合促成的。因此，更系统的解说应当包括为什么印度长期处于分裂，而不是统一。此外，历史中国修建长城需要举国之力，那是因为中原农耕地区要防止北方游牧民族从东西长达万里的相邻地带的任何一地南下。印度次大陆的防守并不需要建长城，它只需防守一个山口，因此没有理由一定得有个大一统的王朝，才有能力修建开伯尔山口的关城要塞。事实上，中国的长城修建也并非始于大一统的建立，恰恰是在历史中国最为分裂的战国之际，燕、赵、秦各自修建了抗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城，工程都比开伯尔山口的关防工程大多了。
另一解说是，印度次大陆虽然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威胁，但不像中原农耕区受到的威胁那样强大，因此印度人缺乏中原农耕者修长城的强烈动机。这个解说触及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但目前这种表述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如果以文明的兴废或被碾压来看，印度次大陆受到的威胁还不大？此外，侵入印度次大陆的也不都是北方游牧民族，至少波斯人和希腊马其顿人都不是游牧文明。第三，中国修长城确实主要因为北方游牧民族频繁长期的威胁，但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并不是次大陆人民在某广阔地区修建长城，防犯北方的威胁，而只是在山口及其周边修一座关城，一个要塞，防守的是经此山口进入次大陆的那些人数并不太多的北方入侵者。
尽管如此，我认为这后两个解说可以且值得展开，但需要把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条件，包括开伯尔山口在次大陆的位置，以及其他可以想到比较重要的变量，都尽可能纳入，作一个更细致的分析。
三、细致的时空条件分析
我认为，有以下因素应当纳入分析：
其一，由于开伯尔山口很窄小，每一次从山口入侵的人数都不可能多，最多只影响局部地区，通常不会对当地的文明立刻构成重大威胁，甚至起初就不是个实在的威胁。这就很难激发起次大陆甚或整个北方平原上人民的强烈反应，乃至有共同的制度需求：建立统一的王朝，以协调的政治军事组织行动来应对北方入侵者。相比之下，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相邻的地区从鸭绿江口到甘肃临洮，长达万里，始终面对着辽阔大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威胁，农耕民族很难在这样广阔的地带展开有效防御，因此游牧民族对整个中原农耕地区构成了全方位的威胁，迫使农耕文明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尽可能整合这一广阔农耕区的全部力量来回应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西周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制度愿景，以及秦、赵、燕三国诸侯各自独立修建长城就表明，中原人民有强烈且共同的制度需求。
其二，外来民族从开伯尔山口侵入，并没威胁当时印度次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开伯尔山口位于印度河和恒河两大流域的上游，其位置可以类比为中国青海的三江源。从各地的古代文明来看，在大河上游地区都没出现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可能就因为在这里并不需要出现这样一个中心来调度协调各地资源。换言之，印度河和恒河上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程度不高。若真想在这里抵抗入侵，就必须从人力、财力和物力更充裕的大河中下游地区调运，逆水行舟，在全靠人力的古代，这很难。而在中国，黄淮海河地区是一个整块平原，基本全都位于黄河下游，由于治理黄淮流域水患防止灾难流民的必需，在这一地区已经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相对统一的政治体制。大禹治水，以及齐桓公有关各国水利的葵丘之会已经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政治中心的体制。中原地带一直是中国古代文明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这个政治中心可以及时便利地调动当地的人财物，用于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
其三，农耕社会本来就很难实现跨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整合，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条件还加剧了这一难度。这就是，尽管自然地理条件令印度次大陆可以遗世（欧亚大陆）独立，但印度次大陆内的地理地形条件趋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去中心化。与中国的农耕重地是中原，其他复杂地形高山丘陵沙漠高原都围在中原的北、西、南三方形成鲜明反差，印度次大陆的农耕区几乎全在次大陆周边地区，环绕在次大陆偏中南部的德干高原和塔尔沙漠四周，这大大增加了农耕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不便。印度北方地势虽相当平坦，两条大河的上游也临近，但两条大河的流向背道而驰，高仅250米的阿拉瓦利山脉于是成了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的分水岭。
印度河西南去，恒河向东偏南流，没有道路或运河的勾连，在两大流域内，人口的分布展开，财货、资金和文化信息的流动，一定是顺流而下，自然趋于强化两大流域的分歧。而在古代中国，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关系则与印度河、恒河两大流域反差鲜明。长江和黄河发源地相近，然后各自向南北奔流，但到了中下游，江与河几乎是平行东流，河之南江之北是平原相连，更有淮河居其间，春秋后期便有人工运河试图勾连江与淮乃至河，交通日渐便利，这就便利了两大流域在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整合，便于形成了两大流域的人口、经济和文化的合力。而印度河和恒河的流向不同导致了这两大流域的文化分离和对立：印度河流域后来成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印度人口则更多集中于北方恒河流域以及次大陆东西狭长的沿海地区，而横亘在这三大区域之间的是海拔600-800米的德干高原。次大陆的地理地形使得各地区间，除非直接相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很难相互影响，很难关系紧密。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以及信息的地域化，以及由此构成的碎片化，也还令次大陆各地民众对来自开伯尔山口的威胁不可能有唇亡齿寒的感受。这就好比，在东晋时期，在陶渊明笔下，武陵桃花源里的农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们自然也就不可能在意当时北方的五胡十六国。
其四，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也许是，尽管多次被外来者征服，但在印度次大陆文明发展数千年的历史上，外族入侵只是历史上的小概率事件。若从雅利安人进入次大陆的公元前1500年前起算，在此后3500年的历史间，外来侵入也不到十次，若最小间隔是200年一次入侵，这个时段对于个体生命的记忆也太漫长了，漫长到没有哪个个体有可能记忆。次大陆还长期没有统一的政权，没有统一的文字档案记录，也没有专职的史官，因此都无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了。对当时当地的住民来说，三代之后，就不存在我认为重要并在此复述的这些历史，就没有可能了解历史的教训。
更残酷的或许是，从彻底的旁观者、后来者或上帝的视角看，即便了解这些历史教训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了——推动人行动的意义。因为入侵一旦发生，建造关城的必要性就或几乎消失了，因为起码200年后，这些教训才有用。200年足以让当地人忘记三轮历史了。换言之，入侵对于次大陆住民即便是灾难，却不曾真地构成威胁，就因为完全无法预知的威胁就不是经验上的威胁！
在历史中国，即便有基于生产方式差别的文明冲突，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从血统上看差别并不大，基于对农耕区产出的粮食、茶叶、丝麻布以及金属的需求，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从东起鸭绿江口西至甘肃临洮的广阔地带一直经常交往。一旦发生冲突，除非有机地组织起来，村落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农耕者总体上无法抵抗或防范游牧者几乎是随机的抢掠。中国北方非但每年甚至随时面对着一种实在的威胁，因为大量入侵是临时起意的抢掠。因此，中国人修建长城寄望当即或最多几年内就有实在收益，并且长期受益。对于农耕民族来说，这个威胁不仅每年几乎是每天都在身边，这甚至不能算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是一个确定会发生的事件。确定的风险促使至少是中原北部地区的每一代人都有动力去防范和抵抗，因为收益大，也因为收益确定。就此来看，长城最重要的功能或意义并非防范整个草原民族因气候变化引发的整体南侵，它无法防止因此发生的中原王朝的改朝换代，它只是能在正常年代大大减少北部农耕区边民所遭受的袭扰，让他们有可能安稳生产生活。而且，尽管法律人爱说“长治久安”，老王卖瓜，可以；但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真能杜绝风险，“长治久安”“为万世开太平”只是一些海口！
其五，一旦考虑到时间维度，印度次大陆修建关城要塞的成本收益就非常不划算，甚至就是浪费，几乎是一种装饰。就算印度次大陆有政治文化精英从前辈口耳相传中获得片段历史记忆，但他们需要或真的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吗？为200年后的威胁作准备，花费大量资源，建一座关城或要塞，持续驻军，持续修缮200年？就算有足够人力、财力和物力，这值得吗？贴现后，这收益几乎为零。人确实一般都会也应当为后代着想，但那一般也是为可以见到或想见的后代着想。是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这话真正告诫的其实是近忧，而不是远忧。是的，“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但首先，这里的时间数字更多是修辞；其次，这里讲的只是“谋”，而在开伯尔山口修关城远不只是个“谋”。尤其是在古代，人财物都非常稀缺，200年的努力，来防范一个小概率事件，折算后的投入产出比大为降低，而且由于资源稀缺，投入的机会成本就是个重要问题。当时的印度次大陆一定会有更现实、更亟待解决的问题，花大量人力物力来应对关城要塞问题没有必要。对于生命时间有限的人来说，至少这不是首要关注，不是压倒一切的关注，可以往后拖。一句老话，“儿孙自有儿孙福”。
其六，印度次大陆3000多年前形成的种姓等级制度，非但具有民族压迫的性质，而且从社会组织结构上看，它会不利于核心民族、核心文化与周边民族、周边文化之间的融合和整合，各地和各等级的人很难团结起来，整合成为一体，抵抗共同的敌人。相比之下，中国的家族血缘关系，尽管也有弊端，却是一种天然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家国天下这一想象的转化，可以成为，也确实成了，古代中国国家政治和社会治理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形式。其中最典型的是西周的礼治。而西周的礼治，以及家族/村落的组织，对后世中原历代王朝组织和治理都有深远且生动的影响。
四、学理意义以及何为制度
我对印度次大陆的历史了解很少，也从未到过印度，只是查看了些许材料，研读了地图和地形图，凭着脑补，做出的以上解释肯定不全面，不完整，甚至会有常识性错误。就这还拿出来给人看，自觉不踏实；批评者还可以上升到学术道德高度：这就不像认真做学问的样。我不追求“样”。我只是觉得，这个分析可能有点意思。学术上谨慎固然需要，但也不必等到确信手中抓住了终极真理后，再拿出来让别人看。在真理的发展史中，必须给错误留下一席之地——至少，这便于真知者、博学者及时纠正我的荒唐之言。
第一，根据已知的一些重要自然地理条件和相关变量来解说一个现象，提出一个有关国家发生和国家能力发生的理论假说，这很有意思。这也比较容易检验和反驳。只要有人能指出印度次大陆的一两个实在变量，就可能从逻辑上否证我在此的努力。也不会伤害读者，因为即便有人认为我的猜想和解说有点道理，通常也不会有人把我的解说当真，而只会当作一种依据我们现有的知识还能说得通的猜想。另一方面，即便我的分析猜想是错了，这种分析问题的方式对读者仍可能是一种有益的思维训练。这一分析的逻辑，诉诸的经验，如果有错，普通人凭着日常经验或其他阅读也可能有效反驳和质疑。这种训练是社会科学的，是经验的和实证的。
第二，这里解释与《大国宪制》对历史上农耕中国的发生在理论逻辑上完全一致，拒绝用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实体，如文明、文化或精神，来解释国家的发生。在更大程度上，这里的解释把国家理解为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民众集体为应对重大实在的外部威胁和压力的结果，而不像典型的社会契约论视国家为同一文化群体内自我化解冲突和矛盾的结果。这两种关于国家结构和发生从理论逻辑上看就一定结果不同。前者会趋于以中央集权方式来逐步形成多元一体的疆域大国，而后者的逻辑趋于建立文化相对单纯的民族国家。
更具体的寓意是：（1）外来威胁必须足够强烈、足够频繁和确定，受威胁地区足够广大，受威胁的人口足够众多，这一共同威胁才能促使受威胁的人们在政治精英领导下以统一措施来应对；（2）受威胁的人们必须有望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基本消除或至少大大弱化外来威胁，并能长期获益，这种成本收益才能激发受威胁的人们努力积极应对，否则，就更可能如当年印度次大陆的北方居民那样，迁徙逃避会是更好的选项；（3）受威胁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也非常重要，必须有足够数量且相对便于调动和利用的人力财力资源，交通和文化交流足够便利，乃至在该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足够强有力的政治组织。
由此反思中国，会发现，鉴于持续面对北方游牧文明的重大威胁，这个对中原农耕区非常不利的条件，反倒是一个最重要的激励条件，一种触媒或催化剂，引发了大型政治共同体在中原地区的出现，以及与其相应且必备的其他政治文化制度条件的发生和演化（中央集权、精英政治、官僚政治、量衡和税收统一、文字统一和官话，以及常备军，等等）。而印度次大陆的看似得天独厚非常安全的自然地理条件，反倒非常不利于催生大政治共同体，激发其发展和拓展，不利于文明的延续和展开。与此相关的另一强大例证则是北美印第安人，北美的自然地理实在令人垂涎，几乎是环绕，南北均无强敌，平原极为辽阔，各类物产资源都极为丰富，北美各地印第安人的经济生产方式基本相似，因此部落间有冲突，却并非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且相对于其土地和其他资源来说，当地人口也一直稀少，因此可以说吃穿不愁。但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北美印第安人的“政治”组织一直停留在部落或部落联盟，并未形成一个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都被殖民者关进了保留区。
第三，对印度次大陆的这个解释，会同对中国国家构成的解释，以及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北美印第安文明的历史，还进一步证明了，就文明/大国而言，其构成/宪制其实一定非常地方，没法普遍化。这不仅因为任何具体的宪制要回应的一定是本地问题，而且必须、也只能借助和依据本地的各种条件。换言之，城邦、小国甚至近代的相对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宪制还有可能借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通用，号称“普世”也不为过，而但凡能活下来的大国的宪制则必须从本土中生长出来，尽管这不排除吸纳外来养分，但只是养分，换言之作为肥料，而非物种。
第四，这一分析还有助于我们澄清或是更准确理解中国古人诸如“在德不在险”，以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类的命题。中国古人确实非常明智。他们清楚意识到了再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替代不了对于人类种群的生物生存及相应的政治文化生存更具决定意义的人的努力，特别是群体的共同努力，包括那些凝聚为制度和文化的努力结果。这一点无疑。但时过境迁，这个“德”太容易为今天身处和平年代的人，无论是社会民众，还是统治者或政治精英，理解为个人或社会的道德。这会错了。从以上分析，以及从历史文献来看，我觉得，这里的德，仍然应当从“得”或“创造”的层面来理解。不仅讲国家政治的努力，国家整合国力组织社会的努力，还应包括“得当”和“适度”，并因此至少包含有明智、有效和有分寸的意味。
这只是我的理解，是解释，不是证据或结论。因此不大可能说服（我也没想）他人接受这样理解“德”。但起码这样，我们才可能理解，在中国历代政治中，其实“险”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历朝首都的定位一直有重要的军事安全考量；有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等说法，注意，这其中隐含了中国历代对国家军事政治安全的关注，但其中也有足够的经济学考量。这都表明中国国家政治制度中，中国政治精英对“险”一直给予高度关注，足够的关注。这本身也得算是政治统治的“德”吧？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在德不在险，因此，只是告诫，不能只盯着地理条件，更要关注整体的明智治理，其中也包括对地理条件的有效利用。
最后的一点启发则有关“制度”。对制度的常规界定都是描述的，即要求人们和机构必须遵守的规则、原则、程序。尽管中英文的关键词常常难有精确对应的翻译，西方学者一般也认为，如诺斯，制度（institution）就是一系列制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程序和行为的道德规范，目的是约束个人在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时的行为。亨廷顿认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之所以必须遵守制度，是强调制度的稳定和周期性，强调制度有限制和引导人类行为来实现特定效果的功能。
这些制度定义都不错，若有差别，也与定义者的不同学术分析关注有关。但如此定义，仅仅着眼于约束指导人的行为，但放弃了制度的功能和目的，就一定会引发对制度的教条主义视角和理解。我想说，这个定义太小气，太局促，太刻板，对制度研究者缺乏指导意义。有必要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界定制度，即为有效回应社会组织生活中的常规问题而发生的、人们和机构必须普遍遵守或通过分别遵守协同生效的规则、原则和程序。这里强调的是，可能有些制度是一切人都必须遵守的，但更多制度实际是，要求一个共同体或组织机构中不同的机构成员或个体成员各自履行其既定职责来协同应对该共同体或组织机构面对的长期麻烦。这些麻烦一定是常规性的，频繁发生的，因为这个麻烦是不可能解决的。想想选举制，或任命制；想想募兵制和征兵制；想想税制和收费制；想想司法和调解——都有，却从来也不只是规则或程序，不曾也不可能解决而总是在应对那些催生这些制度的那些人类难题。共同体或组织机构的某一制度应对有可能是精心设计的，但也可能甚至更多会是虽然起初是临机应变却因基本有效或仅因似乎没有更有效率的应对而被保留了，人们甚至不一定清醒意识到或是深思熟虑的选择，只是人们没觉得有烦心事，因此也就不杞人忧天自寻烦恼了。制度因此会受制度的环境影响，但由于每一制度环境的基本变量在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甚至对不同人群都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这些“不同”对制度虽不必定有重大影响，但有时还是可能对某一具体历史时空中的人们会有他们无法理解、无法掌控因此自然无法调节的重大影响。因此，我趋于将制度定义为，在给定社会条件下，针对共同体或组织机构的某一常规性问题而实际采取的功能性应对措施之集合。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历史中国的长城可以说一种制度。它当然是一项工程，却不仅仅是。它甚至就是一项宪制，也即有宪法性质的制度，因为这是当时中原农人或农耕文明为有效应对相对于人的生命周期而言频繁而实在的北方威胁而做出的一个在功能上长期有效的回应，并因此促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农耕中国，促成了以家国天下为基本格局的中华文明。这是一个通过各自分工合作而完成的集体行动，不是一条人人遵守规则或原则（个人主义的），而是一个长期集体行动的结果（整体主义的）。按照布罗代尔的标准，长城是能进入文明史，因为这属于即便短暂存在但经过长时段考验，在我的分析中，仍能被视为具有持久实在意义的事件。相比之下，当年印度次大陆的人民即便有相应的技术和财政能力在开伯尔山口修建了关城要塞，那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会有其他文化意义，却不构成一项制度，它不具实在的制度功能，因为这项工程或努力不是在回应这个社会共同体频繁面对的难题或威胁——不仅因为当时印度次大陆的地理地形导致未能或很难形成一个共同体，也因为在人的生命间隔的视角中，对次大陆的外来入侵只是偶发，并非恒常，因此从未构成次大陆住民的一个实在的威胁和麻烦。因此，印度次大陆的历史似乎是例证了“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
来源：《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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