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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教的“派”或“教派”刍论
发布时间: 2020/7/24日    【字体:
作者:杨福泉
关键词:  东巴教 教派  
 
 
内容提要:一些学者曾提出东巴教的“派别”概念,本文认为东巴教没有如其他人为宗教那样的教派和派别,没有东巴自我认同的教派。学者们所说的东巴教的“派系”,仅仅是根据其不同特点、民族支系、语言习俗、仪式和各种宗教行为的差异而做的一种分类,不能和基于对教义的不同解释理解、教规的差异等而形成的“教派”等同。东巴教还没有形成教派与它尚未形成系统的教义相关,但东巴教有不同区域和支系的差异和特点,对经典的解读也存在各地的差异,正在产生形成教派的一些因素。通过对这些差异性的探究,可以探寻各民族民间信仰发展到人为宗教过程中逐渐产生教派的轨迹。
 
  多种人为宗教都有教派和派系,各民族的民间信仰是否有类似的教派和派系,这方面的研究迄今不多。纳西族的东巴教是一种形态特殊的民间宗教①,东巴教是否有教派和派系?一些学者认为是有的,下面对相关的观点先略为介绍。
 
  一、学术界对东巴教“派系”的几种分类
 
  我们先来梳理一些学者所提出的东巴教的“派”“派系”的观念和分类。
 
  最早提出东巴“派”这个概念的,是李霖灿先生,他在20世纪30—40年代期间在纳西族地区进行东巴象形文字的调查研究工作,最早提出“北地派”、“北寒派”等概念②,但他此论大都是就象形文字及东巴经典的分布和发展变异、数量和特点而提出来的,而不是从东巴教的宗教意义上来论析派别。
 
  (一)分类一
 
  和志武、郭大烈先生认为,纳西族居住区域基本上是连成一片的,但因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和语言、地域差异,又有不同的支系,与此相应,东巴也分为不同的支系和派别。他们根据1983年春在丽江召开的“东巴、达巴座谈会”上所了解到的情况,做了如下的东巴“派系”分类。
 
  纳日人达巴③
 
  纳日人主要分布在云南宁蒗和四川盐源、木里等县,他们称东巴为达巴。达巴没有文字,只有口诵经。永宁达巴口诵经约有30种,丽江奉科乡(今属玉龙县)达巴口诵经约有20种,木里项脚达巴口诵经也有20种左右。达巴与纳人生产生活关系极为密切,婚丧嫁娶、祭“署”(大自然之神)祈雨、禳病除凶,都有达巴参与。达巴的法器有海螺、皮鼓、板铃、法杖、大刀、五佛冠、长袍等。比较特殊的是“巫棒”(拓木),用杜鹃木做成,长约27厘米,每面均宽2厘米,四面刻有动物、星宿、宝物等各种图形约60多种。达巴做法事时,将“巫棒”上的图案压拓在面团上,然后丢入所烧的“天香”(刺柏枝等)之中。木里项脚纳日人达巴一般要学15至20年才能出师。学习时间是每年农历九月到次年正月,学了以后,要跟同师父从事一段时间的法事。当地达巴传承最多可上溯到六代,六代以前就记不清楚了。
 
  纳恒人的哈巴
 
  宁蒗县和永胜县有一部分说东部蒗蕖土语的纳恒人④。据王承权、李近春、詹承绪等先生在宁蒗县红桥公社比衣村、大兴公社新民村调查,当地除了达巴外,还有一种哈巴。一般群众祭祖、结婚、出殡多请达巴,驱鬼、跳神、消灾除病多请哈巴。哈巴和达巴并无多大差别,只不过哈巴有藏文经书,有菩萨像。传说古时当哈巴的人曾到蘑菇草地哈巴学校学习,返回途中因风雪所阻,缺乏食物,被迫把用猪皮写的经书来煮食充饥,结果只留下来口诵经。
 
  根据洛克的研究,摩梭(纳人)的哈巴(ha ba)是普米族男巫师“仓巴”(Ts'amba),这个宗教派别起源于莲花生(Padmasambhava)时代(8世纪)的宁玛巴教派(藏传佛教)。但他们没有寺庙,在野外举行仪式。在永宁和木里,都有哈巴。在1929年,还有少数一些哈巴。他们和达巴不同,有写在很厚的纸张上的手稿。他们有时在村子外面的野地里树立大的祭树,举行用这祭树“顶冰雹”(顶住可能来的冰雹之灾)的仪式。在木里,他们也被称为“仓巴”⑤。
 
  拉惹人达巴
 
  据和志武、郭大烈先生1982年的调查,木里县项脚公社拉惹人有63户,385人,语言、风俗习惯、迁徙路线等方面都与当地纳日人有许多差异。他们也有自己的达巴,起祖是高英格若迪,第四代分为韩、田、杨、胡、罗五姓达巴,其中田姓达巴已传十三代。拉惹人达巴口诵经内容与纳日人达巴略同。
 
  阮可人东巴
 
  阮可(rer ko,又音译为“汝卡”)人主要居住在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东南部,三坝乡东坝大队(行政村)约有70余户,多数姓习,少数姓和。此外,白地大队吴树湾、洛吉公社阁迪也有阮可,总共约300户,现已操西部方言。
 
  丽江大东乡(今属丽江市古城区))吉潘克空和恒纳等村也有阮可,据说是从鸣音乡的妥冷初搬来,那里有个村叫“阮可其里”,想必是原来阮可居住的地方。宝山公社(乡)宝山大队永绿湾古时也是阮可村,自称祭战神阮可人,现操西部方言。
 
  据阮可东巴习佑才先生讲,中甸东坝阮可过去也是祭战神,后才改为祭天。凡阮可人家举行祭祖、开丧、超荐三种仪式,都由阮可东巴主祭。用于开丧、超度的阮可经叫“阮可祭”,约有30种,借用纳喜(纳西)字,但也有少量阮可字。用松明做神主木偶,而纳西人用松枝。
 
  据大东巴和玉才先生讲,当地阮可原来也姓习,后来有的改为谷(“习”),在阮可话里就是“谷子”的意思;有的改为和,现在与当地纳喜无多大区别,白水大队阮可也请道士念经。⑥
 
  据笔者在1989年的调查,吴树湾村约有50户阮可人,他们属“阮可祭天群”(派),全村阮可人有一个祭场,由一个祭天东巴主持仪式。他们的祭天仪式与纳西族其他祭天群有一些差异,他们在正月初九举行祭天仪式后,即于第二天在家中举行祭战神(胜利神)仪式。阮可人所祭的战神(胜利神)即他们的十二代“父子连名制”的远祖。相传这些祖先与敌人拼死战斗,经历千险万难,取得胜利,争得了阮可人生活的地盘,因此阮可人把他们作为战神祭祀。⑦
 
  三坝乡纳西族学者杨正文(纳罕人)认为,“汝卡”(即阮可)是白地一支古老的氏族,其东巴经师自称“汝卡东巴”。此支系仅限于吴树湾村,别的9个村无此传人。因此,他认为《东巴教的派系和现状》一文中用“阮可东巴”替代白地派东巴是不够全面的。据调查,民国初,白地的东巴人数约有150多人,当时全乡纳西族人数不逾4000人,平均20余人中就有一个东巴,相当于现有总数的46倍。⑧
 
  拉洛人(鲁鲁人)东巴
 
  拉洛人认为自己是纳西族,拉洛是自称,其意为“如虎过山那样迁徙”,他称为“鲁鲁”。和志武、郭大烈先生认为,拉洛可能是《元史·地理志》所说的“卢鹿蛮”的后裔,但由于长期与纳喜杂居,生活习性和语言与纳喜一样。据拉洛东巴和耀先讲,拉洛在丽江分布较广,太安、七河、拉市、鲁甸、塔城、龙山、鸣音等公社都有,估计约有1000户,5000多人。
 
  拉洛东巴念的是纳喜东巴经,唯拉洛老人死后,非请拉洛东巴不可。拉洛东巴做开丧超荐时念的经与纳喜东巴不同的有两本:《赐礼物》(《献牲》)、《送法杖》。
 
  拉洛属于“古商”祭天群,在腊月二十四开始祭。以小家庭为单位举行,祭天木偶用松树五棵和“许登”树六棵,而且全村只能在固定一棵树上取,木偶要放在进门那边的墙洞里,每饭必须祭一次,还有《献饭经》一本,念拉洛经用拉洛话。
 
  笔者曾多次去丽江塔城乡(今属玉龙县)进行田野调查,该乡的洛固行政村是鲁鲁(路鲁)人聚居之地,有18个自然村,231户,1251人,其中30%为藏族,60%为纳西族,10%为傈僳族。洛固山高谷深,海拔多在2700米左右,最低海拔也有2000米。村落分布极散,大多坐落在极陡的山坡上稍微平坦一些的地方,自然村多则十几户,少则五六户。交通闭塞,气温低,霜期长,主产苞谷、小麦、经济林木胡核桃、漆树、药材等。
 
  在洛固的纳西族中,约有80户自称是“路鲁”(lvl lv,也音译为鲁鲁)的纳西人,散居于各个自然村落中。相传他们是四个纳西古氏族梅、伙、束、尤中梅氏族的后裔,其祖先从南山迁居塔城依陇,一部分又从依陇迁到洛固,多是因躲兵等原因而迁居于此。据路鲁东巴和玉顺讲,他的祖先从南山迁到依陇已历四代,从依陇迁到洛固已历三代。他还说路鲁人有白路鲁和黑路鲁之分,洛固的路鲁都是白路鲁,至于黑路鲁者现在何处,他也说不清楚。相传在丧礼中把死者的胁部朝着家神龛(生命神的神龛)放置的(即把棺木垂直放于家神龛方向)的是黑路鲁,把死者与家神龛方向平行放置的是白路鲁。前者称为“尸伙祀愣达”,即“死者之胁朝着家神”之意;后得称为“尸肯祀愣冲”,为“死者之脚伸向家神”之意。
 
  路鲁人的东巴经多与其他纳西人的东巴经相同,只是在丧礼中念的两本经书很独特:此两本书虽用纳西象形文写成,但必须用“路鲁语”念,一册是《开路经》,题名《斋富》;一册是《杀羊经》,题名《余扩》。其他纳西东巴对这两本经书的内容一无所知。相传路鲁人的这两本经书是从一个叫“腾磁波”(tei cee bbuq)的地方学来,路鲁人远祖父为纳西,女为傈僳,因为这两本经书是舅舅写下的,因此变了音。目前洛固能读这两册经书并释其大意的只有路鲁东巴和玉顺一人,其他地方的一些纳西东巴说这两本经书是用傈僳语念的,但和玉顺及另一路鲁东巴和瓦若都否认这是傈僳语,究属何种语言,尚待考证。⑨
 
  堂郎人东巴
 
  丽江县太安公社红麦大队过去称堂郎坝,有堂郎人150多户,800多人。妇女服饰略同于七河白族,男的像汉族,有自己的语言,不同于彝话,部分人通白话和纳西话。过去有东巴,有象形文的《开路经》,但用拉洛话读,据说是从白汉场拉洛东巴东布家抄来的。开路时他是这样念:“你家三代在前面,你在路上不要左转右转,你要在路正中央走。”堂郎人还有无经书的巫者桑尼。
 
  此外,丽江与鹤庆交界的安乐坝、沙子坪有100多家“汉鲁鲁”,与丽江拉洛和堂郎人不同,但与拉洛人通婚。正月初三祭天,请桑尼不用东巴。据说人死后,棺材要在岩洞里放一段时间。
 
  纳喜人⑩东巴
 
  纳喜人占整个纳西族人口的5/6,绝大部分在丽江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汉族文化的影响,东巴逐渐退守山区。据和志武与郭大烈先生的初步了解,他们认为纳喜人东巴又可以分成四个派别(11)。
 
  1.白地派(北地派)
 
  最早提出“北地派”的是李霖灿先生,他在《麽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引言中提到了“北地派”(即白地派):“另一支麽些人由木里永宁之西向北地过金沙江而至丽江,此一支在无量河下游一带发生文字,至北地一带更发扬光大,遂成为麽些文字之正宗。至丽江一带时,其经典已达千部之多,是为北地派。”他还指出:“无论北地一带及若喀(阮可)地区,皆只有象形字而无标音字,向南渡过金沙江后,如剌宝(今玉龙县宝山乡)东山一带,尚仍不见音字之出现,直至丽江坝区之附近方见有此音字。”(12)
 
  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县)三坝公社(乡)白地(行政村)古有“东巴圣地”之称,传说著名的白水台是东巴教祖师丁巴什罗的坐处,阿明灵洞是另一祖师阿明的修行处(阿明属于古氏族“叶”支)。白地交通闭塞,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因此这里保存的东巴经书和学问高深的大东巴也比较多,丽江东巴有“不到白地,不算大东巴”的说法。白地东巴经只有用象形文字写的,而没有用标音文写的;经书中也没有《大祭风经》,只有《小祭风经》;东巴舞中也没有刀舞。由于土语差别,读经也有自己的特色。
 
  2.宝山派
 
  丽江宝山、奉科、鸣音、大具(属古宝山州,今属玉龙县)是纳日、纳喜、阮可、鲁鲁等支系杂居之地,那里的傈僳族也学东巴,各民族相互有影响。同时该地属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山区,佛教、道教势力达不到,近代外国传教士在大具虽建过教堂,但由于各种原因信的人很少。该地东巴势力比较大,仅宝山公社(乡)宝山大队(行政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约有40名东巴。在这一派东巴中占卜盛行;另外,因土语关系,宝山话缺少声母zz、rh、f,所以读经腔调不同;该派也没有标音字。
 
  3.白沙派
 
  白沙(今属玉龙县)是木氏土司的发祥地,属古氏族“叶”(yeq)支,是古代通安州之地。白沙派东巴分布在丽江坝,主要在五个片:一为白沙,相传出过大东巴“久知老”(jjeq rhi lal),和诚也很出名;二为文笔、长水片,有和泗泉、桑尼才等大东巴;三为贵峰、良美片,有著名东巴和文灿;四为五台片,有著名东巴和士贵、和芳等;五为大研镇,比较著名的东巴有和风书等。丽江坝因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其他地区高,故东巴经类别和数目多,也有标音文字,绘画水平比较高,舞蹈也很发达,而且还出过一些有学问的东巴,如和泗泉研究象形字和标音字,和宗道、和士贵、和芳等帮助学者翻译和研究东巴经。
 
  4.太安鲁甸派
 
  太安(今属玉龙县)汝南化村是著名的东巴之乡,村后也有一个“什罗灵洞”,出现过著名东巴康爸才、青爸严。鲁甸纳喜人传说是从太安迁过去的,东巴也学自太安,那里“借威灵”(rherq zail)仪式也请康爸才去主持。塔城乡依陇等地与鲁甸地域相连,也是同一派。近代这派东巴比较多,出现著名东巴和世俊、和文裕、和文质等。这一派中象形字和标音字并行。
 
  (二)分类二
 
  和力民先生也认为东巴教有“派别”,但对东巴教的派别则有不同的分类。他认为,和志武、郭大烈基本上是以不同支系的东巴来划分东巴教的派系,将东巴教分为7个派系(如上所述),并在纳喜(纳西)东巴派系之下又分为白地派、宝山派、白沙派、太安鲁甸派等4个小派。和力民认为,支系是形成东巴教教派的一个主要方面,但不是绝对的。派系应当主要以其祭祀信仰群体、祭仪、语言、经典、文字、习俗等方面有无独特内涵和风格为标准。东巴教的派系是东巴教文化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传承、不同的环境下形成的不同特点的文化系统。他认为,综合地分析,丽江的白地、宝山、白沙、太安、鲁甸等地的东巴是有地域性文化特色和文化发展的差异性,但应当与东巴教的派系分别而论,不应简单地划归为独立的“派别”。和力民还认为,纳恒人的哈巴是使用藏文经典者,纳恒人中还有达巴,因此,纳恒人的哈巴不该列于东巴教的派系中。(13)
 
  和力民根据民族支系的情况,参考李霖灿先生等人的一些观点,将东巴教分为如下9个派别:
 
  纳亥(即纳罕)纳西派
 
  所谓的纳亥纳西派,是指从自称为纳亥和纳西的这支纳西族直接传承下来的。纳亥纳西族东巴教信仰者,是操西部方言的自称“纳亥”、“纳西”的纳西族。这个派别和和志武、郭大烈分类的“纳喜”派基本一致。主要分布在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县)的白地、东坝、金江、上江,丽江县(今古城区和玉龙县)全境,维西县的托丁、攀天阁、叶枝等,以及丽江市永胜县的大安、顺州等,木里县的俄亚乡、盐源县的左所区(现在的泸沽湖镇)大孜(达住)村等。纳亥纳西派的东巴教坚信东巴教第二祖师阿明什罗曾在白地灵洞修行,他们以阿明修行的灵洞为圣地加以崇拜。这派东巴有坚持朝拜圣地白地的传统,所以也被称为白地派。这个派系的东巴一生中努力到白地朝拜阿明灵洞,接受白地和东坝有威望的大东巴做“加威力”(14)仪式,向白地和东坝的东巴学习经文仪轨和东巴教教义等。纳亥纳西派东巴以到过白地和东坝、在那里举行过“加威力”为荣。这个传统使纳西纳亥派的东巴一直与白地和东坝的东巴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在历史上,纳亥纳西派在仪式、经典和教义上有较多的交流和传播。纳亥纳西派东巴教是纳西族东巴教中历史久远、覆盖地域最广、占有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派系。(15)
 
  上文引述李霖灿先生在《麽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引言中提到北地派(即白地派),说到“另一支麽些人由木里永宁之西向北地过金沙江而至丽江,此一支在无量河下游一带发生文字,至北地一带更发扬光大,遂成为麽些文字之正宗。至丽江一带时,其经典已达千部之多,是为北地派”(16)。李霖灿称之为北地派,和志武、郭大烈先生也将其划分为独立的一派;而和力民先生则把北地(白地)派划归到纳亥纳西派中。
 
  白函派(北寒派)
 
  李霖灿先生在《麽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中提出了一个“北寒派”的概念。他说:“当迁徙到木里时,麽些(纳西)人分做两支:一支由木里经前所而向永宁,这一支麽些人未发生文字,其分布区域向东直至盐源、西昌一带,迄今尚未向南渡过金沙江。现以永宁为中心,其巫师口诵之经咒与象形文经典中所记录者相同,虽不能无小出入,但不妨碍大体,可知此两支人分离尚不太久。曾记在左所(盐源县属)令一巫师背诵洪水前人类世系,前表所列为六代者,便只剩有四代,由此可见此种不完全之文字已确有其不少之功用也。此一大支中有极少数人零星渡过金沙江散布在沿江一带,因受当地象形文字之影响,亦以文字记录其传说余闻,因繁简有异,自成为以小支派,名曰北寒派(bber haiq),迄今其经典不过二三十册,是为麽些象形文字经典之外支。”(17)
 
  和力民提出的“白函派”即李霖灿先生所说的“北寒派”,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这样解释此派,说白函派是指自称为“白函”的这部分纳西族所信仰的东巴教派系。属于白函派的纳西族的迁徙路线,与纳亥纳西派纳西族的迁徙路线走向大体一致,但有些具体区别。白函派东巴教仪轨及经典也有别于纳亥纳西派东巴教,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开丧、超度仪式,就有较大区别,而且,白函派东巴教在古代还有祭地的传统。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分析,自称“白函”的纳西族,主要分布在丽江的金庄、巨甸、塔城、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县)的三坝以及维西县境。白函派东巴教,如今处于衰落状态,但在古代,曾有过兴盛的时期。东巴教经典中记载:“音股有十二条沟壑,十二条沟壑里都住着白函人。”“音股”即丽江县的金庄乡(今属玉龙县)的地名。说明金庄乡这地方,古代曾是白函人居住之地、白函东巴教盛行的地方。
 
  此派亦可称为“纳日派”,指纳西族东部方言区自称“纳”、“纳日”(摩梭)支系的达巴,和力民称之为“达巴派东巴教”,亦称为达巴教,主要分布在盐源县、木里县、宁蒗县和丽江玉龙县的奉科乡。达巴派纳人(纳日)祭司达巴只有个别少数的几本图画文字占卜经和记事经,保持着凭记忆口诵经语的传统,主要是口耳相传。达巴主要以纳人聚居最集中的宁蒗县永宁乡为中心。1983年在丽江召开的“东巴、达巴座谈会”上,曾有来自丽江奉科的两个达巴参加。在1999年举行的“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期间,有来自盐源县、宁蒗县和丽江县奉科乡的6个达巴参加了学术会议和艺术节活动。
 
  阮可派东巴教主要分布在被称之为“阮可”(rer ko)的纳西族居住地区。“阮可”原意指江边河谷地区,可能是因这个支系的纳西族早先居住在金沙江峡谷区而得名。和力民提出,阮可支系的纳西人自称是“习”(xiq)支系的后裔,“习”支系不属于纳西族四大古氏族梅、伙、柬、尤。
 
  据笔者1999年在三坝与阮可大东巴习阿牛父子的访谈记录,习阿牛说:阮可人是住于“阮堆”(rer ddiuq)的人,“阮堆”即指靠近江边的地方。在“趣”(ciul)与“习”(xiq)这一代,阮可属于“束”(氏族),是“趣汝路汝”(ciul ru lul ru)的后裔。他们属于“古展”(ggv zzaiq)祭天群。他的二儿子习世林也说,他们村子的人有习与和二姓,习姓村民属于“姑展”祭天群,和姓属于“扑笃”(pvl dvq)祭天群。(18)习阿牛还对笔者说,很多纳亥人东巴不懂阮可人的东巴经,在三坝流行一句话:“阮可空都迪(rua ko ku ddu ddeeq)”,意思是“阮可人的礼俗大(复杂)”。
 
  据杨正文先生的资料,香格里拉市洛吉乡境内约有200户阮可人,三坝乡的东坝、白地两个行政村约有100户阮可人,丽江与洛吉乡接壤处亦有部分阮可人。阮可人居住的地方,正处于纳西族先民从北向南迁徙到云南后的上半段地区。从杨正文所举的一些阮可象形文字看,比较古朴拙稚。
 
  据笔者在1989年和1991年的调查,吴树湾村约有50户阮可人,据阮可东巴久嘎吉和和占元讲,他们属“阮可祭天群”(19)。由此看来,对不同区域的阮可人的族源以及他们的祭天派别,还应该做更为深入的调查研究。
 
  露鲁派(鲁鲁派)
 
  和力民所分出的这一派,与和志武、郭大烈所分的“拉洛人(鲁鲁人)东巴”相同,露鲁派东巴教主要流传在东巴教露鲁支系之中,露鲁人(鲁鲁人)主要分布在丽江市玉龙县的太安、七河、拉市、塔城、龙山(今属丽江市古城区)及鸣音乡等地。
 
  二、辨析东巴教的“派”与其他宗教的“教派”之不同
 
  东巴教根据其信众的迁徙历史、聚居的区域分布、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有一些差别,形成一些不同的区域特点,反映在东巴教仪轨、教义、典籍乃至文字等方面,形成各自的不同特点,我们可以分析它们各自的特色和差异,但是否可以称之为“派”或“派系”呢?笔者认为,这样的“派”和“派系”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宗教学对“教派”的定义,《宗教大词典》对“教派”的解释是这样的:
 
  教派(Sect),从一种较大的宗教团体中分裂出来的小团体。一般对其母体具有敌意,与世俗社会亦多对立。自认为其信仰是唯一真正的信仰,并负有恢复宗教真面貌的使命。常从字面上解释经典,强调来世的报偿。其领导一般都未受过严格教育,其成员一般为具有信仰变化体验的成年人,而非从小受家庭信仰影响者。要求其成员具有绝对服从的精神。在教派中,有强烈的共同情感与宗教上的自我认同感。新教派的出现往往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教上的因素,例如原宗教团体不能满足意见不同者的宗教需要,其信仰与活动缺乏吸引力等。在社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与经济相关的社会阶层因素,教派成员一般都出身下层,因而在经济危机时期,新教派最容易出现并得到发展。(20)
 
  显然,各个地区纳西族支系的东巴教信仰虽有差异,但还没有上述宗教学所说“教派”的特征。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东巴教内部没有如佛教、道教等宗教的“教派”,东巴也没有自己认同的“派”和“派别”。历史上也没有过“教派之争”。所以探讨东巴教的所谓“派”和“派别”,和我们研究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萨迦派,汉传佛教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以及道教的全真派、正一派等等,是有很大差别的。本文所引诸位学者对纳西族各地东巴教的研究,根据区域特点和差异将其称为“派”或“派系”,用这样的术语来指称东巴教在纳西族不同支系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别和特点,笔者觉得是不太合适的。
 
  关于这个“派”和“派系”的概念,在纳西语中,有个可以参照比较的是“祭天群”的“群”,纳西语称为“化”(hual),有“群”“群体”的意思,美国人类学家孟彻理(Chas Mckhann)用祭天“派别”(faction,其含义为派别、宗派等)一词,指称纳西各有名称的祭天群,每个这样的群体分别在阴历正月的不同日期举行祭天仪式。他认为,洛克时称这些群体叫“氏族”(21)。在汉文献中,这些群体被称为“祭天群”。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中,用“氏族”一词会造成混淆,因为纳西族也有理论上基于继嗣的群体,它们建立于父系世系群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祭天群”这一称谓并不能清楚地区分这些各有名称的大的祭天“派别”和地方上的各个祭天“群体”(李霖灿又用了“祭天社团”一词)之间的不同。纳西人的祭天群体绝大多数都分别归属于主要的四个祭天派别,它们是:扑笃(Pvl dvq)、姑徐(Gv hiuq)、姑闪(Ggv shaig)、姑展(Gv zzaig)。孟彻理论证说,尚未有人对这四个主要祭天派别人数作过统计,但普遍公认的是,“扑笃”是最大的派别,可以肯定它有数万成员,或许有数十万之众。仅次于“扑笃”的祭天派别是“姑徐”,比这两个派别小得多的是“姑闪”和“姑展”派别。(22)
 
  孟彻理将这个“化”(hual)解释为“派”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纳西人的村寨一般都会有几个祭天群体,即“化”,这是最初基于父系亲族继嗣群而形成的祭天群,但每一个“化”都会自我认同属于上述几个大的派别。从这个意义上比较,各地东巴则没有各自认同的一个东巴教的“化”(hual,即群体或派别),上述的“派”这个词是学者们用汉语词汇来进行归纳的。
 
  从东巴教发展历史看,各地都有一些区域特点,但对具有渊博知识的东巴,各地东巴还是有共识的,比如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白地的东巴,他们过去历来都是被各地东巴所推崇的,正如李霖灿先生讲到的“北地派”,都是被各地东巴所推崇的,他们不是推崇一个“教派”的经书和仪式等,而是推崇这里知识渊博的东巴多,愿意来拜师学艺,来请当地的东巴、大师为他们举行“加威灵”(rherq zail,汁在)仪式。(23)在这一点上,尽管存在一些诸如方言、经书和具体仪式的细微差别,但都不成为相互学习的障碍。各地东巴教没有受到“派别”“派”在宗教观念、教义、仪式和经书等的影响,因为在东巴教的语境中,是没有“派”和“派别”这个概念的,所以也不存在如其他一些人为宗教的“教派”的约束和影响。
 
  但我们承认东巴教在其教义、仪轨、经典等方面,有地区性、族群性(或支系)的差别。信众也有区域性的认同,比如各地自称“纳西”支系的东巴和“纳”支系(包括纳、纳日、纳恒等)属于纳西语东部方言支系的达巴,从教义、经籍、仪轨等方面来说,二者虽有共同点,但差别是比较大的,是同源异流的宗教。本文所引上述学者提到的各个东巴教的“派系”,在仪式、所用经典以及一些宗教礼俗方面都有一些各自的特点:各地东巴有特有的仪式、经书,比如阮可(又音译为汝卡)人的东巴教仪式中重视祭战神(祭胜利者)甚于祭天;路鲁人在丧仪上咏诵与其他地方的东巴不同的经书;有些地方的东巴还有所使用的象形文字的差别,比如维西县自称玛丽玛莎的纳西东巴的“玛丽玛莎”象形文字,阮可(汝卡)纳西人的“阮可字”等,还有不少地方没有“格巴”(ggeq bbaq,音节文字)文书写的经书。但除了纳人(摩梭人)的达巴与纳西、纳亥人的东巴教有比较大的区别外,其他各地的东巴教的差别并不很大。
 
  可以说,尽管纳西东巴教由于支系渊源、迁徙、居住的区域性、文化的变迁等因素而形成了一些差异,但东巴教没有如其他人为宗教那样的“教派”和“派别”,没有东巴自我认同的一种“教派”,本文所引几位学者所分的东巴教“派系”,是根据其不同特点、民族支系、语言习俗、仪式和各种宗教行为的差异而进行的分类,只能视为一种区域性的分类,不宜用“派”和“派系”来说明,更不宜和基于对教义教规的不同解释理解、教规的差异等而形成的“教派”等同。
 
  三、“派”的研究对深入理解东巴教的学术意义
 
  宗教教派现象的产生由来已久,几大世界性宗教都有各自的教派,在我国宗教界也不例外。本文提出东巴教的教派问题,为探究原始宗教(或原生性宗教)教派提供了一个线索。
 
  笔者认为上文所引学者们所论的东巴教和“派”和“派系”不妥当,东巴教还没有分出教派,纳西族各个支系和区域的东巴教虽然有差异和各自的特色,但还没有分化出对宗教思想、宗教禁忌、教规教义、仪式体系等有较大分歧的“派”或“派系”。
 
  虽然各个支系和地区性的差异是存在的,但各地的信徒对东巴教各种观念、仪式等的解释和理解还没有形成重大的差别,加上东巴教也还没产生宗教组织和职业性的教徒,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信条、教义与信仰体系,没有形成促成“教派”和“派系”的内在力量和社会因素,所以尚未分化为“教派”。如果在教义教理方面形成了更为形而上的信条和教义(doctrine)等,就会因为对这些内容的解释和理解不同而逐渐形成教派。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参加了《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的编撰工作,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之后也看到了其他民族原始宗教的不少资料,各民族的原始宗教(民间信仰)形成教派的极少,但区域和民族内部支系的差异则是普遍存在的,各地东巴对经典的解读和阐释也形成了一些差异。
 
对东巴教“派”和“派系”进行研究,实际上是对纳西族地区和民族内部支系形成的差异性的研究,这种研究的学术意义在于具体分析这种差别和形成差别的原因,有利于从环境差异、历史变迁和社会形态等诸多方面对东巴教的多样性进行深度的分析,从而发现更多的深层意义。比如阮可(汝卡)支系东巴教为什么重视祭祀“胜利神”(或胜者,嘎本)甚于祭天;路鲁人用傈僳和纳语混合的语言咏诵的经书与他们的一些传说的关系;一些祭祀仪式上对妇女参与的禁忌习俗在不同地区纳西人中的差异;纳西宗教专家东巴和桑尼的差别及两者的互相影响乃至融合;各个地方东巴文字的差异和使用的一些区别;象形文字(斯究鲁究)和音节文字(哥巴文)使用的地区性特点;纳人(摩梭)的达巴为什么没有文字书写的经书等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后会有更多的发现;可以探寻各民族的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发展到更为复杂的人为宗教过程中逐渐产生教派的轨迹和促成因素。
 
转自名山名寺名观文化
 
  ①杨福泉:《关于东巴教性质的几点新思考》,《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149页。
 
  ②(12)(16)(17)李霖灿编著,张琨标音,和才读字:《麽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引言”第43、26、26、26页。
 
  ③居住在云南省宁蒗县永宁、翠依,四川省盐源县、木里县的雅砻江流域和泸沽湖畔的纳西人自称为“纳”或“纳日”(或音译为“纳汝”),所以,和志武、郭大烈先生所说的“纳日人”应该包括现在所称的“纳”和“纳日”二者。
 
  ④居住在宁蒗县北渠坝和永胜县獐子旦的纳西族自称“纳恒”。
 
  ⑤Rock,J.F.,"Contribution to the Shamanism of the Tibetan-Chinese Borderland",in Anthropos,54,1959.
 
  ⑥(11)和志武、郭大烈:《东巴教的派系和现状》,郭大烈、杨世光主编:《东巴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38页。
 
  ⑦(19)杨福泉:《中甸县三坝乡白地阮可人的宗教礼俗调查》,杨福泉著:《纳西民族志田野调查实录》。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76、76页。
 
  ⑧杨正文著:《最后的原始崇拜——白地东巴文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
 
  ⑨杨福泉:《丽江县塔城乡洛固行政村纳西族“路鲁”人的婚丧习俗》,杨福泉著:《纳西民族志田野调查实录》,第174页。
 
  ⑩“纳喜人”,和志武、郭大烈先生在他们的调研报告中采用了李近春先生的建议,在说到纳西族各个支系时,用“纳喜”一词来指称自称“纳喜”、主要聚居在丽江市古城区、玉龙县的纳西族人。
 
  (13)(15)和力民:《论东巴教的派系及其特点》,白庚胜、和自兴主编:《玉振金声探东巴——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0—264、250—264页。
 
  (14)(23)“加威力”,有的也译成“加威灵”,纳西语称为“汁在”(rherq zail),“汁”(rherq)即意为“威力”、“灵异之力”,包括降鬼镇怪的威力。纳西人称一个东巴厉害,会说“汁衣”(rherq yi),意为“有威力、威灵”。参看杨福泉:《略论纳西族东巴教的“威灵”“威力”崇拜》,《思想战线》2011年第5期,第28页。
 
  (18)纳西族主要有四个祭天派(或译成祭天群),从束、尤、梅、伙四个纳西古氏族发展而来,称为扑笃、姑徐、姑闪、姑展,其中扑笃是最大的祭天派。
 
  (20)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378页。
 
  (21)"The Muan-bpo Ceremongy or the Sacrifice to Heaven as Practised by the Na-khi",Mounumenta Serica,Vol.xiii.1948.
 
  (22)见Charles Fremont Mckhann,"Fleshing Out the Bones:Kinship and Cosmology in Naqxi Religion."(其博士论文,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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