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是一个佛教非常昌盛的时代，可以说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在佛光的照耀之下。今天我所讲的佛光下的唐文明，内容非常丰富。其实随便就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语言中很多词来自佛教，如世界、方便、实际、一刀两断、皆大欢喜、心心相印。日常生活，乃至于风俗习惯也受到了佛教非常多的影响。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我们是不过生日的。佛教传入之后，才有过生日这个习俗。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城市的结构分为官的空间和民的空间，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国家祭祀的空间里面，普通大众是进不去的。但是佛教传入之后，佛教寺院的兴建，提供了一种类似于公共空间的范畴，所有阶层都可以进去，对社会的面貌和城市整体的图景都有很深的影响。佛光下的唐文明主题很大，内容十分丰富，所以我们今天通过两个剪影，通过两个具体的方面，来讲述佛教如何影响唐代文明。
第一个层面——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核心问题是王权，我们谈一谈佛教对王权有什么样的影响。
唐代是一个佛教繁荣的时代，但如果我们只读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可能读不出什么佛教影响，也读不出佛教繁荣的图景。因为那里除了几个邪恶的政治和尚与玄奘、僧一行这些特殊角色或是有技能知识的高僧之外，看不到什么佛教的影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不是的，其实佛教对于中古的政治文明、理论、实践都有很多影响。从大家熟悉的武则天讲起。武则天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她登基的仪式情形是怎样的？《资治通鉴》有相关记载：“长寿二年，秋九月丁亥，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请加尊号曰‘金轮圣神皇帝’。乙未，太后御万象神宫，受尊号，赦天下。作金轮等七宝，每朝会，陈之殿庭。”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因为非常奇怪，一是武则天的头衔，她的头衔是“金轮圣神皇帝”，为什么叫金轮圣神皇帝，为什么加了“金轮”？这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政治传统。另外一点，她做了七件东西，所谓七宝，每次开会或在重要的政治场合就把这七件宝贝摆出来。我们再看一下《新唐书》的记载，其中有更详细的信息，尤其是七宝的详细列表。这七件礼器是金轮宝、白象宝、女宝、马宝、珠宝、主兵臣宝、主藏臣宝，每次大朝会都摆出来。武则天的头衔和礼器显然不是传统儒家政治的做法。她为什么要用这样奇怪的头衔和标志？到了宋代人们就已经搞不清了。欧阳修等人在修《新唐书》时给了自己的解释，武则天为什么称“金轮圣神皇帝”，是用了中国传统的天子理论——五德终始，五个德运依次更替的逻辑。唐代是土德，土生金，所以她以“金”冠称，为“金轮圣神皇帝”。这个解释听上去有一些道理，但对吗？不对，因为武则天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德运，她的德运还是土德，并不是金德。这也反映了唐宋虽然时间是衔接的，但是知识和信仰的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七宝这个标志对于武则天政权非常重要，在她的政治宣传中频繁出现。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武周时期比较重要的《大周勘定众经目录》中歌颂自己：我大周天策金轮圣神皇帝陛下，道着恒劫，位邻上忍。其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注意：“金轮腾转，画眼四周，宝马飞行，身轻八表。”这样的表达就是七宝中的一部分，把武则天描写成一个佛教君主，是佛教的转轮王，并不是传统的天子理论框架，而是用一个新的理论描述的。佛教的宇宙观是四大部洲，就是统治整个天下，这些描述表现了武周时期是用佛教的语言来描述君主的。还有个有趣的细节，武则天在登基时做了个小小的改变。她的儿子睿宗，在武则天登基之后就退位了，退位之后就作为皇嗣。武则天把睿宗李旦改名为武轮，武周皇帝姓武，继承人自然也要姓武，旦和轮都是表示圆的，那为什么费劲要改呢？其实是用一套佛教的王权观内容来进行政治的包装。
简单地讲，几乎所有的宗教体系，任何的意识形态，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统治者才是理想的统治者，什么样的王权才是理想的王权。中世纪欧洲阿奎那、奥古斯丁这些基督教的学者，他们也要探讨这个问题，什么样的统治者才是一个理想的基督教君王，佛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对于儒家学说来讲，就是所谓的“顺乎天，而应乎人”，上顺乎天命，下顺乎人心，这样的统治者就是好的统治者。但佛教有一套另外的系统。我们本土理念中的皇帝，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信仰和知识。天子是什么？天子的核心理念是天命，他受上天的委托和天命来统治人民，如果他统治得好，就会有祥瑞出现；如果统治不好，就会有灾异降临。如果他统治实在太好了，他会去封禅，跟上天汇报工作；做得太不好，就是失去天命，天命要从这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这个转移的过程基本可总结为两个途径：一个是禅让，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从这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二是如果拒绝禅让，就是汤武革命，通过暴力形式进行权力的转移。
但是佛教对于理想君主的看法，另有一套自己的系统。比如说佛教的君主转轮王，他的合法性从哪里来？是累世功德的集聚，经过反反复复的修行，才有资格来统治人民。他是一个理想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老百姓生活很幸福。另外，很重要的是理念，他是一个统一的君主。在佛教的转轮王理念传入中国之初，这个概念和性质就被反复强调。他不是一个小国统治者，而是一个统一帝国的君主。隋文帝有非常大的功业，统一了南北，可以去封禅，并且有记载大臣们建议他去封禅，但是他拒绝了，为什么？因为他有另外一套选择，选择用佛教转轮王的理念来巩固统治。就是通常所讲的分舍利建塔，派出官员和僧人到各个州县去建立佛塔，安放舍利，从上而下全国范围内进行宣讲，来达到统一思想、巩固统治的效果。这和中国传统的理念是不一样的。转轮王是佛陀的世俗对应者，是政教分离的体系，转轮王和佛陀都有三十二相，佛陀是精神世界的最高导师，转轮王是世俗世界的最高统治者。这个理念从起源到传入中国很长时间都是得到贯彻的。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对应的身份目标不一样。
中国天子的身份标志很多，其中有一个叫作九鼎，也就是只有天子才能用九个鼎吃饭。如果挑战天子权威，就是问鼎中原。转轮王的身份标志不是九鼎，而是七宝。还有件有意思的事情，武则天时代曾发生过大火，她的明堂被焚毁了，所以她的七宝很有可能也没有保存下来。在重修明堂时遭遇了非常大的阻力，尤其是持有本土立场的大臣们，给她很大的压力。对她利用佛教的意识形态来包装统治，有很多反对意见，所以没有再修复七宝，取而代之的是九鼎。有学者分析，这一行为具有象征意义，是从佛教的意识形态到中国传统本土的一种复归，反映了当时两套系统之间比较复杂的关系。我还要讲一讲为什么武则天能当上皇帝，并不是她个人很聪明、很残酷或者其他因素，很大原因是这个时期的知识和信仰系统和其他时期不一样。当时佛教处在一个主导思想地位，大众们都认知这种同向、知识。如果你回到唐朝，随便问一个唐朝居民，他可能对转轮王的理念非常熟悉，他觉得这就是常事，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晦涩的。植根在这样的氛围内，178所有的政治宣传要被大众所接受，前提是大众要能理解这中间的逻辑，回到唐代给他们讲现代的政治理念，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武则天登基时重新翻译了佛经，佛教原典，佛经里记载的事于经有证，它有合法性，有说服力。其实在以前已经翻译过了，但武则天又请了高僧重新翻译一遍。为什么非要重新翻译？如果我们仔细对比几个译本，武则天重新翻译的这个版本，加入了一些内容，通过佛的话来讲。佛告诉武则天说：天子以是缘故，我涅槃后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法欲灭时，汝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位居阿鞞跋致，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这说得非常直白，在我涅槃后四五百年，你会以女身在摩诃支那国当统治者。当然这还是有理论上的困境，不是说武则天能坐上皇帝宝座是因为佛教的传入给她提供了一套可以替换的政治理论，而是说在原来的政治理念里面她是成不了皇帝的，佛教给她提供了一套另外的解释系统。
但这么讲还是有点粗浅。对于女人来讲，佛教里面有个困境，女人有五个身份不能做，不能做转轮圣、帝师、大梵天王、阿比巴支菩萨、如来。但武则天新译的经典，在理论上清除了全部的障碍。我们也要理解，经书实际都不是给精英读的，是要到各个州县去讲的，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宣传。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并不是谈到政治史就是权力和阴谋，谈到佛教就是高僧和君主之间互相利用的机会主义，完全没有理论和信仰的成分在里面，其实不是。转轮王的理念翻译进来，这个词可以说在佛教传入之初，就已经被翻译得五花八门。对我们来说最熟悉的是转轮圣王，在中古时期非常流行的叫法是飞行皇帝。令人奇怪，皇帝怎么会飞行？皇帝不会飞，只是转轮王的一种翻译，为什么这么翻译？我想是中古时候人们认为转轮王有七宝，他有马宝、象宝，可以早上在北京，下午就到上海，这样就对语言、宣传有很大的影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唐初，有人给唐高祖李渊上奏章，描述李唐时方印驾七宝而飞行，导千轮而轻举。如果你不了解当时的知识背景，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他要飞行？有个很著名的高僧道寺，是佛教的精英，对转轮王的理论非常熟悉，他说，飞行皇帝统治天下，如果谁不服了，七宝就会摧毁敌人。另外很有趣的是隋代歌颂隋文帝的龙藏寺碑最后两句：“隋文帝飞行而见宏名，仪仗而生大宝。”还有玄奘，玄奘是一个有政治敏锐性、善于与君主打交道的人，在给唐高宗的奏章里说皇帝陛下金轮在运之类的表达，把唐高宗及李世民都称为转轮王。实际上他自己信不信？他在《大唐西域记》里发了一篇议论，说转轮王起码要统治一洲，但现在有四个君主，所以我们这时代没有转轮王。但这不影响他和皇帝打交道，他非常热情地把所有皇帝都称为转轮王。
把视野放到整个亚洲世界，因为佛教的兴起传播不只是中国的事件，而是整个人类世界的大事。考察其他地方的情况，对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明自身的轨迹也是有帮助的。我们再一起看一个印度—希腊王国君主。这个君主很有意思，他是希腊后裔。一看他的钱币，就知道他是有希腊传统的君主，但他统治的领域是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他非常幸运，在佛教文学和西方古典史书都有记载，能得到他很多的信息。
他的钱币现在藏于大英博物馆，一面是棕榈叶，另一面是金轮，就是武则天头衔上的金轮，或是武则天摆在朝廷上的金轮，七宝之一，身份的标志。无论是印度学家那拉，还是古典学家塔恩，他们都对这点没有疑问。唯一有争议的，就是他是不是用了佛教的意识形态。他金轮上的八条车辐，是不是象征了佛教的八正道。出土的文献显示，他统治的时期，佛教和王权关系比较密切。我们再看看和中国关系更密切的贵霜帝国情况，可能大家对贵霜帝国不太熟悉，实际上这个帝国对中古文明有很大的影响。佛教其实从理论、事实上来讲，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到中国这么简单。它是在贵霜地区进行酝酿、再造，然后飞跃进入中国。所以佛教的很多理论要在贵霜地区来找。这个钱币很有意思，正面是国王的形象，背面是佛陀的形象，不用给大家讲这个铭文，也知道他是佛陀，他有背光。铭文是希腊字母，意思就是佛。等于一面是君主，一面是佛，用看图说话的方式反映了佛教一个非常典型的理念——转轮王和佛的对应关系，也是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这个印度希腊王国的君主对中国影响非常大，历史上被称为迦腻色伽或迦王，是中国君主模仿的典范。它的另一个钱币，一面刻的是弥勒佛，而且铭文讲的就是弥勒佛。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早在贵霜时期，对弥勒的信仰就非常成熟，至少政治上教权和王权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了。武则天用转轮王的理念来进行包装，在长安建立了七宝台。现在七宝台已经不在了，但是它的一些浮雕、构件四散到美国、日本等国，我们的宝庆寺也是七宝台的一个遗物。我讲这么多理论的东西，那么这七宝到底是什么？
这是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保存在印度马达斯邦博物馆的一个浮雕。像这样的浮雕在中印度有很多的发现，非常生动地描绘了转轮王。中间最大的就是转轮王，把领袖描绘得非常巨大是每个时代的惯例。转轮王周围围绕着四件东西，依次左前方是轮宝，然后是女宝，脚下一匹马和一头象，就是马宝和象宝，然后女宝对面高个的是主兵臣宝，矮个的是主藏臣宝。主兵臣宝是掌管军队、提供财政支持的，可以理解为将军和财政部长。除了这几样之外，还有珠宝，这七件围绕在他身边，非常直观，表现为他是一个理想君主转轮王。仔细看可以看到从云端，具有方块的钱掉下来，反映的也是这样的意涵。佛教进入中国后，这个理念有没有传进来？因为佛教反反复复被摧毁，留下的文物也好，记载也好，数量十分庞大，但我相信被遗忘的更多。我们找不到中国君主有这样一个动作，但在文献部分，能找到相关的记载，比如说东晋时期翻译的中国梵经里有这样的表述，转轮王让黄金从天上掉下来，一直下黄金雨，下到埋没膝盖。可见这个理念传进来了，但艺术品没有保存下来。
如果把中间大个的转轮王换作武则天，其实就是我们正史里记载的武则天的做法。她在明堂建了七件东西，围绕着自己，来象征自己的身份。我们不知道她这七宝是青铜制造的还是石头雕刻的，还是找的真人。如果找的真人，那这个女宝是谁扮演的，是上官婉儿还是谁？没有任何记载。历史记忆很脆弱，会反反复复地洗刷，关于这个佛法的记忆已经变得非常淡薄了，很可惜，但是我们通过图像的文本、文献还能做一些复原。
吉美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描述的转轮王，两幅构图都是一样的。尤其是大英博物馆的上半部分构图，是一个君主站立，七宝环绕着他。大英博物馆的构图稍有不同，转轮王是坐立的，七宝环绕着他。武则天坐立着就更像转轮王的样子，也可以看出其实中华文明曾经是多么开放，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文明，乃至于武则天的政治理念、王权理念都是受外来文明的影响，将一些优良的因素为我所用。这些图片，君主都是做这个手势，并不是平白无故地摆这个样子，而是有宗教和政治意涵。在佛典里讲得比较清楚的，说转轮王可以从天上、云端召唤下来粮食、衣服、金钱等给百姓享用，所以这个姿势象征着这样一个性质。这是个政治比喻或宗教比喻，比喻他可以给老百姓带来幸福的生活。
以前学者有很多的怀疑，觉得转轮王只是在一个特定地域，对中国没什么影响。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套理论对中国政治及中古文明的影响太大了。经过我仔细搜寻，发现保存下来的文物很少，我还找到很多碑林的藏品，皇兴五年北魏时期的一个造像。造像正面是一个弥勒，弥勒是未来佛，它表明了未来的社会理想。背面像连环画一样描写了一些佛传的故事，在背面正中长方形的方格里面，仔细看是转轮王，这些人穿的都是中国衣服，是北魏时期的皇帝和大臣的装束。中间最大个的是转轮王。女宝、主兵臣宝、主藏臣宝都在天上飞，马和象都在脚下跑，轮宝在地上滚动，这是中国版本转轮王的图像，这是在 5 世纪的情形。这不是唯一的，其实还有很多。
这是安阳修定寺塔的一个佛教建筑，最早建于北齐时期。邺城是北齐的首都，根据记载修定寺和王权的关系非常密切，修定寺这个建筑是不是在中唐重修过，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建筑非常有意思，外边用了二十多套转轮王的七宝来做装饰，它上面画的是马宝、象宝、女宝，但这个女宝的审美应该是当时的审美观念，包括将军宝这些，可以看出佛教对中古时期的影响。
要讲的第二个话题，和大家关系更加密切一些。西安的大雁塔是一个历史的坐标，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成为佛教世界的中心。为什么它叫大雁塔，其实说不清楚，这也反映了历史记忆并不是十分可靠，很容易就断裂了。传统的解释，我们通常把它和玄奘联系在一起，前面立着玄奘的像，大雁塔是玄奘最初修建的。玄奘在印度建过一个塔，称为樊索，这是一个外来词，翻译成汉语就是雁。他讲了一个故事，说这个寺院是修小乘佛教的。这里也顺道讲下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大乘佛教有一个菩萨的观念，菩萨可以成佛，但没有选择成佛，而是留下来拯救世人，这是大乘佛教重要的理念。小乘佛教是可以吃静肉，即自然死亡动物的肉。玄奘讲的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有一天修行小乘佛教寺院的僧人要吃午饭了，有个僧人就取笑大乘佛教说，如果真有菩萨的话，他就应该知道我现在很饿啊！结果天上正飞着的大雁，“啪”地就掉下一只，落在僧人的面前。大家都非常感动，果然有菩萨，认为大乘佛教优于小乘佛教，这个僧人也转而修行大乘佛教。玄奘在印度建了这样一个塔，回来他就在长安建塔时，给塔取名为大雁塔。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近代学术成果显示古代人并不知道是这样的，宋代人也不知道大雁塔的命名和玄奘有关系，宋人张礼《游城南记》，他的解释是另外一套，塔底层装饰着雁，所以叫大雁塔。这种装饰在南北朝时期，襄阳确实有，雁塔这个词很久就有了，不是只被今天的大雁塔所垄断。我们翻检唐代的文献，不论是文集、佛教文献、石刻资料，找不出把慈恩寺塔简单描写称为大雁塔，雁塔名字是非常普遍的。那他们怎么称呼大雁塔？杜甫写了一首诗是《同诸公登慈云寺塔》，韩愈写了《长安登慈恩寺塔》。所以实际上大雁塔这个称呼是很晚的，中晚唐以前称慈恩寺塔或慈恩寺浮图，科举制度兴起后，有个做法是雁塔齐名，这样一个风潮兴起，将它称为雁塔，慢慢成为固定叫法。分为大雁塔和小雁塔就更晚了，明代有文举和武举，文举在慈恩寺这边，武举在荐福寺那边，称为小雁塔。很简单的总结就是玄奘不知道慈恩寺塔叫大雁塔，也根本没意识到把大雁塔称为雁塔。雁塔作为一个概念或者词语，在唐代文献里，仔细去分析，实际是佛塔的泛称，并不只将慈恩寺塔称为雁塔，而是所有的塔都能称为雁塔。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初唐四杰王勃写了一首诗，诗里将普会寺的塔称作雁塔，沈佺期把少林寺里的塔也称作雁塔。实际上唐代把塔都称作雁塔。法门寺真身舍利塔也称为雁塔。武则天自己写的大佛仙寺大浮屠碑，把佛仙寺的塔也称作雁塔。可见无论是君主、知识分子，还是中央、地方，基本上都把佛塔称为雁塔。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在中古时期，雁塔变成了描述佛塔的词。我们再回到最基本的理念，就是雁和佛教的关系。玄奘的说法刚才已经讲过，还有的是佛教文献里经常说的桓娑。这个词汉语里翻译成雁，但缺乏文史资料，而其他地方的翻译情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近代欧洲也翻译佛经，他们翻译得五花八门，天鹅、火烈鸟等，但印度没有天鹅，后翻译成斑头雁，这就很接近我们的了。鹅的形象不太好，在英语里有装腔作势、名不符实的意思，雁是比鹅更好的选择。我们继续考察桓娑的宗教意涵。桓娑在印度的佛教里面是实现涅槃，进而和舍利的信仰紧密相联。1861 年在塔克西拉出土的舍利容器，里面放的是佛陀的舍利，还有金箔，非常难得的是上面刻有铭文，铭文讲的是西瓦这个人，在桓娑里保存了一片佛陀的舍利，以此功德，祝愿父母获得更好的重生。它非常明确地指出外面这只鸟的造型，就是桓娑，和佛教的意涵基本一致。现在它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金箔的实物不在了，但失踪前已经解读了，是坚实的证据。塔克西拉出土的舍利容器并不是唯一的，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毕马兰舍利容器。
舍利是佛陀的遗骨，身体的一部分。佛塔是更大的容器，用来保存舍利，相当于坟墓。在佛塔下有地宫。地宫中有保存佛陀的舍利容器。1830 年这个舍利容器在毕马兰发现，盖子没有了，非常珍贵的是发现了铭文，上面写着这是某人的神圣贡品，供养佛陀舍利。我们不讲它的艺术风格，有趣的是在每一个圆拱交接地方的上半部分，和每个中间部分都有一个展翅伸开的鸟的形状，实际上也是出现在舍利容器上的桓娑符号，显示它与跳出六道轮回、涅槃、舍利信仰是有关的。
这是迦腻色伽的青铜舍利函。迦腻色伽是非常伟大的印度君主，他的首都在相当于现在的白沙瓦地区，是贵霜时期佛教的中心，修有非常高大的建筑，其中有一个佛塔叫雀离浮图。1908—1910 年，英国考古学家在雀离浮图的地宫里找到了这件青铜舍利容器，舍利函因为有铭文，能考察出是属于迦腻色伽的。现在原件在白沙瓦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保存的是一件复制品。它里面的舍利，送了一部分给缅甸，缅甸当时也是英联邦的一部分。这件舍利容器非常精美，在主体部分的上半部有一串飞翔的桓娑，嘴里噙着橄榄枝。在佛教的艺术品里面这种模板很常见，在别的舍利容器上面，也是成群飞翔的。政治性的艺术品和宗教性的艺术品不太能有差错，因为它事关重大，不是随便画的，少一点或者多一点都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宗教用品很多时候要考虑它的思想和宗教意涵是什么。
上页图是一个犍陀罗的佛像，这个佛像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在佛像背光和佛像之间，有成串飞行的桓娑，是和迦腻色伽舍利容器上出现的成串飞行的桓娑一样的构图，这也能反映出一种理念。
刚才讲的都是域外的，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就到了新疆了。我们再看看中国于田寺院出土的建筑装饰品。这两个东西是一件，左边的是一个桓娑，是成行的，但不完整，天花板和墙壁交接的地方装饰了一圈桓娑的纹路，用这样的形式画出神圣的空间。
克孜尔 69 窟的壁画，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成串飞行的桓娑，有的嘴里噙着橄榄枝，用这样的形式来表达佛教的基本理念，使人易于理解。
大雁塔的得名并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名字所植根的是最基本的佛教理念，所反映的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光芒，更是唐代世界主义文明的一个注脚。
以上文字摘录自《知道中国》
孙英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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