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浙江城隍周新信仰成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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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浙江城隍周新信仰成立考

发布时间: 2020/12/18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朱海滨

关键词：明代浙江城隍周新信仰

内容提要：杭州城隍又称浙江城隍，其人物原型被指为明初浙江按察使周新。数百年来当地人认为周新是由永乐皇帝敕封成神的。文章通过对明代史料的还原与考证，指出永乐年间周新并没有被敕封成城隍神，在其死后十数年至29年间才被杭州民间拥戴为城隍神并替代了旧神。其背景之一在于，明初制定了禁止城隍塑像的政策，原有城隍神无甚名气，无法突破禁令，而改换成符合儒教价值观的周新后，不但塑像能够成功，也与省城地位匹配。背景之二是，由于明代的高层政区(省)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区域共同体，省级长官主祭治所所在地的坛庙日渐成为习惯，于是出现了省城隍神的思想与实践，而周新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首位省城隍神。

众所周知，杭州城隍庙主神被认为是明永乐年间曾任浙江按察使的周新。浙江当地学者多认为周新因永乐皇帝敕命而成为城隍神，①清代杭州方志也是这么记载的，②此事几无异议。另外，杭州城隍在部分史料上也被记载成“浙江城隍”。在杭州民间，浙江城隍与杭州城隍通常情况下被认为是同一人，③除了原英国牛津大学学者苏珊娜·桑顿(Susanna Thornton)外，对“浙江城隍”这一用词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浙江城隍”与“杭州城隍”有何不同，几无学者进行学术层面上的考察。但苏珊娜·桑顿一文关注整个明清时期，重点是从省城隍庙的认同方面说明地方社会对中央王朝的态度，提出了认同省城隍即认同大一统、反之则有分离倾向的观点。④该文立意较新，但没有对史料真伪进行考辨，且有过度诠释史料的嫌疑，笔者基本上不能同意苏珊娜·桑顿的观点。作为明前期历史人物的周新及以之为人物原型的杭州城隍神信仰，迄今仍有大量的明代史料存世，特别是与周新同时代及距离他死亡年代不久的史料具有更权威的意义。本文将从明代原始史料的记载出发，基于史学考证的原则，结合城隍信仰的历史轨迹，对周新信仰的诞生及其历史背景进行考证、梳理，厘清本源，尽可能把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同时对“浙江城隍”一词的出现及其所蕴含的意义，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进行阐发。

一、历史人物的周新——《永乐实录》的相关记载

《明史》虽有《周新传》，但《明史》乃清人编修，距周新之死已有200多年，离其成神时间也近200年(参见后述内容)，其记载内容的真伪实有商榷余地。一般而言，成神之后的传记内容多有美化、虚构的成分，最可靠的内容乃是成神之前的记载，特别是其死前的记载。幸运的是，作为一个官员，《永乐实录》(即《明太宗实录》)留下了多处与周新相关的记载，兹搜索其事迹并按时间顺序制作如表1：

据《永乐实录》可知，周新先后任大理寺左评事、监察御史(先后出任福建巡按御史、北京巡按御史、山西道监察御史)、云南按察使、浙江按察使，在政界活动总共10年左右。从其官历来看，基本上负责刑事、监察、治安等工作。作为监察御史，在巡视福建、北京任上，他提出重要奏案并被采纳的有：在福建时注意到卫所官兵欺侮地方官员现象，提出卫所官兵不得扰辱地方官员的相关举措及统一在地方官府接受宣读诏书等；在北京时注意到徒流刑犯虽可蒙皇恩免罪到北京人少处种田，但犯人在恩令下达前往往需等候数月，其间多因饥馑、困窘等死亡，提出今后除了死罪及职官犯罪仍需等候外，其余吏民犯徒流刑的，经北京行部或监察御史批准就可直接在北京种田。与浙江有关的事件共有两件：永乐九年(1411)湖州府乌程等县遭受水灾，次年春天又多雨，但官府依然未予蠲免粮米，饥民多亡，周新向上恳求遣官覆实，由此当地得以蠲免粮米；嘉兴贼倪弘三在江南为乱三年，聚众数千，官兵多被杀伤，周新亲自围剿驱逐之，生擒倪弘三等匪首并解送至京师(倪弘三也于永乐十五年伏诛)。由于《永乐实录》属同时代资料，且为皇家档案，其所记录周新有关的事件当为信史。就这些记载来看，作为一个官员，周新以敢言事著称，并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奏议，对永乐朝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事迹最终留载《永乐实录》。

二、周新传记——《冷面寒铁公传》

周新去世后，其同乡(广州府南海县)晚辈(侄辈)、进士彭森首次为周新作传记《冷面寒铁公传》，这是笔者所能检索到有关周新最早的人物传记。

为了讨论方便，兹引其全文如下：

公姓周，初名日新，在国初受知太宗。文皇帝尝以新字呼之，遂更名焉。字志新，世为南海人，居郡南郭外之高第里。永乐甲申拜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要。凡知无不言，而言无不尽。虽屡犯天威，公言愈恳切不少变。贵戚皆畏之，目为冷面寒铁，人因称之曰冷面寒铁公。公初为郡庠生，负入太学，有时名。入选授大理寺评事，以刚直著，谳狱平允，莫有称屈，在列咸推逊焉。每有疑狱，必决之公，公一言而白。至是转风宪，风裁益扬，人竞相畏，或绐小儿曰“冷面寒铁公来”，皆匿。己而擢云南按察使，未及莅任，有任转浙江。有冤民逮系数载，闻命下，喜相告曰：“冷面寒铁公来也，吾属无患矣。”公至，洗其冤放之。有一巨商远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为人所剽掠，潜以其赀置一祠石下。至家，妻问之，商告以故。明日求之，无有也。以公神明往诉焉，公曰：“是必尔妻有外遇也。”覆之果然。盖归语妻时，为奸人所听，而是夜先往取之矣。其烛奸如此。境中暴虎尝害人，公为文告城隍，须臾虎诣伏罪，格杀之。初来行道上，有蝇蚋群聚马首，尾之见暴尸一，躯无他物，惟一钥及小木私记，收之。及至，令人市布，取入比印号不同者即发还。已而得同号者，鞠之，乃劫布商贼也。悉以其赃召布商家人给之，家人大惊，时商去已二载，于是始知为盗杀也。为政多类此，它如辨豆获盗，人皆服之。尝巡属县，易服色入，触县官，收系狱中，遂知一县疾苦。明日迓公，乃自狱出，县官恐惧伏谢，竟以罪去。由是诸郡县吏，闻风悉股栗，莫敢肆其奸。寮宷一日以鹅炙馈公，公悬之，后有遗者指示之，无复有以毫发干公，其寮宷有受遗者，必问冷面寒铁公知否。公未显时配，夫人尝治褥以给，及此偕来浙，处如贫日，无难色。同僚私属内燕，公夫人往，荆钗布裙，大类若田野妇，各归惭恧，遂更相变为澹素。公虽处家俭朴，而转移人若此。脱大柄用而侈声乐不为之减者少矣。朝廷命锦衣千户如浙拿赃吏，郎受吏赃。公时进须知，遇诸涿州，捕之系于涿狱。千户逸走，诣阙奏上。上怒，令驰驿缚至。既至，伏丹陛下，犹口口历陈其罪不已。上愈怒，命肆诸市。临刑大呼曰：“生得为直臣，死当作直鬼。”是夕奏文星坠，上大悔，枉了好人，不悦者久之。问左右曰：“周新何许人?”对曰：“广东。”上曰：“广东有此等好人。”自后尝见形于朝，或见一人衣红衣立日中，上呵之，问为谁?对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刚直，命为浙江城隍，为陛下治奸臣贪吏。”言已不见，天颜怃然。公少鯾直劲厉，姿干高大，俊伟异常。好学能文，尚凌厉，在童子行而气宇凛若成人，人无犯者。有小挫，必奋奋不平，必直之而后已。在庠校，同列有过则面责，至人无所容。人以公为太甚，辄抗声曰：“责善朋友道，苟阿谀，胡取友?为有过者即改。”恒恐公知之。盖其养可知。已为政，尚大体问无，明事断如神，人以为生阎罗。奸宄潜伏，群吏胆落，民无犯令，犴圄皆空。然尤爱恤小民，惠泽草野，虽三尺童子皆颂其美，至今闽广父老犹解说其事。公没，夫人独挈公遗衣及遗书数卷归广，贫居如洗然。新昌杨公信文去岁来南巡抚时，存问其家，每月周之以奉。尝语人：“周志新，当代第一人，吾党所未及也。”森与公同里，为叔行，且蚤知于公。今公死，虑岁久湮没，因暇笔其粗梗，以识其为人。或为公发奸摘伏有广汉风，而宋有铁面御史，公似过之，故因当时之称，传之曰冷面寒铁公云。⑤

以上记载谈及具体事件的多与浙江相关，主要为：1.有百姓蒙冤坐牢数年，听说周新调来浙江，高兴地说自己有救了，周新到任后果然为其洗清冤案并释放。2.有商人回家，由于天黑怕遭抢劫，把钱财藏在某庙的一块石头下面，第二天去拿时却发现不见了，于是诉至周新面前。周新断定该商人妻子与他人有奸情，审讯后果然发现商人回家之时，恰逢奸夫在场，偷听了商人与妻子的对话，抢先一步拿走钱财。3.当地有虎为害，周新作文祭祷城隍，后来果见老虎前来伏罪受诛。4.刚到浙江时，见蝇蚋群聚马首，尾随后发现一具尸体，旁有小木印记，知是布商。周新命人到市上买布，搜寻印记相同者，终于捕获杀人犯。5.周新私访属县，故意触怒县官，被关至牢中。他顺便向牢友打听，了解了该县官的种种劣行后，予以处罚。6.有下属送周新烤鹅，他把烤鹅悬挂在门口，以后凡有送礼者，都指示他们先看烤鹅以示告诫，此后下属不敢送礼、家人不敢收礼。7.周新夫人生活向来俭朴，周新僚属宴请周夫人时，发现其穿着像农妇，于是大家羞愧难当，生活也变得俭朴起来。8.朝廷派千户来浙捉拿贪官，该千户却收受贿赂。周新上京途中遭遇千户并逮之。后千户逃脱，告状至皇帝，周新也被逮捕。但周新抗争不止，触怒了皇帝，因此被杀。

综合上述事迹，彭森记载的内容是要强调周新断案神明，为官清廉正直，被皇帝错杀。此后出现的有关周新的记载，包括嘉靖《浙江通志》、《明史·周新传》在内，其内容基本上承袭了彭森的《冷面寒铁公传》。

值得注意的是，《永乐实录》所载周新的具体事迹，在此处没有一处被提及，⑥可见周新之所以被世人记住，并非由于其政绩伟大，而是在于他的个人“传奇”故事，即“发奸挞伏”、“刚直”之类的事迹、品德，而这一切直接与其成神密切相关。

三、周新成神年代考辨

《冷面寒铁公传》中有关周新之死及死后显灵异的现象(参见前面引文)尤其值得注意，即：朝廷派遣某千户赴浙办案，但该千户收受了贿赂，在涿州被周新捉拿。后该千户逃走并向皇帝诬奏，结果周新被捕并受刑。周新向皇上抗争，激怒永乐帝而遭戮。周新临刑前大呼：“生得为直臣，死当作直鬼。”结果当天晚上官员向皇帝上奏文星坠落，于是皇上后悔自己杀了好人。此后皇上见周新显形于宫廷，并自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刚直，命为浙江城隍，为陛下治奸臣贪吏。”该情节是此后记载周新事迹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场景，其意在强调周新死后被“上帝”安排为“浙江城隍”，并在当时永乐帝面前显形。虽然该记载也为《明史·周新传》所继承，并被后人当作事实看待，但它显然是一个传说。该传说折射出，在彭森撰写《冷面寒铁公传》之前，周新已经成为浙江城隍神。正因为浙江民间已把周新当作浙江城隍神，因而《冷面寒铁公传》里才特意安排了这样的情节。

彭森为广州南海人，以文才闻名于世，其生卒年不详。据黄佐《广州人物传》载：“蠖永乐甲午(1414)乡举第一，明年登进士，授山西道监察御史，陟福建参政。……森有文艺，独官居无闻焉。”⑦彭森在周新被杀3年后考中进士，官至福建参政。而据《英宗实录》，彭森于正统二年(1437)十二月升任福建左参政；⑧而至正统十四年(1449)十一月，福建左参政彭森之名仍见于《英宗实录》。由于隐匿贼情，彭森原本当斩，因遇赦而降职为驿丞。⑨

虽然没有资料明言《冷面寒铁公传》的具体写作年代，但该文中提到：“公(周新)没，夫人独挈公遗衣及遗书数卷归广，贫居如洗然。新昌杨公信文去岁来南巡抚时，存问其家，每月周之以奉。”这里提示了该传记作于“新昌杨公信文”巡抚广东的第二年。但明正统前后的广东巡抚中并无杨信文，而有杨信民(浙江绍兴府新昌县人)，故杨信文当为杨信民之笔误。《英宗实录》载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升广东布政司左参议杨信民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专捕广东叛贼”，⑩即黄萧养之乱发生时，广东左参议杨信民临危受命，出任广东巡抚，此后在平定叛乱中殉职。至此可以判定，该传记作于景泰元年(1450)，即彭森由福建左参政降职为驿丞的次年。直到1449年杨信民改任广东巡抚时，周新夫人尚在世，杨信民每月都接济其生活。天顺年间(1457-1464)曾任两广巡抚的叶盛在《水东日记》中提到南海人周新的事迹时，转述时任广东佥事陈濂(浙江鄞县人)的话：“周无子，景泰初，周夫人卒于家，浙人在广东藩臬者，皆会葬云。”(11)由于《冷面寒铁公传》中没有提到周新夫人之死及会葬情节，可以判定该传记作于周夫人去世之前。可以说，在彭森作《冷面寒铁公传》之前，周新已被浙江当地人传言为“浙江城隍”；正因如此，在广东省府任职的浙江人都知道周新的事迹(传说)，其中自然包括两广巡抚杨信民，因而他每月都接济周夫人生活。周夫人去世时，在广东省级机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工作的浙江人都参与了其葬仪。考虑到彭森并没有在浙江为官的经历，如前所述他正统年间曾长期在福建参政任上，因隐匿贼情本当斩首，后因遇赦而与福建众多高官一道被贬为驿丞，而《冷面寒铁公传》作于次年，可以推测作为南海人的彭森此后很可能(罢官)归故里。由于彭森原本为福建高官，又有长期平叛(邓茂七等)的经历，因而他与在广东工作的浙江籍官员有所交往，从中听闻了有关周新在浙江的传说，加上他早年就知晓周新，因而为同乡叔辈周新作了传记。这样一来，有关周新生前事迹的内容主要在浙江任上，也就不足为怪了。从《冷面寒铁公传》的内容也可推断出，彭森只是把当时流行于浙江的周新故事加以记载，并增加了一些自己所了解的周新任官之前的传闻。

从《冷面寒铁公传》的写作年代可以推定，最晚于正统年间(1435-1449)，曾任浙江按察使的周新已被浙江当地人视为“浙江城隍”(杭州城隍)，但此时距周新之死已有30年左右。是否像清代杭州当地方志所说周新由永乐皇帝敕封为浙江城隍呢?前引彭森《冷面寒铁公传》谈到周新被处死后，永乐帝亲见红衣人现形于宫廷，自称其为周新，因生前刚直而被“上帝”封为“浙江城隍”。即彭森作传前后(明代中期)，当时杭州人相信周新并非由永乐皇帝敕封，而是由“上帝”任命的，因此清代的方志显然不足信。即便如此，彭森所载之事也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不过是神怪传说而已。那么周新死时，是否马上被视作浙江城隍神呢?

从种种迹象推测，周新死后的最初十几年并没有被当作神灵来供奉。1412年周新之所以被处死，传闻是由于永乐皇帝亲信锦衣卫指挥使纪纲进谗言所致，《明史》中的《周新传》等多处也是这样记载的(《冷面寒铁公传》并没有提到周新之死与纪纲有关系)，而下达处死周新命令的自然是永乐皇帝。(12)纪纲在永乐十四年(1416)七月因谋反之罪而伏诛，至于其罪状并非因为诬奏周新之事，而是由于其骄横，贩卖私盐，居处、服食、器皿僭拟上用，气势嚣张所致。(13)目前为止，尚未能找到永乐皇帝为周新平反的可靠记载，即便是天顺年间的叶盛，在《水东日记》中也只是说“廉公(周新)正直，声称籍甚，为纪纲所间死，仁庙每悼惜之”。(14)也就是说，永乐皇帝死后，继任的仁宗(洪熙)皇帝曾为周新叹息，从中可推知在永乐朝周新并没有被平反，因而才会有仁宗皇帝的同情、悼念。终明一代，并没有官方文件承认周新为错杀，也就是说至少在永乐时期，在官方立场上周新是被当作罪臣来看待的，官方不可能认同其神灵地位，因而此时周新尚未成神。

此外，关于此时周新尚未成神的事实，笔者所能找到的间接证据为成化《杭州府志》有关城隍庙的记载中的如下一段话：

城隍庙：……洪武三年正祀典，诏各处府州县城隍称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县城隍之神。当年六月二十一日钦奉圣旨，节该诸处，城隍庙内屏去闲杂神道，钦此。二十三日钦奉圣旨，……旧有泥塑神像，在正中者水浸了，泥在正中壁上，却画云山图。神像在两廊者，水浸了，泥在两廊壁上，钦此。[宣德间巡按监察御史吴讷见寝殿有夫人、子孙像，尽令毁弃。](15)

洪武三年皇帝颁发诏书，废除了所有城隍神的封号，统一称呼为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并要求原有神像全部用水浸了涂在壁上，改用神主代替神像，撤除所有闲杂神像。但正如滨岛敦俊所考察的那样，此时的城隍改制是在儒教原理主义的倡导下进行的，尽管全国疾风骤雨般地毁坏神像，但禁令一松，民间便又悄悄地恢复其神像。(16)在这样的状况下，宣德以前杭州的城隍庙便已恢复了部分神像(是否包括城隍神在内，目前无从判断)。宣德初年，在时任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吴讷的命令下，毁弃了庙内神像。这里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吴讷所毁弃的神像为寝殿里的“夫人、子孙像”。而据《冷面寒铁公传》及叶盛《水东日记》，此时周新夫人尚在人世，十多年后才去世，她与周新之间也没有子女。从吴讷所毁为城隍夫人、子孙像可以推定，吴讷毁弃寝殿神像的时点(宣德初)，杭州府城隍神并非指永乐年间曾任浙江按察使的周新，而是相沿已久的杭州旧有的城隍神。由此也可推定，此时周新尚未被当作城隍神。

总之，没有任何可靠的文献能够证明周新死后便成为杭州城隍神。而从宣德年间吴讷毁坏杭州府城隍庙内的神像来判断，至少宣德初年周新还没被杭州民间社会当作城隍神。但从彭森写作《冷面寒铁公传》的年代来看，最晚正统年间周新已被视作杭州城隍神。也就是说，周新成为杭州城隍神，大致在宣德至正统的10多年时间内发生的。

关于周新如何成为杭州城隍神，明中期郎瑛与田汝成的两则记载值得注意。

郎瑛《七修续稿》中的“周城隍”条云：

先母尝云，吾外祖少时，亲见城隍生日时有黄冠为神附体，言于众曰：予非旧神，予本省宪使周新也。诞乃五月十七日，上帝以予刚直，复命司杭之土。时另塑其像，迁旧神于钱塘保安里，至今名为小城隍庙。故以五月供献于神。(17)

以上之事为郎瑛家族内流传的说法。即郎瑛之母曾经说其父(即郎瑛外祖父)年少时，在杭州城隍生日时看到有黄冠(道士、巫师之类)被神灵附体，对着大家说：“我不是原来的城隍神，而是故浙江省按察使周新，生日是五月十七日，上帝因为我刚直，死后命我再管理杭州这个地方。”于是当时在城隍庙另外塑了城隍像(周新像)，每年五月举行祭祀供献，而把原来的城隍神像搬迁到钱塘县保安里，即现在称为小城隍庙的地方。这里所记载的郎瑛外祖亲眼所见之事，应该就是周新神代替原杭州城隍神的过程。虽然郎瑛的记载晚于彭森《冷面寒铁公传》，但由于所记之事为其外祖父亲眼所见，可信度更高。郎瑛虽然没有明记此事发生的具体年份，(18)但可以做出大致的推测：郎瑛生于1487年，其外祖父出生年代可以推测为50～60年前，即大致在宣德年间(1426-1435)出生；外祖父年少时亲眼所见之事，大概在宣德末年或正统前半期(1435-1449)，这与前面据彭森《冷面寒铁公传》作成时代(1450)及宣德初年吴讷毁除城隍夫人、子孙像两件事实推断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周新神替代原杭州城隍神的时间发生在宣德末至正统年间，大致在15世纪30年代。

关于周新如何成神，郎瑛外祖父所见乃是“黄冠”在从事灵媒活动时以所依附的神灵为周新的形式而出现，此事说明周新成为城隍一事乃是宗教职能人士所为。这与滨岛敦俊所考察的江南民间神灵多是巫师为了提高自己的权威及影响力，刻意伪造出自己所凭依神灵的生前事迹及死后灵异现象，并争取官方的支持，是一致的。

稍晚于郎瑛的杭州士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中记载：

旧城隍庙在羊市，宋绍兴元年建，以祈蚕谷。国朝永乐末年，宪使周公以直道被法，后为杭州城隍神。数见肹蟹，杭民因奉其主为新城隍，而改奉旧王于此为旧城隍庙。(19)

虽然田汝成这里所说的周新死于永乐末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道出了周新之所以成为城隍神，是由于数次出现灵异，杭州当地人就奉他为“新城隍”，而把“旧王”(旧城隍)改奉于羊市。

四、周新成神的历史背景

一般而言，神灵信仰是相对稳定的文化现象，城隍信仰也不例外。中国各地绝大多数的城隍信仰，自其诞生之后，往往能够延续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之久，如绍兴城隍及宁波城隍。五代时期已加封为王、南宋末年曾被加封为八字王的杭州城隍信仰，在明代中期却迎来了重大变化，即：永乐时期曾为浙江按察使的周新，在其被杀十多年至二十几年之后，被拥塑为浙江(杭州)城隍；而原来盛行已久的城隍神却不得不被请出杭州城隍庙，寄居他处(小城隍庙)。这样的历史事件绝非偶然，应该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周新在宣德至正统年间之所以能成为新的杭州城隍神而代替旧有之城隍神，笔者认为与明初的宗教祭祀政策及浙江省省域意识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1.明初祭祀政策与城隍塑像传统

明朝建立伊始，就把城隍庙列为天下通祀坛庙的一部分，要求天下所有的府、州、县都建立城隍庙，其城隍神被比拟为当地长官，在阴间行使管辖权，负责辖区范围内的阴间事务(“司命之神”)。洪武皇帝曾对宋濂说：“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20)

如拙著《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所说的那样，洪武三年在浙东文人的策划下，颁布了原理主义色彩很浓的祭祀政策，对唐宋以来的民间信仰现象进行了严格清理，要求毁除所有城隍神像，改奉木主，刻意削除城隍神的人格属性。而城隍信仰自唐宋以来就已在江南地区成为普遍性的民间信仰，许多地方都指称某一历史人物为城隍神，并有着相应的封爵。如《宾退录》云：“至于神(城隍)之姓名，则又迁就附会各指一人神，何言哉?……以今闻见所及，考之庙额封爵具者，惟临安府当后唐清泰元年(934)尝封顺义保宁王，与越、湖二神并命。今号永固庙，不知何时所赐。绍兴三十年(1160)封保顺通惠侯，今封显正康济王。”(21)杭州城隍神早在五代后唐时就已加封为顺义保宁王，南宋绍兴三十年封保顺通惠侯，后加封为“显正康济王”，至咸淳八年(1272)改“辅正康济广德显圣王”。(22)绍兴城隍神被指为唐初越州总管庞玉，宁波城隍神指称为秦末汉初大将纪信，那么周新之前的杭州城隍神到底是谁?历史记载甚为不详。清《吴山城隍庙志》称：“杭郡城隍庙唐时已有可考。至南宋自凤凰山移建吴山时，叠加封爵崇祀，而神之姓名，传诸流俗，别无明文。”(23)尽管宋代杭州城隍神封号显赫，但到底指称谁，并无文献可证，只有流俗而已。同书还谈到：“惟据住持口述，旧闻府主神孙讳谟……语出流传，无明文可据，存其说以备考。”(24)明末清初张岱在《西湖梦寻》中则提到“吴山城隍庙……宋初封其神姓孙名本”。(25)两个文献提到的旧城隍神名讳不一，而且这两个名讳在《咸淳临安志》等宋代史料中均找不到记载，可见原本被指定为杭州城隍的人物原型实在让人难以记住，这与杭州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在明初城隍改制的前提下，禁止塑像，改用木主，在制度层面上这一做法至明代中期为止仍然相当有效，一些具有儒教正统理念的官僚仍在不遗余力地坚持这一做法。(27)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述宣德初年时任浙江监察御史的吴讷毁坏了杭州城隍庙寝宫里的城隍夫人、子孙像。吴讷(1372-1457)是江苏常熟人，据万历《杭州府志》载：“(吴讷)由荐举任监察御史，宣德初按浙清戎，敬慎严肃，风裁凛然，下车即采歌谣，行举刺，豪强敛手，贪吏屏息，尝修岳武穆墓，毁学宫秦桧诸圣贤像、跋碑，皆有关风劝。”(26)从该记载来看，吴讷非常注重教化，是个不折不扣的儒教原理主义者。到了正统年间，在各地城隍塑像越来越盛行的情况下，吴讷在其家乡常熟县城隍庙所作的记文赞扬了当地县官屏除土偶的做法。但是城隍信仰毕竟是相沿数百年之久的民间信仰，其为人格神的观念已根深蒂固，特别是杭州的城隍神在吴越国、南宋时期曾经有过辉煌的封爵，百姓对其有强烈的信仰。前述拙著已经证实，随着明初制定了严厉的宗教祭祀政策，在朝廷打击淫祠政策加强时，一些地方性神灵便通过伪造、美化神灵生前的事迹迎合朝廷的政策，最终使得该信仰得以继续甚至发扬光大。如果将杭州城隍神的人物原型改换为符合儒教原理主义价值观的人物形象，其塑像被毁弃的风险将大大减低。虽然《冷面寒铁公传》中的事迹不一定都是周新的真实事迹，但至少属于在民间社会广为流传的传说。可以说，正是有了传说的流传，就为其成为新的城隍神并替代旧城隍神准备了前提条件。而传说中的周新事迹，显然符合了儒家的道德模式，其悲壮性的死亡又为成神提供了重要契机。虽然周新被永乐皇帝所杀，但其因得罪纪纲而被诬杀的观念在民间深入人心；尤其在纪纲因谋反罪被戮后，周新的悲剧性色彩就不断被发掘、宣扬开来，甚至连永乐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也深深为之叹息。这样的历史人物被抬上神灵位置上后，恐怕没有一位官员可以贬损其形象。也许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机遇，宣德至正统期间某年的城隍生日上，“黄冠”才会通过鬼魂附身的形式对外宣称新城隍神为已故浙江按察使周新。事实上，自从周新被当作新城隍神供奉在城隍庙后，旧有的城隍神再也没能恢复原来的地位，甚至连名讳都不为人所知。

虽然洪武三年规定城隍神为非人格神，禁止塑像，但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习俗很难根除。随着时间的流逝，禁令也不免流于形式。宣德、正统年间，各地为神灵塑像的行动越来越普遍，甚至连地方政府的官员也加入了这样的行列。正如明中期陆容所说：“惜乎今之有司，多不达此，往往塑为衣冠之像，甚者又为夫人以配之。习俗之难变，愚夫之难晓，遂使皇祖明训，讬之空言，可罪也哉。”(28)作为具体的例证，如正统十年(1445)宁波知府陆奇同意宁波府郡民要求，在城隍庙重塑宁波府城隍像，衣冠饰之；(29)景泰时期两广总督王翱在广州主持完成了广州城隍神塑像代替神主。(30)在这样的潮流中，如把氏名、事迹不甚明了的杭州城隍神用当朝蒙冤而亡的浙江按察使周新来替代，其塑像的成功性便大增，而且城隍神的声名也可以一举盖过省内其他城市，与其省会城市的地位相呼应。事实上，自从城隍庙塑了周新像后，再无官员对杭州城隍说三道四，其为人格神的属性坚固而不变。

2.省域意识的形成与省城隍神的诞生

周新虽然代替了原有的杭州城隍神，此后一直稳坐杭州城隍神的位置，但《冷面寒铁公传》中却说周新死后成为“浙江城隍”，并不言“杭州城隍”。而杭州本土人士郎瑛、田汝成则皆言“杭州城隍”。明明是同一人，为何又有浙江城隍与杭州城隍之别呢?显而易见，这里的浙江是指省名，而杭州则指府名；虽为一座城市，但同时为浙江省城、杭州府城及钱塘、仁和二县的县城。明代之前，绝大多数城隍神与某一城市聚落相对应，是该城市的统一守护神；但也有部分城市另有附郭县的城隍神，如南宋时杭州另有钱塘县及仁和县城隍庙。(31)但明代以前，除了京师及天下各府、州、县城隍神之外，在府级政区之上尚不存在高层政区(省级政区)的城隍神。管见所及，现存史料中“浙江城隍”是第一位用省级政区名字命名的城隍神，可以说此时出现了省城隍神的思想。

行省制度虽然形成于元朝，但当时行省尚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其作为高层政区的稳定性及职署的固定性远不及明清时期。明初承袭了元代的行省，但到了洪武九年(1376)行省被撤销，此后陆续在全国设立13个承宣布政使司，有固定治所、官衙、官员，统辖一省的民政事务，而省的称呼在民间也就一直沿续下来，今天中国的省级政区制度基本上是其演变的结果。洪武十四年(1381)，因浙江省域范围过小，从直隶割嘉、湖二府来属，此后浙江的省域范围便固定不变，成为全国省级政区中最早成熟的地区之一。原本的“行省”，此后演变成了“省”。到了明代中期，省级政区的概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固定化，比如当谈及某个人籍贯时，往往会在其县名、府名前冠以省名。管见所及，这种做法在明代之前极少见到。浙江作为明代经济、文化最发达的省份，其地域范围自1381年便固定不变，可以推测，在这样的状况下，浙江省省域观念的形成相对较早，对生活在该地域范围内的人们而言，其归属一省的观念根深蒂固，如前面提到周新夫人去世时“浙人在广东藩臬者，皆会塟云”就是明证。

虽然城隍神信仰唐宋时期已非常普遍，不少城隍神还拥有国家授予的封号，但这些封号都是针对某位城隍神而颁发的。这样的局面，到了明初为之一变。洪武三年，作为推出的儒教原理主义政策的一环，所有城隍神的封号被简化为京都城隍之神、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县城隍之神四个等级。总之，原本为城市守护神的城隍神，明初统一被规划成与某一行政区域(阳世)相对应的地下世界(阴世)的长官。但作为行政区划，整个明清时期在府和中央朝廷之间还存在着省一级的高层政区，在祭祀礼制上整个明清时期却并不存在省一级的相应坛庙祭祀。往前追溯，宋元时期同样如此。也就是说，祭祀体系中并无高层政区相对应的坛庙体制。在省级政区长期稳定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条件下，在象征国家体制的祭祀礼制的实践中必然会有所表现。

弘治年间(1488-1505)曾任浙江右参政的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载：

杭州府每岁春秋祭先圣及社稷山川二坛，皆布政司官主之。如先圣固天下之所尊，而二坛神位，明有府社府稷。本府境内山川及城隍主名，知府却不得主祭。布政司统十一府，却只作所治处一府祭主，此等礼制，颇有窒碍，不知当时儒臣议礼，何以虑不及此。(32)

在此，陆容注意到了杭州府坛(社稷、山川二坛)、庙(先圣庙、城隍庙)都由浙江布政司官员主祭，知府没有资格主持。陆容在此特加记载，说明杭州的情况在当时(弘治年间为止)还不是普遍性现象，因此觉得奇怪。事实上，在陆容之前，成化《杭州府志》曾载杭州府城隍庙“成化十年寝殿火，十一年浙江左布政使宁良、右布政使杜谦重建”，(33)即杭州城隍庙的修建活动也是由浙江省的行政长官左、右布政使主持的，此后杭州城隍庙的修建活动几乎都由省级以上的官员主持。以上这些都说明，明中期时作为浙江省的行政长官，在祭祀礼制的实践上已经参与并主持了原本由知府主持的坛庙祭祀活动，甚至其修建活动也由省级官员主持，杭州知府在此只起辅助性作用。

既然祭祀活动由省级政府的长官主持，其坛庙的象征性意义也就超越了杭州府，覆盖了整个浙江省地域范围。如正德年间(1506-1521)曾任浙江提学副使的刘瑞在《告杭州城隍文》中说：“惟神膺命皇天镇兹土，享国祀，称为鉴察司民。数千里之官吏士民，实有赖焉。”(34)杭州城隍神管辖范围达数千里，即浙江全省。同样，嘉靖八年(1529)榜眼、浙江永康籍人程文德在为邻县台州府仙居县所作的《督抚阮公南田将台感应碑记》中说(1556年夏六月)“公乃指顾其上，祀神求祐，神位凡十一，曰北极真武、曰东岳圣帝、曰军牙六纛、曰浙省城隍、曰南田山川、曰仙居城隍、曰汉寿亭侯关公、曰武穆岳王、曰英济张侯、曰肃愍于公、曰阳明王公”。(35)即在与倭寇战斗前，时任浙江巡抚的阮鄂亲自祀神以求保佑，在11个神位中有“浙省城隍”、“仙居城隍”两位城隍神。作为浙江省军政长官的浙江巡抚在台州府仙居县山区祭祀浙省城隍(=周新)一事，也说明当时杭州城隍神周新被视为整个浙江省的护佑之神。

恰好在宣德至正统年间，故浙江按察使周新被安排为“浙江城隍”，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现实的需要。即随着省域观念的形成，浙江省级长官主祭杭州城隍庙已成了习惯，在此后的修建及祭祀活动中杭州知府只能成为配角。如前所述，旧有杭州城隍神的人物原型模糊不清，这与杭州的省城地位不相适应；而周新原为浙江省的首长之一，由他来充当浙省城隍(杭州城隍)，不论声望还是身份都恰好能够对应。也许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发展机遇，在某一年城隍赛会时，杭州“黄冠”才会宣称自己所凭依的神灵是浙江按察使周新而非旧神。此后，周新神很快替代原有的杭州城隍神而入主城隍庙，旧神只能腾出位置另迁他处。这样的安排，事实上也容易为官方所接受。到了成化年间，《杭州府志》便将周新列入“名宦”，在其传记中写道：“丰姿奕奕，风裁凛凛，发奸挞伏，聪察如神直，以激浊扬清、伸冤理枉、植善锄恶为己任，小人疾怒而无所避，故卒为怨家所陷以死。”(36)此时地方官府公开讲他刚直不屈、断案神明、锄恶扬善，后因得罪小人受陷害而死。这样的形象，也恰恰符合了城隍神的神性要求。无论对官员还是民众，周新城隍神都能起到教化的作用。

宣德至正统年间出现“浙江城隍”之后，全国各省也逐渐出现了省城隍神的称呼，并且附祀在京都城隍庙内。嘉靖十六年(1537)殷士儋撰《重修(济南府)城隍庙记》说：“京都城隍庙成，山东诸省城隍之神序列庙门内。”(37)隆庆《临江府志》纂者刘松也说：“余尝至京都城隍庙，二门左右列各省城隍，皆有名姓，江西则明载灌婴，他省有韩擒虎、檀道济之属。”(38)前揭田汝成之子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则载：

京师都城隍庙以天下十三省城隍之神配享，礼也。仲夏皇帝遣官致祭，南京仲秋祭之，则各省当立布政使司城隍庙，乃礼也。如浙江则当题其主曰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城隍之神，而以杭州府城隍之神配享。置主于殿中之左，又次而以仁和县、钱塘县城隍之神分配于东西两庑，庶几事体合宜。今但称杭州府城隍，是上无一省而下无两县也。与府县分祀孔子之制有异。又总制、部院三司莅任之日，必斋宿谒庙，而反行四拜礼于一府之神，是以亲临上司而跪拜于属官也。何冠履倒置，幽明悖礼之若是哉。不若斋戒拜谒于先师孔子之庙，亦为合礼也。世有议礼君子举吾言而奏行之，以正祀典，以妥神灵，亦可以补国家二百年之缺典也。(39)

以上说明嘉靖年间(1522-1566)各省城隍之神的称呼已经日益普遍，以至于田艺蘅提出应该设立布政使司城隍庙，把杭州府城隍神周新的神主改称为“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城隍之神”，另外以杭州府城隍之神配享。但实际情形是，杭州的城隍神仍称“杭州府城隍”，总督、巡抚及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官员所参拜的仍是杭州府城隍庙。也就是说，当时所谓的省城隍庙都是以治所所在地的府城隍神庙充当，正如正德《大明会典》卷八十六所称“各布政司寓治之所，虽系布政司官致祭，亦合称府社府稷”，这里所说的虽是社稷坛，但城隍庙也应如此。因此直到明末，朱国桢仍称“(京都城隍庙)仪门塑十三省城隍，皆立像，左右相对，其香火甚盛。……再思在外府州县皆有城隍庙，并不闻有各省城隍庙，即如江西城隍为灌婴，亦相传旧说”。(40)因此，明代所谓的省城隍神庙，往往就是指省级治所所在地的府城隍庙。

张传勇在《省城隍庙考》一文中提出，省城隍神出现于明代，但省城隍庙清初才出现。但其文中提出的清初顺治《祥符县志》中的省城隍庙，实际上仍是指省城所在地的府城隍庙，与明代的情况并无二致。(41)在笔者看来，既然明代已经出现省城隍神，实际上已经萌芽了省城隍庙，只不过此时往往把省会所在地的府城隍庙指称为省城隍庙，杭州城隍神周新信仰的诞生及其祠庙就是表现。从礼制而言，整个明清时期皆无省城隍庙的制度，但在实践层面上却有了省城隍庙的思想及称呼。在杭州，直到乾隆七年(1742)，在当地绅士沈丹五、程哲三的努力下，把城隍庙内的右斋宿厅改建为府城隍庙，迎立周新之前的旧城隍神为府主，以钱塘、仁和二县城隍神附祀，而以周新为省主，此后省城隍庙与府城隍庙在实践上才算区别开来。(42)但在杭州民间，绝大多数人仍将周新视为府城隍。至此也可明白，前引苏珊娜·桑顿的观点并不符合杭州的实际情况。“浙江城隍”的说法，是浙江省作为地域社会共同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新现象，与大一统的思想或地方割据思想没有任何关系，是省域观念在信仰方面的体现。

总之，宣德年间以后，周新代替原来的杭州城隍神而被塑造成“浙江城隍”、“杭州府城隍”，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这样的背景，唯有运用明代当时的资料，放在当时的宗教政策及地域社会的实际情形中，才能看得明白。

五、结语

本文首先通过《明实录》还原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周新在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事迹；其次介绍了有关周新的最早人物传记《冷面寒铁公传》；在对两者进行对比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同时期的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还原，得出了周新成为浙江城隍的具体年代为宣德至正统的十数年间的结论；最后，对周新成为新的城隍神并替代杭州旧城隍神的背景进行了考察。

通过本文的考述可知，作为历史人物的周新，虽然曾对明代的政治生活产生过一些影响，但直到景泰元年(1450)才出现有关周新的最早人物传记《冷面寒铁公传》。但该传记中所描述的具体事迹没有一处与《永乐实录》的记载重叠，说明周新之所以被后人记住并被塑造成神并非由于其政绩卓著，而是由于其发奸挞伏、断案神明、刚直不屈的故事在浙江民间社会广泛流传。而周新在明代中期之所以能够被拥立为新的城隍神并替代相沿已久的杭州城隍神，是由于原来的杭州城隍神人物原型模糊不清，缺乏显赫的生前事迹，与杭州的省城地位不甚般配，在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盛行之时其塑像被毁的风险较大；而改为故浙江按察使周新后，其知名度及事迹就与杭城的地位匹配起来，人物形象完全符合儒家的理想人格，因而其塑像及信仰不再有遭受官方打压的危险。同时，周新还以“浙江城隍”的面目出现，这是现存史料中最早见到的省城隍神；虽然仍与府城隍神重叠，但毕竟说明此时出现了省城隍神。这其中的背景在于，明初城隍神被规划成与行政区域相对应的冥界地方首长，虽然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省一级的高层政区建置，但在礼制上却始终缺乏省一级的城隍神。而随着省级行政区域的成熟，省级政区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影响越来越大，省级长官在祭祀礼制上的作用越来越强。在这样的背景下，省城隍神的观念开始出现，而周新生前曾任浙省按察司的长官，由其充任新诞生的浙省城隍也就水到渠成，同时也标志着浙江省作为一个地域共同体的成熟。从全国来看，尽管此时省城隍神与治所所在地的府城隍神重合，但毕竟标示着明代中期出现了省城隍神的思想及省城隍庙的萌芽。此后，省城隍神的观念在全国普及开来；以至于到了嘉靖年间，每个省都有省城隍神，其塑像被供奉在京都城隍庙内。尽管整个明清时期，在礼制上并无省城隍庙及省城隍神，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省城隍神及省城隍庙的实践。

历史与秩序

注释：

①如周祝伟：《略论明代浙江的城隍神信仰》，《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第237页；吕洪年：《吴山庙会与杭州城隍周新》，《杭州通讯》2007年第7期(上)，第43页；2000年所恢复城隍庙的介绍文《周新传记》(冷晓撰、姜东舒书)中也说：“明成祖为安抚民心，伪称梦见周新已在杭州当上城隍，下旨封周新为浙江都城隍，立庙吴山。”

②康熙《仁和县志》卷十四《城隍庙》载：“相传神姓周名新，广东南海人……后敕封为杭郡城隍。仁、钱皆统于府。”康熙《钱塘县志》卷十三《城隍庙》载：“永乐中始敕封故浙江按察使周新为城隍之神，事具本传。”

③清代杭州另有府城隍庙，传说其神姓孙，乃南宋初杭州知州，是周新之前的城隍神。但从史料上看，该说法明末清初才出现，而且名字说法不一。自周新成为城隍神后，孙姓城隍神再未被主流民意所接受。

④Susanna Thornton,“Provinces,City Gods,and Salt Merchants:Provincial Identit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Hangzhou”,in Unity and Diversity: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edited by Tao Tao liu and David Faure,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6,pp.15-35.

⑤收在(明)徐紘编：《明名臣琬琰录》卷十九。

⑥嘉靖年间广东人黄佐撰《广州人物传》时，则在彭森《冷面寒铁公传》的基础上增加了《明实录》、《水东日记》中的相关内容。

⑦(明)黄佐：《广州人物传》卷十九《彭森》。

⑧《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三十七“正统二年十二月壬午”条载：“升江西按察司佥事彭森为福建布政司左参政，以(宣德)九年考称，大臣议举故也。”

⑨《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正统十四年十一月戊寅”条载：“福建左布政使宋彰、右布政使孙昂、左参政彭森、左参议金敬、右参议徐杰，按察使方册、副使邵宏誉、高敏，佥事董应轸、王迪、况真，坐匿贼不报，奏当斩。……至是遇赦，降彰、昂、森、敬、礼、杰、册、敏俱为驿丞。”

⑩《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四“正统十四年冬十月己酉”条。

(11)(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六《周新遗事》，魏中平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66页。

(12)《明史》卷六《本纪第六·成祖二》载：“(永乐十年)十二月锦衣卫指挥纪纲诬奏浙江按察使周新，杀之。”

(13)《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八“永乐十四年秋七月乙巳”条。

(14)(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六《周新遗事》，第65页。

(15)成化《杭州府志》卷三十三《城隍庙》。

(16)参见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