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334－416）是东晋高僧道安的弟子。其生活年代，与东晋相始终，因此需从东晋的政局变化、社会文化演进等方面研究其思想主旨、气象与格局。
慧远少有大志，“既入乎道，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随道安修学二十五载，饱餐法味，深得道安器重。378年，道安在襄阳分张徒众，各随所之。慧远与弟子数十人，选择向南即东晋控制的地区弘法，初止荆州。383年，欲往罗浮山，途经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便停下脚步。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淝水之战，南北形势骤变，苻坚一败涂地，东晋士气高扬，形势看好，慧远遂驻锡于此，一住三十载。
庐山北临长江，东距建康，西接荆楚，山川蕴秀，风景优美，在当时，亦属经济富庶地区，文人士子辈出，离东晋政治中心以及南北必争之地荆州均不远不近。慧远远见卓识，选择了一处既易于弘扬佛法，又便于南北沟通、东西交汇的绝佳处所。
4世纪后期，中原南北对峙，政局纷扰，社会动荡，思想活跃，这时的佛教以其新奇的行为方式，精深的义理说教，而进入社会上层的视野，又因业报罪福思想而流向民间。但经典零零散散传来，且常有龃龉，人们对佛教的理解尚肤浅，在理论上需要梳理、明晰，在社会形象上需要定位，在僧团实体上需要规约。慧远应运而起，担当了历史的重任。
慧远成就的取得在于其有较全面而又深厚的文化素养，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后在道安那里接受了佛学义理的熏陶和宗教实践的训练，乃言“儒道九流，皆糠枇耳”。可见慧远释儒道兼通，史载其讲实相以庄子义为连类，与殷仲堪论易体，为宗炳、雷次宗讲《丧服经》。
在宗教实践上，慧远注重持戒、修禅、念佛，率领僧团开展了一系列丰富的宗教活动。日常法事，慧远以身作则，“精思讽持，以夜续昼”，“率众行道，昏晓不绝”（《高僧传·慧远传》）。他一直关注戒律的翻译与奉行，弗若多罗与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十诵律，未完成，弗若多罗即不幸辞世，慧远为此慨叹不已，后闻毗摩流支来华，乃专遣弟子致书请其补足未译出部分，并依律奉行。慧远极具开阔的视野，又请禅师佛陀跋陀罗（觉贤）来到庐山翻译《修行方便禅经》，并为之作序，于寺内专门开辟禅林，主张“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宗教最终要给人以依归，可以托付身心。慧远根据西域道士的描绘，背山临流，营造佛龛，请画工图绘天竺佛影，供人礼拜，并为此专门撰写了五首铭文。还祈心奉请了荆州刺史陶侃都请不到的阿育王像，于是像、影具全，禅林斯备。
生死事大，神归何处？与其师道安信仰弥勒不同，慧远把不灭的神识寄托于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中。公元402年，慧远率僧俗弟子123人“于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其中有名者为刘遗民、雷次宗等，这是一次集体的皈依祈愿活动，由于有名士的参与，而成为当时文化界的一个重要事件，慧远由此也被后人奉为净土宗初祖。当时，东晋受玄风影响，出家僧人研究义理，尚清谈者多，重实行者少。如东晋名僧支道林，与士人交游，谈玄论道，引领风尚。慧远僧团在庐山的上述集体修行实践活动，则在南方坐而清谈，言笑晏晏的玄风之外，别具一格，独树一帜，成为南方佛教的修行中心。《高僧传·慧远传》载，“远神韵严肃，容止方棱，凡预瞻睹，莫不心形战慄”，整肃、谨严、端正、笃实的修行之风，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佛学理论上，慧远博采众家，南北兼收，内外融通，卓有建树。慧远从其师道安精研般若，远通鸠摩罗什而阐扬三论思想，由僧伽提婆而研习阿毗昙学说，促昙摩流支译出十诵律，广为传习，由此论、数、律、禅，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慧远毫无门户之见，“孜孜为道，务在弘法”，体现了佛学大师的包容和雅量。
慧远在佛学上有三大贡献：一是会通当时佛教诸家学说，不受南北阻隔、中外区别之影响，使南方佛教蔚然可观。二是会通佛、儒、道，“内通佛理，外善群书”，主张“求圣人之意，则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是提出“形尽神不灭”思想，以解决佛教因果报应理论中的难题，化解佛教在中国初传中遇到的最大的理论障碍。
慧远对现有佛教观念的整合融会，以及创造性的本土化的阐释，为中国佛教思想及中国文化的演进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慧远在佛学上的造诣，使其具有思想上的说服力；在宗教上笃实而为的践履，又使他具有了宗教的感召力，从而赢得朝野的尊敬，士人的仰慕，民众的信从。庐山成为当时精神信仰的一个制高点，其影响辐射大江南北。
在以慧远为核心的信仰团体中，计有许多当时名士高隐，他们以探寻佛理、追求高远的精神境界为共同目标，同时也钻研孔、老之学，在精神上相通，在道术、学问上相砥砺。如隐士宗炳，妙善琴书，精于言理，“入庐山，就释慧远考寻文义”，后著《明佛论》。雷次宗“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尤明三礼、毛诗，玩心坟典，游道餐风，后曾为宋皇太子及诸王讲《丧服经》。周续之通五经、五纬，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终身不娶，布衣蔬食。谢灵运与慧远相往桓，后撰《远法师诔》。文曰：“昔释安公振玄风于关右，法师嗣沫流于江左。闻风而说，四海同归。尔乃怀仁山林，隐居求志。于是众僧云集，勤修净行，同法餐风，栖迟道门，可谓五百之季，仰绍舍卫之风，庐山之隈，俯传灵鹫之旨，洋洋乎未曾闻也”（《广弘明集》）。
慧远作为宗教领袖的魅力，还在于他处理佛法与王法的关系上，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为后来者开创了一种模式，树立了一个样版。
慧远自踏入庐山，三十年中，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但豪门权贵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他的基本原则是“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这条边界其实也是慧远处理佛法与王法、佛教与社会的边界。他的师父道安处理政教关系的原则是“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慧远则又向前走了一步，显得更加成熟、高明和巧妙。相比之下，有两点可以归纳：
第一，接待王权而不依附王权
慧远虽在深山，但与王权并不算远。初到庐山，经同门旧好慧永介绍推荐，荆州刺史桓尹为他建立了东林寺。桓尹是东晋名臣，在淝水之战中与谢安、谢玄等立下赫赫功勋，治理州郡颇有政声，桓尹还“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晋书·桓尹传》）。另一任荆州刺史殷仲堪“过山展敬，与远共临北涧论易体，移景不倦。见而叹曰：识信深明，实难为庶”。殷仲堪亦为当时名士，“能清言，善属文，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晋书·殷仲堪传》），他还奉天师道，精心事神，但对佛教给予应有的尊重。司徒王谧、护军王默等，并钦慕风德，遥致师敬。谢灵运负才傲俗，对慧远本不以为然，及一相见，肃然心服。
慧远不仅与东晋各方权贵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还与敌国后秦之主姚兴也有书信往来，“姚兴钦德风名，叹其才思，致书殷勤，信饷连接，赠以龟兹国细缕变像，以申款心，又令姚嵩献其珠像”（《高僧传·慧远传》），还请慧远为新译出的《大智度论》作序。慧远在回信中自称贫道，屡示谦逊。
慧远对王权也不是一味示好，其一生有三次面对强权而说“不”。第一次是位高权重的桓玄征讨殷仲堪经过庐山，要慧远出虎溪迎接，慧远“称疾不堪”，玄自入山。见到慧远后，不觉肃然起敬，但又问难说：“不敢毁伤，何以剪削？”远答：“立身行道。”桓玄称善，本来准备好的责难，也不敢再说了。第二次是桓玄掌控朝廷大权后，以震主之威，写信给慧远，劝其还俗入仕。慧远答辞坚正，确乎不拔，志逾丹石，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为所动。第三次是晋安帝自江陵还京师途中，辅国何无忌劝慧远前去觐见。慧远称疾不行。安帝遣使劳问，慧远修书示好。
在皇权面前，远表现了不卑不亢、似近还远的态度，反而赢得了尊重。桓玄称庐山为“道德所居”。晋安帝给慧远的诏书中称“其情耿耿”。
第二，接触政治而不参与政治
与各方面的权势人物接触，难免不涉及政治话题。道安依附苻坚，在征晋的问题上参与了政治，向苻坚进言，力谏罢征，但却又不获用。慧远则是采取不参与政治的原则。当桓玄问及慧远对征讨殷仲堪这一敏感话题的态度时，慧远不作答。桓玄继续追问对此有何祝愿时，慧远回答，“愿檀越安稳，使彼亦无他”，以佛教的立场一视同仁，均表关怀。桓玄出山后对左右评价慧远“实乃生所未见”。
卢循是东晋时起义军领袖，朝廷的要犯。其父与慧远有旧交。卢循攻下江州后，看望慧远。慧远的弟子劝诫说，“循为国寇，与之交厚，得不疑乎？”要求慧远避嫌，不要跳入这个政治漩涡。慧远说：“我佛法中情无取舍，岂不为识者所察？”意思是众生平等，出家人不能有政治上的偏见，要一视同仁，后来果然此举被追剿卢循的刘裕所认同。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慧远不避不就，以出世的姿态，等距离的进行交往，巧为周旋，因此得到了各方的尊敬，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慧远与政治的交涉取得这样的成功效果，来自于他对当时政局的洞察力。东晋时期，王权衰微，权力掌握在各地方镇大族手中，他们围绕权力的角逐异常激烈。南北势力在长江沿线进行长期的拉锯战争，东晋内部也在荆、江、建康之间进行权力的博弈，此消彼长。他们既没有政治的原则性可言，也无道义上的是非可论。因此，面对强权环伺，只有普遍交好，即而又离，离而不远。慧远交接的权贵中，殷仲堪被桓玄所杀，一代豪雄桓玄最后也身首两地，死时年仅36岁。慧远以其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而迭经变乱，得以保全，也使东晋佛教在王权的不断挤压下，保存了一定的独立性，拓展了生存的空间。
原载禅林网
转自原佛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