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上午：京西古道
10月19日上午，工作坊一行13人从北京市海淀区出发，乘中巴车前往妙峰山。首先到达距离妙峰山镇不远的京西古道。
京西古道，是北京以西永定河中上游流域地区古老道路的统称，最远可追溯到远古先民迁徙时踏辟出来的山间道路和永定河廊道，到元代后，陆续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古道路网。门头沟境内的古道，全长100多公里，两旁保存着大量古迹、碑刻、关城遗址。工作坊成员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沿古道徒步前行至牛角岭关城。这里曾为京西军事要塞，自古以来马帮驮队络绎不绝，军事通行，商旅来往，民众进香，都要从中通过。如今关城虽已残败，门券却仍旧耸立在山脊上。
牛角岭关城东边的仿古六角碑亭中现存有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所立的《永远免夫交界碑》，碑文记述了京西乡村“石厚田薄，里人走窑度日。一应夫差，家中每叹糊口之艰。距京遥远，往返不堪征途之苦”。雍正八年（1730），王平口巡检司官员阮公将乡民疾苦呈报县官，县官上奏朝廷允准免除这里的夫役，得到皇上恩准。王平、齐家、石港三司夫役全部豁免。
穿过涵洞口，在关城西边路旁的山坡上还有两通石碑，均为复制品。靠西的一通即前文所说清乾隆四十二年《永远免夫交界碑》，靠东的一通是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重修西山大路碑》。此碑中记载了同治十年，暴雨成灾，冲毁道路，民间举善重修道路的情况。由碑文可见，当时捐资修路的以三家店和琉璃渠两村的商业店铺为主，表明这条古道是煤商们的经济命脉。
围绕这两通石碑，郑振满延伸到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后地方财政与差役的难题。明初差役由专人承担，通常以里甲为单位轮换，这一制度在明中后期逐渐演变为折算税银，差役变成雇役。然而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到清代以后地方上的临时徭役常常需要由养廉银支出雇工。清乾隆到嘉庆年间的改革规定了养廉银使用方式，又反过来加剧了夫役雇金结算的难度。这些都导致杂役夫差无法全改为税银。总之，夫役改革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每个地区情况又不尽相同，例如经常兴修水利的江南地区变动很大，福建地区的改革围绕四大差役进行，而在民生艰难的京西地区则可能导致了乾隆四十二年《永远免夫交界碑》的出现。从具体时空中民众生活的角度出发，去补充和修正制度史的讨论因而是必须的。
关城之西还有一座关帝庙，正殿三间、左右配殿各三间，始建年代不详。据悉，古时骡马商队过牛角岭必拜关帝庙，祈求路途平安，还有传说在此庙内供奉过杨八姐的石像。有人说杨八姐像被桃园村人请去供在了东桃园村的娘娘庙内，现今已无存。民国初年，关帝庙被毁，现在的庙宇是2012年4月水峪嘴村在原址重建而成，庙貌几乎全新，香火也较少，以旅游为主要功能。
10月19日下午：妙峰山
妙峰山距离北京阜成门西北约40公里，海拔1291米，是西山分支仰山的主峰。大约从清康熙年间开始，妙峰山作为碧霞元君的朝圣地开始声名鹊起，到了晚清民国时，已经是京津以至华北地区碧霞元君——“老娘娘”信仰的中心地，有“金顶”之称，其香火之旺盛已超五顶之上。抗日战争爆发后，妙峰山香会日益衰落，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恢复，目前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朝山圣地之一。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举办娘娘诞庙会期间，约有上百档文武香会朝顶进香，零散香客每日有数千人之多。上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等先生的妙峰山调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实地调查之始，自此以后妙峰山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里也被誉为中国民俗学的圣地。
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带领和讲解下，老师们参观了惠济祠建筑群。惠济祠俗称“娘娘庙”，院内共有殿宇八座。正殿为灵感宫，供奉妙峰山的主神碧霞元君，其左供奉着斑疹娘娘、子孙娘娘，其右供奉着眼光娘娘、送子娘娘。东配殿奉地藏菩萨、西配殿为药王殿。东侧一路，从北向南依次是月老殿、观音殿、三教堂，西侧从北向南分别为王三奶奶殿、文昌殿和旅游商店。惠济祠下的碑林中多为近年来香会立碑，旧有石碑不见踪影。沿香道步行至涧沟村的路上，还有傻佛殿与灵官殿两座殿宇，但可惜大门紧闭，无法进入参观。在半天的行程中，工作坊众人感兴趣的话题大致有如下一些：
民俗学运动与华南研究
正如刘志伟在各种场合强调的，“华南研究”的学术追求可以追溯到多个渊源，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民俗学运动就是其中之一。1925年，受北京大学国学门风俗调查会的委托，顾颉刚、孙伏园、容庚等一行五人对北京妙峰山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他们的调查报告于1928年结集为《妙峰山》出版。1927年，顾颉刚先生在中山大学建立了民俗学会，创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和《民俗》周刊。1929年，已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回到北京，与魏建功、白涤州等人一起进行了第二次有组织的妙峰山调查，调查报告后来由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以“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为题发表。顾颉刚先生所开创的这一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等专业，本次工作坊众人大多与之有直接渊源。
刘志伟强调，100年前开始的中国民俗学运动，喊出了“建设全民众的历史”的口号，这正是“华南研究”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也是本工作坊的宗旨所在：站在民众的立场来认识民众，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为此采取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最终目的是要探索如何从民众的生活与欲求来理解整个社会。
妙峰山的娘娘，照远不照近
“妙峰山的娘娘，照远不照近”，是广泛流传于京西地区的俗语。以往有很多学者已经听说过和注意到了这句话，但通常将其理解为对碧霞元君灵验程度的解释。但事实上，妙峰山所在的京西地区有自己的庙会，在1950年代以前，京西各村香会朝顶进香的是九龙山、百花山、北港沟以及其它星罗棋布的各处娘娘庙。每座寺庙有自己稳定的香会圈，例如九龙山庙会由门头沟十三村合办、百花山的香会来自于门头沟与房山交界处的五十八村，北沟港则是王平口外五、六个村庄的朝圣地。这些村落香会并不去妙峰山进香，或许这才是“妙峰山娘娘照远不照近”这句话的含义。
以九龙山娘娘庙为例，它由门头沟地区的窑主和窑工集资兴建而成，也是旧时门头沟地区煤炭行业共同尊奉的圣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九龙山娘娘庙于每年五月初一举行庙会，门头沟各煤窑也从此时开始封窑停产，直至九月初一娘娘回銮，煤窑才又开始生产。据刘铁梁等人的调查记录，“庙会期间要把娘娘像以十分隆重的仪式从圈门里的九天娘娘庙抬出去，走过七里的山路，送往山顶的娘娘殿内安放。在送娘娘的途中，以门头沟十三会为核心会档的各路香会紧紧跟随，沿途纷纷向娘娘献艺。沟里人把这一活动称为‘送娘娘避暑’。同时，从五月初一九龙山庙会开庙后，门头沟的各煤窑必须统一停产，由各窑的大作头顶最后一班，最后一个出窑封井，俗称‘下山’。到了九月初一，庙会的组织者又会派人和驾会一起上九龙山娘娘庙，将娘娘殿内那尊小的九天玄女娘娘神像请驾到龙凤坡村后的九天娘娘庙，各窑这时开启封窑生产，俗称‘上山’”。
与这些更加“在地”化的庙会不同，妙峰山虽然坐落于门头沟，但它吸引的香会却主要来自于“井字内外”——即北京城内外。晚清民国以后，天津商人成为妙峰山进香的重要力量，这进一步加强了妙峰山娘娘“照远”的能力，却并没有改变门头沟本地村庄自己的庙会格局。
“文武”之外的香头
在武术表演的“武会”和慈善施舍的“文会”之外，妙峰山上还有一类由“香头”组织起来的香会。“香头”，亦称“顶香的”，即巫觋一类。北京地区常见的香头是为“四大门”（狐狸、蛇、刺猬、黄鼠狼四种被认为是“仙家”的动物）服务，由其附体而具有法力的人。1941年李慰祖在杨堃指导下完成的《四大门》一文中对香头的朝顶进香有比较详细的调查，根据他的记录，香头虽然分门别派、有明确的组织关系，但他们定期朝山进香的地点却是大致相同的，其中妙峰山就是最重要的一处。
每年四月初一妙峰山开庙后，香头就会组织他的善男信女一同结伴朝香。有的香头在进香日期的一个月前，便往与之有关系的人家劝捐，被香头治好病的人往往不仅助财捐资，还为了还愿而与香头一起进山朝拜。据说，傻佛殿就是天津的几位香头捐资建立并历年维护，至今天津香头还年年带着信徒来傻佛殿添香助善。王三奶奶殿也是这些香头的必去之地，这乃是因为王奶奶总管天下四门仙家之故。现在庙会之期时还能看到带着信徒叩谢王奶奶，甚或在神前当场被附体的女巫。这些香头从哪里来，在当地有怎样的社会关系与角色，他们所组织的香会与文武香会有何异同，香头进香又构成了怎样的社会行动，这都是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
10月20日：寺庙与日常礼仪生活
在《民国初年一个京城旗人家庭的礼仪生活——一本佚名日记的读后感》一文中，赵世瑜勾勒出一个京城旗人家庭与社区寺庙的关系。日记主人常去隆福寺和护国寺购物游玩，但目的都不是烧香敬神。他母亲曾遥向妙峰山天仙圣母驾前焚香行礼，也有逝去的家人在东岳庙内停灵治丧。而与他家来往最密切的三座寺庙：方家胡同白衣庵、法通寺胡同净因寺、扁担厂大佛庵，以及曾来他家请善会的土儿胡同增福寺，都在距离他家两三条胡同的范围之内。沿着这位日记主人的日常礼仪生活痕迹，工作坊也探访了与他常有来往的这四座寺庙，及其所在区域内的其它寺庙。
扁担厂大佛庵与旗民分治
写日记的旗人家住扁担厂内，大佛庵与他家是邻居。据赵世瑜研究，大佛庵与这家人应该早有来往，很快又因为他们搬家至扁担厂内而发生更直接的往来，甚至在搬家过程中，将自己家供奉的佛位神龛都一度供奉在大佛庵内。整个扁担厂胡同如今已是北京某空军部队大院，这可能是清代原有公共建筑被整体接管后所致。
日记主人搬家进入镶黄旗所在的扁担厂胡同，这引起了众人对清代内城旗民居住情况的讨论。邱源媛介绍了刘小萌关于北京城内旗人的研究。八旗进入北京城之后，实行旗民分治政策，内城成为旗人的专属居住地。但旗人的生活离不开民人，康熙初年起，民人便不断涌入城内，其中，做碓房生意便是较早且颇为重要的方式之一。旗人每月支领的钱粮米不能直接吃，需要碓房去壳，但旗人自己又不能经商、更不会碓米的技术，只能交由民人开设碓房来处理。到了康熙年间，碓房已经在内城大量出现，并慢慢得到默许认可。清代中后期，开设碓房的汉人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他们甚至盘下旗房变成店铺，竟然还给旗丁放债。随着民人在内城的增多，旗人与民人两种人群的同时存在也增加了北京城市管理的复杂性，例如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城墙内外管理制度的差异等等，都带来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问题。
白衣庵、增福寺与寺庙善会
方家胡同白衣庵是与日记主人一家来往最为密切的寺庙，家中女眷可以在庵中住宿十天，常常参加庵里组织的善会，应该是积极参与到了寺庙的宗教活动之中。1908年，原籍北京大兴（今东城区）的尼僧法安开始担任白衣庵住持，1911年她又买下了北边国子监胡同内的皂君庙，并为两庙添置了不少法物。民国时期，白衣庵大约有佛殿27间、尼僧自住僧房15间，另外还有29间房屋用于出租。除了各式法物之外，庙内还有乾隆年间各色官花瓶、官窑瓷佛、沉香木南海大士像等各种宝物，足以见得法光及其继任者财力雄厚。庙内尼僧在佛教界内地位也很高，据说最后一任住持在庙内去世时有很多人来庙内为她诵经超度、吊唁行礼。这些都是白衣庵能举办善会、留宿女眷的原因。
与白衣庵不同，另一处来日记主人家里邀请善会的增福寺却并是名不见经传的街边小庙，仅有前殿一间、北殿三间。但增福寺从光绪年间开始，已经成为南城崇效寺的下院，由崇效寺僧人兼任本寺住持，所以增福寺僧人才会来日记主人家投帖，劝说他们参加崇效寺的善会。名寺大庙在京城内设下院，作为其“驻京办事处”是清代常见的做法，经由这些城内的下院，各寺僧人能常在名门宅邸中走动，不仅有利于他们化缘捐资，也有利于他们斡旋各色人等、结成绵密的人际关系网，并以此为平台进行各类社会活动。
净因寺
法通寺与净因寺名为二庙，实则合一，以下以净因寺之名统称之。日记主人一家与净因寺是旧邻、旧友，还有向寺僧借贷的经济关系。净因寺在明代有太监常居庙内焚修，到清康熙四十四年还得到御前总管梁九功和御前达哈里珠子李郁二人捐赠十顷香火地。梁九功除了捐赠净因寺外，还在东坝娘娘庙街捐资重修显应寺，这两所寺庙名为佛寺，但都与碧霞元君有密切关系。显应寺俗称娘娘庙，有人认为它可能就是京师“五顶”之东顶。而净因寺则是“涿州圣母香会”的会址所在地。18世纪初，鼓楼旧街的司门王氏，组织上百信徒（绝大多数为女性）成立此香会，每年前往涿州进香。年长日久后，于康熙四十二年立碑为记。赵世瑜在文章中提到，此旗人日记中唯一记载的神诞日是碧霞元君的生日，日记主人的母亲在四月十五日晚间遥向天仙圣母驾前焚香行礼。也许这家旗人与净因寺的关系也与庙内朝山香会的活动有关。
文丞相祠
文丞相祠乃祭祀文天祥之专祠。元至元十六年文天祥被俘至大都，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被戮于柴市，文天祥祠原址就是曾关押他的兵马司，明洪武九年建祠立享。1947年，文丞相祠更名忠烈祠，由大兴县公产保管委员会管理，1951年时，文丞相祠与其邻顺天府儒学一道，为府学胡同小学所用，但大兴县庙产管理委员会仍然负有看管保护之责。赵世瑜回忆，他1967年上小学时就是在这里上课，由于1966年停课一年，他入学后直接读二年级。大殿被用作教室，黑板在西，学生在东，那株“不指南方不肯休”的歪脖枣树正在教室窗外。到1979年，文丞相祠被列为北京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重新修缮后对外开放。文丞相祠用作小学校的历史宣告结束。
南新仓
本日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南新仓。南新仓是明清两代皇家仓库之一，永乐九年征调30万民工疏通元代河道，开展漕运，使江南粮食得以源源不断运至北方，为此，在通州及北京逐步修建了包括南新仓在内的许多粮仓。清代仍实行南粮北运，官家仓廒仍盛。每院仓房主要建筑有：廒座、龙门、官厅、监督值班所、官役值班所、科房、大堂、更房、警钟楼、激桶库、太仓殿、水井、辕门、仓神庙和土地祠等，而保存至今的只有部分廒座。
10月21日上午：智化寺
北京智化寺是目前北京市内现存极少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之一，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现代研究者视野的北京寺庙。1931年，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的刘敦桢对智化寺进行了测绘和建筑史研究，次年秋天，完成《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一文。1952年，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室对智化寺的京音乐进行了系统调查，形成了《智化寺京音乐（一）（二）（三）》三册采访记录，于1953年油印成稿。两次实地调查在中国建筑学、宗教学与音乐学学术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开创性意义，从此智化寺研究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并且明显分为两个主要领域：建筑学者与宗教史学者们通过智化寺的建筑与神像研究明代皇家建筑与宗教艺术；而音乐学者们则通过智化寺保留下来的康熙曲谱与艺僧演奏来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但问题在于，寺庙建筑与造像艺术具有明显皇家特征的智化寺，为何其僧人却又以民间音乐为生呢？
智化寺如来殿前
事实上，智化寺内的僧人有明显的从上层僧官降为社会底层的过程。有明一代，智化寺住持历来在僧录司内担任高级僧官，寺内现存的转轮藏、大藏经都是皇家不断御赐的结果。直至清初，智化寺住持兼掌僧录司印仍然是惯例。清顺治年间的第十一代智化寺住持笃修，同时也掌僧录司印、兼任西苑内万善殿住持，不仅手握佛教界最高权力，也与顺治帝过从甚密。智化寺不仅是河北等地僧人往来京城落脚挂单之处，也大量组织僧人参与皇家葬礼，这正是智化寺佛教懺仪融汇华北民间音乐特征，又为京城之冠的原因。但雍正、乾隆二朝，皇帝不断打击以木陈道忞为代表的禅宗僧人，这直接波及智化寺。直至乾隆七年沈廷芳上奏乾隆帝请求毁王振像，乾隆八年乾隆帝下令将超善等三位僧人治罪，智化寺最终四分五裂。在乾隆四十年左右，智化寺已经分裂为四个小庙，临济宗的传承基本断绝，它彻底走入了民间，乃至于清末民国时期，寺僧有“酒色财气四大花和尚”之称，成为专靠经忏丧仪为生的底层僧人。在1930年春夏之交寺庙生活陷入绝境后，僧人将庙内明代藻井等文物卖与美国商人，最后这两方藻井辗转保存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与纳尔逊博物馆中。
工作坊同仁认为，与其它寺庙相比，智化寺的建筑与文物保存相对完好，但庙邻四周仍然有大量居民入住，占用了原本属于寺庙的建筑。那么，这些居民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入住的？在大量入住的同时为何又能保持智化寺主体部分的相对完好？为什么智化寺没有像其它北京寺庙一样彻底大杂院化？北京寺庙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大杂院化？通常认为“文革”时期对寺庙造成了巨大破坏，而我们从智化寺所看到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混乱贫困带来的冲击反而更为严重。这些问题引发了工作坊成员在“山水客厅”内的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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