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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疫情下的“农村非法宗教”
发布时间: 2021/1/14日    【字体:
作者:孔德继
关键词:  石家庄 农村宗教  
 
 
近日因为石家庄疫情,很多自媒体挑起了农村宗教的话题。由于这些自媒体文章偏颇极大但又并非空穴来风,加之宗教问题是个专业性极强的领域。作为一个多年来专注农村宗教问题的研究人员,我觉得很有必要分享一下我的看法,以便澄清很多问题。
 
石家庄农民们信的究竟是什么教?
 
很多自媒体将河北疫情爆发的责任往天主教上引。最早的谣言是说“藁城小果庄是个天主教村,二十天前进行宗教活动,有多位欧美神父赶来参加,却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现在看就是这些传教士把欧洲病毒带来的。”当时就断定这
 
个是谣言,破绽太多,首先目前的疫情防控措施下,入境人员未经隔离就不可能轻易自由抵达中国的农村;其次,中国的某些部门盯宗教和外来人员都很紧,宗教人士不会轻易地来,当地宗教组织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很快,谣言传播的当日(1月7日),石家庄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石家庄教区就出来辟谣了。小果村等三村不是天主教村,截至辟谣当日,石家庄市确诊病例中,只有一人是天主教友。且经与两位神父核实,今冬以来没有外籍访客。
 
不过针对“地下非法传教活动”的舆情并没有随着天主教爱国会的辟谣而停止。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号捕风捉影,拼凑朋友圈、微信群和“知乎”文章中人们对基督宗教的印象,攒成《万万没想到,石家庄小果庄村的宗教活动竟导致全村疫情沦陷》等文章,将疫情的责任推给当地宗教和信教群众。
 
这篇文章还用了小标题“村干部的不打自招,让辟谣的天主教情何以堪?”——对“辟谣”表达质疑,质疑的底气来自政府公布的小果村病例的流调信息和《健康时报》对村负责人的采访。
 
村负责人是这么说的:“除了婚宴外,我们村有一些信教的村民每周三、周五、周日会聚集在一个家庭里进行宗教活动,每周最少两天,大概有几十人,都是岁数偏大的老人”。公众号文章就此认为这是“非法宗教活动”,逻辑是这样的:“考虑到患者年龄,居住在农村,每周活动非常频繁,这种频率一般不会是村党组织的活动,而极有可能是农村存在的一些非法传教活动。”
 
就在笔者写作过程中,央视新闻(1月9日18点)又发布了辟谣信息:“石家庄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小果庄村共有村民4721人,其中信教群众122人,都信基督教,该村不是天主教聚集村。”
 
与笔者事先判断的一样,石家庄天主教爱国会的“辟谣”属实。自媒体和广大网友专业性不够,分不清基督教和天主教。
 
此时人们不禁会问:基督教和天主教有什么区别?农村老人信仰的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
 
那么,我先介绍下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一些区别,随后大家就知道我缘何能事先判断小果庄是基督教不是天主教。这里的基督教是狭义的基督教,特指新教,与天主教和东正教并称基督教的三大流派。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区别有很多,随便介绍几条供大家了解:
 
基督教中上帝的地位独一无二,玛利亚只是一个普通妇女,上帝借她的身体生下耶稣;天主教当中圣母玛利亚的地位更高一些;
 
基督教更反对偶像崇拜,教堂里面陈设简洁,基本没有塑像,天主教堂里面常有天主、圣母以及其他圣人的塑像,装潢上更华丽一些;
 
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主要是牧师,可以结婚;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主要是神父女,不结婚。
 
基督教的信徒之间一般互称弟兄姊妹,天主教信徒间一般互称教友。
 
基督教认为人人都可以和神直接沟通,天主教则认为人是有缺陷的,一般的人资质不足以有效信仰,需要神父作为人与天父的中介。全世界的天主教原则上是一个整体,都承认教皇是其领袖,世界各地教区的主教通常由梵蒂冈的圣座任命,否则合法性就不充分。中国的天主教情况有点儿特殊,就是1950年代外来宗教曾经被要求与国外断绝来往,自传自养自治。由于天主教难以自称独立,所以基督教成立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天主教成立了“天主教爱国会”,没有称“三自”;世界各地基督新教不是一个整体,是宗教改革后各个教派的统称。由于天主教有微妙的梵XX因素,所以中国天主教有“地下”一说,今天暂不展开。
 
下边就说说,我是如何能事先断定小果庄是基督教而并不是谣传的天主教呢?
 
首先,建国70年,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有长足发展,天主教则基本没有增长。建国初期的统计,中国有天主教徒不到300万,基督徒70万,近年来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天主教徒为600万,基督徒3800万。这个数字虽然学界、教界会有争议和出入,但对基督教有很大增长、天主教发展较慢的事实则是普遍认可的。即便如此,这里的基督新教的信徒数量,也不包括普通网友们分不清的有基督教背景的异端。
 
基督教有大发展的原因很多,众说纷纭,其中一点就是对传福音的态度基督徒比天主教徒更积极。“福音”字面意思上就是“好消息”。传福音就是告诉其他非信徒:上帝是真神,会拯救人类……balabalabala。因为宣称信仰上帝即可得救,于是这对非基督徒是个“好消息”。相比基督徒,天主教徒则不重视“福传”,他们通常认为某人信不信天主教,天主自有安排。
 
70年来,新增的天主教徒主要靠家庭传承。通常,你出生在天主教家庭,自然就是天主教徒了,这一点和伊斯兰教比较像,信徒人口的变化与有相关信仰背景的家庭的人口变化成正比。基督教则不然,由于特别注重“传福音”,很多“弟兄姊妹”都是第一代信徒。由于很多是主动皈依的,在对宗教活动的参与上自然更积极。
 
基于上述知识,再看到小果村平日的两次聚会,我就能推测出小果村感染的村民信仰的是基督教。
 
小果村的基督教聚会合法吗?
 
有些公众获知了小果村确有基督教组织的时候,就更确信了农村基督徒的愚昧,以及他们的“农村非法宗教活动”是疫情的扩散的重要原因。对此,我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
 
其实中国有很多像小果庄这样村庄,没有基督教的传统,却有不少基督徒信众。在这些信徒的成长经历中,不像几代信主的天主教徒那样有很多关于信仰的知识。于是他们要积极地学习关系信仰的知识,频繁地参加宗教活动。基督教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周日的礼拜,在这之外,每周还可以小范围组织“查经”,查经、讲道、作见证和献诗是活动的具体门类。小果村周二和周五的活动估计也是这几种。礼拜日讲道就像学校里面差不多,神职人员像老师讲课;周二和周五的活动,就像补习班,有时间的,有热情的,再请老师开小灶讲讲;“查经”类似于大学里读书会,信徒们一起温习圣经,读一读,讨论讨论。
 
常有学者和网友根据农村基督徒“三多”(老人多、文盲多、妇女多)、“五多”的特点(老人多、文盲多、妇女多、病人多、农民多),就此判断信徒们由于文化水平低,自然信仰水平低,活动不规范,功利化、迷信……这其实是一种偏见。
 
事实恰恰相反。从形式上,基督教是农村比较规范、比较不迷信和不功利的信仰形式。因为很多人是文盲,他们才更需要多参与活动,学习有关《圣经》的知识。这样才信得更明白。正因为他们不功利,他们才会愿意奉献自己并不富裕的资财供养教会。通常,信徒只有学习了一两年的基督教知识,经过了教会一两年的考察,教会才会统一组织洗礼。信仰者才正式从慕道友变成基督徒。总之,基督教是农村比较规范有序的信仰,小果村曝光的活动信息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几天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是“农村非法宗教活动”,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小果庄的老太太们每周二周五固定搞活动,这算“农村非法宗教活动”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不算。不仅日常情况这么活动下不算“非法”,在最近疫情迅速升级之前的全国疫情防控期间,也不算。下边具体说说我的理由。
 
先说在信徒家里搞的宗教聚会吧。虽然家庭不是宗教场所,但是老年信徒腿脚不方便,就近在自己家里搞聚会在中国本就是允许的。中国基督教管理的模式之一是“以堂带点”,即一些聚会点隶属于附近的合法教会认可,这些教会有合法宗教活动场所——基督教教堂,那么这些聚会点名义上隶属这个教会,就无须取得宗教活动场所的许可,便可以组织小规模的宗教活动。这与独立于政府认可登记的教会之外的“家庭教会”还不一样,家庭教会在管理上处于灰色地带,对立严重的处于黑色地带,但“以堂带点”的聚会点至少属于在政府有关部门有序管理下的准红色地带。
 
另外再说下小果村老年基督徒们的“抗疫”素养问题。就目前已经曝光的确诊病例信息,小果庄参与聚会的有5人,实际聚会人数不详。按通常这种聚会的规模——10个人左右的话,也就是一次家庭聚餐的人数。要知道,这大半年以来主流媒体的报道基调是中国这边风景独好,中国较早复工复产为世界抗击疫情做出了重大贡献。学校们都开学半年了,社会也有序运行。河北作为非重要的疫区,有个10来人的聚会并不能算风险意识太差。即便聚会的人数再多,参与活动的人数也远不如当地近期的参与红白事的人多。于是,就更不能就此给老年人扣“不靠谱”的帽子。凭借老年人文化程度低,就预设他们素质低、给社会添麻烦当然也是错误的。
 
对农村人和对基督教的话语霸权
 
农村人其实长期遭遇城市人的偏见,并且由于他们没有话语权,无从反驳。除了农村教会,很多社会底层人群的基督教信仰,也常常被精英制造的话语踩在地下摩擦。比如在这些霸权主义色彩明显的话语中,同样是积极参加宗教活动,形容农村信徒团体时就叫狂热,形容城市和知识分子群体则叫虔诚;一样的祷告,形容农民信徒时被理解为“功利”,形容城市信徒则叫“属灵”;同样是关怀周边的社会问题,来自农民信徒群体则要么被漠视,要么被扣上冲击基层治理秩序的帽子,而同样的行为,发生在城市信徒和知识分子信徒群体中间,则常被解释为有社会责任感、代表了公民社会的发展方向等。以农民为代表的底层,常常是二元化的价值观的一端,代表愚昧的一端。
 
近年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互联网上甚嚣尘上,除了佛教和道教等汉族信仰了几千年的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常常成为无名网友们攻击的对象。并且有一些素质不高的学者,频频提出明显违反《xian法》中的宗教ZY原则的政策主张,造成了地方相关部门的思想混乱。最终煽动了信教群众与非信教群众的矛盾,以不当的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宗教秩序,让dang和gov的形象受到牵连,工作陷入被动。
 
值得欣慰的是,最近河北省疫情爆发以来,在对农村宗教问题的应对上,无论是河北省有关部门,还是北京市疫情防控通报的具体表述都比较公允和严谨,表现出了较高的专业水准。疫情爆发以来,从天主教组织的公告、小果村负责人接受采访,再到石家庄市的发布会,第一时间发布了准确翔实的信息进行了辟谣。至少没有迎合公众情绪,矫枉过正地掀起不当的治理运动。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农村宗教问题的研究人员,我希望通过本文的知识普及和个人观点的分享,缓解社会上不应该有的误解,促进社会和谐理性。希望下一次灾害来临时不再有“背锅侠”。希望富有博学的知识和领先的智商的朋友们,在对待农民朋友时候少一些自负和偏见。
 
       孔师傅的杂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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