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3年5月29日，作为基督教世界的象征，君士坦丁堡终于被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攻陷。这不是君士坦丁堡第一次面临围攻。自公元7世纪以来，阿拉伯人曾多次觊觎这一世界之都。即便是同为兄弟的十字军，也禁不住拜占庭辉煌的诱惑。在此之前，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尝试过两次。然而，这一次，圣母之城再也没有那么幸运了。君士坦丁堡陷落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王朝的更替，而且意味着不同文明的兴衰。朗西曼爵士（Steven Runciman, 1903-2000）在其经典名著《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描述了这一象征性的时刻：
苏丹本人于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入城。在精锐新军卫队及大臣们的陪同下，他策马缓缓向圣索菲亚大教堂走去。在教堂门外，苏丹下马躬身，拾起一捧泥土，从自己头巾上撒下，以示对真主谦逊之意。随后他进入教堂，并默默驻足片刻。当他开始走向祭坛时，发现一名土耳其士兵正在试图开凿大理石地板——穆罕默德不禁勃然大怒，他斥责这名士兵，告诉他城市的建筑物是苏丹专享的战利品。此刻角落里还有几名瑟瑟发抖的希腊幸存者，苏丹大度地准许他们平安返家。接着，从祭台后的密道走出几位教士，他们恳请苏丹的慈悲。他们也在苏丹的保护下得以安全离开。不过，穆罕默德坚持，索菲亚大教堂需立即改建为清真寺。他的一位回教高僧（ulema）登上祭坛，高呼唯有安拉，别无他神。苏丹本人也走上祭坛，匍匐在地，感谢为他带来胜利的真主。
对于世界史的撰写者来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失去了拜占庭的屏障，从而不得不直接面临伊斯兰文明的冲击。或者，东方的世界由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从而错过了文艺复兴的契机，让漫长的中世纪又延长了500年。然而，从一个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这或许有着不同的意义。在政权更替与文明兴衰的背后，也超越传统与现代的界限，我们似乎看到了更长时段的历史延续性与断裂性。在这一点上，与1500年或其他相邻的时间段不同，1453年作为世界史的一个界点有着更多的意义，也值得我们不断反思。
一、君士坦丁堡：新罗马的塑造
公元330年5月11日，君士坦丁大帝（275-337年）亲自主持了新都的落成典礼，这也将为期40天的庆祝活动推向了高潮。这里被称为“新罗马”，又被称为“君士坦丁堡”（NOVAROMA CONSTANTINOPOLITANA）。它是罗马的延续，更意味着一个新帝国的开始。君士坦丁注定要在此开启一番新的伟业，而君士坦丁堡正是其丰功伟绩的象征。君士坦丁仿照罗马的样式来建设新都，它同样被称为“七丘之城”。这里坐落着君士坦丁的大皇宫、帝国议会和元老院、竞技场，还有雕刻着太阳神阿波罗头像的君士坦丁柱。君士坦丁堡的面积和规模都大大超过了古都罗马，也超过了古代的巴比伦和雅典。它将是漫长的中世纪里最大的帝都，享有“众城之母”（Queen of cities）的美誉。君士坦丁堡继承了罗马的合法性；在后世的时代，它还将类比于耶路撒冷的神圣性。
君士坦丁堡的塑造离不开基督教精神的沐浴。自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联合发布《米兰敕令》，到391年帝国境内彻底禁止偶像崇拜，“一个皇帝、一个帝国、一种宗教”正在成为现实。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从圣地搜集回来的各种遗物，更是将君士坦丁堡装点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象征。乔纳森·哈里斯（Jonathan Harris）在其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名著中提出了六点关于这个城市的神话：（1）君士坦丁堡由一位圣王创立，并将其作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治中心；（2）从一开始，君士坦丁堡就享有上帝和圣母的保护，直到世界末日才可能被征服；（3）帝国的统治者受命于天；（4）帝都与罗马和耶路撒冷一样神圣，其教堂都由使徒所创，并带有圣徒的遗物；（5）其财富喻示了上帝的庇佑，因此比世界任何其他城市都要更丰富；（6）皇帝是基督徒的万福之源，同上帝一样独自统治。参照基督教神学的观点，君士坦丁堡被喻为是道成肉身的结果，是天国在地上的呈现。
君士坦丁堡作为君士坦丁的城市，既是世俗权力的象征，也是神圣大能的彰显。这在教会史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或译“优西比乌”，约260-340年）那里已经有着形象的描绘。然而，即便是文艺复兴史的撰写者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年）也不吝笔墨。他写道：
君士坦丁堡无论坐落在哪里，都不仅仅是皇帝的住所，也展现了国家、宗教和生活的新面貌。其建造者无疑充分意识到这点，他必须选择一个不受传统羁绊的中立点。无论配不配，历史已经给他的功绩盖上伟大印记；在这座“君士坦丁的城市”里，历史发展出将教会与政治融为一体的独特精神，以及独树一帜的文化，即拜占庭文化，无论人们喜不喜欢，都必须承认这是一种世界潮流。其顶峰是专制主义，它随着教会统治和世俗统治合为一体而得到无限巩固；它强行用正统观念取代了道德规范；用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代替了对自然本身恣意忘情的抒发；面对专制主义，出现了假扮贫穷的贪婪和深藏不露的狡诈；至于宗教艺术和宗教文学，则不断重复陈旧主题，顽固得简直难以置信——总而言之，其大部分特征让人想起埃及宗教，它最大的特色与埃及宗教一样，那就是经久不衰。
自君士坦丁大帝之后，除了在位仅三年的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 331-363年)以外，其他罗马皇帝都是基督徒。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完美地结合起来，实现了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大一统国家”与“大一统宗教”的联姻。
帝国的后继者狄奥多西二世修建了著名的“狄奥多西城墙”（the Theodosian Walls），真正地将七座山丘牢固地包围起来。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 482-565年）将帝国的统治推向了高峰。对内，他镇压了尼卡党的叛乱，统一了帝国的律法；对外，他使帝国领土从波斯穿过小亚细亚、巴尔干和意大利、西班牙，从北非经过埃及一直延伸到圣地耶路撒冷、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查士丁尼统治的象征是，他命人重新修建了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她不但有着当时世界最大、最高的穹顶，而且成为了帝国时代诸多标志性建筑的参照。即便经过十字军的洗劫，被奥斯曼帝国改造为清真寺，圣索菲亚历尽千年沧桑却依旧屹立不倒，象征着拜占庭帝国智慧的结晶。
然而，帝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始终只是神话。早在325年，为了解决基督教内部的分歧，君士坦丁大帝就亲自主持了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一届大公会议。在之后的连续几届会议中，君士坦丁堡在基督教世界的地位持续上升，逐渐与罗马、耶路撒冷、安条克和亚历山大并列。即便如此，这也不能阻止451年迦克敦会议后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里的被逐，从而造成了东正教世界的一次大分裂。726-780年和815-843年间，由于圣像崇拜的问题，拜占庭帝国内部再次发生激烈的斗争。虽然分歧最终被平息，但在新兴的阿拉伯-伊斯兰军队面前，帝国却面临着剧烈的挑战。1054年，由于在“和子”（Filioque）、教宗的独特地位、圣餐礼的饼、教士独身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议，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1204年，以夺回圣城耶路撒冷为目的十字军竟然在贪欲的诱惑下洗劫了同样作为圣城的君士坦丁堡。这不但促使了帝国的崩溃，也成为了基督教军队道德败坏的罪证。1274年和1439年，在奥斯曼军队的压力下，拜占庭不得不在屈辱的条件下与西方教会媾和。然而，这非但没能阻止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反而导致了东方教会内部的分裂——“宁要土耳其人的缠头，不要教宗的三重冕”。
在帝国晚期，拜占庭一方面发展了成熟的政治体制和对外战略，另一方面则受困于紫宫厅（Porphyry Chamber）的阴谋内斗。君士坦丁七世（905-959年）曾为他的儿子写下《典仪论》（Book of Ceremonies）和《帝国行政论》（Bookon the Administration）的重要著作。悖论的是，帝国行政的成熟恰恰是军事衰落的佐证。长期以来，拜占庭不得不同时应付东西方的敌人，君士坦丁堡见证了拜占庭的防御和繁荣。然而，面对日渐兴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拜占庭注定难逃一劫。1372年，约翰五世（1341-1391年）甚至向苏丹宣布效忠。这是2000年来罗马帝国首次成为另一个强权的附庸。实际上，更为严重的是，当奥斯曼的军队占领了安纳托利亚的粮仓，君士坦丁堡终将成为一座孤城。
二、土耳其人与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人常常将他们的故乡追溯到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Transoxania）。那里曾经是穆斯林的宗教、行政和文化中心，著名的经济城市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得益于丝绸之路的贸易。公元11世纪初期，土耳其人的一支奥乌兹的子孙打败了伊朗人，建立了著名的塞尔柱王国。在1071年的曼齐科特（Manzikert）战役中，土耳其人首次打败了拜占庭的军队，这为他们向安纳托利亚迈进打开了门户。这一辉煌的进程为蒙古人的军队所打破。奥斯曼的家族兴起于蒙古帝国统治下的诸多城邦之中。1326年，奥斯曼的儿子奥尔罕攻占布尔萨，成为了该王国的第一个首都；接着他又打下了尼西亚等著名城市。1361年，穆拉德一世攻占阿德里安纳堡（埃迪尔内），这成为了奥斯曼王国在欧洲的首都。在14世纪末，巴耶基德一世（Beyazit Yıldırım）几欲围攻君士坦丁堡，但却在1402年的安卡拉战役中被帖木儿的军队打败。这让拜占庭帝国得以继续近半个世纪，但君士坦丁堡无疑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意味着一个新帝国的开始，穆罕默德二世由此也赢得了“征服者”的誉称（Fatih Sultan Mehmet, 1432-1481）。他修缮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将其改为了清真寺。同时，作为新帝国的标志，他也修建了自己的清真寺（1462-1470）和新皇宫（1465-1478）。在君士坦丁堡之后，他相继攻占了拜占庭的城市特拉布宗、巴尔干的基督教领地，还发起了针对威尼斯人的战争（1463-1479）。穆罕默德二世自认为是罗马的继承者，但最终于1481年死于征服罗马的途中。1520年，伟大的苏丹苏莱曼（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1494-1566）继位，他的雄韬伟略将帝国的统治推向了高峰。他于1526年攻占匈牙利，又在1529年围攻维也纳。1533年，通过海战，北非的海岸区域，尤其是阿尔及利亚，落入奥斯曼的领地。突尼斯也随后陷落。在东方，苏莱曼的军队于1533年攻陷巴格达。1555年，奥斯曼与萨法维王朝签订合约，确立了两大帝国的边界。苏莱曼超越了他的前辈征服者，他为帝国颁布了法律。著名的建筑师悉南设计的苏莱曼清真寺成为了帝国巅峰的象征。
政权与神权的结合是帝国的一个典型特征。在这点上，奥斯曼和拜占庭有着惊人的类似；不同的只是具体宗教的形式。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很早就指出，土耳其人完全将自己的民族身份等同于伊斯兰教的信仰，这是连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都没有做到的。而且，“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伊斯兰信仰和权力的保护或扩张，而且从未失去其武力特征”。它兴起于东部，又被带到了西部，针对三重敌人——东部的异邦、西部的基督教和内部分裂。就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刘易斯进一步阐述：“哈里发代表权威，苏丹代表权力。苏丹以权力支持哈里发，哈里发则授以苏丹合法性。哈里发统而不治（reigned but did not rule），苏丹则两者兼备”。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与君士坦丁堡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这里是奥斯曼帝国的艺术和文化中心，也是全球商人云集的商贸之城，更是帝国的政治中心所在”。不过，它代表的不再是希腊正教的拜占庭文明，而是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文明。在《伊斯坦布尔与奥斯曼帝国的文明》一书中，刘易斯写道：
奥斯曼帝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伊斯兰国家，起先是为了征服，尔后是为了防护伊斯兰教的敌人。从十六世纪始，它的领土包含了伊斯兰教的古老中心——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以及从前哈里发的都城大马士革和巴格达。这是伟大普世的伊斯兰帝国最后，也可能是最大、最持久的统治。根据其学者和官员的说法，其统治是伊斯兰的统治，军队是伊斯兰的军队，法律是伊斯兰的法律。
无可否认的是，奥斯曼帝国也体现了奥斯曼的家族统治。这多少继承了中亚游牧民族的特点，但也受到了拜占庭文化的熏陶。当帝国扩张的步伐逐渐停止，皇宫内部的争斗成为了主要矛盾。皇位的继承人被关在“鸟笼”（kafes）中，皇太后则把持了朝政。皇权的管束喻示着帝国生命力的受限。
更重要的，奥斯曼帝国的兴衰注定是欧洲近代史的一部分。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被认为是1500年前后地理大发现的前奏。然而，新航路所开辟的远远超出了中世纪帝国之间的博弈。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Battle of Lepanto），被认为是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扩张的终止，尽管之后的一个世纪仍有战争在继续。1606年，苏丹被迫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订条约，承认双方平起平坐。苏丹艾哈迈德一世（1590-1617年）迫切地希望通过蓝色清真寺来挑战圣索菲亚教堂的威严，然而却难以掩饰帝国内部的空虚。到18世纪，“郁金香时期”（Tulip Period）象征着奥斯曼努力学习西方的热潮；后来的佩拉大街（Grand Rue de Pera）逐渐成为了时尚的代表。不过，所有这些改变的都只是帝国的外貌，帝国的真正改革者却被罢黜。奥斯曼帝国正在成为欧洲的“东方问题”，甚至沦落为“欧洲病夫”。
1768-1774年，奥斯曼帝国与沙俄因为克里米亚的问题进行争战。到1851-1853年，这一问题让奥斯曼帝国陷入了一个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给这衰老的帝国带来了变革的种子。1839年，奥斯曼苏丹颁布《坦齐马特法令》（Decree of Tanzimat），开始正式向西方学习。1876年，第一届奥斯曼议会召开。为了追赶西方的潮流，奥斯曼政府甚至不惜借债修建欧式的多玛巴赫切皇宫（Dolmabahçe Sarayı）。然而，帝国内部的统治却开始瓦解。1830年，希腊人率先实现了民族独立。接着，巴尔干国家先后挑衅，希望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这最终将帝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协约国的舰队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则悄悄逃离伊斯坦布尔。特别是，当希腊军队登陆士麦那（今伊兹密尔），土耳其人的民族独立战争则宣告正式开始。这一切的纷争在1923年的《洛桑条约》中重新界定。
三、神圣罗马：基督王国的旧梦
公元476年，哥特人奥多维克（Odovacar，435-493年）推翻了西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罗马沦为野蛮人的统治。493年，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Theoderic the Great，约455-526年）打败了奥多维克，并被拜占庭确认为意大利的统治者。在535-562年的哥特战役后，东哥特人被打败，拜占庭在意大利的统治得以确立。查士丁尼实际上成为了最后一位说拉丁语的罗马皇帝。与此同时，罗马作为基督教世界中心的地位开始凸显。这可以追溯到公元64年使徒彼得和保罗在罗马的殉难。从5世纪开始，教宗们开始使用使徒的权威来发布命令，而不再引述政治权威。随着安条克、亚历山大、耶路撒冷等基督教中心沦入阿拉伯人之手，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成为了两大中心。伟大的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 540-604）开始推动教宗的权利，以对抗拜占庭的影响。因此，一方面野蛮人征服了罗马，另一方面野蛮人又皈依了基督教。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将以一种形式延续罗马在西方的故事。
公元751年，伦巴第人攻占拉文纳，驱除了拜占庭在意大利的影响。在这一情势下，教宗向法兰克人求助。这成为了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西方与东方的联系被切断，转而教宗与王朝的联合成为新的起点。公元732年，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688-741年）打败了入侵的摩尔人，但不幸一年后去世。公元751年，查理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714-768年）被教宗祝圣为法兰克王。754年和756年，丕平两次打败伦巴第的军队，但却拒绝交还给拜占庭，而是献给了教宗。这导致了教宗国的产生。773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再次应教宗的要求，对抗伦巴第人的压力。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宗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曼加冕，这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的正式开始。
在哥特人洗劫罗马后，奥古斯丁用“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二元模式来描绘当时的政治体制。在漫长的中世纪，这构成了同一体制的两个方面，且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功效。“神圣罗马帝国”成为了一种现象级的存在。如论者所说：
神圣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东西，是同样东西的两个方面；天主教主义，世界基督教社会的原则，也就是罗马主义，即建基于罗马之上，把罗马当作自己世界性的根源和典型，表现出自己是神秘的二元主义，这种二元主义是和它的创造者的两重性质相合的。作为神的和永存的，它的首脑是教皇，灵魂委托给他；作为人的和暂时的，它的首脑是皇帝，他受委托管理人们的身体和行动。
与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不同，西罗马的遗产体现为对罗马教宗的精神统一。然而，这种神圣权力与世俗权力的结合是矛盾的，并且在现实的世界里表现出此起彼伏、互相利用的交织状态。
公元962年，德意志的奥托一世（Otto I, 912-973年）决心复兴查理曼帝国，这让教廷看到了重整朝纲的希望。奥托向教宗保证，帮助教廷收复丕平与查理曼承诺的土地；但作为回报，教宗的选举必须获得皇帝代表的同意，教宗还须向皇帝宣誓效忠。这注定了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相互斗争。如论者所说，“在基督教社会的属灵和世俗领导之间，不断发生着标记、政治符号、特权以及荣誉权的互相借用和交换”。1046年，在苏特里的教职会议上，德意志皇帝亨利三世罢免教宗格里高利；在随后的十年中，他任命了一连串教宗，以图控制整个教会，尤其是教廷本身。1059年的拉特兰教职会议通过了新的教宗选举法：教宗由七位枢机主教选举，帝国皇帝只剩下模糊而勉强的追认权。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1020-1085年）在《教宗如是说》（Dictatus Papae）中大胆地宣称：教宗有权罢免皇帝，有权解除臣民对邪恶统治着的效忠宣誓。1075年，格里高利在罗马的教职会议中宣判“俗人授予神职有罪”。1077年，由于任命米兰大主教的问题，亨利不得不在卡诺萨城堡的雪地中祈求教宗赦免。格里高利七世时代“代表着教宗支配世俗世界的抱负达到了极致”。
1095年，乌尔班二世（UrbanⅡ，1042-1099年）发动了旨在解放圣城耶路撒冷的战争，从而开启了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在一定意义上，十字军也是格里高利七世的遗命。第二次十字军由法王路易七世和德意志的康拉德三世率领。1187年，萨拉丁夺取耶路撒冷。腓特烈一世、狮心王理查德和法国的菲利普二世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教宗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1161-1216年）发起的第四次十字军，本来是要攻击在埃及的萨拉丁总部，却转而洗劫了君士坦丁堡。第五次和第六次十字军都未有斩获。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中，法王路易九世甚至被捕；又在第八次十字军中死于突尼斯。十字军逐步走向式微。与此同时，教皇国内部也发生了分裂。1378-1417年，出现了两个教宗：一个在罗马，一个在阿维农。1409年甚至出现了三位教宗的尴尬局面。面对拜占庭帝国岌岌可危的局面，教宗卜尼法斯九世（BonifaceI，1356-1404年）在1398年、1399年和1400年都颁布了发动十字军的手谕。然而，最终让君士坦丁堡苟延残喘的不是在西方的基督教兄弟，而是蒙古后裔帖木儿的铁骑。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传到罗马后，教宗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西克斯图斯四世相继发起十字军的号召，并在贝尔格莱德和士麦那等地阻碍了土耳其人的军队。到1481年，奥斯曼人甚至逼近意大利本土，但征服者苏丹却倒在了死神的命运脚前。
神圣罗马帝国的悖论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它既非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伏尔泰语）。神圣罗马帝国也曾面临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冲突，但它更多是从天主教内部被瓦解的。1517年，德国教士马丁·路德发布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控诉教廷贩卖赎罪券的罪恶行为。与此同时，他的“唯信称义”思想对教宗的权威发起了直接挑战。1520年，查理五世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然而，在宗教改革的浪潮中，帝国已经变得四分五裂。加尔文的“基督教共和国”成为新的名词。最终，在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中，这被确定为“教随国定”（cuius region, eius religio）的原则。这并不能保证各国之间的和平。1618-1648年间的三十年战争就是明证。欧洲成为了“基督王国”的替代者。“宗教边界线覆盖欧洲大地，折射出信仰的破碎化。政治体系取决于各个国家，而国家似乎不再遵守传统道德的规则，并且与人民处于公开的斗争状态”。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它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欧洲本身，而且包括整个世界。
结语
在相当的意义上，罗马成为了西方政治的一个隐喻。关于罗马的衰落更是世界史上的一个迷思。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我们看到了号称新罗马的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在西方，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浪潮，神圣罗马帝国走向了崩溃，古希腊罗马的精神则在复苏。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将希腊式的罗马和拉丁化的罗马联系起来的，竟然是它们几个世纪以来最重要、最激进的敌人——从阿拉伯到奥斯曼帝国所代表的伊斯兰文明。而在攻下君士坦丁堡后，征服者苏丹也称自己新的帝国为第三罗马。所以，他野心勃勃，最后倒在了征服罗马的道路上。不仅如此，在拜占庭帝国灭亡后，莫斯科的大主教马上宣布，他们将继承东正教会的衣钵，同时也继承了罗马的遗产。因此，在这政权更替与文明兴衰的过程中，罗马被神化为不死的灵魂；与此同时，罗马也被解释成了不同的样式。
即便在近代到来之后，这一模式仍然通过不同的形式在演绎。1774年，在奥斯曼帝国同沙俄签署的《小卡亚纳扎条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中，作为沙俄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徒保教权的对等条件，苏丹获得了对奥斯曼帝国境外穆斯林的管辖权。而这一建议的始作俑者，则是法国的天主教士。同时，正是在沙俄的鼓动下，掀起了斯拉夫的民族主义，从而挑战了晚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希腊民族主义则最为突出。他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希腊的独立，更期盼恢复希腊文明和拜占庭帝国的辉煌。因此，在1830年获得独立后，他们又借一战后的帝国主义势力，于1919年挑衅式地登陆士麦那。这激起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击，并导致了希腊和土耳其之间长期的矛盾。在21世纪初期，当土耳其努力申请加入欧盟，希腊人则百般阻挠。而在欧洲人的潜意识中，他们依旧是攻占了基督教世界之都的敌人。
按现代术语来说，1453年也可以被解释为“文明的冲突”。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无论是“冲突”还是“交往”，都必须将其置于历史的处境中来考量。最起码，对于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伯纳德·刘易斯来说是如此。很多的时候，我们似乎过于盯住“冲突”的论调，而相对忽视了文明的进程。不过，就1453年来说，我们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文明内部的冲突。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很大程度上都首先是毁于自身的堕落，其次才是外部的威胁。这似乎是帝国的宿命。对于神圣罗马帝国来说，教权和王权的冲突始终是一对根本矛盾。另外，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似性则或许也是被我们忽视的。在论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时，刘易斯就强调，冲突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在1453年左右，三大文明都号称是罗马的继承者。这就是我们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发现的永恒性。
（原文载《全球史评论》第十九辑）
上大宗教与全球政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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