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川，世界上唯一的蒙古族基督徒居住的地方，这使它具有一种神秘的引人入胜的吸引力。它位于内蒙古南部的鄂尔多斯的最南端，是鄂托克前旗的一个苏木（乡、镇）。蒙语叫Poro balgason,意思是“苍翠的地方”。城川地处沙川地区，川中有一古城堡，城川之名由此而来，它南北宽18公里，东西长46公里，总面积762平方公里，苏木内无定河畔（古称奢延水,现也称萨拉乌素河）的大沟湾、滴哨沟等处，曾经是两万五千年前“河套人”繁衍生息、创造古代“鄂尔多斯文化”的发祥地。著名的考古学家桑志华、德日进等神父曾在这里发现过珍贵的古人类化石，以及相当丰富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为“河套人”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城川境内的古城堡是唐代元和十五年所建的宥州城遗址。第一座城川天主堂就建在这遗址的西北角。
我小里候就听说过城川的一些东鳞西爪，但一想它地处毛乌素沙漠之中，脑海里似乎只见蒙古教友骑驼背那双峰之间在睁不开眼睛的风沙中来来去去。后来在修道院里见到蒙古族神父马元牧，以及后来见到比我大八年的同学马仲牧以后，对城川的了解就稍梗概了。前年冬天在庆祝郭正基、朱问渔二位晋牧典礼上与一位自治区宣传部很有水平的干部的谈话中，得知他曾在城川下乡二十多天，他发现天主教传入城川蒙古族后，当地牧民发生了与众不同的变化。调查虽未结束，但有些特点很显著，如城川教友很早就根除了性病，这被称为城川的“一无”，所以这里人丁兴旺。这些话更增加了我向往城川、去步武先圣前贤的足迹的渴望。于是今年4月11日至16日、6月7日至16日我进行了两次以城川为中心的访问。在前往城川的汽车上司机诉我：“城川不大，但有三多：人多树多干部多。”他的话不仅给我的热情予以高度的加温，而且给我的访问立了一个高度的综合，非常扼要的提纲。
《伊克昭盟旗市乡苏木概况》（1986年）上介绍鄂托克前旗十六个苏木、镇、乡、道、川，人口总数60105，城川一个苏木就有13000口人，占全旗人口的23%，此其一———人多；全旗有林面积54万亩，城川有林面积22.9万亩，占全旗林地44%，此其二多———树多；至于干部，我们没有详细的调查和统计数字，但伊盟七旗一市各级干部中有很多都来自城川。有些首要干部竟是城川教会蒙文学校的毕业生。当然，1941年以后伊盟工委、陕甘宁边区政府曾驻扎过城川；延安民族学院从陕北的定边县迁到城川，也是城川干部多的一个原因！然而这个学院就是在葛永勉、田清波、贺歌南、文怀德等神父他们创办的蒙文学校校舍、学生的基础上扩展起来的。而现在全旗最好的城川中学也还是在这个院子里。院子里西北东三面的旧城墙和倔强地耸立在院子里的三株大树，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
“水有源，树有根”，那么这“一无三多”的原委是怎样的呢？
远在1874年2月，德玉明（Fr.Al-fons De Vos）和费尔林敦（Remi Verlimden）动身西来，4月7日到达城川，然而当地蒙民拒不接待。后经蒙民沙当金巴从中周旋，时至7月才在城川搭起茅屋和简易教堂。当地人常说“蒙古人，认话不认人”，不会蒙古语在蒙古地区寸步难行。如会蒙语就被当上客接待，蒙古人是非常热情好客的。随派司福音（Jan Baptist Steenickers）、桂德贞（Edonard Cuissart）二位前来，下功夫学习蒙语。上下一致，重视蒙古语言文化的研究。5年以后，1879年司福音已经能翻译出多部蒙文教义书籍，希望在蒙民中传播。然而问题又出现了：大部分蒙民不识字，没有文化，看不了这些书籍。这一现实严重地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文化工作的本土化不仅是要学习蒙古语言与研究蒙古文化，而且还要在掌握了蒙古语言文化的同时，反过来提高他们的文化，普及他们的文化。
于是传教士们决定首先开办蒙文学校。这种设想和规划很快就反应到总部施高德。传教士们开始了这一项艰难的培训工作，对满怀拯热情的传教士们来说，没有攻克不了的困难。会长指到哪，他们就到哪。几年之后来华的圣母圣心会士们如葛永勉、田清波等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蒙古语言、较深地了解蒙古文化的蒙古通了。在《田清波传》里有这样的一段记栽：1905年9月13日，年方24岁的田清波来到闵玉清主教前报到的时候，恰遇杭锦旗王爷寄来一封蒙文信，闵主教递给田清波神父来看。田清波在比利时学蒙文全是印刷体，从未见过蒙文草书，但却准确无误地翻译了这封信。闵主教非常满意。随即派田清波去城川，他在这里一呆就是二十年。成了一位世界闻名的蒙古学专家。
城川的蒙文学校是从育婴堂、夜校要理班逐步发展起来的。圣母圣心会士每到一处，一站住脚，就盖圣堂、收婴孩、办要理讲授班，三管齐下，同时展开。据当地老神职人员回忆：城川的育婴堂是田清波到城川后不久扩建的，建了十间砖房，育婴堂、要理班各得其所。当时有婴孩近30人。田清波把《要理问答》译成蒙文，进行讲授，同时加入蒙文识字课。我们最近还找到一本当时的蒙文识字课本，使用者尚健在，叫王惠文。田后来还翻译了《一目了然》、《炼狱圣月》。
城川的蒙文学校正式形成的时候是在田清波去了北京，葛永勉神父第二次任城川本堂的时候，即1925年以后。这时育婴堂婴孩增加，尤其是1929年，前所未有的大旱之年，葛永勉神父为了救灾，组织了驼队，多次到银川买粮分发给灾民度荒。这年就收了四十多个婴孩。马仲牧说，当时他十三岁，他妹妹玛丽亚和亚加大也送进了育婴堂，他姑姑（修女）本玛各和初学生灵芝做为保育员，照管这些婴孩。马仲牧流着泪说，要不是葛神父，我们都得饿死，第二年春天，葛神父给教友提供了籽种，鼓励蒙民垦殖，果然秋季大丰收。仓廪实，衣食足。葛神父正式筹划如何过渡到正规学校，接着贺歌南、文怀德先后到银川。贺歌南编写蒙文数学、生理卫生、自然常识、地理、历史、蒙古历史、文化、文物等教材。葛任命文怀德担任校长。
这样，唯一的一所正规的、时代化的蒙文学校在鄂尔多斯草原上诞生了。而且接着又开办了女子学校。这在当时只有最大的寺庙里培训小喇嘛学经才教识字的广大草原上，是多么具有魅力的新事！学生越来越多，每年都有几十个学子毕业，一直到1946年。我只举一个例子，1949年以后陕北靖边县中学里唯一的女孩师兰卉芬就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
为了进一步扶植、发扬蒙古文化，1931年石扬休主教上任以后就开始筹办蒙文印刷厂。他首先选派了蒙古知识青年去北京学习蒙文印刷业务和技术。由马仲牧的父亲（早年在庙里学过经，有文化）绘制蒙古字体，带往北京制模铸造活字。石主教花费了三百两银子建起了厂房，于是办起了鄂尔多斯草原上第一所蒙文印刷厂，印刷课本、圣书。到1949年共印行正式书籍15种。这次访问中我们找到了60多年前城川蒙文印刷厂印行的葛永勉神父翻译的蒙文《古经大略》，130×190开本，前后缺了页，但还可以看出是340多页。印刷清晰美观。还搜集到一本1938年马仲牧与田清波二人在北京合编的蒙文《五伤方济各传》的手抄本，是一位叫段金惠的教友保存的。
现在我们该谈谈田清波神父的蒙古学研究了。他的研究博大精深，这样的篇幅是难以交代的清楚的。我们只能谈谈他的研究和著作与本土化工作的关系。他1905年到城川，1925年去北京，1948年去美国，1971年去世。二十年在中国搜集资料，据美国H·塞瑞斯的介绍，约155种。经过46年的研究，向世界介绍的尚属少数。其中有7部是关于鄂尔多斯的，鄂尔多斯和蒙古的学者们对此甚感兴趣。可是一部《蒙法大词典》想介绍过来，40年于今，还没有消化了，非常可惜。现在正需要合作和帮助。因此我们认为田清波著作的研究是我们通向鄂尔多斯、通向蒙古，并开展合作交流的桥梁。目前就急需开展工作，它将有美好的前程。这一点，我相信闵玉清主教把自己已经着手的柯瓦列夫斯基的《蒙语词典》与鄂尔多斯方言进行比较的笔记全部给了田清波的时候，一定已寄有厚望，想着将来了。
圣母圣心会士在城川文化工作本土化是彻底的、高瞻远瞩的。他们在开展工作不久，就注意到本地神职班的培养，这应该是最彻底的本土化。到1945他们就培养出3位蒙古族神父和8位蒙古族修女。
三位神父是：马元牧于1937年7月25日毕业于大同神学总修院。由石扬休主教邀请宗座代牧蔡宁祝圣于大同；马仲牧1945年毕业于归绥神哲学院（今呼和浩特），由穆清海在归绥祝圣，同年入辅仁大学，1949年毕业。现在城川传教。石生玉与马仲牧同班，同时祝圣。他们的启蒙学校都是城川蒙文学校。
城川的蒙文学校，不仅给我们培养了接班人，为社会培养了干部，而且使广大蒙古教友都能读书写字，比周边村落的居民整体文化水要高得多。
圣母圣心会士到城川的时候，蒙古地区性病严重，丧失生育能力的人相当多，传教士们很快设立诊所，使用大量的六零六注射液，几年之内根治了城川居民的性病，且为他们从育婴堂认领婴孩。婴儿长成后，教会为他们择配成婚。因此，城川地区蒙民身体健康，人丁兴旺。1950年初，政府在牧区进行普遍防治性病时，惊奇地发现城川地区蒙古教友无人患有此病。“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周边地区居民纷纷向城川迁移。城川人口发展很快，原来才几百人的乡村，现在达到一万多人了。
圣母圣心会士自到城川以来，就实行防沙造林，适当开垦，保护牧场的策略。教友们看在眼里，也爱起树木来。因而城川和陕北三边这些年涌现出三位防沙造林的特等劳模都是教友，到此也就不觉怪了。这倒使我想起巴盟教区也出现了两位教友，是全国林业劳模，似乎也是当然的了。这还不是传教士文化工作本土化而又化了本土的范例吗？
当我们望着那些骑在马背上、驼背上的蒙古教友风尘仆仆地从四方赶来，参与感恩祭典的时候，我觉得整个鄂尔多斯的归化、整个蒙古族不分内外的皈依的希望，都可以放在他们的身上了。
（原载信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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