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美国大选，实为惊心动魄。此次美国大选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身边个别信主的同胞们，在大选前后情绪之激动，言论之凿凿，比一些美国福音派右派有过之无不及。
的确，华人基督徒，尤其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因为国内历史、移民经历等种种原因，往往倾向福音派的信仰。这也导致华人教会中虽然较少谈论政治话题，但其中关心政治的人，大多会倾向于福音派的光谱，一般表现为支持美国右派共和党，支持社会与经济保守主义，反对堕胎，反同性婚姻法，反世俗化等诉求。
这种政治诉求，本身作为民主社会中多种政治诉求的一种，代表基督徒对神旨意的诠释和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这无可厚非。但在最近的一些华人基督徒的声音中，我们却看到这些政治诉求的背后，杂糅了不可忽视的神权政治一般的语言。例如，将特朗普视为“天选之人”，共和党是基督教文明最后的堡垒；而民主党、拜登则成为魔鬼的代言人。
其实，这种两极分化语言，在美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远的不说，过去的四五十年来，美国的基督教右翼势力，已经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大规模参与政治，给后人留下了复杂的政治遗产。[1]
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简单介绍美国基督教右翼参政史，希望能为面对着同样政治纷争，且常常寄希望于基督教右翼力量的当代华人基督徒们，提供一些历史性的反思和启发。
01美国早期福音派参政史
美国福音派寄希望于透过政治途径实现自己的道德诉求，近期应当追溯到美国文化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虽然是美国战后经济增长迅速，民众物质生活条件普遍提高的时代，但伴随着这些福利而来的相对保守严格的社会风气和消费主义观念，却刺激了一代年轻人的叛逆。
年轻人搭着种族平权运动的班车，掀起了反文化运动，倡导在性别观、性爱观、宗教观等多方面，冲破传统白人中产阶级文化的桎梏，并倡导在个人自由而不是在社会传统的基础上，重建这些观念。
这些人的抗争，一方面的确为之前倍受歧视的人群，尤其是有色人种（包括华人）带来了渴望已久的社会关怀和政治利益，但另一方面，他们争取的堕胎权、同婚权等，也的确标志着对传统宗教的道德观的挑战。
更讽刺的是，美国三权分立的政府中，最早也最坚决给予这些反文化运动的人群一种法律上的保障的，却恰恰是相对最不民主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直接由总统任命而非民选）。这些未经民选而出台的一系列新法规，如大幅放宽堕胎权的罗韦案（Roe v. Wade）和裁定在校园内强制祷告读经违宪的恩格尔案（Engel v. Vitale），仿佛一夜之间改变了美国的道德风貌，让不少美国民众觉得自己基于传统宗教的价值观并没有被纳入考虑，就已经要生活在一个自己不再熟悉的社会里。传统宗教人士认为美国社会渐趋世俗化，排斥信仰，也远非空穴来风。[2]
由此开始积极参政的美国基督教右派，便常把自己的参政过程自我解读为一个备受欺压但道德纯洁的势力，是对于大规模非道德势力的反击。但我们将看到，随着福音派参政越来越深，与共和党越走越近，他们自己也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政界泥潭，而要在这个过程中出淤泥而不染，实属难事。
福音派虽在20世纪60年代起就积极参政，但在1980年之前，福音派作为一个政治派系，代表左派还是右派，其实并不清晰。比如美南浸会在这一期间，虽然在性别教育和进化论教育这些议题上坚决保守，但同时也总体支持罗斯福新政和福利国家。在这一段时间，基督教保守主义势力尚无有效的组织和领导。其政治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福音派要人与高层政治家的私人交情。这样的交情虽给福音派开了很多大门，但在政治纠葛面前，却也会起误导的作用。
比如，在水门事件进入公共视野之后，与尼克松私交甚好的葛培理出于对总统人品的信任，多次在公开场合帮尼克松开脱，坚持认为尼克松不可能出此下策，并怪罪当时的媒体报道带有偏见。结果水门事件实锤之后，葛培理也因此受到波及。他本人也在采访中说，这是他对党派政治失望最深的一次，并从此决定终生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党派政治，可以说在福音派参政早期，就给了基督徒们一个下马威，连葛培理都差点没能全身而退。[3]
但水门事件并没有覆灭福音派的参政热情。到1976年总统大选时，福音派已经在美国社会如荼似火地发展，一时间“重生”经历成为了流行词汇。六十年代开始的反文化运动，虽然滋生了性解放、嬉皮士等在传统保守基督徒看来大逆不道的运动，但福音派基督教不仅没有因此而消亡，反而通过适当吸纳新文化潮流中的某些因素，如情感自疗、敬拜摇滚乐、以及强调婚姻中的性快感等，一跃成为社会文化主流之一。
著名民调家乔治·加洛普二世因而把1976年命名为“福音派之年”。正好在这一年，福音派迎来了堪称史上基督教资历最够格的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卡特终其一生是坚定的美南浸会信徒，长期参加教会并服事。甚至在当选总统以后，他还抽空在华盛顿第一浸信会堂为夫妻上婚姻辅导课程，并公开支持美南浸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宣教工作。如此属灵的履历让一些支持他的基督徒称他为“天选之人”。甚至有竞选广告，利用卡特和耶稣基督姓名首字母相同的巧合（Jimmy Carter和Jesus Christ，都是J·C），给卡特画上了耶稣的胡子，打出了“J. C.可以拯救美国！”的口号。
没想到承载着基督徒厚望的卡特被选进白宫以后，却让支持者们大跌眼镜。作为一个温和派政治家和有和平理想的基督徒，卡特的社会政策始终没有与保守派合一。在堕胎、同性恋婚姻等问题上，卡特重申自己会遵守最高法院的裁决。他偏温和的外交政策，也让某些激进的基督教保守派摇头哀叹。[4]
02不平凡的一次大选
对卡特的失望，被一些史学家认为是美国基督教右翼迸发的第一因素。卡特执政末期，也的确是基督教右翼的组织开始初具规模的一年。
1980年前后，第一批基督教右翼领导者开始把一些小规模的单议题投票者拉拢成为有组织的政治机构。美南浸会基要派牧师老杰里·法威尔于1979年创立了“道德大多数”（Moral Majority。法威尔的儿子，小法威尔后来成了自由大学的教务长，去年因丑闻辞职），而爱德华·麦卡蒂尔在同年创立了“宗教圆桌”（Religious Roundtable）。这两个机构通过把福音派说成是受迫害的少数派，成功激发了福音派的参政热情。组织形式已相对到位的基督教右翼，只差一位“天选之人”了。
这时，一位日后影响了整个福音派参政史的政治人物，主动向福音派递来了橄榄枝。
1980年的大选注定是不平凡的——这是美国史上头一回，大选中三位候选人都声称自己是重生派的基督徒。但在卡特让保守基督教选民失望之际，嗅觉敏锐的总统候选人里根看到，自己此时拉拢基督教右派不失为一个好战略。于是里根参加了1980年达拉斯的宗教圆桌会议。在那里，里根面向基督教右翼人士说出了那句代表性的话：“我知道你们不可以拥戴我，但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拥戴你们。”[5]
里根的策略被证实十分有效。很快，关于里根是保守派基督徒，是神对美国的保佑之类的竞选宣传便在基督教右翼中传扬开来。老法威尔称里根是“我这一生经历的神对美国最好的祝福。”[6]里根也以超过67％的白人福音派选票击败卡特成功胜选。
虽然里根本人的属灵资历无法与卡特相比。他不仅出身于“不属灵”的好莱坞，离过婚，而且还多次避开正面回答媒体关于自己信主见证的问题。但他保守的政策却赢得了福音派的支持。而福音派在这场大选中的表现，也标志着日后一个历史趋势的开始，即如果不能两者都选，福音派会更看重保守的政策，而不是个人信仰的纯正。
里根执政早期的一些动作，的确给了福音派很多希望。里根给自己的内阁选了一批基督徒。保守灵恩派的瓦特（James Watt）成为了内务部长，反堕胎医生库普（C. Everett Koop）成为了首席医师……一切证据都显示，里根的确就是大家所期待的“天选之人”。
因此，当里根第一任期已满却没有在堕胎、同性婚姻、或学校祷告这些法律上做出任何实质修改时，基督教右翼并没有气馁，反而接着为他宣传。
1984年，里根握着80％的白人福音派选票再度当选。虽然里根两次均带着压倒性优势胜选，并非是多亏了福音派才能获胜，但福音派右派的高调支持让里根认识到，和温和共和党人以及传统保守派相比，基督教右派才是共和党最忠诚的票仓。所以里根虽仍旧没有在以上几个社会议题上做出改变，却通过自己支持宗教自由、反对世俗化影响的演讲，锁定了基督教右派的支持，并藉着他们的支持成功通过了一系列颇不受欢迎的法案，如增加核武器库存。
到1988年里根卸任时，福音派右翼一方面可以庆祝自己终于在全国政治层面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又一场失望。承载厚望的里根并没有推翻堕胎法案，没有支持把同性婚姻认定为违宪的修正案，也没有法令恢复学校祷告。反而因为他在黑人平权运动中的一些让步（包括把“马丁路德金日”设为全国性节日），以及爆出第一夫人南希竟然相信占星术等原因，使里根的形象添了几分污渍。[7]
03下滑的基督教右翼
如果连里根都无法助福音派右翼实现他们的政治诉求，那下一步只能是把一位福音派右翼人士送进白宫了。但这个梦想随着灵恩派牧师派特·罗伯森（Pat Robertson）早早在1988年共和党党内初选中输给了老布什而很快结束。罗伯森自己昔日的夸口，说自己曾依靠祷告的力量，使一场飓风改道避开了美国的海岸，反而在非灵恩派眼中树立了一个极端宗教信徒的形象。[8]基督教右翼参政的尴尬之处也因此体现出来，即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要求候选人为完全为己方站队，必然会疏远中间派。
罗伯森的失利也代表着老一代基督教右翼大势已去。当年人气颇高的“道德大多数”等基督教右翼机构，在八十年代中期人气开始下滑。这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在里根两次高调胜选之际，一再强调福音派是不受待见的少数派已是空洞之词。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内部爆出的丑闻和奇闻，也为自己的下滑铺平了道路。
1980年，马里兰州的“道德大多数”分部因为当地一家面包店做的饼干人勾勒出了生殖器官的轮廓而掀起了一场抵制饼干人运动。（结果不出所料，自然是该款饼干人一路热销。）之后，加州圣克拉拉分部部长又因为呼吁对同性恋者执行死刑而受到了媒体的奚落。不过这都不及1985年，道德大多数创始人法威尔大骂终生致力于南非种族平权的戴斯蒙·图图主教为宗教骗子，并公开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政府。此举不仅让他丢失了本就不多的黑人支持者，也更疏远了比较有素养的保守派。
其实，老一代基督教右翼分子支持种族隔离是不奇怪的。虽然在七八十年代，基督教右翼的整体诉求大致为反堕胎、反同婚、反禁祷、反色情，但不常登上明面的诉求还有一个，就是继续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老法威尔1967年在弗吉尼亚创建的林奇伯格基督教学院（Lynchburg Christian Academy）创立伊始便是以反对平权运动、支持种族隔离的目的，为白人的孩子们提供教育场所。因为之前裁定校内种族隔离违宪的法令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不影响私人宗教学校，所以法威尔创办私立基督教学校，便可以绕过种反族隔离的要求。
但是1979年，美国国税局裁定，维持种族隔离的私立宗教学校将不再享受免税特权，法威尔立刻开始反对。反国税局的这一裁定甚至在70年代末暂时成为了超越反堕胎，反同婚的第一要务。他的主要宣传手段，向来是把由联邦政府推行的反种族隔离说成是苏联G.C主义的渗透。“真正的黑人不希望结束种族隔离，”法威尔在1958年的一次讲道中说道，“这背后是莫斯科的黑手。”[9]
由此我们看到，把政治对手的法案说成是境外左派势力的渗透，已是基督教右翼沿用长达六十多年的老策略之一。
（未完待续）
下文提要：
老一代基督教右翼的下滑已是大势所趋，而新一代基督教右派，又会经历怎样的跌宕起伏？当美国渐趋世俗化时，福音派在学术界会做出哪些调适和改变？回顾这段历史，对当下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反思和提醒？敬请期待下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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