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土耳其的社会和政治时，人们一般会比较强调伊斯兰教、世俗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女性主义的因素。作为政治话语的分析，对左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的研究是相对缺失的部分。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一势力在土耳其社会的影响较小。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土耳其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介于苏联的东方政策和欧洲的社会民主之间，是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冷战史和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特殊个案。从土耳其本身来讲，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同样是土耳其走向现代化的一股重要思潮，在凯末尔领导的民族独立革命中也有着莫大的干系，而且影响了冷战后期土耳其的社会与政治。作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土耳其在左右之间的摇摆和选择，成为了考量国际政治的一个具体案例。另外，中国学者关注土耳其的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还有一个具体因素即著名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Nazım Hikmet, 1902-1963）。他不但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与中国共产党人萧三在莫斯科相识，还在1952年专门到访中国，后则因中苏之间的分歧而遭到批评。这也是中国和土耳其历史交往中一个有意义的事件。
本文首先希望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土耳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特别是苏联东方政策影响下土耳其共产党的发展。其次，则是在欧洲社会民主的背景下考察1961年来土耳其左派政治的复苏。夹杂在中间的则是对著名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及其中国情缘的个案分析。这三个部分跨越了整个20世纪的历史，相互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凯末尔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研究土耳其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结语部分将结合土耳其历史和国际政治对这一问题做出归纳性的分析和探索性的思考。
一、苏联东方政策与土耳其共产党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社会主义思潮首先兴起于非穆斯林的群体，他们早在1908年革命前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活动。世纪之交，保加利亚的社会民主工人党加入了“第二国际”。随后，亚美尼亚革命联盟（Dashnaktsutiun）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并于1907年加入了“第二国际”。1908年革命之后，萨洛尼卡而不是伊斯坦布尔成为了社会主义活动的中心。1908年10月，亚伯兰•伯纳罗亚（Abraam Benaroya）领导的犹太知识分子与萨洛尼卡的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合并，组成了社会主义俱乐部。1909年3月，伯纳罗亚正式宣布萨洛尼卡社会主义工人联盟成立。8月，他以土耳其语、希腊语、保加利亚语和拉迪诺语（Ladino）四种形式出版《工人日报》（Amele Gazetesi）。与此同时，就在宪法恢复不久，穆哈默德•麦吉德（Mehmet Mecit）在伊兹密尔开始出版《工人报》（Irgat）。1909年麦吉德被捕后，该报纸转往伊斯坦布尔。1909年5月，社会主义中心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受中心的影响，《工人日报》（İşçiler Gazetesi）、《新潮》周报（NorHossang）、《工人》半月刊（OErgatis）等相继发行。1910年10月，围绕具有争议的侯赛因•席勒密（Hüseyin Hilmi），奥斯曼社会主义党（Osmanlı Sosyalist Fırkası）成立。这是第一个以土耳其人为主的社会主义组织，其成员主要来自记者、学生及其他自由职业者。席勒密也是最早将社会主义等同于伊斯兰教义的倡导者。里菲克•纳夫扎特（Refik Nevzat）在巴黎兴起了奥斯曼社会主义党的海外支部，但其思想要更激进。1910年10月，统一与进步协会上台后，萨洛尼卡和伊斯坦布尔所有以少数族裔为主的社会主义组织被关闭。席勒密等社会主义组织领袖被捕。1912年中，当自由派执政后，奥斯曼社会主义党等组织曾短暂恢复。1913年，恩维尔帕厦（Enver Pasha）及其青年土耳其党领袖执政后，社会主义组织再次被关闭，席勒密等领袖被流放。
1918年10月，在一战后的革命风潮中，伊斯坦布尔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围绕农业学院的教授金斯伯格（Gensberg）而成立。他们宣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批评同盟国。1919年2月，金斯伯格被捕，该组织解散。1918年12月，社会民主党成立，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群体。1919年2月，席勒密以土耳其社会主义党的名义恢复了自己的群体。4月，他开始发行《洞察报》（İdrak）作为其机关刊物。1919年5月，一群在德国的土耳其留学生发起了土耳其工农党，并发行《解放》杂志（Kurtuluş）。回到伊斯坦布尔后，他们在政府的默许下以土耳其工农社会主义党的名义活动。这部分人更多受法国激进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不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1920年3月，当协约国对伊斯坦布尔实行全面占领后，这些社会主义组织的活动再次暂停。
在土耳其之外，特别是在俄国的土耳其移民中，掀起了另一股共产主义浪潮。其核心人物是穆斯塔法•苏比西（Mustafa Subhi）。他出生在黑海地区的吉利逊（Giresun），先后毕业于伊斯坦布尔法律学校和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1913年，因涉嫌政治事件而被流放。1914年，逃亡到俄国，但再次被转入沙俄的监狱。在那里，他加深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逐渐成长为“土耳其的列宁”。出狱后，他加入了莫斯科的“穆斯林局”。1918年4月，苏比西受到了斯大林的个人注意，并获得支持出版《新世界报》（Yeni Dünya）。同时，受德国和奥地利同志的影响，他发起“土耳其左派社会主义者”大会，随即成立了土耳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执行委员会。11月，苏比西被选入苏共穆斯林组织中央局，他提出东方是资本主义的“阿克琉斯之踵”。1919年，苏比西先是到了克里米亚，后又转往突厥斯坦。1920年，高加索地区的土耳其人在巴库成立了土耳其共产党（TKP）。苏比西由此来到巴库，改造了土耳其共产党的组织，并夺取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9月，土耳其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布了涉及罢工、选举、农业改革等问题的九点宣言。苏比西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
1920年春，作为东方政策的一个代表，“绿军”（Green Army）组织成立。它宣称是一个“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军事主义的组织”，倡导“伊斯兰世界的社会主义联盟”。该组织一开始与凯末尔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切尔克斯人艾特姆（Ethemthe Circassian）的加入改变了这一局面。在议会中，一个所谓的“人民团体”代表他们。同时，一个“穆斯林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在埃斯基谢尔（Eskişehir）成立。1920年8月，绿军发布《朋友报》（Arkadaş），后改名为《新世界党人》（SeyyareiYeni Dünya）。它被称为是“伊斯兰布尔什维克报纸”。鉴于共产主义组织与苏联的秘密联系，凯末尔政府陆续通过《叛国法》和《集会法》以限制其行动。1920年10月，凯末尔甚至动员自己的亲信组成了一个官方的土耳其共产党（TKF），成员包括安卡拉政府的军政大员，如费乌兹•查科马克（Fevzi Çakmak）和伊斯梅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凯末尔还派出陶菲克•鲁斯图•阿拉斯（Tevfik Rüştü Aras）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他们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遭到拒绝。一些不愿受制于凯末尔政府的社会主义者则组成了土耳其人民共产党，并持续与苏联保持秘密联系。1921年1月，苏比西等一行15名共产党人在特拉布宗沉船遇害。这成为了凯末尔政府和土耳其党共产党之间一个极具争议的事件，但并没有得到苏联的明确支持。4月，土耳其人民共产党的核心成员被捕，后被判处15年的劳改。理由是叛国罪而不是共产主义。
1920年底，塞拉佛姆•马克西摩斯（Serafım Maximos）在伊斯坦布尔组织了以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为主的国际工会，随后加入了在莫斯科成立的红色国际工会。1921年的劳动节，席勒密的土耳其社会主义党和土耳其工农社会主义党一起加入了该工会组织的大罢工，导致伊斯坦布尔交通瘫痪。鉴于土耳其工农社会主义党很难再合法活动，其激进派的成员谢菲克•许斯努•戴默尔（Şefik Hüsnü Deymer）和萨德雷丁•哲拉尔•安特尔（Sadrettin Celal Antel）重新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成为了今日土耳其共产党的前身。1921年6月，戴默尔和安特尔发起了《光明》杂志（Aydınlık），以取代之前的《解放》。1922年3月，安纳托利亚的共产党人发起了《新生活》周刊（Yeni Hayat），作为土耳其人民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在第三期上，它刊登了《致大国民议会政府的宣言》，正式宣布其恢复了活动。苏联大使馆给其以大力支持。1922年8月，人民共产党在政府的同意下召集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然而，由于批评政府，《新生活》被关掉。10月和11月，政府发起了新一轮对共产主义组织的清理，许多领导人再次被捕。在第四次共产国际大会上，土耳其共产党被要求为了苏联的更大利益准备牺牲自身。
1923年劳动节，《光明》杂志发出了“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的口号。随后，《光明》的编辑和大批共产党人被捕。戴默尔撰写了一份很长的辩解书，声称《光明》杂志和土耳其工农社会主义党都是合法组织，并批驳称共产党企图推翻政府的说法。法庭接受了他的辩解，并释放了被捕者。1924年6月，共产国际的第五次大会批评了《光明》团体，说他们提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合作。从8月起，《光明》出版了一系列工人副刊。从1925年1月起，则改为《镰刀与斧头》（Orak Çekiç）。他们批评1925年的库尔德起义，但却无法逃脱同被清洗的命运。1925年5月，土耳其政府再次逮捕大批的共产党人。在8月的审判中，戴默尔被判15年，安特尔和席勒密也获得7年的徒刑。这标志着合法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土耳其的终止。
回顾土耳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发现，它是与土耳其现代化的革命一起兴起的，而且都发源于萨洛尼卡。这说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实际上是为应对当时土耳其社会所面临的挑战。1920-1925年间，苏联的东方政策成为了土耳其共产党发展的一个主要背景和支持。与此同时，恰逢凯末尔领导的独立革命急需苏联的支持，从而在凯末尔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模糊的关系。然而，当这一合作完成了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使命，共产党的命运似乎也走到了尽头。尽管凯末尔领导下的共和国学习了类似苏联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但独霸权力的凯末尔不会再允许任何其他政党来挑战自己的地位，包括共产党。在二战的紧张氛围、战后土耳其的亲西方转向、冷战的对峙情况下，共产党更是不可能获得任何的空间。
二、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及其中国情缘
著名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是土耳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特殊人物。由于斯大林女儿的称呼，他被冠以“浪漫共产主义者”的绰号，并成为了其身份的一个主要象征。学者评论说：
纳齐姆·希克梅特的生命是20世纪政治的一个缩影。他是一位为国际团结而奋斗的土耳其爱国者，是一位服务于工人阶级的贵族诗人。威逼利诱都不能使他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加入凯末尔主义的政府，他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长期的牢狱之代价。……他的诗歌颂斗争的重要性，而不是任何的权威系统；他的写作精确地保存了自身的价值，因为它们挑战了当时的历史决定论，为后代保留了鲜活的共产主义精神。……由此看来，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对理想未来的信念，践行于当前的诸多现实限制下。这一理想所激发的冒险，与它们在历史情境下的限制及其主人公的脆弱必然格格不入。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希克梅特最杰出的成就当然是因为他是一名诗人。然而，他在土耳其革命的紧要关头选择了社会主义，并到苏联工作和生活，又在冷战时期活跃于世界和平大会等国际舞台。他声称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但却长期被监禁于土耳其的监狱，甚至被剥夺了国籍。从历史的角度讲，希克梅特的政治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纳齐姆·希克梅特于1902年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的萨洛尼卡市，他的父亲是当地政府的官员。他母亲的一方曾是波兰贵族。他的祖父则是一位受梅乌拉纳·鲁米（Mevlana Celaddiin-i Rumi,1207-1273）影响的诗人。由于工作的原因，全家不得不辗转到阿勒颇，然后在希克梅特5岁的时候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小学毕业后，希克梅特曾像他父亲一样到加拉塔萨雷学校（Galatasaray Lisesi）学习法语，后因家庭破产被迫转学。在一战爆发前后，希克梅特写了好几首有关“祖国”的诗，并因此获得学校的奖励。15岁的时候，他更是因为自己写的一首诗而机缘巧合地加入了海军学院。然而，1919年，他的父母离婚。这直接影响了希克梅特的情绪和健康，并最终导致他从海军学院退学。1921年，他和好朋友瓦努（Va-Nu）一起乘“新世界号”前往安卡拉。在途中，他们结识了从德国归来的斯巴达主义者（Spartacus），并通过他们了解到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在安卡拉，他们以“年轻诗人”的身份被介绍给民族革命的领导人凯末尔，但随后被派往小镇博卢（Bolu）教书。
1921年8月，因对苏维埃革命的向往，希克梅特和瓦努决定前往莫斯科。在特拉布宗，他们听说了苏比西等共产党人沉船的消息，后写下了《献给十五君》（Onbeşlerİçin）的诗来赞扬他们。在巴统，他们学习俄语，并决定加入土耳其共产党。抵达莫斯科后，他们加入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那里，希克梅特结识了中国共产党人萧三（1896-1983），还有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并向后者学习先锋派的写作。1924年12月，希克梅特返回伊斯坦布尔，并开始为《光明》写作。他批评资本主义，给土耳其读者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并嘲讽浪漫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1925年，当《光明》编辑和其他共产党人受审时，希克梅特辗转逃离，再次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做翻译，并撰写诗歌和剧本，思考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影响。1928年，他再次返回土耳其，但在过边境的时候因为使用假身份而被捕。这是他第一次入狱。根据1928年10月的《共和报》（Cumhuriyet）报道，希克梅特曾声称：“我是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我不属于任何组织。我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表达感兴趣”。然而，由于涉及土耳其共产党内部的分裂，他于1930年被驱逐出党。1933年3月，希克梅特再次被捕；但在1934年的大赦中得以释放。1934年，他开始以记者的身份为《晚报》（Akşam）和《黎明报》（Tan）写专栏。1936年12月，他再次被捕。1938年1月，希克梅特又一次被捕。在3月的审判中，他因为唆使士兵叛乱等理由被判处15年监禁。在漫长的监狱生涯中，希克梅特写出了《吾国人景》（Human Landscapes from My Country）等杰出诗作，从而也成就了其诗人的盛名。
希克梅特的成就首先是文艺的，这特别体现于其新诗的形式。然而，这种新诗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成长于土耳其的社会文化背景。甚至监狱生活，都对希克梅特的文艺生涯有着特别的意义。如穆特鲁·克努克·布拉辛（Mutlu Konuk Blasing）所评论的：
他的早年成名与土耳其整体的文化变革相契合，他打破传统的早期作品属于一个民族主义、现代化和民主化相交织的历史节点，所有这些都形诸于正式和经典的术语。他的诗和剧本是这一工程的象征。他不只是打破旧的文学习惯，还宣告了一个未来。他站在民族历史的中心，其先锋派技巧具有清晰的历史背景。从诗意的角度看，他新作中的民族主义动力甚至超过其国际主义内容。
身处一个他从来没有居住过的社会场景，一个迥异于文学世界和其社交圈的环境，他有了其阶层中的人难得的了解其国民的机会。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小业主。他们有很多故事可讲，有许多哀怨要申。从他的狱友们，他认识到了饥饿、贫穷和不平等，他了解了安纳托利亚文化中的故事和传奇、习语和方言。
1949年，巴黎成立了一个包括哲学家萨特、画家毕加索等人组成的旨在拯救希克梅特的国际委员会。与此同时，希克梅特在狱中绝食抗议的消息也被传出。1950年5月，一份名为《纳齐姆·希克梅特》的周报开始刊登他的著作，并组织公共抗议。1950年7月，希克梅特终于出狱。1950年9月，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希克梅特与毕加索等人一起被授予和平奖，由智利作家聂鲁达代领。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发现他没有执行兵役，并勒令其限期服役。1951年6月，希克梅特秘密逃亡，再次前往莫斯科。在冷战的背景下，土耳其政府宣布其为叛国者，并剥夺其国籍。但通过世界和平大会等论坛，他加入了亚非拉民族大家庭，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宣传员。1954-1963年，希克梅特为设在布达佩斯（后转到莱比锡）的土耳其语广播台服务。该电台批评门德列斯政府为美帝国主义和宗教复兴主义的代表，要求土地改革、组织工会、解除党禁。在1962年的一次广播中，希克梅特解释说：“共产主义致力于公义的进步、爱国、大众运动”。1963年6月，希克梅特去世。
中国读者关注希克梅特，同样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他与中国共产党人萧三的友谊，以及他1952年访华，都是被不断提及的事件。希克梅特的第一首长诗《乔孔达与萧》（或译“蒙娜丽莎与萧”），即以诗意的方式纪念了其与萧三的革命友谊。1952年访华时，希克梅特也特意写下了几首关于北京的诗歌，以表达其对中国人民的热爱。1952年，当中文版的《希克梅特诗集》首次出版时，专门附了一个萧三写的后记。他不仅用希克梅特的“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诗句做标题，还专门引述了另一句——“我的心一半在土耳其，一半在中国”。萧三指出了希克梅特创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既有“热情的诗篇，也有充满了火光与力的政治论文”。他称赞希克梅特是“民族的诗人，同时也是世界的诗人”。50年后，当新版的《希克梅特诗选》再出版时，译者则强调，希克梅特之所以成为世界级的著名诗人，“完全是由于他的作品具有一些能够超越政治的因素”。其作品中“广阔、深沉的社会关怀、人文关怀和人性深度，以及高潮的艺术性，共同构成了他的诗歌持久的魅力”。
在冷战的背景下，希克梅特的共产主义角色得以强化；然而，悖论的是，他之前已经被剥夺了共产党员的身份。无论如何，希克梅特是一名特殊的共产党员，这主要是因为他与共产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够密切。希克梅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特征，主要是思想性的。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又在监狱中得到了社会经验的历练。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土耳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整体特征。它首先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运动，旨在启蒙广大的劳动阶层。然而，这个任务始终没有完成，从而导致了土耳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脆弱性。希克梅特共产主义身份的再发现和强化，基于冷战背景下与世界左派知识分子的广泛联系。希克梅特的生活和写作连接了土耳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时代。
三、欧洲社会民主与土耳其左派运动
1960-1980年构成了考察土耳其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特殊时段。60年代是土耳其城市化急剧发展的时期，也是发展主义思维的一个主导时期。在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下，特别是美国工会主义者欧文·布朗（Irving Brown），土耳其工会联盟（Türk-İş）于1952年成立。它不仅是为防范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而且也代表了传统的亲政府力量。1967年，革命工会联盟（DİSK）成立，与土耳其工会联盟形成了对抗。它批评前者不是真正的工会，而希望建立政治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会。在劳工运动的影响下，之后还相继涌现出了社会民主工会（MSD）、民族主义工会（MİSK）以及伊斯兰工会（HAK-İŞ）。尽管策略不同，且时有冲突，工会也成为了土耳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左派知识分子的兴起为这一运动注入了思想资源。这其中最重要的即围绕《方向》（Yön）杂志的群体。该杂志从1961年12月开始，到1967年6月被查封。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多安·阿武哲奥卢（Doğan Avcıoğlu）和尼牙孜·贝尔科斯（Niyazi Berkes）。他们希望通过凯末尔主义来合法化其话语；但同时对凯末尔主义进行重新诠释，特别是凯末尔的民众主义被等同于社会主义。《方向》将自身定位为社会主义的，但他们强调的是“土耳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发展路径，其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而且，这一社会主义也是民族主义的，因为其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特征。在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发展是民族主义最主要的任务。社会主义与民主也是一致的。发展无疑是《方向》群体最重要的目标，其主要方式则是国家主义的经济。比较特殊的是，他们非常重视军队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他们是能领导土耳其国家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该杂志的主要目的即影响军队，使他们担负起这一领导职责。
1961年2月，土耳其劳动党（TİP）成立。不同于之前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主要是由工人代表而不是知识分子组成。然而，直到著名律师穆罕默德·阿里·阿以巴尔（Mehmet Ali Aybar）担任领导，该党才真正活跃起来。据统计，27%的党员为工业工人，9%为农业工人，17%为农民，47%为知识分子、公务员、学生和手工业者。1964年，劳动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作为党的方针。他们的目的不是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劳动党主张国家主义，包括宏观调控和外资企业的国有化。在农业政策方面，它希望限制土地的占有率，并将多余的土地分给有需要的农民。在1965年的议会选举中，劳动党赢得27万张选票（约占3%），在议会中获得15个席位。选举后，阿以巴尔宣布，劳动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旨在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体系。在1966年的第二次党代会上，阿以巴尔提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分割性。前者旨在反对封建主义；后者则是针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暴力斗争。他将反对美国的“民族解放”界定为“消极抵抗”，是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1968年，在没有征询党内同志的前提下，阿以巴尔公开批评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他强调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主义”的路线。这导致了劳动党的内部分裂，特别是阿以巴尔和伯兰-艾伦（Behice Boran-Sadun Aren）之间的分裂。同时，第三派号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势力兴起。在1966年的一次采访中，阿以巴尔说，“土耳其社会主义”具有三大要素：民主的、大众的、独立的。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坚持每个国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社会主义。在1969年的选举中，劳动党失去了35000张选票（2.65%相对于1965年的3%）。然而，由于选举法的改变，它只获得两个议席。这也导致阿以巴尔的辞职及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共和人民党（CHP）的执政构成了左派运动发展的主要背景，而这反过来也影响了共和人民党自身的左转倾向。正是由共和人民党主导的1961年宪法，成为了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提和保障。共和人民党在1960-1970年间的执政，则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合法活动提供了空间。1966年10月，在共和人民党第十八次党代会上，“中偏左”成为了该党的官方政策。与此同时，这一政策的主要倡导者布伦特·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当选为秘书长。1972年，埃杰维特被选为党主席。埃杰维特曾著有《中偏左》（OrtanınSolu）的专门著作。他解释说，中偏左路线是对凯末尔主义的反对。同时，他们与左派的区别在于对民主的信仰。他说的是西方民主，不过他认为是社会民主。这一政策曾是1965年选举的口号，但这并没有帮共和人民党赢得足够的选票。在1973年的选举中，共和人民党在大部分地区赢得了胜利，特别是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这样的大城市，分别获得了49.6%、49.5%和45.9%的选票。共和人民党大城市中的棚户区（gecekondu）合法化，并持续得到土耳其工会联盟和革命工会联盟的支持。
1973年，共和人民党上台后，再次允许左派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这也导致诸多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1974年6月，土耳其社会主义劳动党成立，阿赫迈特•卡奇马兹（Ahmet Kaçmaz）为主席。该党将自身界定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它主张所有外国资产的国有化以及政府对外贸的垄断。它还反对土耳其加入北约和欧共体。1975年2月，米赫里•贝利（Mihri Belli）和他的支持者组成了土耳其工人党。他们将自身界定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带给人民真正的幸福。1975年5月，出狱后的伯兰重组了劳动党，大部分的成员为革命工会的领袖。它宣称，通过合法的手段为工人阶级夺取权力，并在土耳其建设社会主义。同时，阿以巴尔创建了社会主义党（后改名为社会主义革命党），大部分成员为工人和知识分子。其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并号召为改变社会秩序而斗争。1978年1月，多乌•伯林切克（Doğu Perinçek）建立了土耳其农工党，不过影响不大。1975年，在共和人民党加入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后，社会主义政党曾希望与其联合，从而共同针对右翼政党势力。这些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分裂，主要是基于两个问题：一是获取权力的方式，二是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解释。20世纪70年代，一个主要的分歧是进步-民主革命和民主大众革命，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承认土耳其小资产阶级的存在。然而，在冷战的背景下，共和人民党极力撇清与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土耳其共产党则希望能同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合作。在1977年和1979年的选举中，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选票加起来也不抵劳动党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选票。这部分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分裂导致了势力的衰弱。同样需要注意的是70年代左派组织的激进化和暴力化，两个代表性的组织是革命青年（Dev-Genç）和土耳其人民解放阵线（DHKP-C）。仅在1978年1月到1979年11月间，左派及其民族主义对手之间的冲突就导致了2400人死亡。随后，军方以恢复秩序为名再次发动政变，所有政党被关闭。
1980年政变后，第一个左派政党是成立于1983年的人民党（HP）。但由于同军方之间的联系，所以受到怀疑，在1984年的地方选举中大幅度下滑。伊诺努的儿子埃达尔·伊诺努（Erdal İnönü）则领导了社会民主党（SODEP）。1985年，这两个党合并，共同组成了社会民主人民党（SHP）。1992年，共和人民党恢复。同时，由于社会民主人民党在1994年选举中的失利，二者选择合并。埃杰维特则希望切断与共和人民党的历史联系。他创立了民主左派党（DSP），由他的妻子拉珊·埃杰维特（Rahşan Ecevit）担任领导。他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左派政党，由人民自己说了算。这种民众文化在土耳其是缺失的，因为精英和民众之间缺乏沟通。然而，中偏左的政党持续依赖于凯末尔关于建立“现代土耳其”的经典教条，致力于实现一个“高级文明”。“其不能采纳后现代的立场，不但阻碍了社会民主的意识形态，也妨碍了对宗教和民族融合的民众、多元方法”。这或许可以解释其在选举中的持续失利。
在厄扎尔（Turgut Özal）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左派知识分子受欧洲1968年运动和新左派的影响，开始从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向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转变，并聚焦于环境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等社会问题。两个杂志《标志》（Nokta）和《新日子》（Yeni Gündem）成为这一新思想的平台，并反映于拉蒂菲·戴金（LatifeTekin）等作家的小说。1991年，穆罕默德·阿尔坦（MehmetAltan）提出“第二共和国”的概念来描述这一新的思潮。然而，那些仍旧坚持之前左派思想的知识分子，如乌尔·穆姆柱（Uğur Mumcu）则用“liboş”（女性化的“自由派”）和“dönek”（变节者）这样侮辱性的词语来批评他们。这成为了土耳其左派运动的一个新趋势。
结语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以在苏共领导下协调所有国外的共产主义组织。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正式推出了所谓的“苏维埃东方政策”。这一方面意味着共产国际从西方向东方的转变，另一方面也包括共产国际策略的改变——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亲苏联的共产党组织需同民族主义的力量团结合作。这构成了解释土耳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在大部分时期，土耳其共产党是脆弱的，完全依赖于莫斯科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从而也为服务于莫斯科的因素所控制。它的特殊存在以苏联的外交政策为先，在涉及国内形势的判断和决策方面，土耳其的领导人没有任何的独立性”。从苏联方面来说，“一个社会主义的土耳其从来就不是选择”。安全因素是苏联国际行为也是其土耳其外交的主要考虑。他们采取一个“理性的、实用主义的、非意识形态的政策”。其外交工具与其他列强并无太大区别，也是通过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贸易、外交、宣传、武力等。“苏维埃政策的整体目标是提高苏联在土耳其的影响力，同时削弱西方列强的势力——二战前主要是英国，之后则是美国”。
1960-1980年构成了土耳其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主要背景则是社会民主在欧洲的发展。自实行多党制以来，共和人民党在整个50年代都无法掌控中央权力。1960年政变提供了一个关键机会。共和人民党成为了制定1961年宪法的重要支持力量，这部宪法为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提供了保障。同时，60年代也是城市化急剧发展的时期。在1961-1965年的三届政府期间，劳工运动的权利也得到了确认。促使这一问题变成现实的正是后来中偏左立场的倡导者埃杰维特。在这一过程中，几股势力的联合效应促使了共和人民党的中偏左立场：（1）共和人民党在之前选举失利的基础上调整方向，希望改变其传统的威权政治的形象；（2）正义党为首的反对力量成为右翼的主要代言人，并将反共产主义作为主要旗帜；（3）左派运动的兴起，包括土耳其共产党、以《方向》（Yön）为中心的左派知识分子群体、劳工运动等。“中偏左被认为是对左派发展的纠正，同时也是反对右翼指控的盾牌”。
从第三方的角度整体检视土耳其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这会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土耳其近代以来的一股重要思潮。这些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受欧洲的影响，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尽管从来都没有变成主导性的力量，而且长期受控制和迫害，但这股思潮却始终存在。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其生命力和有效性。其次，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土耳其的意义，或许不主要是思想或政治的，而是社会经济的。这同许多后发展国家具有同期性和类似性。当奥斯曼帝国日益衰落，并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土耳其面对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发展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金钥匙。坦兹马特改革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凯末尔主义的革命是核心工程。20世纪60年代同样是发展主义的经典时期。最后，土耳其身处东西方之间的十字路口，既扮演了东西方交流的角色，又体现了摇摆于东西方之间的矛盾特征。土耳其的选择基于自身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却又左右于国际势力的影响。在这点上，土耳其的选择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原文载《史林》2021年第1期）
上大宗教与全球政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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