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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保守主义:政治进程而非固有观念
发布时间: 2021/4/2日    【字体:
作者:戴维·法伯
关键词:  美国 保守主义 政治  
 
 
内容提要:政治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累积生成的过程。近年来,美国政治保守主义者愈发倾向于维护传统的社会等级;视自由市场为美国经济生活的最佳仲裁者;把信仰、基于信仰的知识和家庭视为道德准则和现实智慧的主要源泉;对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或任何把美国看作世界民族之林的普通一员的思想嗤之以鼻。大体说来,在回应自由主义者关于“国家需要规制市场”的主张时,保守主义者强调,真正需要被规制的是个人,而规制方式应该是通过自由市场的竞争活力和对信仰与家庭价值的长久忠诚。保守主义的这套原则与实践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也并不见得会为所有时代的保守主义者全盘接受。正是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保守主义者才创造出一个基础广泛的政治运动,具备了足以行使国家政治权力的空间。
 
“这不是大政府小政府的问题,人民担心的不是政府的规模,而是政府到底在为谁办事。”
——伊丽莎白·沃伦(美国国会参议员,马萨诸塞州民主党)
2014117
 
      “美国保守主义”是一个难以准确定义的词。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都曾使用“保守主义”作为组织工具,把利益有别的松散群体团结在一起,并缓解他们的分歧。对于许多政客来说,保守主义如同“万金油”,不仅能用来动员选民、赚足名气、筹得资金,有时还能促成公共政策的制定,各种利益群体都能假它之名来操弄政治。不论是在具体内容,还是在宏旨大义上,美国保守主义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美国,政治保守主义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为了争取多数支持,为了追逐权力,政治行动者们逐步建构了保守主义。在这一长期积累的过程中,凡是自诩为政治保守主义者的人,都不得不做出选择,每当接受或拒绝某一意识形态标准,选择不同的公共目标,他们其实是在几条不同的潜在政治发展路径中做出选择。
 
      从历史上看,美国政治保守主义始终是一个游离不定的目标。自称保守主义者的人持有的政策立场五花八门,有时看上去甚至彼此南辕北辙。2012年总统大选时,代表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就有这样的遭遇,他被迫出尔反尔,诋毁一项自己支持过的公共政策——一种覆盖面广、州政府强制推行,但由市场运作的医疗保险体系。可是就在几年前,罗姆尼还把这项基础公共政策看作他最得意的个人政绩。无独有偶,2014年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初选中,前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意外落败,未能再次获得弗吉尼亚州第七国会选区议员提名。坎托的失败带来的教训是,即便那些声名卓著的保守主义领袖有时也无法准确把握保守主义的界限。同样的议题,从前还可以在保守派内部进行公开辩论(例如移民政策,里根总统当年曾提出采取灵活和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如今却变成了自诩的“草根保守主义者”不能妥协的底线。
 
      虽然本文意在阐明美国政治保守主义游移多变的特性,但不能否认,在美国,宽泛意义上的政治保守主义与某一类社会等级、某一套政治主张之间有难解难分的关系。近些年来,政治保守主义者越来越倾向于固守传统的社会等级,对想要打破等级的人嗤之以鼻;他们认为自由市场是美国经济生活的引航明灯,大发善心的联邦政府则让他们疑窦丛生;他们认为,应该把信仰、基于信仰的知识和家庭而不是世俗的知识和专家,作为道德准则和实践智慧的源泉;在外交政策上,他们唾弃多边主义,反对把美利坚看作泱泱万国之一,相反,他们以自己坚贞的爱国心和对美国例外论的深信不疑为荣。考虑到“保守主义”一词的日常含义,我们就会毫不意外地发现,自称保守主义者的人往往生活在担心现行体制受到挑战的恐慌中。保守主义的领袖们往往利用这种恐慌来制造和动员新的保守主义支持者,后者感到自己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中深受威胁。笼统说来,自由主义者主张国家应该规制市场,这正是保守主义者眼中的首恶大罪。与自由主义者相反,保守主义认为真正需要被规制的是个人,应该通过自由市场的风刀霜剑、代代传承的信仰与家庭价值来规制人。保守主义这一大套原则和做法并不是一下子凭空出现的,不同时代的不同保守主义者也不见得会全盘接受这些看法。不过,正是经过了好几代人的努力,保守主义者才创造出一个根基宽广的政治运动,具备了足以供国家政治权力迂回腾挪的空间。
 
      要理解实践中的保守主义,就必须回头追溯现代保守主义得以成形的漫长过程。②虽然我们也能从美国历史中发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二分的痕迹,但当今美国语汇中“保守”与“自由”这两个大词所包含的意义,是在20世纪30年代才形成的。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政客及其支持者开始把自己归类为“自由派”和“保守派”。这一过程中不乏各种矛盾和悖谬之处。
 
      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A.Taft)也许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派政客,他就明显感受到了这种悖谬。作为塔夫脱总统的长子,罗伯特·塔夫脱长期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因此,当他听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6年民主党大会上向党代表们做的发言时,塔夫脱震惊了。罗斯福宣称,为了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必须重新界定20世纪的自由主义。罗斯福总统向美国人民展现了他心目中“20世纪版”的自由主义,他希望运用国家的力量来规制市场,给掠夺成性、波动不定的资本主义经济戴上辔头。③
 
      塔夫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总统一心想把自由主义的所有理想都归到‘新政’头上去,给他的反对者全都打上‘托利党’‘利欲熏心之徒的爪牙’之类的烙印。”④因为罗斯福总统的话语影响力实在太大,塔夫脱感到有必要给自己找一个新的政治名号,1938年,塔夫脱参加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时,他开始自称“保守主义者”。虽然这个词以前也一度有人用过,但只有塔夫脱把“保守主义”作为自己竞选活动和政治认同的核心。
 
      简言之,塔夫脱对新政派迫切想要干涉经济的态度深恶痛绝。在他看来,真正保证了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公正的,恰恰是资本家,而不是官僚和政客。塔夫脱尤为反对由政府进行的经济规制,他长年致力于抵制新政派保护工会的政策,引发其他政客群起效仿。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面对新政派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经济干预方案,联邦一级的政治大佬们第一次开始按“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身份站队。当然,还是有一大批两党人士拒绝这种狭义的两分法。
 
      其实,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塔夫脱只能算个狭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他公开批评种族主义,主张黑人权利高于个人自决权。他在禁酒令时期是个反禁酒派,对“往日好时光”一类的宗教议题也不感兴趣。他反对自由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转向全球干涉、黩武主义和扩大国防预算的时候,他是最有力的批评者之一。今天我们会很自然地称塔夫脱为经济保守主义者,而不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他还是认为政府应该,并且有义务维护合理的商业环境。在社会议题上,他也属于温和派。如果塔夫脱来参加今天的州一级的竞选,他可能主要会遭到右翼的质疑。
 
      塔夫脱的反“新政”保守主义代表了当时商业界上层,尤其是制造业投资人的看法。比如说,美国第一个代表经济保守主义的无党派政治团体“美国自由联盟”(the American Liberty League),信奉的就是这种保守主义。“自由联盟”成立的目的就是保护财产权利免遭政府侵害,它的资助方包括了当时各大公司的高层,比如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太阳石油”,等等。这些保守主义者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仍然稳固,但他们已经开始感觉到自己享受的种种优待、特权和财富正面临威胁。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把他们对“新政”的不满情绪转换成可行的政治策略,如何让那些经济上的弱势群体跟他们站在一边。
 
      大萧条时期,经济保守主义者举步维艰,许多保守主义者对此都心知肚明。通用汽车公司高管杜布鲁尔(S.M.DuBrul)向他的同僚解释道:“当此关头,任何团体只要被看作是为保护既得财产权利服务的,都会遭人反感,也不会有什么成效。我们的任务是重建人们的危机意识,让公众意识到,当下许多趋势都在暗含着对个人自由的威胁,比如(政府)赈济、失业救济金、福利支出,诸如此类。”⑤杜布鲁尔明白,在经济困难时期,光靠经济精英的财富和特权是无法在选举中获胜的——1936年大选就是明证。不过,他希望美国人最终能把“经济自由”看作保障国家繁荣和经济公正的不二良方,这里的“经济自由”,大体上跟资本家在投资经营上有自己“看着办”的自由是一个意思,只不过表达得比较灵活和委婉而已。他们还提出,经济自由不仅是通往国家繁荣的康庄大道,让自由市场来决定经济回报也更为公平,至少比工会那一套集体主义加垄断主义的诉求,或者政治利益驱动下的国家政策要公平。在“自由联盟”看来,经济自由不仅能造福那些通过不懈奋斗获得成功的人,那些为他们打工的人也能分到应得的好处。
 
      “自由联盟”开创了富人资助同类无党派团体的先河,这些团体力图向美国人民表明,只有资本主导、政策支持的自由市场,才能为所有勤奋工作、思想开通的美国人提供机会,才能保障美国家庭的美好未来,而官僚运作的政府做不到这一点。自20世纪30年代始,信奉资本优先的商业保守主义者占据了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的核心——他们从根本上发明了现代保守主义,将其塑造成一场以反对“新政”为目标的阶级运动。⑥然而,商业保守主义之所以能调动如此广泛的信众,能够成功推出反“新政”的候选人,能够赢得公共政策辩论,靠的还是吸引经济弱势群体的支持。同时,至少在国家层面,罗伯特·塔夫脱等人所用的“保守主义”这个词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它把商业保守主义者的宗旨与其他阶层连接起来了。如果没有这些纽带,如果没有“保守主义”这个相对中性的政治名词,商业保守主义者很可能会沦为人们眼中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的经济精英——借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妙语,“经济保皇党人”。
 
      面对大萧条,资本家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大胆断言看上去令人生疑。这种质疑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数十年后,并且延伸到经济问题以外。许多自称保守主义者的人都对经济保守主义者的拜资本主义教心存疑虑,那些有坚贞宗教感情的人尤其如此。从当时创刊不久的保守主义杂志《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丝裂痕:反共派的中流砥柱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在专栏中对安·兰德(Ayn Rand)那本歌颂自由市场至上论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大加挖苦:“本人读书一世,我想不出还有其他哪本书跟这本书一样,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傲慢跋扈的腔调。……随便翻开《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任何一页,仿佛都能听到一声高呼:‘向着毒气室——冲啊!’”⑦身为虔敬的基督徒,钱伯斯受不了兰德那种对于大多数同胞冷血无情的态度,在经济保守主义者们全心建立他们的反新政派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同样的质疑无处不在。不过,有时候自由派政府的经济政策会不尽如人意,或是政府支持下的左派/自由派选民势力过分扩张,或是特定的竞争环境使得经济保守主义者的经济发展方针看上去更具说服力,一旦有足够多的美国人有了这种想法,正统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就还有机会。
 
      这样的时机很快就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在美国政治和国家发展的各个层面,都出现了类似的机会。战后几年出现的大量劳工斗争让保守主义者有了鼓吹限制劳工群体的口实,战后经济中追求“控制”与“秩序”的呼声造就了罗伯特·塔夫脱最大的立法成就——《塔夫脱-哈特利法》(the Taft-Hartley Act)。在新兴的“阳光地带”各州,青年商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联手凤凰城商会,为该市营造市场导向的保守主义经济环境,吸引东北部受到工会和政府规制的商业资本向阳光明媚的亚利桑那转移。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南加州、得克萨斯、东南诸州,以及其他有意吸引资本、创造工作机会的地区,都出现了组建“促增长、反规制、反劳工”的地方商业联盟的热潮。与更为亲工会、有管制主义倾向的地方政治组织相比,这些市场导向的商业联盟有其竞争优势,有一些商业联盟会有意地自我标榜为“保守主义”,另一些则只打“促增长”的旗号。这一类反管制、反工会、促增长的商业联盟在保守主义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保守主义者在政治经济事务方面摸索出了一条机会主义、本土化、区域化、面向全国市场的路线,然而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要发动一场广泛的政治运动,这些还远远不够——经济保守主义者需要一桩与其他群体的政治联姻。
 
      20世纪50年代,那些想要建立广泛联盟的保守主义者开始讨论“合流”(fusionism)。《国民评论》创刊人和编辑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正是这一大胆计划的领军人,他要把经济保守主义者与传统文化和宗教信条的拥护者结合起来,拧成同一股政治运动。要是没有海外共产主义的幽灵,巴克利的合流计划很可能成为冷战早期的过眼云烟。然而,笼罩美国内外的“共产主义威胁”打破了经济阶级的界限,出身各异的人们纷纷投向政治保守主义。毕竟,这还是“新政”政治经济学的时代,不管是艾森豪威尔麾下的共和党人,还是阿德莱·史蒂文森派(Adlai Stevenson liberals)的民主党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新政”造就了美国的繁荣,也是维护繁荣的可行手段。
 
      冷战时代,反共并不是保守主义一家独有的政治立场。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会强调苏联的威胁,但是,与自由主义者的反共不同,保守主义者坚信,苏联式的极权主义将会威胁到社会的美德和信念,尤其是他们无比珍惜的宗教信念。反共不仅属于外交事务,它也是草根保守主义运动的催化剂,经济与宗教两方面对于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恐慌在此汇集。政治保守主义者能不能赢得更广范围内的选举,就看他们能否成功维持两者的交集了。
 
      最能代表这一时期肆无忌惮的反共主义的,当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和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他们有力地影响了民众,激发了全美上下的反共热情。不少研究者发现,很多麦卡锡主义者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共和党人,其中一大部分是支持塔夫脱派的经济保守主义者。但是除他们以外,反共事业还唤起了一批新的保守主义斗士,他们将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战。
 
      从组织层面看,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确涌现了一大批受宗教推动或宗教取向的反共组织,其中包括了“约翰·柏奇会”(John Birch Society,以在华遇害的浸信会传教士命名)、基督教十字军教会(the Church of the Christian Crusade)、“基督教反共十字军”(the Christian Anti-Communist Crusade),等等。这类组织的领袖大多满怀热忱、辩才出众,他们告诫美国人,必须阻止共产主义在美国的蔓延,否则共产主义随时可能从内部攻占美国。
 
      虽然这些组织的主张不怎么站得住脚,但是,随着保守主义运动的普及化和平民化,草根反共派成了政治游戏中的重要棋子。他们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美国政治权力斗争的马前卒,保守主义的“基本盘”就这样形成了。对威廉·巴克利这样的保守主义理论家而言,草根保守主义军团的粗鄙不文还是让他们坐立难安。虽然他们明白,保守主义的福音必须得让大众支持者听懂,而这些大众既非出身富贵,也没有学习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或者托马斯主义伦理学。巴克利忧心忡忡地表示,这些人正在“歪曲事实”。而《国民评论》出版人威廉·拉什(William Rusher)的评论倒是在保守主义高层圈子里传颂了几十年:“我们手里有一大票活人,我们指哪里他们就往哪里走,这靠的主要是右派里那些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大部分右派的头脑比我们简单多了。”⑨拉什的话正说出了让保守主义精英们头疼的问题:兜售恐慌固然有利于动员大量支持者,但同时也意味着在政策制定、制度建设上要冒更多风险,还得时刻提防那些温和选民会不会被同一阵营的狂热分子吓走。
 
      现代保守主义的主要研究者,比如政治理论家柯瑞·罗宾(Corey Robin)、政治心理学家约翰·约斯特(John Jost),在定义现代保守主义、追溯其历史时,都强调“兜售恐慌”的作用。借口维护现行体制,或是号召回到过去、维护社会等级,这都构成了保守主义政治秩序的重要成分。事实上,每一个打着保守主义旗号的政客都纠结于如何安排这些诉求的优先次序,如何在政策中隐而不宣地维护原本露骨的社会不平等,是否要把仇外主义者、反共狂热分子、种族主义者,乃至支持其他种种社会不平等的人,纳入自己的票仓。
 
      1964年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关于1964年民权法案的辩论,可称为保守主义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场辩论涉及了各种不平等在保守主义政治中的地位与角色,对后世影响深远。参与辩论的两位参议员都认为自己是有原则的保守主义者,他们都持有温和的反种族主义立场,然而,对于联邦政府在减少种族主义活动上应该扮演何种角色,两人意见不尽一致。
 
      德克森自命为塔夫脱派的保守主义者。他的政治生涯立足于反对联邦的过度开支,后人想起他时往往会想到他那句著名的俏皮话:“这儿十亿,那儿十亿,很快就该说到真的钱了!”不过,这位参议员同时也为身属“林肯的党”而自豪,在他看来,身为保守主义者从来不意味着不去维护内战以降的美国原则和政治实践——所有公民,无论何种肤色,都拥有宪法保障的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德克森想要团结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制止南方民主党人的冗长议事的做法让1964年民权法案得以通过。
 
      巴里·戈德华特的看法不太一样。戈德华特与德克森都同意,应该严格限制联邦政府在国民经济事务中的作用;然而,戈德华特在反国家主义道路上走得更远。他在参议院发言中称,1964年民权法将会把美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最终导向“自由社会的崩溃”。德克森不愿理会戈德华特这套保守主义原则,他警告道:“你接着谈你那套道德吧!最终每代人听从的都是人类的良知!”⑩德克森在国会共和党人中取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包括许多自诩为保守主义者的议员都追随德克森支持1964年民权法。然而,是戈德华特把保守主义拉上了一条新的政治轨道。
 
      戈德华特的立场令白人至上主义者欢欣鼓舞。不少白人至上主义者开始意识到,既然保守主义能够代表他们对抗国家发起的种族平权运动,那他们自己也应该加入保守主义阵营。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是老牌民主党人,他还曾经为相对贫弱的亚拉巴马州争取了大量政府预算。同时,华莱士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捍卫也是举国闻名。在回应戈德华特的立场时,华莱士公开倒向保守主义,并支持戈德华特参加总统竞选。华莱士还挑了一处最意想不到的讲台,他通过《花花公子》杂志向白人男性读者们发言道:“自由主义者原本是自由的信徒。如今,这个名字已经被人窃据,现在它指的是那帮信奉联邦政府的经济社会计划,允许政府对个人事务横加干涉的家伙。……保守主义者正在努力拯救贸易自由和劳动自由。”(11)华莱士的话听上去很有罗伯特·塔夫脱的味道,然而,正是戈德华特把白人至上主义纳入保守主义名下的举动,为保守主义事业吸引了新的成员——从亚拉巴马州州长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以及大批选民。
 
      戈德华特本人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但他曾经向支持者表示过,种族主义作为政治手腕是挺不错的:(共和党)不可能得到黑人的选票,……所以我们应该去有鸭子的地方打猎。”《国民评论》的出版人威廉·拉什深以为然,他向读者解释道,保守主义并不是非得接受那些最恶劣、最暴力的种族主义者,而只需要吸纳来自南方中产阶级的白人“温和派”,这些人反对“沃伦法院那种冒进投机,一心想引领社会风潮的做法……在这方面他们可以给北方的保守主义者好好上一课”。(12)1964年以降,保守主义运动开始把反对联邦涉足种族平等事务的人纳入麾下:他们主要是白人,并且相信联邦政府正在滥用手中的权力,用纳税人的钱帮助社会中不值得帮助的分子。他们带来了新的选民、新的金主、新的草根活动家,他们将把共和党一步一步改造成他们利益的代言人。
 
      无独有偶,到了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麾下又多了一批新的支持者。这一时期,女性主义和同性恋平权运动开始获得联邦政府的支持,这让那些忠于宗教教诲和传统性别角色的美国人恐慌不已。老牌保守主义分子利用这种愤懑之情,再次扩充了自己的支持者队伍。他们教育这些人,既然他们敌视联邦政府的平权促进活动,反对把平等公民权给予那些传统上不具有公民身份的群体,他们就属于“保守主义者”。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威廉·巴克利设想的保守主义“合流”运动终成现实。随着越来越多的自由派政客转向支持方兴未艾的平权运动,保守主义政治家们几乎一边倒地转向了对立面。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保守主义全面接受了建立在美国传统观念上的社会等级,从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新追随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反共主义领军人物、知名政论家菲莉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在这时候站出来,为许多反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女性代言,她们认为女性主义运动会使她们失去经济保障、降低美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施拉夫利具体解释道,女性主义者主张的平权修正案将会损害女性作为家庭维系者所享受的特殊照顾,让她们沦为与万千挣工资的劳动者无异的打工一员:“既然我们已经享受到了特殊的照顾,为什么要把自己降到‘权利平等’的地位上去?(13)
 
      施拉夫利不只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她的专长是动员大众。她为20世纪70年代的保守主义事业带来了一批新的活跃分子;她们大多是已婚且虔诚的白人女性,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从未参与过政治。黑人、女性、性少数派群体,赋予所有这些美国人平等的权利,对其他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来说,就意味着潜在的威胁。学者约翰·约斯特用一个叠床架屋的名词来形容这种现象:“由社会认知激励的政治保守主义”。
 
      时移世异,昨日“合流”还只是威廉·巴克利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前夕的时局发展让它成为现实,一场保守主义合流的政治运动真的发生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经济困局、既有社会体制面临的种种挑战,都成了保守主义活动家们诱导选民的手段,绝大多数选民都不是政治哲学或高级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保守主义正是他们的对症良药。自由派政客承诺,国家能够把人民从资本主义的无常波动中解救出来,保守主义者则说他们说的都是一派谎言。美国自由市场的运转原本就是高效的,国家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的干涉已经延续了近50年,现在是时候给自由市场一个机会了。是时候了,保守主义者呼吁道,让我们中止风险重重的、政府主导的社会实验,终止政府支持的“逆向”种族歧视,抵制自由派的世俗化信条和道德相对主义。在保守主义者看来,联邦政府未能尽到责任,没有好好保护那些勤奋工作的白人男性和女性。为了应对生活的艰辛,人们需要宗教信仰和国家力量的支持,但他们需要的不是没有人情味的抽象国家,而是18世纪英裔爱尔兰政治哲学家埃德蒙·柏克笔下由本土社区与家族构成的“小集团”(little platoon)。面对自由主义规则的一系列挑战,新老保守主义者终于找到了一个成功的政治口号:联邦政府不是在为勤奋工作的美国人服务,而是把税收不公平地重新分配给了不值得帮助的少数群体;相比之下,不受限制的市场才能合理地供养那些努力工作的人,总体而言,资本主义是繁荣和公平的,即便个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偶尔会遭遇艰难困苦,宗教、家庭和社区也能提供友爱的支持和坚定的信念,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罗纳德·里根,这个十多年来一直在谋求总统宝座的人物,此时成了保守主义活动家们的不二人选。首先,里根是忠于减税政策和立志削减福利国家规模的塔夫脱派经济保守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许多美国人感到自由派政治经济学无法及时回应新的经济形势挑战,里根给美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不过,里根也很乐于照顾那些一心想要回到旧的社会体制的选民的心情,在这些人看来,旧的社会等级是美利坚长治久安的基石。
 
      1966年,里根就是靠攻击各色各样的反体制异议派而赢得了加州州长选举。他攻击的对象既有沃兹区的黑人暴动分子,也有公平住房法的支持者,还有伯克利的激进学生。从里根参加总统竞选的初期表现来看,他对社会政治并不陌生。然而就在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数日,这位春风满面的前好莱坞明星做出了一桩令人大跌眼镜之举。在密西西比州尼肖巴县(Neshoba),也就是16年前“自由之夏”计划的三位民权活动家遇害的地方,里根宣誓拥护州权(在当时的“潜规则”里,也就是白人继续保留种族主义观点的权利),他后来在其他所有地方也都表达了对州权的拥护。在此后的演讲中,他还谴责女性主义者,谴责那些对老一套道理不够俯首贴耳的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里根就是基督教反共运动中的名人,如今他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一面煽动美国人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恐慌,一面倡导强硬的爱国主义。里根对如何弹奏现代保守主义赞歌中的每一个音节都了如指掌。随着20世纪70年代美国内外的重重危机和冲突的升级,里根本人,以及在选举中竭力支持他的保守主义运动,都成了最后的赢家。里根将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发展出一套新的保守主义政治秩序。
 
      正如许多精通保守主义的专家和政客指出的,罗纳德·里根的确为保守主义的操作手册加入了一套极为重要的新把戏。他带来了一种充满阳光、乐观向上、人情味十足的保守主义。它与之前那些保守主义——从严厉阴沉的塔夫脱保守主义,麦卡锡式的启示录腔调的反共主义,直到戈德华特和施拉夫利等人的反平等主义——完全是截然不同的种类。即便是诙谐机智的威廉·巴克利,这位保守主义的科普大师,也很不看好之前那些保守主义版本;他曾经跟自己的助手揶揄道,前面提到的这几种保守主义都是“挡在历史道路正中大喊‘停车’”。尽管里根也利用许多美国人的恐慌感做文章,不管是他们对于社会变迁的恐慌,对于受联邦支持的经济依附者的愤怒(“福利骗子”),或是他们对于经济稳定的有时近乎绝望的渴求,但在此之外,里根还是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在1984年谋求连任时,里根的选举团队把保守主义宣传成一种向前看的理念,保守主义意味着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减轻资本家身上的桎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984年里根团队的竞选广告宣称,里根总统为美国人传来了保守主义的喜讯:“早安美国,在里根总统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变得更自豪、更强大、更美好。”
 
      里根教会了保守主义者如何呈现自己的形象:保守主义者是成功人士和奋斗者组成的集体,是那些对自由市场的调节能力和机会结构充满信心的人。里根派的保守主义者以内心强大、道德高尚而自矜,与之相对,他们的自由派对手则是一群乌合之众。里根派保守主义的中坚分子强调道,自由派总是惯于扮演受害者和经济依附的角色,自由派是堕落放荡的利己主义者,上帝的真理之光与建国之父的不朽教诲没有在他们心中扎根。在里根的美国图景里,保守主义者才是真正的乐观派;他们有教养、守规矩,信仰坚定、热爱家庭,对未来有着无限美好的期望。里根向美国人证明了,原本源于恐慌情感的保守主义,也可以有乐观向上的性情。从此,现代保守主义打上了里根的印记,即使今日的保守主义政客,也常常援引里根来加强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即使在21世纪,“新政民主党人”已经成了稀有动物,但“里根共和党人”仍然随处可见。
 
      里根和里根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胜已经过去,而政治保守主义的故事显然还未完结。21世纪保守主义至关重要而又充满争议的一面,当属九一一事件之后,布什总统和切尼副总统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至少在2012年大选中,九一一事件和全球反恐战争成了保守主义政客紧扣不放的主题,他们从保守主义立场出发,重新宣扬强硬的民族主义、狂热的爱国主义,以及外交上的单边主义。九一一恐怖袭击和后续的恐怖主义威胁引发了民众的恐慌,相应地,部分自诩为政治保守主义者的人开始鼓吹充满恶意的“恐伊斯兰主义”(Islamophobia)——不过,建制内的政府官员极少参与这种言论,布什总统本人,以及历任共和党总统提名候选人,不管是2008年的参议员麦凯恩还是2012年的罗姆尼,也都没有参与。引发恐慌的敌人是全新的,但这就像冷战早期美国国内反共圣战的滑稽剧在重演。一小撮保守主义政客,其中包括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tch),以及来自20多个州的保守主义议员,竭尽全力阻止美国法院使用伊斯兰教法(2010年俄克拉何马州的公投中,禁止法庭使用伊斯兰教法的方案获得了压倒性支持,但这一结果后来又被联邦法院驳回)。这种外交政策推动的保守主义看上去与反共十字军何其相似,对保守主义而言,这套话语虽然引人争议,但真需要用的时候还是杀伤力巨大的。
 
      自里根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第一次掌握国家政权以来,各种自称保守主义者的政客,从纽特·金里奇、小布什,到如今的茶党领袖、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都必须努力应付保守主义运动内部的种种派系和内在矛盾。他们必须顾虑到,一旦保守主义失去了变通能力,保守主义运动就极有可能从内部崩解,或者至少是无法吸引新的拥护者。在部分保守主义者看来,保守主义的长期积累过程有可能走向政治僵化,毕竟,上一代人眼中不容置疑的真理,在下一代人看来不过是老派的偏见或过时的观念。
 
      不过,通常来看,当代的政治保守主义者仍然真心拥护里根时代的方案。经过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和金融崩盘的考验,现代保守主义那种对于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的绝对信任,已经被大多数选民抛弃。然而,由于奥巴马总统继任后的政府管制和联邦经济刺激政策并没能及时拯救美国经济,许多保守主义者和中间派选民反而开始重拾自由市场的信念。在2010年和2014年两次中期选举中,保守主义者成功动员他们的支持者,反对奥巴马的“社会主义”干预手段,他们再次向大众强调,普通美国人应该寄希望于市场调控,而不是靠政府“急救”来拯救美国经济、保障机遇和繁荣。奥巴马就任一年后,纽特·金里奇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CPAC)的一次大会上发言道:“我不觉得哪个美国人真的相信财政部和那帮官僚能玩转美国经济。”(14)
 
      同样,仍然有大量政治保守主义者在迎合那些反对美国社会走向平等开放的选民,哪怕有一些旧体制在美国早已不再重要。例如,反奥巴马的狂热分子里有一派叫“出生论者”,就总是因为奥巴马的肤色、外来名字、成长经历而提心吊胆。尽管今天已经极少有政治保守主义者公开攻击民权运动或是黑人和妇女的机会平等,但仍然有很多人极力反对性取向少数派群体,或是公开敌视无证移民,在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过程中,这些口号对不少保守主义活动家和选民都起了重要作用。总体而言,保守主义仍然是个缺少宽容的政治集团,尽管他们攻击的对象总是在随时变动。
 
      在政策层面,继2014年中期选举的大胜之后,保守主义者如今再次面对“灵魂”议题。正如20世纪60年代德克森与戈德华特关于道德问题的争论一样,当今的保守主义活动家和政客争论的话题跟这也差不多。我们可以观察到,自居保守主义者的主要政治人物,如前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io Rubio)、州长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都在纠缠于同性婚姻、无证移民的法律身份之类的社会议题。这揭示了共和党官员们正在面对的问题,他们一方面希望保持自己的保守派选民基础,同时又不想把年轻选民、社会议题温和派和快速增长中的非白人公民尤其是拉丁裔选民群体拒之门外。这些志在全国的保守主义政客,脑中无时不在飞速计算选民得失。
 
      茶党运动正是当下保守主义内部斗争的集中体现。2012年选举中茶党在参议院失去关键性席位后,如何对待“社会议题”的争论不仅席卷了茶党内部,而且也成了广义保守主义运动争论的核心。许多茶党成员声称,他们并不是社会议题上的守旧派,茶党继承了保守主义小政府、亲自由市场的传统,应该被看作保守主义原则和政策的一部分。在2014年竞选中,茶党转向支持艾奥瓦州的琼妮·恩斯特(Joni Ernst)这样的候选人,但全程避谈她那些更具争议性的社会政策主张,而集中火力从整体上攻击华盛顿的政策;她最终赢得了参议员席位。
 
      茶党中部分领袖人物也在尝试从内部改革保守主义运动——如果不能触动实际的政策取向的话,至少在修辞上,他们想要重新斟酌保守主义的外在形象。这场改革的急先锋正是茶党宠儿、犹他州参议员迈克·李(Mike Lee)。这位新参议员刚开始他的第一个任期,但他不愿意把保守主义的改革方案建基于当好好先生,或是在老问题上缝缝补补。至少从民意调查数据来看,这位保守主义代表激烈好斗、绝不妥协的性格让犹他州的选民十分恼火,尤其是他在2013年秋联邦政府“关门”事件中大展拳脚的时候。关门事件两周后,这位参议员还在公开道歉时语中带刺:“愤怒不是一项议程。愤恨也绝不是保守主义的习性。愤怒、憎恨、不宽容,这些都是左派才搞的怪模怪样。”他坚称:“对我们而言,乐观主义不只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的信条。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是感恩,是合作,是信任,尤其是希望。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容故纳新。”(15)有的保守主义者想把里根式的乐观保守主义旧酒稍加更新,装进21世纪的新瓶。另一些保守主义者,比如擅长煽动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则喜欢更为阴郁、愤怒的保守主义话语。如果把愤怒、愤懑、仇恨、恐慌从保守主义的议程上划掉,保守主义还能吸引足够数量的选民吗?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保守主义政客们仍然为这个问题纠结不已。
 
      长久以来,能够成功应对恐慌都是美国顶尖政治家的标志,不管他们是左翼还是右翼,无论他们面对的是哪种恐慌——失业、经济衰退、种族差异、道德伦理危机。比尔·克林顿之所以能把连续执政12年的保守主义者赶下总统宝座,是因为他向处于又一轮经济危境中的美国人保证,他“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精明老道的人会觉得克林顿这种自来水一样的同情心有些可笑,但他的整体政治指向非常有力——自由派就是要直面人们的恐慌,要向他们伸出援手,用林肯的话说,去发现“我们天性中更善良的天使”。克林顿的确迎头直面了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候选人唤醒你的恐慌,另一个候选人唤醒你的希望,你最好把票投给那个想让你自己来思考、来希望的人!(16)奥巴马总统最多也只能成功唤起人们的希望——但他从来没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或者比尔·克林顿那样的天赋,能够抚平人们的恐慌。相反,在奥巴马身处经济危机的整个任期内,他经常展现出医生诊断式的疏离感。他在2008年竞选的一次即兴发言中说道:“他们变得怨天尤人,他们紧抓不放的都是些什么,枪支,宗教,对跟他们不一样的人的憎恨,对移民的不满。”——这番话引发了一部分选民的共鸣,也把另一部分人推开,因为它们看上去透露了奥巴马对“一般美国人”的真实看法。
 
      不管他们在政治光谱上持何种政治立场,每个公民面对的骇人挑战都已经够多了。毫无疑问,政治保守主义者利用他们的恐慌来操弄政权,这一招也已经用得够多了。与此同时,对于很多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的中间选民来说,那种一味把保守主义等同于恐慌的说法让他们不快。他们觉得,自己在经济公平、文化规范、国家认同上有着复杂的关切,这不同于一般的偏见和偏狭的自利,不应该变成人们嘲笑的对象。有些美国人会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投票给保守主义者的目的,并不是一味追求保留自己的权力和特权、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美国的政治保守主义是由种种动机、观念、期望长期积累而成,它们一方面关系到如何建立政治体制和国家政府,以满足美国人民对于安全、稳定和社会公正的渴求,但同样也关系到如何引发人民的恐慌。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叙拉古之惑
 
      ①我在此感谢《美国研究》外审专家对本文所做的同行评议,同时感谢王希教授,他的热情帮助使得本文有机会公开发表。我特别感谢焦姣把英文原稿翻译成汉语,并对赵梅博士在审定编辑本文过程中给予的悉心指点表示感谢。文章中存在的所有问题由我本人负责。
 
      ②本文的写作参考了笔者本人的著作《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衰》[David Farber,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American Conservat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③罗斯福本人对换用这套新的施政技巧也是始料未及的。在1932年总统竞选时,有记者问及罗斯福的政治理念,他语无伦次地答道:“理念?什么理念?我是个基督徒,还是个民主党人,仅此而已。”
 
      ④Clarence E.Wunderlin,Jr.ed.The Papers of Robert A.Taft,Vol.1,1889-1938(Kent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p.506.
 
      ⑤David Farber,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American Conservatism,p.21.
 
      ⑥Kim Phillips-Fein,Invisible Hands(New York:Norton,2009).
 
      ⑦Whittaker Chambers,"Big Sister Is Watching You," National Review,December 28,1957,pp.594596.
 
      ⑧Elizabeth Tandy Shermer.Sun-Belt Capitalis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3).
 
      ⑨David Farber,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American Conservatism,p.72.
 
      ⑩“1964610日,民权法案阻挠议事结束。”参见美国参议院议事记录,available athttp://www.senate.gov/artandhistor/histiry/minute/Civil_Rights_Filibuster_Ended.htm。参见Rick 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New YorkHill and Wang,2001),pp.364365
 
      (11)David Farber,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American Conservatism,p.115.
 
      (12)David Farber,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American Conservatism,p.110.
 
      (13)Phyllis Schlafly,"What's Wrong with Equal Rights for Women?" Phyllis Schlafly Report 5,No.7(February 1972).
 
      (14)Joel Achenbach,"The Conservatives’ ‘Cleansing' MomentSome,Deploring GOP Missteps,See Adversity as a Chance to Get Back to Basics," Washington Post,March 1,2009,A03.
 
      (15)Reihan Salam,"Sen.Mike Lee's Way Forward," National Review Online,The Agenda,October 29.2013,available at: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genda/362549/sen-mike-lees-way-forward-reihan-salam,2016.7.8.
 
      (16)克林顿在2004年约翰·克里总统竞选中露面时的发言,available athttp://www.youtube.com/watch?v=RGW38Zy4bJo201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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