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多年来，经济史学界兴起了“检验韦伯命题”的潮流，研究新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人物，他在公元1517年10月31日将批判教会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正式名称是《关于赎罪券的意义及效果的见解》）张贴在当地教堂门口。这篇针对教会的战斗檄文通过业已商业化的古登堡活字印刷术逐渐传播至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1521年，教皇下令将路德处以破门律，驱逐出教。其实，路德原本只希望改革教廷一部分腐败的制度，但既然被驱逐出教会，那不如独立成立新的教派，不再承认教廷的权威。随后，许多人跟随路德一起开山立派，总称为“更正教”或“新教”。
社会网络能够影响思想的传播。如果只有马丁·路德孤军奋战而响应者寥寥，那么可以想象宗教改革必将被扼杀在摇篮中。实际上，他的友人和学生也对新教的诞生和扩散有促进作用。用现代生活做一个类比，就是“朋友圈”能够影响人们的所思所想。Sascha Becker教授及其合作者研究了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社交关系网对早期新教传播的影响（Becker et. al, 2020）。
受惠于历史学家的工作，作者构建了一套独特的马丁·路德社会网络数据库。这篇文章主要采用三种指标来测量路德个人对一个城市的影响：他是否与该市镇的人存在通信关系、他是否曾经到访过该市镇、该市镇是否是他学生的故乡。图一ABC展示了这三个变量的地理分布。
这篇论文的分析单位是城市，样本大致覆盖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删除路德曾经定居的维滕贝格（Wittenberg）和爱尔福特（Erfurt）这两个城市后，共有三百个城市在1500年有人口数据信息。作者关注的结果变量是该城市是否在1530年接受了新教。图二用柱状图的方式展示了路德的社会网络对1530年新教传播的影响。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和路德有联系的城市有更高的概率在1530年接受新教。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作者进一步用回归分析研究路德的社会网络与新教传播的关系，结果依然支持路德的个人关系提高了城市接受新教的概率。
从直觉上来说，除了路德的社会网络外，城市之间的贸易网络也会对新教的扩散产生影响，另外也可能是路德的个人影响与贸易网络共同作用于新教扩散。为了廓清可能的机制，作者借鉴了流行病学的模拟方法，将宗教改革看做一种起源于维滕贝格的“疾病”，它可以借助路德个人的社会网络和城市之间的贸易网络传播。作者模拟了三个新教传播的可能情景：仅通过贸易网络，仅通过路德的社会网络，既通过路德的个人网络又通过贸易网络传播。
模拟的结果发现，第一种设定下，接受新教的城市平均数量为7，远低于真实值68，所以仅通过城市贸易不太可能达到现实中的宗教改革扩散效果。
而第二种设定下，虽然平均数量可以接近真实的新教城市数量，但实现这一结果需要非常高的“传染概率”（56%），而实际上仅有36%的城市转变为接受新教。因此第二种结果似乎也不太可靠，仅可视为路德个人网络作用的最大上限。
而第三种设定同时考虑路德个人网络与贸易网络的作用，结果发现在传染概率为32%时，模拟出的接受新教的城市数量为68.55，与历史事实非常接近。
图三很形象地展示了两种网络的作用，大部分与路德有社会联系的城市（方形）都接受了新教改革（红色），而通过贸易网络的连接，与方形靠近的没有被路德个人影响的城市（圆形）也接受了新教。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是多元网络关系（multiplex network ties）影响了新教的空间传播。
这篇文章运用社会网络的方法研究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何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能够如此迅速地扩展。当然作者也承认，这项研究的一个缺陷是社交网络是内生的、而非随机形成的，我们终究无法观测到如果没有马丁·路德的人际关系，即在“反事实”世界中，欧洲历史会走向何方。但不可否认，这项研究在拓宽历史数据的疆界上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毕竟无论何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独立的，我们都生活在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中。
文献来源: Becker, S. O., Hsiao, Y., Pfaff, S., & Rubin, J. (2020). Multiplex Network Ties and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Radical Innovations: Martin Luther’s Leadership in the Early Reform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5), 857-894.
量化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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