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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当代外交:历史、理论与实践
发布时间: 2021/7/23日    【字体:
作者:涂怡超
关键词:  世界政治/ 宗教/ 外交/ 宗教复兴/ 世俗化/ 政教关系/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宗教复兴与世俗化复杂交织的格局下,世界多国在整体外交中程度不同地援引宗教因素。各国在整体外交中借鉴宗教话语、整合宗教理念、借助宗教渊源、起用精通宗教事务的人才、创建援引宗教因素的新型外交机制和与国内外宗教组织合作,从而巩固国家战略安全、构建话语权、形塑软实力、进行和平构建和冲突解决。非国家行为体从多层面不同程度进入主权国家治理空间,主权国家亦通过整体外交多层面达成外交目标,援引宗教因素的外交体现出这两股力量博弈而产生的动态平衡。宗教因素促使外交目标、渠道和影响不断丰富发展,外交行为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当前主权国家由此面临新挑战与新契机。对此,主权国家外交若援引宗教因素应考虑如何扬长避短、如何在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各层面综合考量本国国家利益、如何将各国推进中长期战略所形成的格局转换纳入长期战略和政策考虑。
 
冷战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和宗教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各大格局内部的此消彼长及彼此之间的多层互动对国际、国家和地方各层面影响深远。在全球宗教复兴与世俗化的复杂交织中,宗教以信仰为核心、以组织网络为基础,籍其全球跨领域扩展和整合全方位进入公共领域,并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格局互动紧密。宗教在国际政治中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后的放逐走向回归。①基于解决新形势下新型全球性问题的迫切需要,宗教在一些国家对外战略、外交政策和具体外交实践中总体地位呈上升趋势,当代一些国家的外交理念、制度、过程和形态不断援引宗教理念、机制、组织和实践。在一些西方国家,外交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从17世纪以来的相隔离而走向交流与合作,宗教日渐成为当前多国在整体外交中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
 
本文首先对不同历史时期宗教与外交的关系进行回溯,然后以全球化、外交公开化、全球宗教复兴与世俗化复杂交织为坐标,深入发掘当代整体外交援引宗教因素的历史背景、理念基础、组织机制和行动效应。
 
一、宗教与外交关系的历史回溯
 
(一)政教关系:外交援引宗教因素的制度基础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自国家出现以来,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影响。人们在处理宗教与外交之间关系时,大多以政教关系为制度基础。历史上世界政教关系主要有以下类型。
其一是政教合一。政权和神权合二为一,是最古老的政教关系范型,古埃及、殷周时期的中国等多个政权均政教合一。
 
其二是政教互依。主要出现在中世纪乃至现当代有建制宗教的前现代化类型国家,宗教组织与国家权力机构并不重合,但由于宗教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影响,这些国家需要用宗教建立合法性和辅助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管理,宗教组织则需要政权的支持,两者相互依赖又彼此制约,国家政治出现“国教政治”的特征。天主教欧洲中世纪一般教权逊于王权,12至13世纪的天主教欧洲教权不断膨胀,乃至时而凌驾于政权之上。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10世纪至17世纪中的俄罗斯亦为政教互依国家。在沙特、阿联酋等拥有国教的中东、北非伊斯兰君主国,伊斯兰教与国家根本利益具有一体化特性,特定宗教或宗派与国家高度相互依存。目前,这些国家已基本过渡到政权对宗教既高度保护和尊崇,也有所控制和监护的以教辅政格局,宗教理念和机制深度嵌入各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理念、机制。
 
其三是政教分立。基于政教分离这一现代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政教关系原则,国家与宗教经过反复博弈后不断重新分割权力空间,双方在不同层面进行权力分配和让渡,最终达到政治与宗教各自独立,在法治框架内互动。公民具有信仰、结社的自由,各宗教团体依法参与政治活动。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上层建筑层面仍然成为民主政治合法性的文化基础,发挥着稳定社会的作用。欧洲新教传统的国家在宗教改革后逐渐形成以教辅政格局,随后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过渡到政教分离阶段,尽管英国、挪威等少数国家仍有国教,但事实上达成政教分立,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理念和机制互嵌走向终结。除梵蒂冈外,欧洲其他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历经政教协约阶段,逐步摆脱教廷控制达成政教分立。俄罗斯以教辅政的格局也于17世纪中叶以后逐步成型。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承认政教分离原则并实现共和制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政教关系属于这一范畴。基于各国的历史传统,各国对各类宗教、教派的态度难以一视同仁,往往存在对特定宗教的“亲教”“中立”和“仇教”差异。
 
其四是政主教从。自轴心时代以来至近现代,绝大多数国家均曾以特定宗教作为主导政治意识形态。中国是少数例外之一,宗教在政治领域长期边缘化。自汉至清中国各类宗教“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必须服从政权的管理。政治权力属于世俗政权,且强调君权至上,各种宗教不可能获得国教地位,但能够发挥以教辅政的作用,是以教助政的神辅政治。②基于长期以来中国独特的政主教从型政教关系,政教分离这一现代社会政治原则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较为顺利获得认同。当代中国政教关系演变为政教分离原则下的国家指导(管理)宗教型,实行政教分离,同时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并制定宗教政策,并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对宗教组织进行指导和相应管理,为宗教组织提供相应保障和服务。③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教关系一般演化为政教分离原则下的国家指导(管理)宗教型。
 
(二)历史沿革:自古代至近代外交对宗教因素的援引
 
在古埃及与两河流域,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各国、赫梯王国、亚述、波斯均实行东方军事—神权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外交,统治者本身被奉为神明。宗教贯穿当时外交理念、制度、过程和形态。埃及法老拉姆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图喜里三世签订的条约(公元前1296年)为存世最早的双边条约,大量宗教象征与内容贯穿全文。④
 
在古代中国,殷周均为政教合一的宗法国家,商以上天崇拜为核心,周则为主神教体系,神权为王权所控制、支配和利用,天子亦为天下之总祭司。各诸侯国在处理彼此外交关系时,受到周朝宗教体系和宗法制度的双向规范。⑤此后,自汉至清历代政权均根据统治需要,不断延续和修正天命理念、祖神信仰和宗法制度,以这些作为理念和制度基础。各类宗教必须辅助王化。基于此,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关系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在外交过程中,注重借助各类传统和外来宗教的专业知识、组织、网络和广泛影响能力。例如,唐朝多任皇帝均注重借助佛教发展与吐蕃的关系;明初朱棣即位后派遣郑和作为使节赴日,与郑和熟悉宗教事务、便于与信仰佛教的日方交涉亦有关联。公元9世纪,甘州回鹘政权曾长期派遣摩尼教、佛教高级僧侣出使唐朝,借助两地共享的一些宗教信仰推动相互交往。⑥
 
在阿拉伯世界,自伊斯兰教建立以来,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既是宗教,也是社团、社会、民族和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阿拉伯帝国通过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手段完成被征服地区的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伊斯兰教扩展成为世界性大宗教。之后,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境内多种一神论宗教差序和平共存的奥斯曼帝国在外交中注重将各大宗教信仰、组织和机制纳入外交考量,从而实现外交目的。在与欧洲各国的长期战争与外交中,奥斯曼帝国将欧洲各国政教关系纳入考量,体察并灵活运用天主教国家与教宗的矛盾、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裂隙展开务实外交,有助于政权获得一些欧洲国家的接纳。
 
古希腊城邦外交中,神圣休战原则、优待外侨和外国使节规则均源自宗教。在第一次“圣战”(大约于公元前595年至公元前586年)结束后,雅典、斯巴达等12个希腊城邦共同成立以管理圣地德尔斐事务为主要功能的宗教性组织安菲克提昂(Amphictyons)联盟,主要职责是保证各地的朝圣者可以畅通无阻地前往德尔斐,成为早期多边外交和建立国际组织的滥觞。⑦
 
自“米兰敇令”颁布以来,基督宗教逐渐成为欧洲和北非地中海沿岸主导宗教,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罗马教廷致力在欧洲建立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力图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却陷入政教二元之间的长期斗争。在外交理念上,教廷通过《圣经》诠释、加强主教任命等一步步地在各国树立和巩固“教宗权力至高无上”观念;在外交制度方面,中世纪君主外交与教廷外交并存。教廷在建立外交原则与准则方面,极力推行教权高于王权的基本原则;在外交战略上,早在查士丁尼时代即把传播基督教作为驯服蛮族部落的重要工具。大航海时代以来,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等均与教廷协商获得不同区域的保教权,将天主教会协助其对外殖民和侵略事业;高级神职人员进入各类外交过程,并在外交谈判和危机调停方面发挥显著作用;在外交形态方面,基督教会主导或参与多边外交,以组织或个人形式参与职业外交。
 
文艺复兴及启蒙思潮引发的新一轮祛魅化,近代国家的形成促使欧洲多个王国、公国在与教廷争夺世俗权力时,运用宗教理念和制度的更新作为与教廷开展外交的重要基础。直至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范式确立的主权秩序重塑政教关系,天主教会与欧洲各世俗政权经过多场战争、各类外交协议展开多重博弈,进而重新权衡、分配彼此之间的权力。
 
不难看出,古代和近代各类国家均存在着政治和宗教边界互连乃至合一的现象,宗教与外交长期相互影响。然而,古代中国在政教关系上自西周即初现政主教从格局,在外交理念和过程中,中国从未像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一样,将宗教扩张与帝国影响扩大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奥斯曼帝国在外交中也没有以教划界理念。16世纪奥斯曼帝国曾与法国、荷兰和英国建立军事同盟,奥斯曼帝国还许可法国在帝国内贸易而免收征税。而欧洲则衍生出另一路向,中世纪教权扩张之后教廷将宗教与外交全方位结合,此后,在近代欧洲王权上升、民族国家兴起之际,欧洲各君主国、法国等新兴共和国出于世俗政治需要,在外交领域对宗教因素的考量和运用有所下降。
 
二、推动外交援引宗教因素的挑战与回应
 
(一)当代外交面临的时代挑战
 
20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与宗教版图的重叠与错位不断滋生众多结构性问题,直接影响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成效。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外交公开化趋势日益明显。由此,在整体外交中援引宗教因素成为新时代外交必须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当代国家政教关系类型众多、差异显著,这是整体外交援引宗教因素的体系基础。仅在西方民族国家内部,虽政教关系基本范型均属政教分立,但各国之间存在多种差异。全世界至今有多个国家立有国教。德国无国教,却以宪法保障教会获得国家资助。加拿大没有官方教会,而其国家元首英国女王仍有“信仰保卫者”头衔。而美国虽不立国教、不直接资助传教,宗教对政治的影响远大于仍有国教的数个欧洲国家。伊斯兰国家既有政教互依型,又有政教分立型,各国政体和政教关系传统有明显差异。与此同时,在信仰、组织、制度和行动上,宗教的不同分支有的与现代化和自由主义紧密相连,有的与传统和保守主义高度结合,有的则因议题不同而表现“左倾”或右倾的不确定性。宗教与世界各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均密切联系,宗教、民族、边疆、文化冲突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由此,当前外交必须分析和应对宗教在理念、组织、议题和行动等多层面对国际和国家政治的影响。
 
其次,宗教全球化与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纠缠互生,而且宗教与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热点问题紧密相连,这是多国外交不断援引宗教因素的现实背景。全球信教人口、宗教类别、宗教组织的数量均不断扩展。当前世界信教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63%。⑧从全球宗教发展迁移的趋势来看,各类宗教中心与边缘不断发生位移并相互交错。⑨其一,当今各类宗教,包括传统世界性宗教和新兴宗教的传播均呈现从信仰和组织两重层面跨领域延展,不断超越国家、种族和阶层等不同边界;其二,不断增长的跨国移民成为推动宗教跨国的重要载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北非、近东、印度次大陆至欧洲的穆斯林移民、拉美至美国的拉美裔天主教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移入国家的宗教版图;其三,一些宗教、宗派或教派组织的中心也在不断发生位移;其四,世界宗教内各宗派内部整合、宗教间对话的持续进行促进了宗教的跨国家、种族和阶层整合;其五,世界范围内世俗化与全球宗教复兴复杂交织,强劲的世俗化浪潮对伦理、社会管理和法治产生深远影响,其对婚姻、家庭等多类议题形成的全球性政治效应直接撬动多类宗教的理念和生存底线,迫使一些宗教组织采取各种方式积极传教、更为积极地介入国际和国内政治。在此情势下,各国整体外交行为的客体往往与各类宗教信仰人群、宗教组织叠合。由此,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宗教相关事务在当今国家在处理外交事务中的考量中重要性有所提高。
 
最后,宗教凭借其理念、组织、机制和行动全方位进入公共领域,这既是将宗教纳入整体外交所倚赖的丰富渠道、也是整体外交旨在发挥效应的客体。无论是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国家、传统的伊斯兰国家,还是在众多其他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宗教均不局限于信仰的私域,而是多向度全方位进入公共领域。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宗教组织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和地方政策制定,并在一定意义上监督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执行。此外,自冷战结束以来,各类宗教组织尤其是基督教组织广泛参与涉及面极为宽广的各类问题,从广义人权到疾病防治、经济正义等,不仅直接开展相应救援与发展工作,也在此基础上频繁要求相关国家、国际组织外交干预。
 
当今各类宗教从理念、机制和行动层面直接或间接对现行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形成影响,一些宗教领袖和宗教思想家对现行世俗政治多有批评,认为世俗政治在数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导致众多人类悲剧,这充分显示出世俗意识形态和组织制度的局限,须援引各类宗教元素加以完善。各国政界已逐步认识到,当代外交若拟在众多领域取得成效,必须面对宗教因素活跃在各领域这一现实。若从外交途径解决当代系列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均须提升对宗教因素的专业认识和深入分析,并有效借助宗教资源开展外交。
 
(二)西方学界对外交援引宗教因素的理论回应
 
早在1541年,英王亨利八世派往查理五世和罗马教廷的使节理查德·帕特(Richard Pate)主教变节就引发关于宗教信仰与外交使节遴选的理论探讨。1603年,外交官让·霍特曼(Jean Hotman)公爵在外交条约中倡议将宗教信仰作为派遣大使的考量之一。⑩国际关系学界对当代国家关于外交理念、制度、过程和形态不断援引宗教信仰、机制、组织和实践进行归纳,认为其发展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1.20世纪初期至冷战结束(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理论界主要讨论宗教理念与当代国家外交理念和实践的关系。20世纪初这类讨论极少,但早在1900年,“海权论”的提出者马汉(Alfred T.Mahan)将基督教与美国对华战略联系在一起,认为“基督教和基督教教义是欧洲文明精神和道德层面真正起作用的因素”,“对我们和她(指中国)而言无比危险的是,中国因我们不得不给予的物质进步而富裕强大,却在使用时不敷控制,因为对一直指导和支配我们政治和社会行动的精神和道德没有清晰理解,更谈不上完全接受”。他随之称赞传教士在华传教的成效及其未来对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意义。(11)在此领域影响最大的是基督新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理想主义的代表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约翰·默里(John Murray)。约翰·默里关于宗教自由、天主教如何适应宗教多元社会的系统思考对美国冷战期间外交实践的影响极为有限,却对罗马教廷的“梵二”大公会议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推动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现代化转型,并对当代梵蒂冈外交理念和实践发挥积极效应。汉斯·摩根索的理论受到犹太教道德原则影响,当代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马丁·怀特、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在构筑其“经典现实主义”时受到基督教伦理的启发。(12)对宗教理念融入外交理念和实践的关系,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学者多认同基督教现实主义可作为外交伦理取向的基础之一,对基督教普世主义则评判不一。一些学者认为,建立基督教普世主义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尽管近期现实利益效应较弱,但长期道德效应较强,对建立国家的道德声誉有良好作用。(13)有学者认为,美国人权外交受到基督教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共同影响,短期内有损美国的现实利益,但从全球和更长时段进行评判,人权外交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霸权需要,巩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卡特政府对拉丁美洲外交政策效应就显现出这一轨迹。(14)
 
2.自冷战结束至今(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理论界基于现实政治逐步开始全面讨论外交理念、外交机制、外交过程和外交形态应如何援引宗教因素。
 
在外交理念方面,美国理论界经历从讨论外交界是否应将宗教纳入外交轨道,到肯定宗教是二轨外交重要组成部分,再演化至讨论、评估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历程。美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退任后反复强调宗教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均举足轻重,呼吁美国外交决策层改变对宗教的冷漠态度。并在世界反恐和推进民主中重视宗教。(15)关于宗教对外交核心理念和战略的塑造,在行动理念上,美国多轨外交研究所的戴蒙德和麦克唐纳视宗教为多轨外交体系中的第七轨,认为“宗教是多轨外交体系的良心。它为体系提供精神动力、理想主义和伦理基础。”(16)曾任美国海军部副助理部长的道格拉斯·约翰斯顿(Douglas Johnston)于2003年提出“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概念,认为对信仰的重视是现实政治的扩展,应该利用各类宗教资源,来填平宗教之间的鸿沟、解决宗教冲突,或进行预防性介入。(17)总体而言,当代西方学者倾向于以基督教现实主义为基础、以基督教普世主义的道德色彩为辅,将宗教理念和价值观改造成世俗价值观和行动目标,以便结合进入当代外交基础理念。同时,一些持世俗主义理念的学者高度警惕宗教的负面政治效应。(18)有学者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现代国家政教关系准则,国家现在应提倡继续将宗教边缘化的“放逐与促进”战略,但也认可外交的核心美德,如同情、谦逊、自我克制等源自宗教信仰。(19)
 
西方政治学者对伊斯兰国家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宗教与国内政治方面,对伊斯兰教与外交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有学者认为,沙特将宗教完全汇入其外交理念、机制、过程和形态,意在实现伊斯兰“没有边界的王国”。(20)穆斯林学者一般认为,伊斯兰外交旨在通过发展两国关系增进道德性和精神性;苏菲派学者则认为,伊斯兰国家的外交不只寻求国家利益,还须通过圣训促进人类的超越,这比物质得益和权益交换更为重要。(21)
 
在外交机制方面,美国多个智库、学术机构及多位有影响学者、政治家合作完成的一份智库报告指出,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当政府受到经济和政治压力而缺乏能力和合法性时,宗教发挥重要社会效应,倡议美国政府应积极与国内外宗教团体领袖展开对话,不能将宗教低估为工具或“问题”。美国政府应增强政府部门处理宗教事务的水平和技巧,积极与海外宗教接触,呼吁明晰界定宪法第一修正案“设立”条款的适用性,说明这一条款并未禁止政府为实现其外交政策而接触宗教团体。(22)
 
在外交过程方面,关于宗教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办公室首任主任托马斯·法尔(Thomas F.Farr)在退休转入思想库及大学工作后先后撰文及出版专著,指出应将推进宗教自由置于美国外交的中心,这不仅对海外的自由和稳定意义重大,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同样至为关键。(23)关于外交沟通与调停,道格拉斯·约翰斯顿提出在全球宗教复兴的现实背景下,外交需要新的工具,外交过程也需要更新,外交部门和外交家应提升相关水平,进行预防性介入。宗教界也应承担第二轨外交职能,进行“预防性参与”(preventive engagement)。(24)
 
在外交形态方面。美国智库和行动组织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建议政府在外交中有效介入宗教及宗教团体,通过政府和公共外交促进民主和人权,达成宗教团体的合法愿望,同时政府在外交中须加深与联合国及其各类机构、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和“八国集团”等多边组织合作,协助深化这类组织与宗教行动者的接触。(25)在具体咨询性研究中,美国和平研究所报告还从美国海外驻军战略格局变化及对海外各国政治、社会事务日渐深入的参与角度,提倡发挥美国军队所拥有的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牧力量,借助美国各类随军神职人员(包括天主教神父、新教牧师、伊斯兰教阿訇和佛教僧侣等)增强军队外交。(26)
 
此外,学界对培养宗教与外交复合人才日趋重视。西方多个大学在硕士层次设立宗教与外交研究方向,或在本科阶段设立辅修文凭。乔治城大学外事学院于2011年秋开设宗教、伦理与世界事务文凭课程,英国兰开斯特大学则于2013年首设一年制宗教与外交硕士项目。
 
宗教对威尔逊总统外交理念的影响曾受到美国学界关注,认为威尔逊在外交中重视对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美国文化与民主的影响,乃至胜过对经济乃至战略利益的关注,他高度认可基督教传教运动对输入国政治的影响。因此,西方学界将其任内的外交,尤其是对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各国的外交称之为“传教士外交”。(27)自21世纪以来,宗教的外交意义日渐明显,陆续有一批研究从历史角度、立足于档案文献再寻宗教与外交的交汇,为今天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历史观照。曾在小布什政府任内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成员的威廉·英博登三世(William Inbodden,III)认为,宗教是冷战时期美国实施遏制外交政策之魂。(28)研究者还追溯冷战时期基督宗教对欧洲外交的影响,认为基督教普世主义者尤其是其中的天主徒,如西德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r)和“欧洲之父”让·莫内等在促成欧洲共同体的形成方面与力甚多,欧盟成为基督教普世主义理念通过外交斡旋得以实践成功的显例。(29)
 
当前,西方在理论与实践对接方面的特色是西方多个智库的相关前沿性研究和政策建议,主要立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界和各类非政府组织对世界宗教及相关情况的大量一手调研、分析和普查的基础之上。美国及西方多国政府、基金会及在世界多国行动活跃的非政府组织支持大量相关研究,并及时进行更新、发布,对研究和决策迅速发挥影响。
 
三、外交援引宗教因素的机制、政策及效应
 
基于各国政治、宗教等方面的传统和现实情况,以及各国当今整体外交战略,各种类型的国家在援引宗教因素开展外交的过程中机制、政策和效应出现较大差别。
 
(一) 当代外交援引宗教因素的三重维度
 
当代各国外交援引宗教因素的水平和实施成效主要受政教关系范型、国家强弱和宗教强弱三重维度的内在影响和制约。
 
1.政教关系:决定外交援引宗教因素类型的制度基础
 
国家的政教关系类型是外交援引宗教因素的制度基础,当今国家政教关系四大类型对国家开展援引宗教因素的外交呈现不同影响。从本质上讲,政教合一型国家最热衷将宗教理念、机制、组织和实践全方位渗透至国家外交理念、机制、过程和形态中,实现宗教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修正和再塑国家外交的重要基础,借以提升宗教宗主国的全球地位和软硬实力,增强国家合法性。当前世界上完全实现政教合一的国家只有梵蒂冈与伊朗两个国家。
 
政教互依型国家在外交中高度注重运用宗教话语、采纳宗教理念、运筹宗教资源、以宗教为纽带形塑、主导或高度参与正式和非正式国际机制,借助国内外以宗教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和宗教非政府组织协助国家对外战略的形成与实施,同时,宗教因素在外交中的运用受到本国安全利益和发展战略限制。
 
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教关系是以政教分离为原则的政教分立型,包括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这类国家在外交中援引宗教因素由政府和宗教合力促成。政府基于国家利益长远或优先考量在外交中日益注意盘活国内外宗教资源,但在外交中力图维持本国政教之间的现有平衡、达成政府对宗教的总体控制。在全球宗教复兴与世俗化复杂交织的今天,众多国家的宗教组织通过现有国家机制努力取得对自身更为有利的权力空间和利益安排,一些国家的宗教组织还在全球治理中不断与国际组织协商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的空间,由此积极通过理念渗透、组织和人的参与再塑现代国家外交理念和机制,进一步参与外交过程,更新外交形态。因此,这类国家外交援引宗教因素的进程交织着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再度博弈与新的妥协,并且此类国家在当前世界数量最多且谱系复杂。
 
当前,中国、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教关系为以政教分离为原则的国家指导(管理)宗教型,在外交进程中根据对象国情况援引相应宗教因素对世俗外交进行补充和辅助,国家基于国家利益考量高度尊重外交对象国的宗教和社会状况,同时主要在国家指导(管理)下,借助本国和外国的宗教资源推动外交进程、完善外交形态,但这类借助建立在不影响本国政教格局基础之上。在全球宗教与国际政治结合日益紧密之际,这类国家开始注重将宗教因素援引至国家整体外交。
 
2.国家强弱与宗教强弱:外交援引宗教因素的资源变量
 
当今外交援引宗教因素的重要资源变量是国家强弱与宗教强弱之间的搭配效应。强国定义和范畴复杂,当今世界一般认可美、英、法、俄、中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大国,另外一般认可德国和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弱国同样是一个定义和范畴复杂的概念,“因地理、物质、根本性经济局限而天然积弱;原本强大,但因国内对抗、管理缺陷、贪婪、专制或外部攻击而暂时或情境性虚弱;或是两者的混合体”。(30)另有研究通过经济、政治、安全和社会福利四大块20个指标来衡量和区分发展中国家中的弱国,并将索马里等56个国家列入弱国范畴。(31)梵蒂冈非发展中国家,从城国角度可归入地理和经济角度的弱国范畴。尽管各类修会、各教省所辖动产和不动产总量极为庞大,但基于教廷内部的复杂体系,不在梵蒂冈城国范畴之内。
 
若从国际关系角度讨论一个国家宗教的强弱,可根据三方面进行衡量。一是宗教信仰和组织的宗教影响力;二是宗教信仰和组织的政治、社会影响力;三是跨国效应,包括跨国宗教影响力,以及跨国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强宗教意指该国的宗教在国家和世界范围内均具有强大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仅在本国具有强大政治和社会效应,但对其他国家缺乏相应影响的宗教也不能归入国际关系角度的强宗教范畴。尽管一个国家内部宗教和宗教组织往往复杂多样,但一般而言,该国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强大宗教、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宗教种类仍相对有限。目前,全世界具有强宗教的国家仅有梵蒂冈(天主教)、美国(基督宗教)、沙特(瓦哈比伊斯兰教)。另如,希腊东正教会、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权范围均超出国家疆界,在周边一些国家具有地区性影响,甚至基于历史渊源在一些其他国家有影响力;基于历史传统和当代教会发展,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新教系统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教会保持一定影响;伊朗什叶派在伊朗、阿塞拜疆、阿富汗等中亚和西亚国家具有地区性影响。弱宗教的国家对外缺乏以上三个层面的影响力,本国宗教、社会和政治受他国宗教组织综合影响的程度与本国的强弱呈负相关。
 
国家和宗教类型在理论上均可实现以下搭配。
  
从制度基础对各类国家在外交中援引宗教因素的驱动而言,政教合一国家最具理念、实践动力与机制协调空间,政教互依国家、一些政教分立国家依次弱之。基于各宗教历史渊源及现实外交需要,政教分立国家和国家指导(管理)宗教国家在整体外交中对不同宗教、不同宗教组织的态度呈现亲教、中立和仇教三大趋向。
 
从国家和宗教的资源变量角度而言,强国强宗教型国家最具将宗教因素融入外交的空间和动力,20世纪全世界唯有美国为国家与宗教均强类型,但21世纪以来美国宗教的全球影响力在逐步下降。(32)埃塞俄比亚等弱国弱宗教型国家因自身国力和宗教状况的双重限制而更具被动性,中、法等强国弱宗教型国家和唯一弱国强宗教型国家梵蒂冈外交援引宗教的水平和效应也受到各自短轴的限制。
  
(二)外交援引宗教因素的当代发展与效应
 
1.宗教因素推动当代国家外交理念转型
 
政教合一型国家外交理念直接受宗教影响乃至控制,同时顺应当代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将宗教理念转化成世俗外交理念。自“梵二”会议以来,梵蒂冈尤其注重其在公共领域的道德先知地位,对各类政治和社会主要议题形成系统理念并广为弘扬。当代梵蒂冈外交公开表示以道德为基座,具有“特殊精神使命”。(33)其公开声明的外交理念表示要通过外交,以公平和正义为基础维护良知、支持民主、巩固和平、实现正义、保障人权。外交理念强调个人尊严和权利的绝对优先性,其绝对人权观念对于当代主权国家的国家治理有所挑战。
 
沙特阿拉伯的国教为瓦哈比派伊斯兰教。从民族国家安全角度而言,对外推广伊斯兰意识形态并非沙特外交中短期战略的首要考量。面对现代化和西式民主的冲击,沙特高度注重维持沙特王室和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由此既强调沙特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坚持宗教传统对沙特的根本意义。基于世界世俗化、西式普世主义和多元主义、西式民主与宪政,以及西方因反恐而形成的事实上有条件地在公共领域打压瓦哈比派,沙特秉持对国教的捍卫,决不容许动摇赋予其政权合法性的伊斯兰瓦哈比教义,同时,在实践层面曾一度对什叶派的理念和实践趋向宽容,但是,自叙利亚内战以来,沙特对什叶派态度又有逆转。
 
政教分立、强宗教强国家类型的美国在理念层面是国家利益与教派利益反复协商之后的妥协,逐渐将“宗教自由民主和平论”(34)与国家安全战略相结合,将宗教自由列为人权中第一位序,且肯定对宗教自由的寻求与美国的核心利益,如推进全球民主化进程、去除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息息相关,因此,宗教自由地位极其重要。(35)在长期战略上,以宗教自由为由头、以民主和人权为号召通过外交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遏制新兴国家发展。在一些具体事务方面,宗教也对微观外交理念产生影响。(36)苏联解体后,强国家中宗教类型的俄罗斯逐渐认识到东正教对俄罗斯外交的独特价值,开始借助教会纽带保持对原苏东地区的意识形态影响,防止北约东扩;并扶持俄罗斯东正教会合一改善与海外俄裔团体的关系,力争海外俄裔成为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21世纪以来,强国家弱宗教类型的法国仍坚持其世俗性,更基于其国内非基督宗教的发展及其与族裔问题的纠结,在外交理念中仍将宗教问题分解为人权和民族问题,但外交部门已公开声明将宗教看作是和人口、环境等世界性问题同等重要的议题。(37)中国家中宗教类型的加拿大通过在外交中推进西式自由理念,包括宗教自由和同性恋平权,进一步促进并彰显加拿大的多元与宽容;弱国家弱宗教类型的埃塞俄比亚在苏联解体后坚持在外交中借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渠道改善生存环境、促进国家发展。(38)弱国弱宗教、但佛教在本国历史影响巨大的蒙古努力借助宗教进一步拓展外交空间,为此,近年来积极扶持其藏传佛教发挥世界影响力。
 
在国家指导(管理)宗教的中国,将宗教因素援引至中国外交旨在扩展和强化中国倡导的“宗教和谐”观念,肯定“和而不同”,宗教间和平共处的积极意义,同时,重点突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在创建新型国际格局中的创新性积极意义,以此意图回答和解决文明冲突论、美式宗教自由和平论提出的问题,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面向。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演讲中正式提出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39)党和国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的大格局中,进一步定位和安排宗教工作,并在基本政策和宗教工作布局上均进行一定调整,深化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过程中,党和国家也一直注重与人类命运长久相依的宗教,并进一步援引宗教因素,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从而指引中国外交不断谱写新的篇章。美式宗教自由理念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中方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模式。现阶段将宗教因素适当援引进入外交轨道,这成为中国进一步向世界展示文化大国形象、增强软实力的途径之一。而中国家弱宗教类型的越南则在外交中往往将宗教议题置于深化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的大前提之下,为此积极援引宗教因素,以期逐步改善与美国、梵蒂冈等多国关系。
 
2.多国外交机制的调整与革新为外交援引宗教因素拓展空间
 
政教合一国家的外交机制以宗教进行布局和调整。梵蒂冈不仅面向普世天主教会,还与179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国家机构与教廷部门设置重叠,国务院、九圣部、十一委员会、三法院和三办公署均不同程度行使外交职责。(40)梵蒂冈国务院各国关系部主要负责教廷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的关系,谈判和拟定有关政教条约。其外派使节分为宗座代表(使命仅限于当地教会)和教廷大使(使命包括政府外交和教会使命),所有外交人员均为来自世界各国的神职人员,在接受神学院系统宗教训练后,再就学于专门培养教廷外交官的宗座外交学院,平均教育水平长期稳居世界各国外交部门之首。
 
政教互依的沙特为援引宗教因素发展了相互交错、结构复杂的复合外交机制。传统外交机制与公共外交机制既有交叉重叠,又有分工合作。在传统国家外交机制层面,国王既是最高统治者,又是全国宗教领袖,国王均受过系统宗教教育。国王及国王直接领导下的外交部主导传统外交事务。王室家族委员会、宗教学者委员会、协商会议负责顶层设计,综合解决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重大议题。在国际正式和非正式机制层面,沙特积极组建和主导一系列国际组织,如伊斯兰会议组织、海合会、伊斯兰发展银行;通过主导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阿拉伯非洲经济发展银行发展对伊斯兰世界经济援助;组建并支持各类国际伊斯兰组织及其下属机构的运作及扩展,主要有伊斯兰世界联盟、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国际伊斯兰援助会等,通过政府间外交和对外援助不断扩大对总部设在巴基斯坦的世界穆斯林大会的影响力。现世界穆斯林大会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谘商地位,在伊斯兰世界具有较大影响力。在公共外交机制层面,伊斯兰事务、基金和宣教部,朝觐部,高教部,内政部,卫生部,信息部均参与以宗教为基础的公共外交行动;半官方的沙特发展基金等组织处理对伊斯兰世界的援助事宜;由官方主导的通讯社、电视台等多种媒体网络进行海内外宣传。沙特等国长期积极推动符合教规的伊斯兰金融、商贸产业发展。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业已成为全球伊斯兰金融中心。(41)
 
政教分立国家的外交机制变化受制于国家机制基础和历史传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现有外交机制不断微调以适应当前外交转向。《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1998年历经数年讨论后通过,2011年再行修订)具备灵活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政府将宗教自由纳入外交政策及实践。美国现有相关专业外交机制为一体(国际宗教自由法)两翼(国务院和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1998年,美国国务院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设立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职位。2015年,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在16个国家开展项目的年预算为350万美元,获得人权与民主基金5%的资金支持。根据奥巴马签署的《2016财年综合拨款法案》(The 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2016),2016年度拨付给促进全球宗教自由项目的资金为1000万美元,增幅规模很大。2011年10月,希拉里·克林顿任国务卿期间,设立宗教与外交政策工作组(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由宗教领袖和学者组成,该工作组责任人为主管民主和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目前,该工作组成员中有数人曾服务于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13年,克里任国务卿后实施希拉里任内的提议,在国务院设立信仰为基及社区倡议性质的办公室,命名为宗教参与办公室(the Office for Religious Engagement),由特别顾问肖恩·凯西(Shaun Casey)领导,宗旨是实施“美国与宗教领袖与信仰团体交流战略”,具体任务有三个:为政府提供事关宗教的高层次建议;与美国使领馆合作,提高他们评价宗教动力和接洽宗教行动者;与有兴趣讨论与宗教有关外交议题的组织和个人联系。(42)随后该办公室改名为宗教与全球事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Religion and Global Affairs),主管的名衔改为特别代表。为增强相互间的战略合作,驻伊斯兰合作组织特使、穆斯林团体特别代表和监督和抗击反犹主义特使,这些原来置于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的职位也转入该办公室。截至2017年8月,宗教与全球事务办公室有联邦雇员20名,与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信仰为基及社区倡议办公室、白宫信仰为基及社区倡议办公室密切合作。为更好利用非政府组织的专业宗教知识开展公共外交,美国国务院还将项目发包给一些非政府组织开展公共外交。(43)特朗普在当选之前即已表示对人权外交的淡漠。2017年8月,国务卿蒂勒森向国会宣布,将宗教与全球事务办公室并入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取缔宗教与全球事务特别代表、驻伊斯兰合作组织特使、穆斯林团体特别代表职位,监督和抗击反犹主义特使移入国务院其他机构。(44)2013年2月,加拿大在其外交、贸易和发展部设立宗教办公室,并任命宗教自由大使。加拿大政府同时设立年度预算为425万加元的宗教自由基金,对帮助在所在国面临不宽容和迫害的宗教团体的海外项目进行资助。该办公室于2015年6月设立外聘顾问委员会,有23名委员,成员来自信仰团体的著名宗教领袖,背景复杂,委员中有两位是出生在***的维***“疆独”移民和出生在印度的藏族“藏独”移民。该办公室自创立以来颇受争议,且成立程序并非如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那样源于立法。在加拿大国内,一些人权组织认为该办公室有“基督教偏见”,其议题往往为基督徒所关心。加拿大人道主义者(Humanist Canada)和探究加拿大中心(Centre for Inquiry Canada)等世俗人权组织则认为,该办公室的成立未咨询任何世俗组织的意见。由此,他们质疑该办公室对达成加拿大政府更广泛人权倡议的有效性。(45)2016年3月30日,该办公室因特鲁多总理下令而关闭,其外聘委员会也停止工作。(46)法国于2009年在外交部政策计划团队中增设宗教办公室,委托全球各重要宗教与派别的研究专家提供资讯,作为政策与外交活动的参考,从而促进解决法国外交中所面临的与宗教相关的复杂政治问题。埃塞埃比亚未形成以信仰为基础的系统外交机制,相关事项的管理分散于参与和跟进海外散居者事务司、商业外交司、公共外交司等多部门。印度近年来注重通过机制建设推动宗教为外交服务。在国际组织层面,2014年9月,莫迪在联合国提议设立“世界瑜伽日”(时间现定为每年6月21日),将瑜伽定为印度的“地理标志产品”,宣称瑜伽对人类和平与和谐、应对气候变化都有很好的作用。莫迪政府将卫生部的阿育吠陀与瑜伽局独立出来,升级为“瑜伽部”,任命前旅游部长纳克为部长,专门负责印度传统医药、阿育吠陀、瑜伽、自然疗法等国内和全球推广工作。印度瑜伽部还派员在全球对学员进行测试,并颁发国际认可的瑜伽证书,力推这类证书在全球瑜伽推广和瑜伽产业中占据权威地位。近年来,印度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采取扶持驻在国瑜伽研究、培训、出版、交流等多种措施,助力在全球各地推广瑜伽。2015年6月,在中国-南亚博览会举办期间,印度在华首所瑜伽学院于6月13日在云南民族大学举行揭牌仪式,云南省副省长丁绍祥与印度外交国务部长辛格出席仪式并致辞。2016年7月,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印度帕坦伽利瑜伽学院获得中国政府商务部门投资批文,在中国长沙投资成立分院,并在北京、山东、广东等地开设了六个瑜伽教练的授权培训基地。(47)1997年,马来西亚伊斯兰事务部升格为伊斯兰发展署,(48)长期执掌清真产业事务,近年来发展署力图建立马来西亚在全球清真产业中的权威地位。该署不仅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商贸往来,也非常注重推动与穆斯林占少数比例的国家的清真产业,还高度重视在全球输出遵从伊斯兰教法、由马来西亚握有诠释权、认证权的清真产业标准。(49)
 
中国在外交机制方面也体现出国家对宗教的指导特色,在政府外交层面,国家宗教事务局全面负责宗教事务,其外事司(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承担与宗教事务相关的外交、外事管理和有关审核审批工作,指导地方和宗教团体对外以及对港澳台的宗教交往工作。在民间外交层面,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在促进中外宗教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五大教协会(包括佛、伊、道教协会,基督教两会,天主教一会一团)相应外事部门与外国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进行多种形式交流。在政党外交中,中联部有关部门参与相应工作。此外,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港澳台办公室)、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宗教中外交流也有业务重合。
 
3.各国在外交过程中以多种形式援引宗教因素
 
政教合一的国家在外交过程中高度凸显宗教价值。综览“梵二”会议以来梵蒂冈的外交,其行动体现出的长期外交战略可以概括为以“大公合一”为核心,以宗教的公共性作统合,不断巩固和发展天主教会形成普世道德权威,推动天主教会成为世界、地区、国家和地方各层面公民社会的重要主体,乃至发挥引领作用而延展梵蒂冈巧实力,同时通过强化教宗作为“教会普世牧人”来推进教宗角色的集权化与全球化,并恪守“教宗无谬误论”和采取各类手段控制各地主教任命权,巩固教廷的中心地位。其外交中心议题为国际债务减免、国际人口政策、战争与和平。教廷积极参与外交调停,曾于1978年成功促成智利与阿根廷签署和平友谊协议,避免了两国的冲突。然而,对超级大国发起的海湾战争等之类战争,其外交绩效微弱。在世界长期经受恐怖主义威胁的情况下,教宗多次公开表态“不可将伊斯兰与暴力相提并论”。(50)为保证和保护在一些国家占少数比例的基督宗教信徒的信仰自由,梵蒂冈与一些伊斯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现今与埃及、土耳其、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巴林、也门、阿联酋、马来西亚已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与巴解组织建立“特殊性质的关系”。梵蒂冈重视与以其他宗教为主要宗教信仰国家的联系和交往,至2017年初,梵蒂冈已与包括俄罗斯、毛里塔尼亚、南苏丹、缅甸在内的182个国家或地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沙特的对外战略目标是成为伊斯兰教宗主国和全世界14.4亿穆斯林的精神盟主,借以增强其国家的合法性,由此大力推行泛伊斯兰主义、推广瓦哈比派伊斯兰教,以期最大限度地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整合,在增进全球穆斯林伊斯兰认同的同时,提高他们对沙特在伊斯兰世界领袖地位的认可。同时,在全球层面支持和鼓励伊斯兰宣教事业,宣传和塑造伊斯兰和平形象。但是,自20世纪末以来,沙特的宗教对外战略受到美国中东战略的长期制约。
 
政教分立的国家在外交过程中体现出国家和本国宗教组织之间的合作和支持、国家对他国宗教组织的接触和介入。在外交沟通与调停方面,美国使领馆官员直接介入多国宗教组织促进和平构建,日益注重发挥宗教领袖和宗教组织的居间协调作用,尤其重视借助宗教渠道开展预防性外交。目前,美国采取官方与民间联动形式,以基督教非政府组织为主要渠道,在克什米尔、巴尔干、苏丹、阿富汗、叙利亚等多个冲突多发地区推动和平进程,在越南、老挝等多个国家与当地政府、社会合作,推动进行宗教自由立法、培训地方宗教领袖和地方政府官员,乃至协助当地义务教育教科书的改革,以期最终推动当地民主化进程。(51)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逐步增进对俄罗斯东正教会(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对外交往的扶持力度,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政府积极交涉,协助扩大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域外行动空间和影响力。蒙古在借助宗教因素开展外交时,与达赖集团积极互动以求助力。埃塞俄比亚在发展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时,充分借助海外埃塞俄比亚侨民的科普特教会及相关组织,同时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政策在埃塞俄比亚实施给予外交配合,美国驻该国大使直接对其境内宗教组织冲突进行斡旋;(52)为促进国家发展、引进外资,埃塞俄比亚还借助沙特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所提供的经济资源,沙特在该国大量援建清真寺、学校和福利机构,同时,沙特在埃塞俄比亚的投资不断增长,至2011年达133亿美元。(53)
 
国家指导(管理)宗教的国家在外交过程中高度尊重外交对象国的宗教情况。在发展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间友好关系的过程中,中国着力推动中外佛教交流,外交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协调和高度配合这类交流以促进深化国家外交关系。(54)在外交战略方面,21世纪以来,中国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实现理念的新突破。2005年,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胡锦涛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讲话,提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55)这一主张正视以宗教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文明多样性与差异性,呼吁大家在求同存异中继续发展。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在外交中多次高度肯定文明的多彩、平等和包容,肯定宗教文化的交流互鉴;回顾历史,肯定宗教交流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中的“亲缘”,说明亚洲命运共同体源远流长、亲情醇厚;借助外交遏制极端思想和行动,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越南为拉拢美国并争取柔性对抗中国的杠杆,在宗教议题方面多次谨慎进行外交妥协,进而改善其在美国的国家形象、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4.当前多国外交形态在多层次援引宗教因素
 
政教合一的国家全方位运用现代外交的各种形态推动对宗教因素的援引。在当代梵蒂冈外交中,基于教宗特殊的普世权威,首脑外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若望·保禄二世在位期间出访129个国家,行程逾11亿公里(56),频繁参加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会议,多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还高度重视面对公众,公开演讲规模最大的公众集会人数达400万人,这有力地提高了梵蒂冈在全球的影响力。(57)梵蒂冈重视多边外交,致力于将其基于宗教的道德理念通过多边外交获得国际层面的合法性,通过多边外交达成其生命和家庭议程。目前,教廷在联合国及其多个附属机构、欧盟、欧安组织、美洲国家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等享有观察员或成员国地位。当代教廷高度重视公共外交,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宗教、社会和政治理念达及普通教友及世界各国的普通公民。梵蒂冈通过教内会议、通谕等方式游说各国信徒支持其主张,对各国政府和各类议题相关政府组织形成舆论和政治压力。设立专门机构通过各类对话和互访加深与基督教其他宗派、宗教的联系和对世界宗教的影响。“梵二”会议后,天主教开始与其他宗教乃至各类无神论者深入对话,目前,梵蒂冈已成为世界宗教对话的重要推动者和中心组织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塑造了其促进世界沟通、理解的和平使者形象。
 
在确保美沙同盟稳定的基础上,沙特长期全方面推进宗教与外交的融汇。在传统外交层面,由于自身政治和军事实力有限,沙特重视发挥自身在伊斯兰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通过伊斯兰会议组织和海合会进行联盟外交。在公共外交层面,沙特筹划安排各类面对伊斯兰世界的以宗教为基、救援发展为翼的援助活动,将传教、援助与社区建设一体化,近年来,沙特与伊朗在中亚多国尤其是阿富汗,通过大力宣教以扩大各国在当地的实际影响。另外,沙特还组织和协调宗教朝觐。麦加朝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跨国运动,每年的参加者均达数百万之众。沙特对朝觐活动组织严密且安排妥善,长期斥巨资修缮和维护麦加禁寺和克尔白等。沙特政府历来注重利用朝觐良机、采取多种方式与多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对时政重要议题进行协商,促进非正式多方协商,并在此进程中巩固沙特的领导地位。沙特还进行跨宗教游说并在世界宣传伊斯兰教的美好形象和完善沙特国家形象,与罗马教廷、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这类不持基督教锡安主义思想且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基督宗教组织的世界性网络建立联系并开展游说,努力削减以色列在西方的游说成果。“9·11”事件以来,沙特政府尤其注重在美国及其他非伊斯兰国家进行大规模公关宣传,力证伊斯兰教为“和平、仁慈和宽恕”的宗教,并非恐怖主义源泉,作为伊斯兰精神祖国的沙特在打击恐怖网络方面恪尽职守。此外,基于中东地区教派分歧对地区安全的冲击,沙特以组织和促进教派对话作为缓和途径之一。(58)
 
政教分立的国家在外交形态方面体现了国家政教之间隔而不离与合作竞争。在职业外交层面,具有专业宗教知识和技能的宗教人士不断通过政界旋转门进入职业外交领域,出任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等部门中高级官员者众多。近年来,美国国务院日益注重培训外交官的宗教专业知识,新晋外交官均须接受宗教与国际关系课程培训。在广义首脑外交层面,奥巴马总统经常会见国外宗教界人士或就宗教事务发表谈话,表明对相关事务的立场。例如,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开罗大学发表宣言,希望美国同世界上15亿穆斯林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并呼吁结束周而复始的“怀疑和争议”。(59)特朗普就任以来,已出访沙特、以色列,并与教宗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探讨了通过宗教间对话,以及政治协商促进世界和平的话题,双方都表示保护中东基督教徒的重要性。在整体外交层面,美国国会对国外宗教发展趋势从少有关注至渐趋熟悉,对国际宗教自由周边议题如人权、民主、民族自决问题日益关注,并展开国会外交、推动国会立法直接影响外交政策,尝试借助宗教渠道达成外交目标。在公共外交层面,日益注重对国内外宗教组织、宗教领袖的直接接触和介入,激发宗教组织的积极性,并通过救援和发展目标管理和资金调拨作为重要杠杆。面对西方的人权和宗教自由外交,印度在外交中一般会表明印度拥有丰富多彩的宗教,宪法充分保障宗教自由。自莫迪担任总理以来,印度在外交中高度注重运用以印度教为内涵的瑜伽元素增进其他国家人民对印度和印度文化的亲近感。莫迪在对有佛教传统的周边国家交往时,也高度注重运用佛教元素来增进周边国家对印度的文化认同。
 
国家指导(管理)宗教的国家在外交形态上基于自身宗教情况,注重在尊重世界宗教的同时,避免或化解自身成为他国以信仰为基础外交的攻击目标。针对国际社会就宗教自由,“藏独”、“疆独”和“台独”等问题对中国形成的挑战,中国将不同势力将宗教问题政治化和政治问题宗教化的组合分层、分步骤去政治化和去宗教化。中方努力以宗教和谐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与美方及西方其他国家的宗教自由观相沟通,并尽量从首脑外交层面深入交流,以期达到存异。2011年,胡锦涛访美与奥巴马总统深入讨论了宗教人权问题。中美双方重申,尽管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仍然存在重要分歧,但双方都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60)政府日益注重通过及时对国际性宗教事件做出反应、庆祝宗教节日等表达向世界展现国家对宗教的尊重,以往阶段中国整体外交融入宗教因素时多以器物(如圣物、宗教艺术、宗教体育、宗教养生)的影响见长。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次首脑外交中高度注重援引宗教元素,其频度和力度均超越以往中国首脑外交。他在历次首脑外交中肯定文明的多彩、平等和包容,肯定宗教文化的交流互鉴,进而说明中国是一个维护和平、促进合作、虚心学习的国家;回顾历史,肯定宗教交流谱就“亲缘”(61),亚洲命运共同体源远流长;促进伊斯兰世界的国际组织和国家表明对中国境内外恐怖主义的立场,并与中国合作反恐,进而遏制极端思想和行动,维护中国国家安全。越南在面对西方的公共外交中高度注重宣传越南的宗教自由状况、并长期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学界与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期冀在西方逐步改善其国家形象。
 
总之,在政教合一国家中,唯一弱国强宗教型国家梵蒂冈的人权超主权外交仍面临主权国家的铁壁,在众多议程上外交绩效有限。梵蒂冈以基于宗教立场的道德和正义理念为表述,在实施中坚决捍卫和巩固天主教的利益和教廷的权威,在战略和具体事务上曾与不同国家、宗教或组织产生冲突,其外交主体资格近年颇受挑战。(62)对梵蒂冈展开的宗教对话,东正教和新教的宗教人士中均出现对梵蒂冈高度警惕的呼吁,认为其对话目标是逐步确立天主教在基督宗教中的引领和权威地位,以合一为名进行吞并。因为梵蒂冈的影响力,其首脑外交中的不慎易引发新的争议与冲突。(63)
 
在政教互依国家中,中国家强宗教类型的沙特在外交援引宗教因素时高度注重教统、机制和圣地,对建立和巩固其在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沙特的宗教扩张引起多国的高度警觉,认为直接巨资资助宗教不符合现代国家政教分离原则,“9·11”之后的西方世界对此容忍度急剧下降,以右翼为主体的西方民众长期坚持认为,沙特的宗教教育和传统与伊斯兰激进主义密切相关,一些研究者也认为沙特力推的瓦哈比伊斯兰是国际安全威胁,并获得多方认同。(64)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对其宗教扩张也非议甚多,认为沙特“对他们的政治事务、教派前景、经济发展、文化构造和媒体传统等发挥了解构作用”。(65)
 
在政教分立国家中,美国在21世纪进行了三次调整。在小布什任内,注重通过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参与中亚和中东战后建设,进而达成美式宗教自由和美式民主;在奥巴马任内,美国基于本国宗教的全球影响力更为积极主动地将宗教因素援引进入整体外交,且注重与世界宗教团体进行长期沟通合作,并借此以稳步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特朗普上任以来,对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进行机制性削弱,但同时通过行政命令扩大了美国宗教组织的参政空间、将内阁中重要职位留给保守基督徒(66),其国内外政治效应将逐步显现。21世纪以来,美国模式受其政局发展影响较大(67),同时,美国模式在机制和实践层面均遭到不同层面的批评,对其他国家宗教自由的评判标准、资料来源乃至相关机制设置,以及将宗教自由议题扩散以配合其他战略目标的行为,特别引发一些外国政府和社会团体的严重关切和不满。在救援发展资金调配方面,美国偏重保守基督教组织的行为在国内外均遭到抨击,一些国家的社会团体认为,美国的做法为基督教传教和改教打开大门。奥巴马任期中后期对同性恋平权的全球推进令国外宗教人群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宗教人群充满疑虑。
 
法国在外交中增强对宗教相关问题的了解以增进外交成效,但在理念、机制等方面仍坚持其世俗化特性,受宗教理念和组织影响更少。埃塞俄比亚等弱国家弱宗教类型国家在开展援引宗教因素的外交时,更多体现为在审度本国宗教状况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今世界各国政教形势的适应和追随而灵活维护国家利益。政立分立国家基于自身历史传统及各类宗教发展现状,对外交中援引的宗教因素往往有所选择,对不同宗教难以一视同仁,在扬长之际往往引发国内外争议。
 
在国家指导(管理)宗教的国家中,中国将尊重各国宗教、促进国内外宗教交流与化解国外极端主义对本国宗教、社会和政治产生的负面效应并行,对当前中国内政外交具有较好的辅助作用。以越南为代表的中国家弱宗教类型在21世纪以来根据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不断小幅调整,在不影响国家安全基本面的情况下通过外交妥协和宗教政策的谨慎让步换取其他外部战略资源。
 
各国整体外交援引宗教因素在执行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有三:
 
一是各国在外交中援引宗教因素时如何调适政教关系。当前一些西方国家面临如何切实掌控政教隔离墙的高度限制和控制。目前,各国相关战略表述和各类声明主要说明了当代整体外交援引宗教因素于国家及国际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和正效应,但对如何构建相适应的国际机制进行推动和规范,如何依据各国国家法律、政策控制和管理所涉甚少,这一问题兼具深远国际和国内效应。此外,尽管西方学界一直有学者建议将宗教因素纳入外交主流考量,但在西方国家普遍实现同性婚姻平权的现实基础上,西方左派一直高度警惕一些不宽容同性婚姻的宗教组织动摇现行制度,同时也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动同性婚姻平权,因此,他们成为西方国家在外交中援引宗教因素的重要阻力。
 
二是各国与世界各类宗教组织、信仰人群进行沟通、对话与合作如何成为多方所接受的重叠共识。目前,各国在将宗教因素融入整体外交时一般较为注重利用本国教统。然而,在面对世界各国的宗教差异时,各国在整体外交进程中必须应对不同宗教组织自身在理念、组织和机制方面的差异。在不同宗教乃至同一宗教内部推动认知共识均困难重重。众多宗教信徒认为,全球认知共识的形成可能需要一些宗教以牺牲其核心信念为代价,这是一些宗教教派或组织本身无法承受之重。仅从单一或同系宗教基本理念来讨论宗教在和平构建、冲突解决、救援与发展等方面可做出贡献,这对主权国家的战略操作而言意义有限。由此,具体外交过程中国家在借助国内外各类宗教组织达成外交目标时如何达成平衡,如何考虑到不同的国家、种族、传统和文化背景及其与世界和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交错结合,将各色各样的宗教组织结合进入外交视野,这是在整体外交中援引宗教元素必须具备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三是国家在整体外交援引宗教因素之际,其长期战略、具体政策和深层实践中如何进行长期规划并达成稳步跟进,且在具体实施中避免操作不当。目前,美国、加拿大等国未获立法支持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机制,因执政党更迭而遭裁撤或合并,长期深耕暂时受阻。在具体操作方面,外交无小事,宗教议题也易产生放大效应,个中若有不慎则不仅不能达成外交目标,反而成为外交障碍。多国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在理念、战略、机制和实践多层面均曾在国内外引发各种批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国家间外交关系或对国家形象有所损害。
 
  依据各国的实践和我国的现实情况,我国在整体外交援引宗教因素时或可对以下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一是服从于我国最高安全利益及长期发展战略;二是在全球层面超越具体宗教存在的限制,力促各国形成共同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在地方层面,以宗教与地缘的结合为基础并准确把握未来走向,进而确定具体宗教因素的运用;三是在实施方面,须充分认识到宗教问题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全面深入地衡量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各层次宗教问题与中国国内安全及海外利益之间的互动及短、中、长期效应,从而在援引宗教因素开展外交时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持续性,尽量避免受到突发事件或短期因素的过度冲击。当前,全球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学界有必要对当代整体外交援引宗教因素的成效、局限和趋势进行深入研究。
 
原文出处:《国际政治研究》(京)2017年第20175期 第10-39页
 
 
  ①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第1—17页。
  ②对此详尽论述,可参见张践:《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③中国关于世界政教关系类型的代表性讨论,可参见卓新平:《论“政教关系”: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当代中国》,王志远主编:《宗风》(己丑·春之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6页;张践:《论政教关系的层次和类型》,《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132—144页;金宜久:《政治家治国,还是教士治国:伊斯兰国家的政教关系》,《世界知识》2001年第24期,第21—23页;张践:《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史》。
  ④[苏]В.П.波将金等:《外交史·第一卷》(上),史源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16页。
  ⑤张荣明:《殷周政治与宗教》,台北: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李向平:《王权与神权:周代政治与宗教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⑥赵学东、杨富学:《佛教与甘州回鹘之外交》,《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第38-43页。
  ⑦[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56页。
  ⑧2014年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发布的“全球宗教信仰和无神论指数”通过抽样调查显示世界人口的63%为信教者。这是目前较受认可的信教人口统计,参见盖洛普网站资讯:http://www.wingia.com/en/news/win_gallup_international_ae_religiosity_and_atheism_index_ao_reveals_atheists_are_a_small_minority_in_the_early_years_of_21st_century/14/,2017-11-01。另根据《国际传教公报》数据,2009年,全球已有宗教约1.1万种,信教人口59亿(同期世界人口为约68亿),David B.Barrett,et al.,"Christian World Communions:Five Overviews of Global Christianity,AD 1800-2025,"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Vol.33,No.1,2009,p.32;根据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年“世界主要宗教群体规模和分布报告”,“在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58亿成年人和儿童信仰某一宗教,占2010年世界69亿总人口的84%,”参见http://www.pewforum.org/2012/12/18/global-religious-landscape-exec/,2017-11-01。
  ⑨关于宗教人口大迁移改变世界宗教布局,可参见徐以骅:《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挑战、影响路径与地缘宗教》,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七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438—439页。
  ⑩Tracey A.Sowerby,"Richard Pate,the Royal Supremacy,and Reformation Diplomacy,"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54,No.2,2011,pp.265-285.
  (11)Alfred T.Mahan,"Effects of Asiatic Conditions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171,No.528,November 1900,pp.609-626.
  (12)Murielle Cozette,"What Lies ahead:Classical Realism on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0,No.4,2008,pp.667-679.
  (13)基督教普世主义更具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在人性恶基础上相信人的进步性,提倡通过多边机制完善国际秩序。基督教现实主义更具保守主义倾向,强调人的罪性,认为冲突和权力是社会的必然产物,致力于在权力与道义、秩序与正义之间寻求平衡;认为依靠道德价值或科学均不现实,需立足人类的尊严和利己本性,反对乌托邦主义;民主是可容纳各种利益内在冲突的最好体系。可参见Reinhold Niebuhr,"The Cultural Crisis of Our Age," Pastoral Psychology,Vol.15,No.9,1950,pp.13-20。
  (14)Rein Müllerson,Human Rights Diplomacy,London:Routledge,1997,pp.102-117.
  (15)Madeleine Albrights and Bill Woodward,The Mighty and Almighty:Reflection on America,God and World Affairs,New York:Harper Perennial,2006.
  (16)[美]路易丝·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李永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17)Douglas Johnston,"Faith-Based Diplomacy and Preventive Engagement," in Douglas Johnston,ed.,Faith-Based Diplomacy:Trumping Realpolitik,New York:Oxford,2003,pp.11-32.
  (18)Christopher Hitchens,God Is Not Great: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New York:Twelve Books,2007; Richard Dawkins,The God Delusion,New York:Houghton Mifflin,2006.
  (19)Paul Sharp,Diploma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243-265.
  (20)Madawi Al-Rasheed,ed.,Kingdom without Borders:Saudi Political,Religious and Media Frontie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
  (21)Bijan Bidabad,"Diplomacy Principles:An Islamic Sufi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Management,Vol.54,No.4,2012,pp.253-273.
  (22)Thomas F.Farr and Dennis R.Hoover,The Future of U.S.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Policy:Recommendations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Report of Berkley Center for Religion,Peace and World Affairs,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Center on Faith & International Affairs,Institute for Global Engagement,2009;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Religion and the Making of U.S.Foreign Policy,Engaging Religious Communities Abroad:A New Imperative for U.S.Foreign Policy,Chicago: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10.
  (23)Thomas F.Farr,"Diplomacy in an Age of Faith",Foreign Affairs,Vol.87,No.2,2008,pp.110-124; Thomas F.Farr,World of Faith and Freedom:Why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Liberty Is Vital to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2008.
  (24)Douglas Johnston,"Faith-Based Diplomacy and Preventive Engagement," in Douglas Johnston,ed.,Faith-Based Diplomacy:Trumping Realpolitik,New York:Oxford,2003,pp.11-32; Douglas M.Johnston,Jr.,Religion,Terror,and Error: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Challenge of Spiritual Engagement,Santa Barbara:ABC-CLEO,2011.
  (25)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Religion and the Making of U.S.Foreign Policy,Engaging Religious Communities Abroad:A New Imperative for U.S.Foreign Policy,Chicago: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10.
  (26)Captain Paul McLaughlin,The Chaplain's Evolving Role in Peace and Humanitarian Relief Operations(report),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2002.
  (27)对此的权威论述,可参见Arthur S.Link,Wilson:the New Freedom,Vol.2,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
  (28)William Charles Inboden Ⅲ,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45-1960:The Soul of Contain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29)Iver Neumann,"Euro-centrism in Diplomacy:Challenging but Manage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8,No.2,2012,pp.299-321; Timothy A.Byrnes and Peter J.Katzenstein,eds.,Religion in an Expanding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30)Robert I.Rotburg,"Failed States,Collapsed States,Weak States:Cause and Indicators," Report of Project on Leadership and Building State Capacity,Washington,D.C.:Wilson Center,2003.PDF.文件可参见http://wilsoncenter.net/sites/default/files/Failed%20States,%20Collapsed%20States,%20Weak%20States-%20Causes%20and%20Indicators.pdf,2017-05-09。
  (31)Susan E.Rice and Steward Patrick,Index of Weak Stat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08.
  (32)当前,美国尽管仍为世界第一新教传教大国,但由于其政治和社会高度世俗化、同性恋等议题严重削弱,以及美国教会实力、美国保守和自由教会之间裂隙加深等多重原因,近10年来,美国新教会的全球影响力呈现下降趋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天主教会对梵蒂冈和全球天主教会的影响呈上升趋势。
  (33)"Address of His Holiness John Paul II,"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New York),October 5,1995,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_paul_ii/speeches/1995/october/documents/hf_jp-ii_spe_05101995_address-to-uno_en.html,2017-10-30.
  (3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民主和平论”一脉相承的“宗教自由和平论”在美国逐步成型。该理论认为,享有宗教自由的国家更为民主、更繁荣、更安全。宗教自由符合每一个政府的长期利益;享有宗教自由的国家极少对周边国家构成安全威胁,拥有宗教自由的国家间不会爆发战争。由此应将推进宗教自由置于美国外交的中心,这不仅对海外的自由和稳定意义重大,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同样至为关键。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有时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存在距离,而宗教和良心的自由是关乎世界每一个人的根本自由,能引起世界各国公民的高度共鸣。宗教自由的实现必然导致民主的实现和稳定。因此,宗教自由是通向自由和平世界的必由之路。关于“宗教自由和平论”的溯源和现实发展,可参见涂怡超:《宗教自由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一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7—12页。
  (35)具体可参见2002、2006、2010、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网址;www.whitehouse.gov/sites/.../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36)如在美国支持世界艾滋病防治计划中,自布什时期即把ABC原则(即禁欲、有信仰、仅在必要时用安全套)作为防治的重要基础,这一原则受保守基督教防艾观影响颇深。
  (37)Robert Marquand,"Secular France Gives Religion a Seat at the Political Tabl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September 9,2009.
  (38)Haggai Erlich,Saudi Arabia and Ethiopia:Islam,Christianity,and Politics Entwined,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6.
  (39)《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新华网,2017年1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2017-10-30。
  (40)Thomas J.Reese,Inside the Vatican:The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41)《沙特等国正成为全球伊斯兰金融中心》,中国商务部官网,2013年11月18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311/20131100394500.shtml,2017-02-10。
  (42)John Kerry,"We Ignore the Global Impact of Religion at Our Peril," American Magazine,September 2015,https://www.americamagazine.org/issue/religion-and-diplomacy,2017-10-30.
  (43)如2011年9月,美国国务院与美国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签订合同推动沙特公共教育课程改革,此后六年一直在跟进。参见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国别项目网页,http://icrd.org/saudi-arabia。
  (44)Shaun Casey,"How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Sidelined Religion's Role in Diplomacy," Religion and Politics,Sept.5,2017,http://religionandpolitics.org/2017/09/05/how-the-state-department-has-sidelined-religions-role-in-diplomacy/?utm_source=Pew+Research+Center&utm_campaign=6aflf79016-EMAIL_CAMPAIGN_2017_09_06&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3e953b9b70-6af1f79016-399498133,2017-10-04.
  (45)CBC News,"4 Questions about Canada's New Office of Religious Freedom," Feb.19,2013,http://www.cbc.ca/news/politics/story/2013/02/19/f-religious-freedom-office.html,2017-10-30.
  (46)关闭办公室的举措受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及美加一些宗教领袖的批评。时任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的卡特琳娜·兰托斯·斯威特(Katrina Lantos Swett,美国唯一大屠杀幸存者议员兰托斯之女)认为“此时这向世界其他地方传递了不幸的消息”。Leonardo Blair,"Canada Shuts Down Religious Freedom Office; USCIRF Says It's 'Unfortunate' Message to Send World," Christian Post,April 6 2016,http://www.christianpost.com/news/canada-shuts-down-religious-freedom-office-uscirf-says-its-unfortunate-message-to-send-world-161131/#tybEAKiwrwb03xhz.99,2017-05-04。
  (47)《印度帕坦伽利瑜伽学院落户长沙》,新浪网,2016年7月29日,http://hunan.sina.com.cn/news/2016-07-29/detail-ifxunyya2692859.shtml,2017-09-08。
  (48)该署官方简介可参见http://m.e-muamalat.gov.my/en/about-jakim,2017-02-09。
  (49)中国百度百科亦有如何申请这一认证的详细介绍,参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1-Fm9nXDmx0ys0J7-L7X4YDbR8w70oYg_TO7axcaTP2-FIbQdnSwJF1Z1QXBENSa9YDhqslb4oeGH7A3dG1FmK,2017-02-09。
  (50)《不可将伊斯兰与暴力相提并论》,梵蒂冈广播电台官网,2016年8月1日,http://zh.radiovaticana.va/news/2016/08/01/教宗机上记者会:不可将伊斯兰与暴力相提并论/1248634,2017-09-08。
  (51)Press release,"IGE's Relational Diplomacy Results in Historic Accord," April 5,2010,http://www.globalengage.org/pressroom/releases/1149-iges-relational-diplomacy-results-in-historic-accord.html,2017-10-30.
  (52)U.S.Department of States,"2010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71614.pdf,2017-09-08.
  (53)《沙特在埃塞俄比亚投资额达133亿美元》,中国商务部官网(信息来源为吉达经商室),2011年9月27日,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xwdt/gw/201109/1257128_1.html,2017-09-08。
  (54)例如,泰国是传统上座部佛教国家,同时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长期盟友,中国在推进与泰国的交流中非常注重佛教交流。1991年6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泰国,在会见泰国国王时,中方赠礼为全套大藏经。1993年6月,泰国僧王访华时,中方按副总理级规格接待,江泽民主席亲自接见。启明:《中泰两国佛教界的旷古盛事:佛指舍利赴泰国巡礼侧记》,《法音》1995年第3期,第4—6页。
  (55)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网(信息来源新华网联合国2005年9月15日电),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39/15728/1391113.html,2017-10-11。
  (56)P.G.Maxwell-Stuart,Chronicle of the Popes:Trying to Come Full Circle,London:Thames & Hudson,2006,p.234.
  (57)New York Times News Service,"Millions Flock to Papal Mass in Manila Gathering Is Called the Largest the Pope Has Seen at a Service," Baltimore Sun,Jan.16,1995.
  (58)AFP News,"Saudi-sponsored Inter-faith Conference Opens in Madrid,The Daily Star,July 17,2008,http://www.dailystar.com.lb/News/Middle-East/Jul/17/Saudi-sponsored-inter-faith-conference-opens-in-Madrid.ashx#axzz2YEGevGvm,2017-09-08.
  (59)President Barack Obama,"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a New Beginning," Cairo University,Cairo,Egypt,June 4,2009,transcript: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by-the-president-at-cairo-university-6-04-09/,2017-09-08.
  (60)《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今年举行中美人权对话》,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1-20/2799186.shtml,2017年10月11日。
  (61)意指通过长期中外宗教交流而形成的宗教、教派、人民之间的悠久深厚的友好关系,在记述宗教、人文交流中经常使用。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1995年5月22日在首届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上的开幕致辞中指出,“我们中韩日三国人民、三国佛教徒之间有着悠久、深厚的亲缘关系”。参见赵朴初:《中国韩国日本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开幕词(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法音》1995年第6期,第6页。
  (62)Kurt Martens,"The Position of the Holy See and Vatican St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Detroit Mercy Law Review,Vol.83,No.1,2006,pp.729-760.
  (63)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不同场合的两次发言曾先后引发伊斯兰国家、犹太人、新教徒的强烈不满。参见Drew Christiansen,"Benedict XVI:Peacemaker," America,Vol.197,No.2,2007,pp.10-15。现任教宗方济各在劝谕和出访中对“婚姻、道德生活与圣体圣事”一些具体问题的表态“自由”,令各国偏向保守的众多天主徒心生顾忌,2017年8月11日,62位天主教学者和神职人员签署公开信要求教宗修正自己的说法。
  (64)Salwa Ismail,"Producing 'Reformed Islam':A Saudi Contribution to the US Project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Madawi Al-Rasheed,ed.,Kingdom without Borders:Saudi Political,Religious and Media Frontie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p.117.
  (65)Madawi Al-Rasheed,"Introduction:An Assessment of Saudi Political,Religious,and Media Expansion," in Madawi Al-Rasheed,ed.,Kingdom without Borders:Saudi Political,Religious and Media Frontiers,p.8.
  (66)2017年5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同意宗教机构公开讨论政治。同时,行政命令还同意非政府组织给雇员提供的医保中不需要涵盖堕胎药项目。
  (67)特朗普政府正在扼制本国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机制的发展。尽管特朗普政府在对国务院进行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削弱了与宗教相关机制,却推进保守基督徒在国务院的影响力。特朗普提名、尚待国会批准的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和新任驻梵蒂冈大使卡莉斯塔·金里奇(Callista Gingrich)均为无外交经验、但有丰富政治经验和人脉的知名基督宗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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