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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经济振兴的地方实践与经验启示——以临夏县C村为例
发布时间: 2021/7/30日    【字体:
作者:王希隆
关键词:  民族乡村;内生发展;商贸产业;乡村振兴  
 
 
摘要
 
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问题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推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活富裕是根本,内生发展是关键。本文遵循经验研究路径,以甘肃省临夏县C村为个案,运用文献查阅和田野调查方法,将该村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着重对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经济发展的内容和特点进行概括,集中呈现了回族乡村内生式发展的历程。通过几十年的持续发展,该村在空间改造、产业发展和生活富裕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研究发现,C村经济振兴的深层原因有二,一是生计选择遵循了本土文化传统;二是乡村发展聚合了跨越空间的内外资源。此发展模式以典型性与代表性丰富了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可以为“中国民族地区发展经验”提供借鉴,但借鉴时应坚持因时、因地制宜。
 
 
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解决的是乡村经济振兴问题,其中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活富裕是根本,内生发展是关键。一个乡村优势产业的选择,必须以当地的资源、科技、劳动力、制度、资本、文化等要素及结构为前提,各个主体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本地的资源要素优势,激发内生动能,这样才能在当地形成持久的经济发展动力。区域内生发展理论和模式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初,其核心内涵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重视人、环境、文化、生态协调的多元化发展,强调以人为本,自力更生,寻求区域可持续发展。黄高智、霍华德·威亚尔达(Howard J. Wiarda)、弗郎索瓦·佩鲁(Fransosis Perrous)、塞尔吉奥(Sergio)、靳薇、王志刚、吴本健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内生式发展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从内生发展视角研究区域发展,陆学艺认为,在“内发的村庄”里,地方和中央政府在农村基层组织外生权力和村落内生权力得到有机结合,内生发展模式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理想状态;周大鸣等人认为内生发展理论是一种参与式发展理论,将发展看作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赋权”过程;张环宙等人探讨了内生式发展模式在乡村旅游中的应用。基于此,本文尝试构建“化外为内、以外补内”的内生发展模式,研究少数民族乡村是如何发掘自身的文化特性,依托外部市场,在不断思变中走上适合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
 
临夏位于甘肃省西南部,是我国回族的主要聚居区,地处青藏高原牧区与中原农业区的过渡地带,是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交会点上的重镇,元明以来一直是中原与青藏高原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毗邻甘南、青海的地理优势和善经商的文化资本使得回族与青藏高原地区关系紧密,回族一直是其间商贸物流的重要承担者,这为该地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路。C村是临夏县一个人多地少的回族行政村,南部与213国道相邻,距离回藏民族交界的土门关仅8公里。全村共有601户家庭,3180人。全村共有耕地1584.1亩,人均耕地面积不到0.5亩,且全部为山坡旱地,水资源十分缺乏,自然灾害较为严重,属于典型的“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该村人形成了依托甘南、西藏等地市场发展商贸的生计模式。尤其是改革开放后,C村迅速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输送到西藏的拉萨、山南、八一等地务工经商,成为临夏县第一个走上西藏发展商贸的村子,而后随着环境的变化,发展模式也相应地调整。调研中得知,该地商贸产业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效果显著,总体上实现了乡村的全面振兴。C村在多年的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由市场机制、地理优势和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的区域发展道路。因此,挖掘该村乡村振兴的地方性经验,对于新时代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将C村以商贸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运用文献查阅和田野调查方法,着重对改革开放以来该地的经济发展进行阶段性梳理。
 
(一)改革开放之前的回藏贸易和经济缓慢发展
 
临夏州商业活动自明代开始延续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主要以回藏贸易为主。明代洪武年间,在河州设立茶马司,“以茶易马……以有易无,彼此两便”。当时茶马贸易相当盛行,“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豕之畜”。茶马司建立后,河州回族以本地经济地理条件为基础,以经营农牧产品为主,与东西毗邻的汉、藏两大民族开展贸易。到了清代,河州回族商业活动进一步发展。“河州回民一向善贾,不少回商因经商而家累万金。他们组成专赴草地(泛指藏族聚居的牧区)的商团,往返路途常达千余里,并以赊销粮食布匹等方式,向所经游牧番部交易马、牛及畜产品。”销往青藏地区的商品一般是茶、糖、粮食、布匹、瓷器、铜壶等日用品和宗教用品,换回的是当地出产的砂金、皮革、鹿茸、药材等。清末民初,以皮毛生意为主,通常用牧区所需的物品换取皮毛,临夏州成为当时西北较大的皮毛集散地之一。在与藏族的长期交往中,回族人学会了藏语,逐渐适应了藏族的生活环境与风俗习惯,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长期跋山涉水,奔波于临夏州与青藏高原之间。
 
解放初期,国家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一度鼓励民族间开展广泛的贸易,C村村民继续到附近的甘南地区从事“二传手”买卖。但是后来计划经济政策的实行严格限制了个体经济的发展,这种贸易形式一度中断,C村与全国一道走上了互助合作式的集体农业道路。互助合作式生产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但耕地资源缺乏的硬约束没有改变,C村村民的温饱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迫于生计,C村村民不得不暗中继续进行牛羊、皮毛贩卖等“二传手”买卖。有村民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那个时候去甘南做买卖,白天税务部门设卡拦截,抓住的话全部没收掉哩,所以一般都晚上走着呢。用面粉换取牛羊皮毛,用架子车拉四五十张羊皮回来,有时赶上五六只羊,这样一趟来回最多挣20多元。藏民们经常给我们吃的,那时候真正救了我们的命。”这一时期,C村人在国家管制经济的背景下继续了传统生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困难境况,但“贸易”商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受到了限制,所得收入只够补贴家用,对于乡村经济发展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改革开放与经济搞活(1980—2005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确立了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和多条流通渠道的经济体制。20世纪80年代初,临夏州依托西部皮毛资源丰富的青藏高原和东部广大的皮毛加工基地,把开放政策和回民善经营的优势组合起来,让这两种优势在组合碰撞中释放出经济能量,以振兴民族经济。1983年,临夏州先后制定出台了“六个允许”“八个支持”等经济政策,为搞活经济松绑。临夏州回族人也巧妙地组合资源与市场优势,延续了以贩卖木材和皮毛为主的传统生计模式。
 
1.资本积累
 
1987年,临夏州提出了“强化基础,开放劳资,以商促工,以工兴农”的经济发展思路,鼓励、支持发展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C村人不断开拓市场,到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山南和四川的阿坝等地经商、搞劳务的人逐年增多。C村村民是临夏县最早踏上西藏从事各种贸易活动的人群。
 
西藏地处我国边疆地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城镇化率和商品化率均比较低。广大牧区工具简陋,有用牛毛或牛皮制成的绳子、口袋以及木质的奶桶、驮鞍等,铁质工具较少。皮革用手鞣制,羊毛不用剪,以刀割取,牛毛用手或木棍卷缠拔取。可见,当地的牧业社会生活以自制工具为主,生活物资比较缺乏。C村人抓住西藏广大牧区生活物资空缺的市场机遇,牧民需要什么就倒卖什么,脚步遍及西藏各个角落。该村人正是通过贩卖衣袜鞋帽、锅碗瓢盆等日用品而掘取了“第一桶金”。有村民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我1983年开始跑拉萨,卖的是线衣线裤。后面就开始贩卖锅碗瓢盆、筷子、电壶等日用品,当时在这个上赚了钱。一个杯子成本价是五毛钱,我们卖五块;一个电壶成本价两块钱,我们卖二十块钱。藏民们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一般不管价格。”90年代初,C村人开始搞边贸活动,该村THM、TMC是最早走向国家对外开放的二级口岸——樟木口岸贩卖日用百货的回族人。在他们的带领下,该村人在樟木口岸设点经营百货,一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垄断了樟木口岸的日用品销售。村民THM老人回忆:“当时通往樟木口岸的路十分难走,历经艰辛,每次去带不了多少东西。由于物资十分缺乏,日用品销售起来非常快,后来就在那里设了固定的摊点和商铺。曾有一段时间,樟木口岸的日用品都是我们村人供应的。”可见,西藏牧区对生活物资的巨大需求和艰苦的运输条件,使得不怕吃苦的C村人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了大量资本。
 
2.开办工厂
 
随着在日用品行业经济资本的积累,临夏州回族人在拉萨、那曲、山南等城镇和乡村设了固定的摊点和商铺,涉及的行业不断增多,从传统行业不断向虫草贩卖、运输业、粮油加工、餐饮业转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家庭商贸产业。据统计,2000年左右,临夏县马集镇有4000多人从事长短途贩运、餐饮服务、农产品加工等行业,劳务输出收入达945万元,占全乡经济总收入的70%以上,一度出现了“迈开双脚进西藏,人人争着奔小康”的繁荣局面。有些商贩已不甘心当东部与西部之间原料与工业品的“二传手”,他们开始自己建工厂。在访谈中村民TGQ说:“西藏牧区大,粮食种植较少,在西藏做买卖赚了些钱以后我当时就有个想法,干脆自己磨面。于是就开了个面粉厂,老大专门收购粮食,老二负责磨面,老三负责销售,就这样,面粉厂慢慢做大了。我们一直坚持诚信经营,粮食是通过汽车、火车从河西走廊一带运至拉萨的,年年用新粮食加工面粉,所以面粉质量好,藏族人认准了我们的产品。我们从不会短斤缺两,顾客越来越多,销路越来越广,产品深得藏族人的喜欢,在当时西藏市场上很有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政策的放开和西藏等地物资短缺的现实,促使个体私营经济得到大发展,“宁可存货,也不存钱”,充分体现了回族人善经商的本土特点。C村人通过贩卖日用品迅速积累资本拓展行业规模,不仅群众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还与藏族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全乡80%的群众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瓦房,个人固定资产过百万的有二十多户,十万元以上的有二百多户。由于受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各种因素的影响,虽然部分家户取得了较好较快的发展,但C村所在的马集镇与同期甘肃省和全国平均值仍存在较大差距(见图1)。
 
(三)经济转型与持续发展(2006—2015年)
 
一个族群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会固定不变,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迁。21世纪初,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和西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全国各地商人不断涌入西藏市场,私营经济所能够进入的行业也越来越多,行业开始整合,分工越来越细,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C村人靠补充物资获取利润的传统经营方式受到严重挤压,少部分商贸业从最初的分散流动、小规模、小作坊式的经营向规模化、专业化的经营发展,而大部分小商人则将眼光转向全国,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1.餐饮业的发展
 
一碗普通的牛肉面在特定时期成为西北回族的“生计转型面”和“脱贫致富面”。西北回族经营牛肉面已有较长的历史,积累了技术和管理经验。凭借内地城市巨大的市场需求,到各地开拓餐饮市场成为该村人的共识。据统计,C村目前有餐饮行业从业者160户左右,其中108户经营自己的牛肉面馆(94户在内地),52户在饭馆内务工(均在内地),主要在广东、福建、江苏、山东、内蒙古、甘肃的兰州和临夏等地,尤以福建、江苏、山东最多。牛肉面馆主要开在城乡接合部和学校、工厂等附近,学生和务工人员为主要消费者,经济效益较好。牛肉面属于低档快餐,具有投资少、盈利快、技术难度不高等特点,开牛肉面馆的资金通常来自家庭积累或打工存储,或亲朋好友帮忙筹资。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小面馆都是夫妻共营,很少雇人,一两年即可收回成本,发展比较稳定。
 
2.集镇开发
 
马集镇位于兰州至夏河拉卜楞寺、四川九寨沟等黄金旅游大通道上,交通便利,地理区位优势明显。该镇将劳务、商贸作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主导产业,依托西发综合贸易市场、河山农贸市场、服装加工市场、畜产品交易市场、布匹交易市场五个专业市场,引导群众从事商业贸易。如西发综合贸易市场就带动当地贫困人口100人就业。截至2008年,马集镇共有个体户800多户,商业铺面600间,商贸流通日趋活跃。农历三、六、九日为集日,集日人流量达1.1万人次左右,日交易额多在60万元以上,集镇年贸易额达6400多万元。依托不断开发的集镇贸易,C村人将在西藏积累的资本投入集市贸易中,稳固了家庭产业的发展。事实表明,在迅速、激烈的社会变迁进程中,C村始终能够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内生动能以促进经济发展,这显示了足够的群体自信。
 
(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与稳定发展(2016年至今)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及“八个着力”精神,临夏州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针对C村土地贫瘠、交通优势显著、经商传统悠久的特点,在结合商贸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基层政府重点在三个方面当好“领路人”的角色:一是引导扶持贫困群众外出经商、搞餐饮;依托职业学校和烹饪中心,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二是按照组建种养合作社、发展联户经营、贩养结合的思路,鼓励发展中药材种植、特色林果种植、畜牧饲养等产业,逐步扩大规模,扩大增收空间。三是增强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推荐重点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产业带动扶持对象,制订“一企一策”和“一社一策”发展计划,积极探索兴办经济实体模式、入股模式、信用模式等切实可行的增收渠道,带动贫困户稳定增收。以C村为例,2017年人均收入达到6778元,其中大部分收入来自外出务工经商。笔者与村民BYZ聊起往事,她说:“以前我们这里的人在甘南、西藏等地做生意赚了钱,感觉去了就赚钱。后来好多人在西藏的生意不好做了,就都回来了,有些人去南方开馆子了。我家儿子也跟着出去开了几年饭馆,收入也不错。这几年政府有无息创业贷款,把饭馆装修了一下,顾客也越来越多了。”
 
她家2017年的饭馆收入十多万元,在村里是中等收入。该村人常说:“这几年做餐饮生意,关键是政府扶持得好。”2019年年底,C村实现了整村脱贫。临夏州在总体思路上始终坚持脱贫攻坚不放松,不断巩固脱贫成果。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商贸产业起步较早的C村在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率先走上了经济振兴的道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C村的发展实践表明,“离乡又离土”的产业发展模式虽然脱嵌于乡村生活,但实际的目的是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服务,村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倪志伟(Victor Nee)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社会”的兴起,农民明显从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增长的机会,C村的发展正印证了这一点。
 
(一)“脱贫下山”
 
“脱贫下山”形象地归纳了C村经济发展最直观的成效,尤以“离开山头搬新家、拆掉老屋建新屋”为主要表现。就几十年的居住格局来看,20世纪60年代,C村90%以上的家庭都居住在山上,因地质灾害原因,有三四户人家从山上搬迁到大夏河边。后来由于213国道从大夏河边穿过,交通环境得到改善,加上政府部门的支持,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陆续从山上搬到公路两旁,逐渐在国道旁边形成了一个154户人家的自然村,名为“新三社”。原居住在山顶的八社因生活条件艰难,在十多年前逐渐搬迁到韩集镇,盖起了二层小楼。现今C村形成了山上、公路边、城市居住的主要格局。
 
就家庭住房情况来看,由土木结构到砖混结构再到钢混结构,由宅院到楼房再到别墅,五年一更新,十年一换代。以2018年统计结果为准(见图2),在578户家庭中,181户家庭建了别墅和二层楼房,占比31%;323户家庭建了砖木砖混结构的平房,占比56%;64户家庭在县城有自建房或买了商品房,占比11%。只有极少数家庭没有翻修房屋,而这部分多为家中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和五保户家庭。
 
(二)产业兴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通过几十年的发展,C村形成了以商贸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至2018年年底,C村主要由商贸产业户、务工户和务农户构成。商贸产业户有290户,占比50.2%;务工户有207户,占比35.8%;务农户有81户,以种植或养殖为主,占比14%。
 
在调研中将家庭年收入分为四个档次(见图3),其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中等家庭最多,两头相对较少,尤其是年收入超过100万元者仅有3户。如今谈起衣食无忧的生活,村民们大多比较满足。在国家、社会和农民的多方努力下,C村实现了经济振兴。
 
(一)结论
 
纵观回族乡村的发展历程,就其在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实现经济振兴,从乡村内生式发展角度归纳深层原因有二:一是生计方式的选择遵循文化传统逻辑。无论发展以何种形态呈现,文化传统都在社会大步迈进的背后发生着作用,它既包括本土认知、地方性知识、核心价值观等抽象元素,也包括传统生计、乡村发展空间等具象条件,这些都是乡村在无法维持生存的原生环境中得以发展的基础。二是乡村经济聚合了乡村跨越空间的资源,将内部文化资本与外部市场相结合而形成“化外为内、以外补内”的发展模式,保证了乡村发展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从乡村经济发展的纵向来看,通过发展商贸实现资本积累,以此不断扩大产业规模加强乡村建设;横向来看,外出务工经商者给农村剩余劳力留下土地,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业发展,实现以商促农。C村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为“民族地区发展经验”提供借鉴,却并非普适模式,它的活力源于本土文化,借鉴时应强调因时、因地制宜,不能笼统照搬。
 
(二)启示
 
C村的经济发展实践是中国广大乡村在面对内外环境因素制约和变化时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建构形态,对于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因地因时制宜是乡村发展的前提。乡村建设与发展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更需要立足于乡村发展的原生环境,要有效把握发展时机。C村正是基于对自身条件的理性认知,化劣势为优势,实现内生发展,并根据环境变迁作出调整。整体发展思路基本遵循了“外出务工经商—回乡创业—振兴乡村”的发展路子,实现了以商贸发展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二,良好的民族关系以及族际互惠交往是乡村发展的关键。乡村发展的主体是人,有人就有关系在。乡村建设与发展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和谐的民族关系是乡村发展的关键,而经济关系是民族关系的基础和主体。C村回族与藏族在经济交往中形成了互补共生的利益共同体,同时在无形中也加强了文化和情感上的交流交融,这种关系维持着经济关系的正常运转,回藏民族之间呈现出一派团结与和谐的面貌,为乡村的整体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第三,自力更生与艰苦创业是乡村持续发展的保障。乡村振兴是以人为主体的发展,要更好地发挥村民自身的力量,激发村民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让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乡村的建设与发展中,鼓励村民在政府的支持下自力更生和艰苦创业,这样才能促使乡村振兴计划不断落地生根,也才能保障乡村的持续发展,实现乡村发展的美好蓝图。C村的生计图景是村民们自觉选择和长期奋斗的结果,富含积极探索与主动实践的创造精神。
 
西北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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