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领域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基督教（新教）的兴起。根据1982年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截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基督徒人数为有70万。在新中国成立后，历经30多年的发展，至改革开放初期（即19号文件时期），基督教信众的规模也不过300多万。之后的四十年见证了基督教在我国的勃兴。根据1997年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即第一份“宗教白皮书”），基督徒人数已达1000万。如今，改革开放已进入第40个年头，根据2018年发布的第二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基督教在我国已有3800多万信徒。从300万到3800万，基督教作为我国五大宗教中最后传入的宗教，以年均增长率6.5%的速度一跃成为仅次于佛教的第二大宗教，基督徒在我国已经形成“全国存在、局部聚居”的格局。因此，如何理解基督教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兴起，成为了中国宗教社会学以及整个宗教研究界最受重视的学术议题之一。
围绕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兴起这一主题，本文将对相关的学术研究进行梳理和辨析，大致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介绍学界对中国基督徒规模的讨论并给出我们的估算；然后介绍宗教生态论，这一理论试图回答基督教为什么会在当代中国兴起；最后讨论基督教中国化，这一主题关心的是“怎么办”的问题。“中国化”首先源于学术界对基督教的讨论，目前已经成为政策选择。
一、中国基督教规模的“数字之争”
当代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人言人殊，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国基督教研究领域存在“数字之争”。我国政府已经通过“宗教白皮书”等方式公布中国基督教的规模，但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官方数字”低估了基督徒在中国的人数。例如，2014年修远基金会的报告认为，我国“基督教信徒和认同基督教的人数应在1亿到1.5亿之间”。此外，提出“耶稣的羔羊正在驯服中国的龙”的艾克曼（David Aikman）认为，中国至少有8000万基督徒，并且在未来30年以内，中国会有三分之一的人皈依基督教。2010年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跨国基督教组织——亚洲丰收会（Asia Harvest）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有8350万基督徒。2011年，美国皮尤数据中心发布了备受瞩目的全球基督教报告，认为中国基督徒的人数约为5800万。
（一）“数字之争”背后的政治与信仰
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海外机构对中国基督徒人数的估计存在巨大的差异，黄剑波和翟杰霞形象地称之为“数字之争”。导致这一巨大分歧的因素大致有三个：统计范围存在差异，各方的现实考量有所不同，以及统计过程的不透明。
首先是统计范围不尽相同，海外机构认为中国政府的报告没有包含三自教会以外的基督徒，他们推测中国的地下基督徒远多于正式注册的基督徒，因而他们得出的数字自然会高于中国政府的估计。
其次是各方的现实考量有所不同。有人认为，从宗教管理部门来讲，他们不希望这个数字太大，因为基督教发展太快就意味着他们工作不力，所以各地宗教局倾向于少报基督徒的人数。而海外机构，尤其是宣教机构，则倾向于高估中国基督徒的规模。一方面，“这些宣教机构出于筹款等实际原因的考虑，可能存在夸大自己服务和接触到的基督徒数量，从而作为自己工作成效的一种证明，或者作为自己合法性的一种注脚”。另一方面，他们从信仰上希望“中华归主”，因而从内心就乐意接受对基督徒规模的夸张估计。早在1983年就有两位旅居美国的家庭教会成员估计当时中国有一亿基督徒。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种高估在中国国内得到了一些响应，比如上文提到的“修远基金会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宗教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后，已经完全取代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形式，成为我国农村主导性的宗教并且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这一过程还在加速进行”，该报告估计，“基督教信徒和认同基督教的人数应在1亿到1.5亿之间”。在报告的作者看来，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扩张性：由于“新中国在农村的改造运动对传统信仰的毁灭性打击”，反而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如鱼得水。报告指出，基督教一教独大直接破坏了宗教生态，“北方农村有10%—15%的人口被基督教囊括。……就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而言，基督教信徒高居首位，在不少地方占宗教信徒的95%以上”。报告认为，显然基督教已经挤占了其它宗教的生存空间，因此要控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导致基督徒规模“数字之争”估算相差甚大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数据收集的途径和方法不严谨。黄剑波和翟杰霞认为，无论是我国政府的官方数据还是海外宣教机构的估计，尽管在规模估计上相差甚远，但他们的数据收集方法是一样的：都是用“数人头”的方式进行的。政府在统计基督徒人数时，先让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基督教协会（俗称“两会”）向地方宗教局提交数据，然后由地方宗教局向上层层汇报，最后汇总至国家宗教局。海外机构的大多数估计没有明确公布数据的来源和收集方法，按照黄剑波和翟杰霞的研究，这些数字主要是根据各地家庭教会的自报进行汇总估算，“其数据的随意性和不可靠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基于CFPS的估计
以前各界对中国基督徒规模的估计有着很多的现实考虑和方法局限。有鉴于此，我们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调查数据作为数据基础，这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全国性、综合性、追踪性的社会调查项目，项目在基线普查之后，分别于2012、2014、2016年对所有家户和个人样本展开了三次追踪调查。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只能简要描绘我们的估计方法，数据细节可以参见我们即将发表的论文。
在处理数据过程中，我们将基督徒分为“公开的基督徒”和“隐藏的基督徒”两部分，前者在调查中承认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后者出于各种原因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身份，但我们可以通过数据有把握地猜测其基督徒的身份。首先，CFPS的三次追踪调查为我们提供了“公开的基督徒”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如表1所示，约总人口的2%左右。
然后，我们通过两种方法寻找“隐藏的基督徒”。其一是通过“宗教实践”的数据，那些声称自己没有宗教信仰却频繁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可以被认为是“隐藏的基督徒”。其二是通过“问题转换”，因为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否认自己信仰耶稣基督。因此，在CFPS2012年和2016年两次调查中，我们将宗教信仰问题设置为，“您属于什么宗教”，而在2014年则将问题转变为，“您信什么”。由于CFPS是追踪调查，我们能找出在三次调查中“信仰耶稣却否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我们将这部分人视为“隐藏的基督徒”。公开的基督徒加上隐藏的基督徒，就得到我们对我国基督徒整体规模的估计，大致是3997万。
另外一种估计方式就是测算“名义的基督徒”，也就是CFPS三次调查中只要有任意一次愿意承认自己基督徒身份或信基督上帝的人，这部分人占比2.89%，其对应的规模约为3969万。无论是“公开的基督徒+隐藏的基督徒”的估计方式，还是“名义的基督徒”的估计方式，我们得出的基督徒规模比较一致，即将近四千万，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应当较为接近当前中国基督徒的真实规模。无论如何，海外传教机构和修远报告所认为中国有1亿基督徒的说法确实值得质疑。
二、基督教兴起之谜：宗教生态论的解释及其不足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百万，到2018年的近四千万，基督教在过去四十年里的确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增长。如何理解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学界有很多讨论，宗教生态论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视角。宗教生态论以整体性的视阈和关系性的思维，考察宗教与宗教、宗教与其他社会存在之间的动态互动。宗教生态论从解释基督教的兴起出发，经过多年的发展，正逐步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研究范式，但它也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尚需时日才能羽翼丰满。
（一） 宗教生态论的理论来源
宗教生态论有三种理论来源，分别是宗教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结构功能主义，进而发展出了三种研究进路：宗教与自然生态、宗教与城市生态、宗教与社会生态。尽管这三种来源和进路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文所要介绍的宗教生态论，主要还是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生态意义上的宗教生态论。
宗教生态论的结构功能主义来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整体视角和平衡取向。
所谓整体性视角，是指宗教生态论避开单独研究某种宗教的局限性，从整体上研究整个社会生态中宗教与宗教、宗教与其他社会存在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对宗教生态论有很大影响。杨氏在书中以结构功能视角，联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家庭制度，对中国宗教的结构地位和功能意义进行了分析。杨氏所提炼的两类宗教结构形式——混合宗教（Diffused Religion）与独立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成为了宗教生态论者必引的概念工具，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基督教和民间信仰之关系的分析上。
所谓平衡取向，是指宗教生态论对平衡的社会系统的追求。宗教生态论者一直围绕着“失衡”和“平衡”来探讨中国宗教，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政策的变化，才能将基督教过快发展、本土宗教及民间信仰日渐衰落的“失衡”局面，恢复至传统中国“多元通和”的“平衡”状态。这种对平衡的偏好也招来了一些研究者的批评，这些学者认为，过于强调平衡会限制宗教的自由发展。
（二）宗教生态论对基督教兴起的解释
中国社科院的段琦和陈进国以及中央民族大学的牟钟鉴，是较早使用宗教生态论解释“基督教兴起”的学者。他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将基督教这类“制度性宗教”作为“宗教”，而将民间信仰这类“非制度性宗教”作为“封建迷信”，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的佛、道教也遭到牵连。于是，在反封建、反迷信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本土宗教遭受重创，而基督教由于没有被贴上“迷信”的标签，加上海外势力的支援，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占据了处于信仰真空状态的中国社会。基督教的扩张反过来进一步破坏了中国宗教的生态平衡。因此，要恢复宗教生态的“平衡”，要抑制基督教的过快扩张，唯有改变当前的宗教政策。他们的观点可以被进一步浓缩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宗教政策的失误导致了宗教生态的失衡，从而为基督教排除了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同时基督教的兴起又加剧了失衡的状况，使基督教得以加速发展。
宗教生态论者认为，基督教自民国创立“五大宗教制度”开始，就垄断了对“宗教”的定义，即具有独立组织、系统教义和排外信徒的宗教才是合法的宗教。而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如“敬天法祖”和对“传统神灵”的信仰，则因其与世俗组织的混合性、与佛、道教教义的综摄性、与象征封建落后的儒家思想的亲和性、以及信徒对其他宗教的非排他性，被政府视为“封建迷信”。这种宗教观历经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鸦片论”的宣传，以及文革时期对“封建迷信”的大力打压，至改革开放时期已经深刻嵌入了我国的宗教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人对宗教的理解。由于“敬天法祖”和“崇拜传统神灵”被视为迷信，与清朝时期遭遇“礼仪之争”的天主教不同，基督教没有因为反对“祭祖”和“偶像崇拜”而受到民众的普遍排斥。相反，基督教被视为“正规宗教”的代名词，从而畅通无阻地在民间传播。与此同时，因历史上儒释道的合流，佛、道教被认为与“封建迷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断被政府要求去除巫魅要素，从而在满足民众的宗教需求方面能力减弱。宗教生态论者认为，这番此消彼长的态势自近代以来便已开始，但在改革开放前由于战乱或者严格的宗教管制，其影响并不是很明显，而改革开放后宗教管制被放松，基督教便得以空前扩张，迅速崛起为我国的第二大宗教。
宗教生态论者进而提出，只有去除民间信仰“封建迷信”的标签，促进宗教政策的合理化，为民间信仰和本土宗教谋求与基督教同等的合法性空间，才能避免基督教一教独大，从而恢复中国宗教生态的平衡。可见，宗教生态论不仅是一种对“基督教兴起”的因果解释，也是一种为民间信仰正名的话语体系。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些生态论者始终强调政府的介入对我国宗教整体发展状况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合理的宏观干预符合中国宗教的历史和现实特征，而完全相信自由竞争则太过理想主义，其结果可能导致无序扩张和宗教垄断，甚至危及我国的“文化安全”。换言之，“宗教生态平衡”无法由宗教自身来实现，而是需要借助政府这一强大的“外力”来进行调控。这种对“平衡”的追求既来自生态论背后的结构功能主义渊源，也来自生态论者对传统中国宗教生态的肯定。牟钟鉴认为，传统中国宗教生态的特征是“多元、和谐、共存”，与排外性极强的一神教（如基督教）不同，中国传统宗教带有儒家思想的包容性，强调“多元通和”，反对“宗教冲突”，从而为当今全球宗教如何“共存共荣”提供了典范。
可以说，从解释“基督教的兴起”出发，宗教生态论显现了对基督教扩张的忧虑和对传统宗教、民间信仰的同情，体现出很强的“本土情怀”。在此过程中，它与来自西方的宗教市场论正面交锋，使自身带上了“本土化理论”的色彩。而宗教生态论对中国宗教“多元通和”模式的论证和肯定，更是表明了对外输出“中国特色”的理论抱负。
宗教生态论已初步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肯定，海外汉学家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宗树人（David A. Palmer）、柯若朴（Philip Clart）都将宗教生态论视作中国宗教研究的新兴理论。然而，学界也存在很多针对生态论的不同的意见。
首先，基督教与传统信仰之间竞争是否属于零和博弈值得商榷。宗教生态论认为，政府对传统信仰的“污名化”导致其衰落，为基督教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同时基督教的发展又进一步挤压了传统信徒的生存空间。在他们看来，传统信仰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基督教的快速扩张将使中国人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然而，这种将基督教和传统信仰对立起来的观点，受到了经验事实的挑战。唐晓峰发现，虽然一些区域调查（如开封市）似乎体现了基督教与传统信仰的不平衡发展，但是在更多的调查（温州、闽南等）中可发现，基督教的发展其实需要传统信仰作为土壤。在传统信仰薄弱的地方，基督教也难以壮大，这表明基督教和传统信仰对民众来说并没有本质区别。而且，更深入的调查表明，基督教恰恰是在吸收传统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被民间化了，成为了中国宗教生态的一部分，而不是破坏和取代了原有的生态。
另外，宗教生态论希望回归传统中国“多元通和”的宗教生态，但他们忽视了当代中国“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已经与传统时期有了很大不同的现实。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与“官方信仰”相对应的，是经由“神道设教”而统合在“天命崇拜”的政治伦理信仰体系之下的组成部分，即与“官方信仰”一起为国家政权提供超自然的终极合法性。帝国体制被推翻后，我国已经不存在“天命崇拜”那样的“官方信仰”，“五大教”之所以成为“合法宗教”，只是由于它们易于“标准化”地进行识别，易于“空间化”地进行行政管理（将宗教活动限制在宗教场所），而不是国家需要它们为其提供超自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想要通过提升民间信仰的地位来复现传统中国的宗教生态，实有沙上建塔的风险，因为今日之中国已非昨日之帝国。
三、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和谐共存：从“在中国”到“中国化”
按照我们的估计，当前中国基督徒的规模约为4000万，尽管远小于国内基督教威胁论者和国外传教机构所宣扬的“1亿信徒”，但它仍然表明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兴起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宗教生态论在为这种“兴起”给出解释的同时，也提出了一套应对基督教快速扩张的方案，那就是扶持本土宗教和民间信仰。与此同时，另一批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应对方案，他们并非试图扶持某种宗教来制衡基督教，而是希望从内部改造基督教，使“基督教在中国”走向“基督教中国化”，从而实现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和谐共存。就目前而言，“基督教中国化”的方案已经从一种学术和神学上的讨论，转变为一种政策上的选择，并且已经进入实践层面。
（一）“基督教中国化”的缘起与发展
基督宗教自传入中国便开始“中国化”，若只论基督教（新教），自它从19世纪传入后，在20世纪已经历了三波“中国化”运动，分别是自立运动、本色化运动和三自爱国运动。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受到爱国主义运动的影响，都渴望摆脱外国教会的控制，实现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自办，并使基督教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在这里所聚焦的是“21世纪的基督教中国化”，它与上述的“中国化”有所相承，但主要是指2012年以来由学界发起的、得到宗教界响应和政界认可的“基督教中国化”。
2012年，学界正式提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概念。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发起了“基督教中国化研究项目”，并召开首届“基督教中国化”学术座谈会，邀请了政界、宗教界和学界三方人员共同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中国社会的关系和共存问题，自此拉开21世纪“基督教中国化”的序幕。
2014年，基督教全国两会举办“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此会上，时任国家宗教局局长的王作安明确将“基督教中国化”作为今后基督教工作的“重大课题”。同时，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也将“基督教中国化”作为基督教自身的“必由之路”。可见，学界、政界、宗教界在2014年已基本达成了共识。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八个“必须”，其中包括“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这一讲话标志着“基督教中国化”的学术话语已转变为“宗教中国化”的政治实践。2016年4月，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
2017年，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发布，“宗教中国化”被作为重要内容而加入。《宗教事务条例》通过具体的规定，为“宗教中国化”指明了实践方向。同年12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发布了《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标志着“基督教中国化”正式进入实战阶段。2018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将“宗教中国化”作为重要的新内容。
总体而言，在“基督教中国化”的缘起和发展过程中，学界发挥了自身的“桥梁”作用，向政界和宗教界推广这一话语。三界或联合或独自举办了全国性的会议，在不断的研讨中逐渐达成了共识。最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标志着“中国化”话语正式被党和政府采纳，并从“基督教”上升至整个“宗教”。在它被写入多个重要文件之后，宗教界也开始正式从实践层面贯彻这一话语，这也意味着今后的学术研究将更多地关注它的实践效果。
（二）“基督教中国化”的主要思想
“基督教中国化”的主要思想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目标和内涵、前提和进路。
在历史上，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而传入的，在传教过程中不断挑战中国法律和政府的权威，长期受外国差会的控制，而且在教义教规上也与传统文化习俗格格不入。而当前，伴随着基督教的快速兴起，它依然与中国社会保持着张力。文化层面如2010年曲阜建教堂引起大陆新儒家的强烈反对；“宗教生态论”认为基督教一教独大的趋势破坏了中国宗教生态的平衡，甚至对中国的文化生态也造成了消极影响。在这个层面上，21世纪的“基督教中国化”与20世纪的自立运动、本色化运动和三自爱国运动是一脉相承的，不同之处在于，20世纪所追求的教会主权的“中国化”已经在三自爱国运动中基本完成，当前需要的是基督教教义、神学和礼仪等更深入的“中国化”。
“基督教中国化”旨在将“基督教在中国”转化为“中国基督教”，将“中华归主”转化为“主归中华”。具体而言，就是实现对中国的政治、民族、社会、文化的认同、适应和融入。在这一语境中，政治和民族层面的认同是首要的。承认政治权威高于宗教权威、承认民族身份先于宗教身份，是我国政府对基督教的底线要求。而“基督教中国化”既让政府消除了对基督教作为“政治渗透工具”的忧虑，也让政府改变对立防范的意识，将基督教作为内在的积极力量，而非将其推向对立面。正是因为“基督教中国化”符合政府和民族的根本关切，它才得以超越学界和宗教界的理论探讨，最终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第二，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融入，是“基督教中国化”从口号式话语转变为实质性话语的首要原因。政教关系和身份认同在基督教的“第一次中国化”中就已基本完成，如今只是延续和深化，而社会适应和文化融合才是“第二次中国化”的重点，如果没有这两个层面的“中国化”，那么政治和民族层面的“中国化”也只能流于形式。与主流社会和谐共处、与主流文化互相融合，也是“基督教中国化”从一种理论转变为实践的必由之路。
神学层面的持守和创新是“基督教中国化”最重要的前提和进路。要在实质上推动基督教的“中国化”，要让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和文化，就必须在神学层面实现“中国化”，这基本上是学界、政界、宗教界的共识。首先，对神学的强调使宗教界成为“基督教中国化”的主体，尽管这一话语由学界提出并由政界推动，但神学层面的中国化只能由教会和信徒来完成，学者和政府都无法代劳。正是在此意义上，“基督教中国化”才能得到宗教界的认同，也是它最终成为各界的指导性话语的重要原因。否则，若它有违基本的神学和信仰，无论它在学术上多么“合理”、在政治上多么“合利”，都不可能成为一种实质性的改革，而只能沦为一种空洞的口号。其次，神学层面的中国化是基督教融入主流社会的前提。宗教对社会的贡献固然有助于它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许多学者也都提到了公益和慈善对于“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性，但这种社会贡献只有建立在“神学中国化”的基础上，例如改变“信教”与“不信教”的二元对立，才能真正发挥基督教的积极意义。否则就只是洗刷“精神鸦片”的历史污名，甚至是借此传教而“化中国”，这与“基督教中国化”的目标背道而驰。再次，神学中国化也是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国文化的保证。离开了神学创新，基督教无论是是以更富中国文化色彩的方式表达自身，还是吸收儒学进行人文化，或者对民俗文化的契合通融，都只是著名神学家赵紫宸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所批判的“带上儒冠、穿上道袍、蹈上僧鞋”的伪“中国化”，而真正的“中国化”只能由基督徒自身的“内在”与“预备”来实现。
可以发现，正是因为“基督教中国化”的主要思想同时满足了学界的学理、政界的法理、宗教界的教理，它才能从学术话语转变为政治话语，并且得到基督教会和信徒的认可与实践。
（三）“基督教中国化”的潜在问题
尽管“基督教中国化”现已成为学界、政界、宗教界的共识，并已开始进入实践层面，但它在理论上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得不重视的潜在问题。
其一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冲突。“基督教中国化”的主流观点强调基督教要“认同”和“融入”中国文化，要淡化自身的排他性，在中国的文化体系内形成基督教的一种新的模式。然而，一些学者认为，以中国为中心推动基督教中国化，并不意味着要完全顺应中国本身所拥有的思想和观念，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基督教本身的自主性将会消失，也无法给中国社会提供任何“新”的东西，最终也无法完全融入中国社会之中，因而，基督教中国化同时需要有“边界”，需要有自身的坚守，需要在回应中国社会问题的时候带来不一样的解决方案。这种“更新”话语和“认同”话语的不同在于，“更新”强调中国文化对基督教的吸纳，而“认同”强调的是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我们认为，尽管在“脱洋”的政治认同要求下，“文化认同”成为“中国化”的主流话语，但是，真正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异质性”和“边界”也是值得重视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其二是“基督教”与“中国化”之间的矛盾。在“防政治渗透”和“脱洋”的政治话语下，“基督教中国化”在主流话语中一直以“政治和民族认同”为核心，所谓“社会适应”也更加强调基督教淡化排他性、融入主流社会。作为教界的代表人士，傅先伟和曹圣洁在认可“基督教中国化”时始终强调这条道路不能淡化信仰色彩，同时也希望政府和社会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基督教，强调接纳和适应的“双向性”。赵紫宸曾指出，强调“中国化”不可令宗教失其本真，中国基督教必然不同于西方基督教，但也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宗教和其他社会组织。宗教界坚持“基督教中国化”不能只有“中国化”而忽略了“基督教”，若不能满足教界的这一核心诉求，“基督教中国化”也将无法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总之，“基督教中国化”在实践层面还会面临许多复杂的困境，但它仍然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学界、政界和宗教界的合作尝试。值得强调的是，“基督教中国化”与基督教在全球传教活动中普遍出现的“处境化”不同，它并非教会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教而提出的。当然，它也关注基督教的健康发展，但它更关注的是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和谐共存。因为“基督教中国化”不仅仅关乎教会的命运，而且关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兴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我国宗教领域所发生的最大变局。学界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重要的社会事实，从各种角度探讨“基督教的兴起”。当前中国基督徒的规模大致约为4000万，也就是说，平均每30个中国人就有1个是基督徒。此外，学界也积极探索“基督教兴起”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宗教生态论作为一种受认可度较高的因果解释，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前不合理的宗教政策导致传统信仰被铲除，这就为基督教崛起提供了空间和契机。而“基督教中国化”作为认可度较高的应对方案，主张基督教应当与中国的政治、民族、社会、文化实现认同、适应和融入。尽管这些讨论尚存在提升空间，但学术研究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的过程，只有持续关注社会事实的动态发展，及时修正自己的假设和逻辑链条，才能不断接近真相。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兴起”还是“现在进行时”，相关的研究也尚未达到得出最终结论的阶段，我们尚需要更多的实证调查来理解这一现象，也还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来完善对策建议。
学海编舟记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