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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罗马尼亚东正教改革运动初探
发布时间: 2021/8/13日    【字体:
作者:黄俊豪
关键词:  罗马尼亚 东正教改革  
 
 
罗马尼亚有超过百分之八十人口信仰东正教,其教会是仅次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世界第二大东正教自主教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罗马尼亚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初期,社会上各种革新思潮激荡,东正教会内部出现要求灵性复兴的呼声。鹳巢教会与上主之军的改革运动是当时重要的实践,二者皆由东正教神职人员发起,反映了宗教组织现代化中保守与革新两种力量的张力。
 
历史背景
 
罗马尼亚位于欧洲东南部,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6+1合作”的成员。喀尔巴阡山脉呈弧形贯穿国境,多瑙河流过南部国境线,将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分开。罗马尼亚全国分为三大地区,西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东部的摩尔达维亚地区和南部的瓦拉几亚地区。自公元106年起,罗马军队统治这里长达165年之久,外来的罗马人与原住民达契亚人在长期交流的过程中逐渐融合,形成罗马-达契亚人,即现代罗马尼亚人的祖先。
 
在14世纪,罗马尼亚地区建立了三个罗马-达契亚人公国,即特兰西瓦尼亚公国、摩尔达维亚公国和瓦拉几亚公国。1859年,瓦拉几亚公国与摩尔达维亚公国合并为罗马尼亚王国,史称“小统一”[1]。1918年,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加入罗马尼亚王国,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史称“大统一”[2]。罗马尼亚的主要民族为罗马尼亚人,大多信奉东正教,“信仰人数占总人口数的86.5%”[3]。
 
自公元106年罗马帝国征服达契亚地区,随着帝国内部人员迁移和交流,其语言、宗教等文化也随之而来,“罗马尼亚人的祖先从2世纪至3世纪起就逐步接受基督教”[4]。最晚在公元四世纪,就有基督徒在罗马尼亚传教了。戴克里先迫害时期,罗马尼亚地区约有300人殉道。[5]有资料显示,罗马尼亚东南部托米斯[6]地方的主教曾参加过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7] “罗马尼亚境内的主教区早在4世纪(多布罗加)就已存在”。[8]
 
从11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罗马尼亚西北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先后被奥地利、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所统治,罗马天主教、一位论派和加尔文宗也都传入此地区并成为合法宗教,但是这些宗教主要为异族所信,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和其他地区的罗马尼亚人一样,以东正教会为主要的宗教信仰。罗马尼亚人按照斯拉夫化的保加利亚人的模式组建自己的教会,“以斯拉夫语言作为宗教仪式、办公和书写的语言”[9],在11-13世纪与君士坦丁堡教会明确隶属关系,之后建立起东正教大主教区。[10]1885年,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宣布自主,1925年自选牧首。[11]
 
19世纪和20世纪是罗马尼亚民族统一的重要时期,在寻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罗马尼亚东正教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东正教被视作罗马尼亚民族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神职人员是民族独立运动重要的参与者。在“小统一”期间,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公国通过两个特别会议“通过了能表达罗马尼亚人总体‘愿望’的几乎一致的决议”,其中一条即是“在欧洲王室中挑选王子,王子为世袭的,其子女要信奉国家的宗教(东正教)”[12];
 
1848年的时候,摩尔多瓦革命领导人米哈依尔·科格尔尼恰努在其制定的《摩尔多瓦民族党的要求》中提出:“提高东正教神职人员的道德素养和社会影响力……”[13]1880年制定的多布罗加组织法第16款规定:“东部东正教是在多布罗加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县大司祭以及图尔恰和康斯坦察东正教教堂的神职人员由国家提供薪水。其他东正教神职人员的薪水也是由国家负责……”[14]
 
但20世纪初,罗马尼亚东正教僵化的问题愈加引起人们的关注。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尼古拉·约尔加认为,由于罗马尼亚各个政治力量的博弈延伸到宗教领域,东正教会遭到了腐化,已不再能作为民族德性的代表。[15]一位神职人员给自己的教会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我们目睹着人们在教会生活中是何等的冷淡。即便心中痛苦万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好些神父沉迷于商业活动。大家都不再来教堂了,教会的律法和诫命也成了大家视而不见的摆设。
 
与此同时,奸淫变成了很普遍的事儿,人们竟敢嘲笑上主的圣名,他们践踏着神圣奥秘,宗派主义也吞噬着这片土地。”[16]罗马尼亚诗人特海安·道赫(Traian Dorz)这样描述当时教会的景况:“孤儿难继命,百姓遭难苦,信仰迷失,贫穷加剧,外人富得流油,魔鬼放肆嗤笑;而教会冷漠不言,无动于衷,袖手旁观。”[17]
 
面对这种情况,罗马尼亚国内出现了许多呼唤改革的声音以及实践行动。其中,“鹳巢教会”(Stork’s Nest)和“上主之军”(Oastea Domnului)的改革运动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两个改革运动都起自东正教内部,但是结果大相径庭,一个从东正教中分裂出去,一个虽历经曲折,但于东正教会内部延续至今。
 
鹳巢教会
 
“鹳巢教会”位于布加勒斯特,是东正教圣司提反教堂的别称。鹳是一种大型涉禽,罗马尼亚是其主要栖居地之一,鹳及其所筑的巢被罗马尼亚人视作吉祥的象征。[19]鹳巢教会的主要领导者为康列斯库·康列斯库(Dumitru Cornilescu)和都铎·波佩斯库(Tudor Popescu)。鹳巢教会的主要特点是通过讲道、办查经班以及出版刊物等方式,向信徒传达悔改的信息,强调以重生为标志的个人与上帝关系的建立或恢复。
 
康列斯库·康列斯库,1891年出生在位于罗马尼亚西南部的梅赫丁茨省的斯拉索马村,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东正教神父[20],在家庭信仰环境的熏陶之下,他于1904年入读了布加勒斯特的东正教神学院,并于1912年毕业。[21]在神学院期间,康列斯库阅读了大量的英文、法文和德文基督教(新教)书籍。[22]
 
1915年入读布加勒斯特大学,入学后不久,他便在女贵族拉鲁·卡利玛希(Ralu Callimachi)支持下,以LSG圣经[23]为底本,历时6年将圣经翻译成罗马尼亚语,全本圣经于1921年由大英圣书公会(Societății Biblice Britanice)出版。[24]康列斯库翻译的圣经倾向于口语化,可读性很强,一经发行便流行开来。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特别是对罗马书的研读使康列斯库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尤其是对圣经中“罪”的概念的关注,并使他经历了特别的宗教体验——重生。[25]
 
在译经工作结束之后,康列斯库到他学生时代曾经实习过的布加勒斯特圣司提反教堂参与侍奉工作,时任本堂神父为都铎·波佩斯库(Tudor Popescu)。都铎神父比康列斯库年长9岁,他很快就接受了康列斯库的信仰观点,并在圣司提反堂公开宣讲。都铎神父的讲道以“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以及我们与基督生命的关系”为核心讲题,强调人是罪人,但因信仰基督即可得到救赎,关注个人生命的得救体验。迻译都铎神父的自述如下:
 
“我唯一关心的就是要把一众灵魂带到基督的面前。我告诉每一个人 :你是一个迷失的罪人。基督为罪人而死是为了拯救他们. 你们若真实地相信基督,那么你们就得到了救赎; 你们若不相信基督,那么你们就要灭亡。你们对耶稣存着何种心意呢?你接受他为你生命的救赎者和主宰者吗?你们的永生乃是在于此啊!下定决心跟随祂吧,否则就不要再称自己为祂名下的人了!这就是我每一次讲道的内容。除了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以及我们与基督生命的关系,我现在从未、将来不会传讲别的……那唯一要紧的就是要把众灵魂带到基督的面前。”26
 
从这段短短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都铎神父讲道时的热情,大量的信徒接受了他所选讲的信息。与此同时,鹳巢教堂亦开始举办夜间查经班。鹳巢教堂先是开办了男性信徒查经班,大受欢迎;起先,鹳巢教堂不允许女性信徒参加学习,后来,一群女性信徒占据了教堂,要求参加查经班,教堂遂准许她们入班学习。鹳巢教堂一时间名声大噪,有其他教堂的东正教神父推荐其本堂信徒前往鹳巢教堂学习。由于影响太大,东正教会当局亦派人前往查看,并得出非常负面的评价。
 
康列斯库创办了期刊《基督教真理》(Adevărul Creştin)[27],以圣经教导为主,强调圣经的权威性,并试图清除与礼仪有关的内容。该杂志的创刊词如此表述自己的宗旨:“本刊深信人之存活并非理所当然,而是上帝所赐之恩典,获得之法即为我们对个人之救主的信仰,救世主以自己的死做了我们罪的赎价,并呼召我们与那为我们舍命的至圣者在生命里紧密相连。
 
其次,本刊之创办是为了使从死里复活已获重生且与个人的救主同行的上帝的儿女。”[28]《基督教真理》已经出版,不仅在许多东正教信徒的中间广为传阅,而且罗马尼亚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以及弟兄会等基督教团体也纷纷购买。
 
此外,康列斯库还收集并翻译了多首基督新教的赞美诗,提供给鹳巢教会的信徒传唱。今日华人教会耳熟能详的赞美诗,例如夏洛特·埃利奥特(C.Elliott,1789-1871)的《我来就主歌》(Just as I am,或译:《照我本相》),杜恩(William Howard Doane, 1832~1915)的《安居主怀歌》(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以及菲利普·多德里奇(Philip Doddridge,1702-1751)的《快乐日歌》(O Happy Day,that Fixed My Choice)等赞美诗当时皆被康列斯库翻译并收录于其编订的诗歌集中。                                                                  
 
上主之军
 
上主之军(Oastea Domnului)是东正教会内部的一场宗教复兴运动,由东正教神父约瑟夫·特里法(Iosif Trifa)发起。约瑟夫·特里法于1888年出生于罗马尼亚西北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赛赫特(comuna Certege),1907年入读位于罗马尼亚中部的锡比乌东正教神学院(la Academia Teologică din Sibiu),1910年毕业回家乡的学校任教,后在被祝圣为当地东正教教堂的神父(preot)。[29]
 
1912年至1918年,他接连经历了丧子与亡妻之痛(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夭折,仅一子存活下来)。与此同时,基督新教的传教士在约瑟夫·特里法神父管辖的地区传教,基督新教信徒良好的道德表现与当时许多东正教信徒喜欢吸烟、喝酒、斗殴的品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使特里法神父非常震惊。[30]在这期间,约瑟夫·特里法对自己的信仰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经过深入的反省与思考,约瑟夫·特里法神父特别发现圣经之于个人信仰的重要性,现迻译其自述如下:
 
“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父,我全部的力量以及全部的价值,皆从圣经而来,亦凭圣经而成。作为一个基督徒,圣经使我灵平静安稳,无人能夺也无人能扰。圣经使我心燃起爱火,无人能熄,又使我勇往直前,无人能挡。圣经使我满有力量,经过争战,度过艰难,胜过罪恶。
 
作为一个神父,圣经满足我一切所需,使我能善牧信友灵魂。在我的牧职生涯里,圣经为我陪伴、作我明灯、当我谋士、是我力量。圣经使我的心奋起,使我认识到事奉工作的重要性并增强了我的责任感,也使我知晓自己的恩赐。圣经使我心思温暖,使我意念光明,使我能够坚定不移地宣扬上主的圣言。圣经使我充满热情和爱火,给我不住地渴望与牧灵的蜕变,我愿不惜一切代价传扬耶稣的圣名。
 
圣经代表着我同救主日常的关系。每一次,当我打开并阅读圣经,我就好像会感受到其中有某种力量使我全人激动不已,那就是上主的圣灵吧!……这日常的关系,就是我的力量,我的价值,我的生命。我面前有一本神圣之书,那就是圣经。全然的我与我的全部,皆属于圣经。”31
 
1920年,锡比乌东正教神学院的著名的教授尼古拉·贝兰博士(Dr. Nicolae Bălan,1882-1955)升任阿尔迪亚都主教(阿尔迪亚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别称)。尼古拉·贝兰都主教就任伊始,即有意推动东正教会的改革运动。1921年,尼古拉·贝兰都主教任命特里亚神父为锡比乌东正教神学院校牧。1922年,尼古拉·贝兰都主教创办了期刊《墟里真光》(Lumina Satelor),特里法神父为责任编辑(redactor responsabil)。[32]在《墟里之光》的发刊词中,神父写道:
 
“村与国新秩序之基础,在乎对上主之敬畏及对上主话语之遵行。我们当知上主所赐信德与爱德为诸事之起始,若无此开端,万事皆难善亦难固。唯有此一味良药可救天下与国家,使之得痊愈,即万民归向耶稣,聆听主教导,遵行主爱之诫命。而后,平安与善念遂将临于万民与万邦。”
 
在《墟里之光》编辑任上,特里亚神父发表了多篇文章,责备民众个人的罪,也批评东正教会面对此种光景时疏于管理、不负责任。[33]大约在1923年初,特里亚神父以《墟里之光》为基础,发表了一份“决心书”,这份决心书是他将自己长期以来的思考付诸规模化实践的一次尝试,参加者需自行签署并遵行其中的要求。[34]
 
决心书
 
签字人___________,虑及当如何进入新的一年,以切实有效的方式使我的灵魂得救,我决心通过此声明,宣布自己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将弃绝醉酒和辱骂的行为。我已意识到此两种行为是极大的重罪。
 
藉此声明,我进入与我一样定志成为基督精兵者的行列。我们将开始神圣的争战,以净化我们极多极重的诸般罪恶。
 
救主基督是我们军队的元帅,祂必将率领我们得胜。
 
我主耶稣基督啊,求你扶持我,使我在祢的军队中作英勇善战的精兵,我为着自己的良心与得救的缘故,签署此决定书。
 
于1923年新年在_____签署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墟里之光》期刊订阅者
 
四个月过后,在1923年的复活节,特里法神父在《墟里之光》上发表了第一批“上主之军”的队员名单,这可以视作是上主之军组织初创的标志。但很快,特里法神父意识到“决心书”只能起到“破”的作用,但不论破得多么彻底,这场改革运动若想真正成功,必须要有相关的内容来帮助参与者“立”得住,即和耶稣基督建立起更深层次的关系。特里法继续以《墟里之光》周刊为总司令部,通过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向大众传播他的思考,以不断完善上主之军运动。[35]1929年11月,他收购了一家莱比锡当地的现代化印刷厂,为未来印刷相关宣传资料做了妥善的准备。
 
在1928年连载于《墟里之光》的一篇名为《给已经加入及准备加入上主之军者的小规定》的文章中,特里法神父指出:上主之军成员最重要的就是效法基督,弃绝罪恶,禁绝吸烟、喝酒及起誓,而且要不断地操练自己以成为基督的精兵。关于操练自己的方法,特里法神父认为主要有虔诚祈祷、参加崇拜、领受圣礼、每日读经以及阅读属灵书籍等。[36]这类文章反映了特里法神父在“决心书”的基础上在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使上主之军的宣言免于成为一个空口号,而是可以切实有效地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实践并起到更新生命的效果。
 
20世纪可以被视作上主之军运动正式创立和初步发展的时期,该运动一经发起,即迅速传播开来,不仅在各村东正教信徒中大受欢迎,对东正教神职人员的影响也很大,运动的浪潮甚至波及周边国家。
 
 
20世纪20年代罗马尼亚东正教还有许多其他的改革主张及运动,鹳巢教会和上主之军是那个时代诸多运动中的缩影。这两个运动有许多相同之处。一、鹳巢教会和上主之军这两个改革运动皆由东正教神职人员发起。二、发起者都受到了基督新教的影响。三、两个运动都强调信仰要以圣经为基础,注重个人的宗教体验。四、两个运动都强调在宗教生活中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五、发行宗教印刷品为两个运动在创建初期所使用的主要传播媒介。
 
鹳巢教会由本堂神父发起,改革运动后期逐渐脱离了东正教会的信仰体制,反对甚至猛烈地抨击东正教会传统的信仰内容,比如对圣母玛利亚等圣人的礼敬,大量地译介和宣传基督新教的书籍和歌曲。相较之下,上主之军的改革运动在发起之初则显得更为温和,领导者虽然强调个人祈祷、读经和认罪悔改的重要性,但是仍然要求参与者要积极参与东正教会集体的宗教仪式,而且该活动是在都主教的默许下发起的。
 
20世纪20年代是罗马尼亚完成大统一的初期,是国家诸多事业起步发展的时期,东正教神职人员在国家建设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个改革运动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强调,体现了罗马尼亚民族独立对于文化建设的要求。两个运动的发起者都是受新教影响而决心改革东正教会的,本意都是更新和巩固罗马尼亚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但是,一方面,宗教信仰的本质是对神圣的感知,信徒需要确定的宗教经验来达成信仰;
 
另一方面,宗教具有维系社会秩序的符号化和组织作用,东正教信仰作为罗马尼亚民族精神的传统载体,任何对其的变动之举都可能会影响到国家这一共同体的稳定和发展,在鹳巢教会的实践中,大量使用来自本民族以外的新教资源,这种冲突本身对教会的合一即是一种挑战。
 
鹳巢教会与上主之军的历史实践反映出,在处理改革与保守、更新与传统的关系时,往往是难以平衡的。这两场运动固然在短时间内激发了许多信徒的宗教热情,但从长远来看,改革运动都或多或少地造成了教会的分裂,对传统的东正教体制有所损伤,容易导致教会与社会秩序的混乱。灵性的苏醒与教会的合一都是基督教追求的价值,但达成二者的协致则充满困难。
 
无论是为了教会合一而压抑灵性复兴,还是为了灵性复兴而打破教会合一,都不应被视为宗教史上的某种胜利,更不应为日后的交流沟通埋下仇恨的种子。为适应时代的发展与信仰者的需求,破旧与立新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其中应有宽容的精神与对话的空间。
 
信仰和学术
 
脚 注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在读
[1] [罗]伊昂·奥莱尔·波普著,林亭、周关超译:《罗马尼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2] [罗]伊昂·奥莱尔·波普著,林亭、周关超译:《罗马尼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3] http://ro.china-embassy.org/chn/zjlmny/t932337.htm,登录日期2021年6月13日。
[4] [罗]伊昂·奥莱尔·波普著,林亭、周关超译:《罗马尼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5] http://patriarhia.ro/i-beginning-of-the-christian-life-on-the-territory-of-our-country-dacian-roman-christianity--5698-en.html,登录日期2021年6月13日。
[6] 托米斯,今康斯坦萨,位于黑海西岸,是罗马尼亚重要的商港。
[7] Adrian Velicu,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Communist Romania, Gewerbestrasse: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48.
[8] [罗]伊昂·奥莱尔·波普著,林亭、周关超译:《罗马尼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9] [罗]伊昂·奥莱尔·波普著,林亭、周关超译:《罗马尼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10] [罗]伊昂·奥莱尔·波普著,林亭、周关超译:《罗马尼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11] 乐峰著:《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12] [罗]伊昂·奥莱尔·波普著,林亭、周关超译:《罗马尼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13]  [罗]伊昂·奥莱尔·波普著,林亭、周关超译:《罗马尼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14] [罗]伊昂·奥莱尔·波普著,林亭、周关超译:《罗马尼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15] Roland Clark, ‘The Stork’s Nest: Schism and Revival in Modern Romania, 1921-1924’ , Plērōma. Studii şi cercetări teologice, Anul XIX, nr. 1 (Serie nouă) ,p.84.
[16] Roland Clark, ‘The Stork’s Nest: Schism and Revival in Modern Romania, 1921-1924’ , Plērōma. Studii şi cercetări teologice, Anul XIX, nr. 1 (Serie nouă) ,p.84.
[17] Corneliu Constantineanu, ‘The Romanian Lord's Army: A Case Study in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Renewal’, in Aleksandra Djurić Milovanović and Radmila Radić, eds., Orthodox Christian Renewal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239.
[18] https://www.rferl.org/a/romania-bucharest-architecture/29697331.html,登录日期2021年6月13日。
[19]https://covinnus.com/storks-romania/#:~:text=Usually%2C%20the%20pair%20of%20storks%20use%20the%20same,was%20occupied%20by%20storks%20in%202004%20as%20well,登录日期2021年6月13日。
[20]https://bereanbeacon.org/dumitru-cornilescu-former-priest-of-the-romanian-orthodox-church/,登录日期2021年6月13日。
[21] Roland Clark, ‘The Stork’s Nest: Schism and Revival in Modern Romania, 1921-1924’ , Plērōma. Studii şi cercetări teologice, Anul XIX, nr. 1 (Serie nouă) ,p.91.
[22] Corneliu Constantineanu, ‘The Romanian Lord's Army: A Case Study in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Renewal’, in Aleksandra Djurić Milovanović and Radmila Radić, eds., Orthodox Christian Renewal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79.
[23] 瑞士神学家Louis Segond于19世纪70年代基于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文本翻译的法语圣经。
[24]https://www.bible.com/versions/2311-edcr-editia-dumitru-cornilescu-revizuita-2019,登录日期2021年6月13日。
[25] Charles H. Talbert, Smyth & Helwys Bible Commentary: Romans, Macon: Smyth & Helwys Publishing, p.4.
[26] Corneliu Constantineanu, ‘The Romanian Lord's Army: A Case Study in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Renewal’, in Aleksandra Djurić Milovanović and Radmila Radić, eds., Orthodox Christian Renewal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236.
[27] Corneliu Constantineanu, ‘The Romanian Lord's Army: A Case Study in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Renewal’, in Aleksandra Djurić Milovanović and Radmila Radić, eds., Orthodox Christian Renewal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236.
[28] Roland Clark, ‘The Stork’s Nest: Schism and Revival in Modern Romania, 1921-1924’ , Plērōma. Studii şi cercetări teologice, Anul XIX, nr. 1 (Serie nouă) ,p.98.
[29] 关于约瑟夫·特里法神父的生平,可参阅此网址:https://www.noul.preotiosiftrifa.ro/scurta-biografie-iosif-trifa/,登录日期2021年6月13日。
[30] https://christianhistoryinstitute.org/magazine/article/marching-in-the-lords-army/,登录日期2021年6月13日。
[31] Corneliu Constantineanu, ‘The Romanian Lord's Army: A Case Study in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Renewal’, in Aleksandra Djurić Milovanović and Radmila Radić, eds., Orthodox Christian Renewal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238.
[32] https://www.noul.preotiosiftrifa.ro/scurta-biografie-iosif-trifa/,登录日期2021年6月13日。
[33] Corneliu Constantineanu, ‘The Romanian Lord's Army: A Case Study in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Renewal’, in Aleksandra Djurić Milovanović and Radmila Radić, eds., Orthodox Christian Renewal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239.
[34] Corneliu Constantineanu, ‘The Romanian Lord's Army: A Case Study in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Renewal’, in Aleksandra Djurić Milovanović and Radmila Radić, eds., Orthodox Christian Renewal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241.
[35] Corneliu Constantineanu, ‘The Romanian Lord's Army: A Case Study in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Renewal’, in Aleksandra Djurić Milovanović and Radmila Radić, eds., Orthodox Christian Renewal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242.
[36] Corneliu Constantineanu, ‘The Romanian Lord's Army: A Case Study in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Renewal’, in Aleksandra Djurić Milovanović and Radmila Radić, eds., Orthodox Christian Renewal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24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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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教授等主编,陆象淦等译:《罗马尼亚通史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3.[罗]伊昂·奥莱尔·波普著,林亭、周关超译:《罗马尼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罗]尼古拉·克莱伯著,李腾译;《罗马尼亚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
5.景瑞琴、张梦婷编著:《罗马尼亚》,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6.乐峰著:《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7.张百春著:《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俄罗斯东正教神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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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俄]韦尔著,田原译:《东正教会导论》,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版。
10.张雅平著:《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1.Aleksandra Djurić Milovanović and Radmila Radić, eds., Orthodox Christian Renewal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 2017.
12.Roland Clark, ‘The Stork’s Nest: Schism and Revival in Modern Romania, 1921-1924’ , Plērōma. Studii şi cercetări teologice, Anul XIX, nr. 1 (Serie nouă)
13.https://www.bible.com/versions/2311-edcr-editia-dumitru-cornilescu-revizuita-2019,登录日期2021年6月13日。
14.https://www.noul.preotiosiftrifa.ro/scurta-biografie-iosif-trifa/,登录日期2021年6月13日。
15.https://www.crestinortodox.ro/parinti/parintele-iosif-trifa-126180.html,登录日期2021年6月13日。
 
 
本文原载于《福音与当代中国》杂志总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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