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阿富汗在三次英阿战争、苏联入侵和美国入侵间艰难建国。英国画家巴特勒夫人的著名油画《残兵败将》描绘了第一次英阿战争的图景：精疲力竭的英国军医布莱登骑着濒死的瘦马抵达贾拉拉巴德城，在阿富汗人沿途追杀的3000多英军官兵中，他是唯一的生还者。
苏联入侵的历史痕迹也依然清晰可见。苏军遗弃的坦克残骸和被“毒刺”导弹击落的直升机残骸，散布在兴都库什山的角角落落。
如今，美军又贡献了现代阿富汗最新的史诗图景：美国空军C-17运输机在喀布尔机场起飞后，一些拼命攀爬的阿富汗人从空中坠落。
阿富汗有个代名词——“帝国坟场”。布莱登提出的疑问在最近一百余年被反复提及：这些国家“在阿富汗一方面耗尽金库，另一方面让军队颜面尽失，除此之外，还能有怎样的回报？”
在这里，西方国家不曾胜利，但阿富汗人也从未实现最基本的独立与和平愿望。一位阿富汗难民救援组织负责人说：“充满悲伤的心，充满痛苦的身体，是这片土地留给其人民与过客的纪念品。”
战争与国家
阿卜杜尔·拉赫曼想建立一个“国家”。他不确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身为“埃米尔”的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1892年，两次英阿战争和绵延数十年的内战刚结束。拉赫曼是逊尼派穆斯林普什图人及周边地区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地盘有多大，也不确定自己能否终结部落间的战争及各方对王室权力的觊觎。那时，阿富汗还不是一个国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对内，拉赫曼无权干预部落事务，每个部落有自发产生的民兵与毛拉。他的祖父、阿富汗历史上最有名的领袖多斯特大王曾和各部落保持传统的政治联盟关系，但各部落派遣武装盘踞山口，划分势力范围，对喀布尔的指令毫无反馈。对外，英国政府的印度殖民当局代理这片土地的所有外交事务。
拉赫曼决定和英国人聊聊。他的权力是英国人赋予的，对方撤军前承诺赋予他“绝对权力”，但实际上只是给了他一座喀布尔城。那是“大博弈”衰微、主权概念兴起的时期，英国印度总督寇松倡导一种全新的“科学疆界”概念，认定伦敦的统治不应扩展到无法实施有效控制的区域。
今天，一些阿富汗人自嘲而骄傲地接受了“帝国坟场”的称呼，但这饱受历史学家的质疑：先是雅利安人征服了这片土地，留下了波斯语；然后阿拉伯人征服了这里，留下了伊斯兰教；再后来是希腊王国、莫卧儿帝国、一扫而过的蒙古大军……被抹去的都成了过往。
近代以来，阿富汗未被帝国征服，是因为阿富汗人的英勇善战与不屈精神，还是因为帝国自身的战略考量？
一种观点指出，19世纪末，认为中亚可能成为新兴帝国崛起地的“心脏地带”理论被马汉的海权理论取代，他将从土耳其到中国之间的地带视为俄罗斯与海洋强国间的“边缘无人区”。正因为如此，英国选择主动将权力移交给拉赫曼。
此后，阿富汗处于英国与沙皇俄国在亚洲势力延伸的交汇点，伦敦与圣彼得堡都试图通过资助本地人以避免对方控制这片缓冲地带。1980年，前苏联出兵侵入“这个社会主义盟国”，阻止“不听话的阿明”在美苏冷战中寻找平衡。当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因病怠政，冷战的天平缓慢倾斜。前任美国国务院阿富汗事务特使辛格曾写道，一些阿富汗周边大国意图在阿支持代理人战争，目的不是征服，而是为了本国利益最大化。
即便在今天，一个多方角力、动荡难安的阿富汗，甚至依然是一些地缘大国的目标。至少，在塔利班进抵喀布尔时，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轻松地说：“不论这场战争如何延续，都不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教与法
回到1892年，伦敦将阿富汗交给本地的旧王族拉赫曼，并不意味着承认这位“铁血埃米尔”的独立地位。英国政府拒绝与拉赫曼谈判，他只能与印度殖民当局对等。1893年11月，印度当局外交部长杜兰德本着“分而治之”的原则，在普什图人最重要的聚居地白沙瓦和喀布尔之间划了一条线，将协议呈给拉赫曼。
这不是一个好协议，而且遗患至今。喀布尔以东的部落被人为划线劈开，近半数普什图人成为“印度居民”。划界工作历时30年才完成，因为不承认边境的部落武装多次烧毁划界工地。2001年美军入侵阿富汗后，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正是越过这条线进入巴基斯坦躲避。北约联军指挥官曾愤怒指责杜兰德线“划在水上”，“除了我们的GPS，根本没人承认这里有边界”。
但拉赫曼没有选择。之后8年，他要通过30多次部落战争征服域内的所有地方势力，强迫他们迁徙，以建立自己的垂直政权。虽然没有余力和英国开战，但深受屈辱的拉赫曼随即决定闭关锁国，禁止外国旅行者进入，禁止开建铁路，严格限制外国商品进口。同时，为了表现得比被他清洗的部落毛拉更为虔诚，他设立了宗教警察与严酷的刑罚，每天在街上鞭笞没有戴面纱的妇女，还将什叶派穆斯林哈扎拉人划为奴隶阶级。
开倒车式的“现代建国”，直到杜兰德线划界工作完成才停下。踩下刹车的是在父亲莫名遇刺身亡后意外上台的国王阿曼努拉。1923年，他宣布要颁布一部“秩序之书”，后世将此视为阿富汗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
拉赫特的划界与建国没有同任何部落协商，而阿曼努拉召开了所有部落首领参加的支尔格大会。此后直到2002年反塔利班统一战线召开的支尔格大会，部落首领一次次成为阿富汗历次制宪会议的主要参与者。执行社会秩序的是神职人员而非部落首领，但阿曼努拉没有邀请他们参会，也没有告诉他们新宪法是否会取代神职人员执行的沙里亚法。自此，支尔格大会负责立宪成为阿富汗的政治传统。
后世学者将阿曼努拉视为现代阿富汗第一位“改革派”国王，但无法确定他选择支尔格大会是否为了“政教分离”。很可能只是他自信地觉得部落首领对改革的抵触情绪较少，而自己刚刚因领导第三次英阿战争，在这些“老战士”心中颇具威望。
一百年来，每部阿富汗宪法都承袭了1923年宪法的大致框架与内容，但其中一些条款至今没怎么得到落实：它保障所有阿富汗“臣民”根据伊斯兰教法和国家法律享有平等权利，确保什叶派乃至犹太教、基督教人士有权得到保护，废除了酷刑与劳役，将初等教育设为公民教育，并改变了女性“二等穆斯林”（阿曼努拉语）的地位。在随后发布的一系列民事政令中，阿曼努拉废除了一夫多妻制，禁止将女性作为物品交易，并允许女孩上学。
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部神权宪法，规定所有案件都要同时根据伊斯兰教法和法律审理。即使如此，反对宪法的起义很快蔓延全国，直到阿曼努拉调动阿富汗人不曾见过的空军飞机盘旋在喀布尔近郊吓跑他们。
随后，在处决反叛宗教领袖的同时，阿曼努拉大幅度修正了宪法，几乎所有革命性的条款都被去除，妇女权益问题不再被提及，七年后的宪法进一步加入了仅露出眼睛的长袍服饰要求。酷刑在“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前提下被恢复，神职人员获得了决定适用教法还是适用法律的解释权。
今天阿富汗绝大多数被视为保守甚至极端的社会规则与观念，至此都已经被刚刚引入的新概念“宪法”所认可。最关键的是，阿曼努拉确定哈乃斐派为阿富汗伊斯兰教法的主流，这一直被塔利班奉行至今。1926年，不甘心的阿曼努拉想再次尝试触碰神权宪政的天花板，这一次喀布尔精英直接将他赶下了台，他们甚至空前绝后地容忍了一位塔吉克人继任国王，虽然其过渡时期非常短暂。
历史学家总将阿曼努拉的失败归结于操之过急。但更本质的问题是，阿曼努拉的改革没有本土依托，而是受他导师塔尔齐从奥斯曼帝国带回的土耳其青年党思想所影响。拉赫曼时期的闭关锁国，没能阻止凯末尔运动辐射到这个伊斯兰世界的边缘角落，这也拉开了此后埃及、苏联、美国治理观念渗入的序幕。
但这些外来观念都是自上至下落地，继阿曼努拉之后最重要的阿富汗现代化改革者、上世纪60年代独裁的达乌德就认为，唯一能推动现代国家进程的是武力。当有毛拉们反对达乌德增强平权的法令后，他毫不犹豫地逮捕宗教领袖、屠杀反叛民众，直到对方口头上同意支持改革。不幸的是，更多时候，通过武力获胜的却是保守阵营。
红与绿
1957年，28岁的阿富汗青年哈菲佐拉·阿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受校园里风起云涌的左翼思潮影响，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俱乐部的成员，并结识了因批评政府独裁被开除的阿富汗驻美使馆前外交官塔拉基。回国后，他们逐渐团结了一批喀布尔大学政治系学生，组建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
同年，当时被视为伊斯兰世界最高学府的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授予了首批阿富汗留学研究生学位，神学硕士尼亚齐随后成为喀布尔大学神学专业的领袖。埃及政府不知道，他在爱资哈尔求学时加入了地下宗教团体穆斯林兄弟会，并为对方“用宗教发动群众”的理念所折服。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阿富汗由国王查希尔沙和总理达乌德统治，他们颁布了1964年宪法，因为进一步分离了法律与宗教，成为2004年现行宪法的蓝本。美国宪法学家汉尼拔·特拉维斯指出，这部被公认的“进步”宪法其实源于国王与总理对集中权力的追求。他们列出了有权解散议会的条款，并规定自己发布的法令并不绝对受伊斯兰教法的约束。面临“落后部族”此起彼伏的反叛后，达乌德决定重现一批1923年宪法的平权条款，以至少确保喀布尔市民阶级的支持。
达乌德似乎高估了阿富汗精英的接受能力，他甚至在1977年准备了一份更激进的宪法，但尚未实施就在塔拉基领导的政变中遇难。特拉维斯调研发现，1964年宪法确立的制度从来就不是规范大多数阿富汗人生活的准则。相反，即使在喀布尔，由伊斯兰法和习惯法混合而成的非正式制度依然是基本秩序。达乌德也没有培养出足够的法官团体，在基层主持司法的依然以敌视他的神职人员为主。
直到今天，喀布尔大学里来自地方部族的学生仍会以角斗等原始方式解决争端。阿富汗历史上的首位女议长库菲回忆，即使她与丈夫的婚姻有相互爱慕的基础，她的丈夫也以对抗歧视女性的闲言碎语而骄傲，但当库菲连续生下两个女婴时，她的丈夫依然表现愤怒，甚至不愿意探望虚弱的妻子。库菲后来感慨：“这是在阿富汗，即便是最开明、思想最前卫的男人也不能不受上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毫不意外，尼亚齐成为批评政府的领袖。他身边很快聚集了拉巴尼、希克马蒂亚尔、沙耶夫等一批神学专业弟子，以在校园内向不戴头巾的女生泼硫酸而名噪一时。但当时，其在政坛高层的影响力还远不如有苏联政府支持的塔拉基、阿明等社会主义者。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先支持达乌德罢黜了国王，随后在1978年杀死达乌德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但仅仅一年，因为内部权力斗争，阿明不顾苏联政府的反对发动政变，杀死塔拉基。同年12月，苏联派遣军队进入阿富汗，推翻阿明并将其处死，扶植幸存的人民党领导人卡尔迈勒继续执政。
和阿曼努拉、达乌德的空头宪法不同，苏联做到了将政治理念渗透到基层。1979年到1989年，阿富汗法官中女性的比例由不足1/10上升到70％，其中家庭法院基本由女法官主持。绝大多数阿富汗男人第一次发现，自己无法指定女儿婚姻或禁止女儿上学了。
然而，社会主义改革尚未拉开序幕，改革者就发现自己已经处于外国代理人的位置上，而拉巴尼、希克马蒂亚尔、沙耶夫却拉起了形形色色的宗教武装，成为爱国的反抗者。1978年，人民党逮捕并枪决尼亚齐，则将自己彻底推向了虔诚的逊尼派普什图人的对立面。
这场改革渗入每个家庭院落的同时，新政权在史上首次禁止普通公民购买和出售武器。尼亚齐支持者们的直接反应是逃亡。在杜兰德线边境，美国中情局在难民营招募到超过3万名愿意攻击苏联军队和人民党政权的平民。他们接受了制造炸弹、破坏和城市游击战的训练，但没有政治课和法律课。
1987年，新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决定完全退出阿富汗。此时，90％的农村地区已经被“圣战者”控制。人民党政权最后一任领导人纳吉布拉在1987年召开了一次大国民议会，以表明苏军撤军之际的温和态度。和面对叛军的阿曼努拉相似，纳吉布拉在1987年和1990年两度颁布新宪法，再次将伊斯兰教奉为阿富汗的神圣指引。但这并没有说服尼亚齐的学生们占领喀布尔。
与此同时，坎大哈的一位年轻毛拉奥马尔召集了一群宗教学校的学生。在苏联扶持的喀布尔政权倒台、军阀混战的年代，他打起了“扫除军阀势力，恢复国家秩序”的旗号，创建了一个组织，被称为“塔利班”。
如今，西方学者更愿意将阿富汗称为典型的“失败国家”：19世纪末的首次现代建国尝试，就受英国半殖民制度限制而造成先天残缺；至于2021年的内战，不过是一个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培养的“利维坦”与一个患上美国依赖症的政府间的角斗。穿梭其间变幻旗帜的，则是喀布尔始终无法真正统治的地方部落。
贾拉拉巴德城外，布莱登侥幸逃生的战场遗迹犹在。一片石头堆砌的遗址，传说是多斯特大王战胜英国人的战场。连绵的山头依然没有多少植被，但几座高大的电塔牵引着高压线从远方而来，向远方而去。兴都库什山区边缘的小山坡都很矮，衬托着美国人援建的电塔如一个个巨人，俯视着脚下的土地。
在2021年7月的战斗中，电塔被炸毁，村镇的电力中断，至今没有恢复，没人说得清是因为塔利班的炮击还是政府军的空袭。但这多少有些“帝国坟场”的隐喻：看似坚不可摧的“巨人”在塔利班的进攻中轰然倒下，它们带来的“光明”也随之熄灭。
发于2021.8.23总第1009期《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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