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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舍利瘗埋方式再思
发布时间: 2021/8/27日    【字体:
作者:沈丽华
关键词:  舍利 瘗埋方式  
 
 
摘要:舍利瘗埋研究是佛教考古的重要课题之一,继往研究建立起了舍利瘗埋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框架。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特别是邺城遗址两座东魏北齐时期皇家佛寺塔基的发掘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材料。在新的学术视角和理念下,通过全面发掘和重点解剖获得了以往所完全不了解的信息,为重新认识舍利瘗埋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发展演变创造了可能。本文基于对邺城两座佛寺塔基建造过程中瘗埋活动的考古学分析,结合继往发现与研究,尝试对中国早期舍利瘗埋方式进行了再探讨。提出:在崇佛日盛的公元5世纪末至7世纪初,佛塔建造过程中的瘗埋活动较为复杂,并且瘗埋内容不仅局限于舍利。这一时期,舍利瘗埋与表基立刹关系密切,瘗埋思想、表现形式乃至容器组合都深刻反映出西来传统与本土文化的不断磨合过程。
 
  舍利瘗埋研究是佛教考古的重要课题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陆续发现一批佛寺塔基遗迹和与舍利瘗埋相关遗物,为舍利瘗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相关讨论也较为丰富。继往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徐苹芳、杨泓等前辈学者为代表,建立起了舍利瘗埋制度形成与发展的主要框架性论断,特别是1987~1988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发掘催发的学术热潮。第二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新的考古发现陆续涌现,冉万里、于薇、高继习等学者先后发表论文,并结集成书,在继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舍利瘗埋研究进行了细化和深化。杨泓将北朝至唐末五代舍利瘗埋制度的发展演变分为四期:北朝早期,北朝晚期、隋至唐初,唐高宗至武宗灭法,宣宗复法至唐末五代。其中第三和第四期的考古发现较多,舍利瘗埋从中央到地方、根据地位层级和佛教信仰的差异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制度;而第一和第二期囿于考古发现,相关讨论特别是关于舍利瘗埋过程的细节鲜有学者涉及。
 
  2002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邺城考古队在邺城遗址先后发掘发现了两处大型佛寺塔基遗迹,均发现了与舍利瘗埋相关的遗存,为我们完善第一和第二期舍利瘗埋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也有学者关注到新世纪以来邺城的考古新发现,但对于遗迹现象的理解不尽一致。本文拟从考古材料的解读出发,试对中国早期舍利瘗埋方式进行再探讨。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的中心在邺城。地处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和黄河下游交接处的邺城,在时隔160余年后再度成为一个分裂王朝的中心,也成为了当时中原北方地区东半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中心。邺城佛教始兴于后赵时期,秉承十六国北魏以来的佛教基础,至东魏北齐时期达到鼎盛,“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邺城考古队在历年调查和发掘中发现了大量佛教遗迹与遗物,其中赵彭城北朝佛寺和核桃园北齐佛寺便是近年发现的最为重要的两处佛教遗迹(图一)。
 
  (一)  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
 
  赵彭城北朝佛寺位于东魏北齐邺城南郭区内,其西侧紧邻都城中轴线——朱明门外大道。该寺规模宏大,方形木塔位于佛寺中轴线南端,现残存塔基夯土(图二)。2002年,邺城考古队对其进行了全面发掘,在塔基夯土内发现了与舍利瘗埋相关的砖函和刹柱础石(图三),发掘者敏锐的意识到其在舍利瘗埋地宫制度形成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发掘简报中将刹柱础下发现的砖砌遗存称为“砖函”,该遗迹位于塔基夯土基槽中心近地平处,用细腻的黑灰色砖砌筑,近正方体状,外缘长、宽、高均约0.7米(图四)。虽然遗迹大部分被盗扰破坏,但原状仍可大致复原,其底面为夯土面、无砖,四周及顶面用方砖和条砖组合围砌,然后在砌砖外表面涂抹白灰。可以肯定这样的“砖函”遗迹砌筑在夯土内,属于不可移动构件,那么在舍利瘗埋仪式中应该存在其他用于盛放舍利及供养品的容器,也就是说砖函只是舍利容器外的一个保护层。
 
  根据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的发掘和解剖,我们大致可以逆推出佛寺木塔建造和舍利瘗埋的过程,主要应包括如下几个环节(图五):
 
  1.在塔基建设初期先开挖大型基槽,然后开始基础部分的夯筑,据解剖了解到基础的下半部由十层黄土、卵石的混杂夯层和夯土层交替组成。
 
  2.当夯筑到接近于基槽开口面(建造面)时,在基槽的十字中心的夯土面上直接摆放盛有舍利和供养品的容器,并举行舍利瘗埋和供奉仪式。
 
  3.在盛有舍利的容器外围用砖砌筑保护层(即砖函),并在砌砖外表面刷抹白灰。
 
  4.进行基础部分和地上台基的夯筑,当夯筑到距离砖函顶面约0.9米处时进行再一次仪式活动,即安设中心刹柱础和方形刹柱,随后继续进行地上台基的夯筑工作。
 
  5.继续夯筑到一定高度时,根据木塔柱网设计在夯土里安放承础石,随后再继续地上台基的夯筑工作。
 
  6.完成地上台基建设后,开始木塔的木构建设,并进行铺瓦和粉刷等装修工程,最后铺砌木塔台基周围地面。
 
  7.在夯土基槽四角重新开挖近方形小型基槽(边长约3、深约1.5米),以两层砖石混杂夯层和夯土层交替构筑。其上立方形单层覆钵、密檐或楼阁式小塔。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整个佛寺塔基的建设而言,舍利供奉和瘗埋、刹柱础和刹柱的安置均具有仪式上的特殊需要,因此作为两个独立环节夹处于建设过程中。两次仪式因为参与人数和身份的原因,举行时应该是在一个较为平整的平面上进行的,笔者称之为“仪式面”。从发掘情况来看,这两个仪式面和考古发现的活动面之间存在一些对应关系,如舍利瘗埋的仪式面基本接近于塔基基槽的开口面(即建造面),砖函的顶面则与塔基外围铺砖地面(即使用面)大致吻合。由此可见,舍利瘗埋等仪式的举行应该是建设规划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整个建设过程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
 
  (二)  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
 
  无独有偶,在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发掘10年之后,我们在该佛寺东侧约600米处又发现了一处大型佛寺塔基遗存,即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图六)。该塔基由地上夯土台基、周边附属设施和地下夯土基槽三部分组成,其中地上夯土台基破坏较严重,周边附属设施和地下夯土基槽保存略好。
 
  比较有意思的是,若将该佛寺塔基与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在建筑规模、形制和结构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两者均为正方形建筑台基,地上台基边长约30米,地下基槽边长约42米(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基槽略大,约45米),两者基槽夯土均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为纯粹的夯土层,下半部以卵石层与夯土层交替夯筑。
 
  不同的是,由于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地上夯土台基破坏较严重,我们未发现与柱网结构相关的承础石和中心刹柱等遗存,也未发现如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一样埋设于刹柱础下方的砖函遗存。但是我们在解剖地下夯土基槽时,在距离塔基基槽开口(即当时建造面)约1.87米处,发现了一组可能与舍利瘗埋相关的遗存,包括一个近方形石函和摆放于四周的青釉罐(图七、图八),并且这组遗存恰好整齐的设计于基槽几何中心、最顶层卵石层之表面。这组石函和青釉罐内盛放了种类繁多的遗物,除了腐朽的有机质物品外,还包括各种质地的珠饰、石制品、铜钱和玻璃器残片等。
 
  根据发掘和解剖发现的遗迹现象,我们亦可以对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的建造和舍利瘗埋过程进行逆推,大致应包括如下几个主要环节(图九):
 
  1.建设初期预先开挖大型基槽,然后开始基础下半部(即卵石层与夯土层)的交替夯筑工作。
 
  2.当地下基础夯筑进行到约相当于基槽一半深度时,卵石层与夯土层的交替夯筑工作完成。需要注意的是卵石与夯土交替层在塔基台体和踏道对应位置存在差异,对应台体处基槽要略深一些,因此最底层的卵石层比上层要更厚一些。最底层以上的卵石层在对应台明和踏道处应为同步施工,在踏道处完成一半深度时,即意味着与基槽四面坡道的底部大致持平。此时在对应台明位置又加筑了一层夯土和一层卵石,由此在基槽中部形成了一个略高于四周的台面。这一工序无疑是为瘗埋仪式的举办所准备的。
 
  3.这时在夯土基槽的十字中心、最顶层卵石层的表面摆放石函和青釉罐,并举行供奉和瘗埋仪式。这一仪式的庄重性从相关遗迹现象可窥一斑,如因仪式进行的深度距当时地面(建造面)较深(约1.87米),故此在基槽四面设置了六条较缓的斜坡通道可直达这一深度,斜坡通道长约6米、宽2.5~3.3米,坡道面可见较厚一层路土层(图一〇、图一一)。最顶层卵石的铺设具有较为明显的规律性,沿台基南北和东西中轴线用两列卵石作十字形分区,四个分区内对角区域卵石大小接近,各分区内卵石大小相当(图一二)。由此从卵石的铺设就形成了地下基槽的十字轴线,而石函就准确地放置在基槽的十字中心上。
 
  4.当供奉和瘗埋仪式完成后,继续进行地下基础的夯筑。在夯筑到与石函顶面持平时,在石函南侧约40厘米处摆放一组以卵石为主的遗存,卵石摆放略呈箭头状,箭头中心还有一漆木质容器(图一三)。这组遗存似乎也对应了一个小型仪式。
 
  5.继续进行基础夯筑,当达到当时地面(即建造面)时,略微拓宽夯筑范围,开始地上夯土台基的夯筑。夯筑到相当于使用面高度时,我们在台基中心发现一个不太规整扰坑,其位置与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砖函位置大致相当,不过未发现任何残留痕迹。
 
  6.完成地上夯土台基和四出踏道的夯筑工作后,进行木构建设、铺瓦和装修等工序,并完成周边附属设施的建设。
 
  相对而言,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的建设和瘗埋过程似乎较之赵彭城北朝佛寺更为复杂,不过需要提前注意的是,就考古现象而言,后期的盗扰破坏和发掘本身的局限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我们的认知。以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而言,由于地下夯土基础保存完好,当时仅利用盗洞进行了局部解剖,从而发现了砖函遗存,但是并未对基础中心砖函以下部分进行解剖,所以目前暂时无法确认在基础中心是否还存在与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相似的石函等遗存。而对于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而言,由于地上夯土台基破坏严重,对应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砖函位置仅发现一个扰坑,而现存于三台遗址公园内的大型础石又基本可确认是早年从该塔基运回的刹柱础石,故此刹柱础之下是否亦有砖函也无从确认。
 
  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年代和属性比较明确,为建于北齐天保九年(558年)的大庄严寺佛塔,毁废年代应与北齐末邺城被毁大致同时。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的年代和属性要略为复杂,从发掘出土遗物仅能判断其为东魏北齐时期。何利群曾对东魏北齐邺城佛教进行了梳理,并罗列出文献中有记载的20余座东魏北齐寺院,其中能明确位于城南的国家大寺仅有大庄严寺、大总持寺和大慈寺三所。赵彭城北朝佛寺规模宏大,应当属于国家大寺,而作为紧邻中轴线的国家大寺在正史中只字不提的可能性也应该是比较小的。如果将核桃园北齐佛寺推定为大庄严寺的话,那似乎赵彭城北朝佛寺对应大总持寺的可能性更大。关于大总持寺的文献记载极少,《北齐书·武成高湛》和《北史·齐本纪下》的记载略有差异,《北齐书》第七卷《武成高湛》:“(河清二年)五月壬午,诏以城南双堂闰位之苑,乃造大总持寺。”《北史》卷八《齐本纪下》:“(河清二年)五月壬午,诏以城南双堂之苑,回造大总持寺。”令人困惑的是,仅依据这两条文献我们无法确知城南双堂的具体所指,是否与明堂有关,或者是指赵彭城北朝佛寺的东南、西南二院,而“乃”与“回”仅是文献传抄或记载的差异,还是特指赵彭城北朝佛寺由方形水沟围合这一特征。若假设赵彭城北朝佛寺即为大总持寺,则其应建于北齐河清二年(563年),仅比大庄严寺晚5年,而毁废年代应与大庄严寺相当,与北齐末邺城被毁同时。由此而言,作为位置相近、建造时代相仿,又同属国家大寺的这样两座大型佛寺塔基,建筑形制、规模和结构高度一致,其舍利供奉和瘗埋方式理应一致,上述考古现象的区别应该更多从盗扰破坏和发掘本身的局限角度去考虑。
 
 
  在梳理清楚赵彭城北朝佛寺和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建造与舍利瘗埋的过程后,有必要结合国内曾发现过的同时期案例进行比对分析。
 
  北朝时期的案例仅有大代太和五年(481年)河北定县塔基和北魏熙平元年(516年)河南洛阳永宁寺塔基两例。据简报描述:定县石函出土于深1.5米夯土层内,但塔基情况及石函具体位置不详。洛阳永宁寺塔基中心有一正方形竖坑,边长1.7米,坑口整齐,四壁直立,壁面平整,发掘者推测为木塔地宫所在。
 
  隋代则有开皇九年(589年)陕西西安清禅寺塔基、仁寿四年(604年)陕西耀县神德寺塔基、大业元年(605年)河北正定白店村舍利塔基、大业二年(606年)河北定县北宋静志寺塔基地宫舍利函、大业十二年(616年)北京房山云居寺雷音洞舍利石函輦輵、山东平阴洪范池隋舍利石函等六例。在上述发现中,清禅寺发现“地宫”呈长方形,南北长89、东西宽37、深36.4厘米,与塔基关系不详。耀县神德寺石函发现于距地面深2米处,石函内放置塔铭,石函四周及盖上均有长条形或方形的护石包裹,周围还砌有砖墙。石函长宽各103、高119厘米。正定北白店村石函位于地下深1米处,函外四周砌有砖圹。定县大业二年(606年)舍利函出土于北宋静志寺地宫。山东平阴舍利函出土于夯土之内,夯土台基东西长16米、南北因破坏不详,石函周围未发现砖石、地宫等迹象。石函分内外两重,内函由盝顶函盖和方形函身组成,外函则为组合式,通高135厘米,由六块石板组成。
 
  略显遗憾的是,上述案例多非正式发掘所获,舍利函出土详细情况及与塔基的关系多语焉不详。不过从残存信息来看,有几个方面尚可略做铺陈。
 
  (一)  砖函与石函
 
根据现有考古发现,杨泓先生曾总结指出“北魏时未筑地宫,只是把放置舍利的石函直接埋入塔基夯土中。隋代开始以砖石构筑简单的墓室状建筑,不再把放置舍利的石函直接埋入土中。”据此来说,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内的石函埋纳方式更符合北魏“直接埋入塔基夯土”这一特点,而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内砖函的设置则与隋代开始的瘗埋方式更为接近。
 
 
  若将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发现的石函及青釉罐与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发现的砖函相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空间位置的差异。两者虽均被夯土所包围,但从深度而言,前者位于塔基基槽中部,后者则与塔基基槽开口大致持平。考虑到我们在对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中心进行解剖时,不时会发现包括铜钱、青釉罐等在内的各类瘗埋物,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两处佛寺塔基均存在多次瘗埋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应当是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对应砖函处的这次瘗埋。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发现的石函遗存固然重要,但应只是瘗埋过程中的一环。
 
  函者,盒也。严格的说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发现的这种砖砌结构似乎既不宜名之为“砖函”,亦不可遽称为“地宫”,反倒是用“砖砌护墙”更为准确。在塔基夯土的建造过程中,用于盛放舍利的容器除了石函以外,其他无论是铜、玻璃或陶瓷任一质地,如果夯土直接叠压其上,势必会造成损伤,这也有违舍利瘗埋的初衷,反之加筑砖砌护墙后可以有效保护盛放舍利的容器,而砖砌护墙外表涂抹白灰则显示出对舍利瘗埋空间的特殊重视,这也意味着舍利瘗埋在塔基建设过程中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的考古发现将用砖石砌筑护墙的瘗埋方式的时代前提到北朝晚期。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曾下诏在三十州立舍利塔,塔下瘗埋舍利,“将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静三十处,各起舍利塔。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坐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此后仁寿二年(602年)至仁寿四年(604年)陆续建舍利塔的州从五十三个扩大到一百余个,遍及全国。在这些舍利塔中经考古发掘过的如耀县神德寺、正定大业元年(605年)舍利塔基均提到舍利石函外围砌有砖墙,山东平阴洪范池则在石函外围用六块石板建成外函。由于隋代的这些考古发现中仅有山东平阴洪范池的发现附有线图(图一四),其余所述砖墙的详细情况并不清楚,相比之下,山东平阴洪范池的石函更像一个组合形式的外函,而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的砖函缺少底部,显得更为原始。隋仁寿年间形成的这种由皇帝制定的瘗埋规制,其源大概始于邺城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但又有所改进,这样的做法也影响到初唐时期的舍利瘗埋,如陕西蓝田唐法池寺遗址发现的舍利石函外围亦砌有方砖。当然,与之对应用于瘗埋舍利的容器,从北魏时期开始出现的中国传统样式的盝顶盖方函也经隋一直延续到初唐,唐高宗以后才为金棺银椁所取替。
 
  需要补充的是,不同于定县北魏塔基等石函的规整以及出土遗物的精美和丰富,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出土的石函不仅形制简陋,供奉物品也较为简单,这与其作为皇家佛寺的身份极不匹配。天保九年正是北齐国力较为强盛的时候,不存在因经济衰退、物资匮乏而造成瘗埋简陋的可能,不过如果了解到“中印度地区早期舍利容器形制简单且多为石质,远不及后来犍陀罗及中国地区舍利容器精致华美”,这样结合东魏北齐时期佛教艺术正经历从犍陀罗向秣菟罗艺术追求转变的历史背景,在强烈追求鲜卑化和西胡化的政治取向下,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石函呈现出复古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神圣性的降低”。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出土石函的简陋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并非塔基建设过程中最主要的瘗埋。
 
  (二)  瘗埋容器组合方式
 
  在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基础的营造过程中,存在多次瘗埋过程,其中多数呈现出既随意又似有意为之的特点,不过作为核心瘗埋的石函与青釉罐的组合方式却颇有深意。这组遗存发现时,石函位于中心位置,四个小型青釉罐分置于石函四角,略有偏差,大型青釉罐位于东南角,紧邻小青釉罐(图七)。从塔基建筑结构和营造次第来看,笔者倾向于认为该大型青釉罐在举行仪式时应放置于石函之上。这五件青釉罐中小青釉罐除位于石函西侧两件为饼形足、东侧两件为平底外,其余形态特征基本一致,盖顶均饰有宝珠纽,器身圆鼓,周身施有多圈弦纹(图一五),与中印度地区出土舍利容器(图一六)较为相似。
 
  在瘗埋容器组合方式上与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具有相似性的案例有:山东平阴洪范池隋舍利函外函底板之上四角各放置一枚北周“永通万国”铜钱;韩国益山百济弥勒寺西塔(建于639年)舍利孔中以玉板分隔为上下层,四个小铜盒分置于玉板之上、舍利孔四角,大铜盒偏于一侧。更早的例子则有印度桑奇塔群中二号塔的考古发现,“根据19世纪考古学家的勘测记录,舍利一般被储放在窣堵坡覆钵体内以条石铺设的石室中,位于覆钵体内纵向或轴线附近。以桑奇2号塔为例,在覆钵体内,有一个以长条石板铺设出的空间,内放置方形石盒。石盒内横列摆放四个舍利容器,样式及大小接近,为滑石材质,……四件舍利容器在盖顶部刻有婆罗米文,内容记录舍利来源及供养人姓名,这些舍利容器的年代根据佛塔建造时间推断,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末。”如果扩大到建筑空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如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除了中心夯土外,在基础四角各有一个小方坑,如果其上立有小塔的话,那么这样的建筑形式则与印度建于5~6世纪菩提伽耶的摩诃菩提寺佛塔、北魏天安元年(466年)曹天度石塔、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上层转角处佛塔、南禅寺北魏石塔、敦煌莫高窟北周428窟壁画中佛塔形象以及唐以后受佛教密宗影响而建的金刚宝座塔等具有相似之处。据此,笔者推测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内石函与青釉罐的组合方式应系对现实生活中佛塔的模拟,石函象征塔基,大青釉罐和四个小青釉罐分别代表大小不一的覆钵塔,整体组合在一起仿若菩提伽耶,以缩微的形式再现舍利与佛塔的相生相伴。
 
  (三)  舍利瘗埋与表基立刹、建塔营寺
 
  佛塔作为佛的象征,其建造本即为瘗埋舍利,故此在一些题记铭刻中常自称为“舍利塔”,如山东临朐出土的《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日常所能见到的主要是高大辉煌的佛塔,在佛教中国化的缓慢进程中,其以强烈而直接的视觉震撼凸显舍利的神圣性,并通过一些神异事件不断征服着统治者和广大信众。
 
  佛教在4~5世纪经中国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具有视觉震撼力的高大佛塔和舍利瘗埋规制亦为其所接受和模仿。不过与中国存在较大区别的是,日、韩等国更为流行在木塔刹柱正下方设凹座或舍利孔用于舍利瘗埋。据佐川正敏先生统计,在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日本,伴随刹柱从地下式向半地下式、地上式的转变,刹柱下方设凹座与舍利孔从大致平分秋色向凹座渐多、舍利孔渐少方向发展,同时舍利孔与刹柱础间有着较高比例的共存关系。
 
  无论是从湖北襄樊菜越三国墓出土陶楼、四川什邡白果村采集画像砖上的三级佛塔图像,还是北凉高善穆造石塔、北魏洛阳永宁寺木塔、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佛塔形象,乃至隋唐以后中国和日、韩等国的木塔,我们都可以看到印度式覆钵塔与中国传统楼阁建筑的不断融合过程,因高层建筑技术的需要,覆钵不断缩小,但中心刹柱在中古时期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亦成为佛塔的重要组成部分。刹柱与舍利瘗埋关系的增强在邺城赵彭城北朝佛寺首先见到雏形,而后在韩国和日本进一步凸显,这种密切关系的出现大概也即表明了佛塔作为舍利瘗埋空间的重要象征意义。隋唐以后,佛塔在寺院中的地位日益退化,逐渐为佛殿或以佛殿为中心的院落所取替,但是在舍利崇拜的顽固信仰之下,佛塔终未完全消失,在佛寺中一直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三综上所述,我们主要可以得出如下三点认识:
 
  (1)在崇佛日盛的公元5世纪末至7世纪初,佛塔建造过程中的瘗埋活动比较复杂,并且瘗埋内容不仅局限于舍利。视佛塔等级差异,瘗埋活动的参与人在瘗埋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邺城遗址两处北朝晚期佛寺塔基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迄帝后及皇室成员,中则官吏、勋贵,下至僧尼和各层施工者,可能都参与了佛塔建造和包含舍利瘗埋在内的各种瘗埋活动,“壁玉珠玑,咸充供具。……脱珍御服,并入檀财”。这些瘗埋活动的参与人在佛塔建设过程中断续发生着各种不同规模的供奉和瘗埋行为,当然这些行为大多与舍利无涉。
 
  (2)舍利瘗埋与表基立刹是佛塔建造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对建筑营造次第的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舍利瘗埋的过程和仪式的开展。通过对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和核桃园北齐佛寺塔基建造过程的梳理,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两座佛寺塔基具有相同的构造和宗教仪式行为,目前存在的差异主要缘于盗扰破坏和考古工作不完全。从现有发现来看,在基槽开口面之下发生的多次瘗埋活动,应当主要是施工者所为;而在基槽一半深度进行的较为复杂的瘗埋活动则或许与寺院建造的主持者或者官员、贵族等信众有关;最为重要的舍利瘗埋则发生在基槽开口这一深度,同时这一活动与“表基立刹”紧密相连,应当与当时的帝后及皇室成员有关。从瘗埋思想、表现形式乃至容器组合而言,西来传统与本土文化的不断磨合过程尽显。
 
  (3)从材料而言,在发掘过程中基于学术目的对关键位置进行适度解剖,不仅有助于了解建筑遗迹的结构和营造次第,也会丰富我们对古代宗教仪式开展过程的认识。
 
  舍利瘗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课题,本文仅对瘗埋方式进行了爬梳,舍利瘗埋容器和瘗埋内容乃至瘗埋思想的变化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限于篇幅,本文不便展开,将另文探讨。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3期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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