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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悲悯和洞见,已成为“社会温度”的标尺
发布时间: 2021/10/15日    【字体:
作者:先知书店
关键词:  巴巴拉•W•塔奇曼 社会温度  
 
 
有人说,人类所遇到的任何棘手问题,都可以从某位智者的书中找到答案。
 
那么,当一个超级大国的掌舵者,在面临国家存亡,乃至人类最为重大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时,他会去读谁的书呢?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两大阵营剑拔弩张,足够毁灭地球数百次的核战争一触即发。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将目光聚焦在美国总统肯尼迪身上——他的抉择,将决定其国家走向,乃至全人类的命运。
 
彼时,肯尼迪的案头,除了核密码箱,还有一位当代历史学者的作品。肯尼迪反复阅读,陷入沉思,并用书中揭示的历史教训不断警示自己:
 
政治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的,却总是做出最愚蠢的决策。每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各国领导人,几乎都深知治国之术和权力游戏,却同时陷入惊人的集体愚蠢、迷之自信,这些聪明绝顶的职业政客,亲手将人类文明拖入了毁灭性的大灾难。
 
肯尼迪发誓,自己绝不重蹈覆辙,“我肯定会做出更好的选择”。于是,他在最后关头沉住气,步步施压,既达成了政治意图,又避免了将世界陷入末日般的核战。
 
事后,肯尼迪把这位女作家的书当成国礼,寄给了英国首相,希望对方牢记英美两国的特殊友谊,并且“对现代文明及其敌人,保有最深刻的反思与警惕”。
 
十年之后的1972年,中美两国都被笼罩在苏联核威慑的阴影之下,而美国更深陷越战的泥潭。为维系国家安全,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访华,世界为之瞠目——这是1949年之后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而尼克松也像肯尼迪一样,将这位历史学者的书赠送给中国时任领导人,中方则以鲁迅作品回赠之。
 
这位历史学者,就是两届普利策奖得主,被誉为“非虚构写作第一人”“当代的修昔底德”的巴巴拉·W·塔奇曼。
 
塔奇曼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获此殊荣?
 
她的悲悯和洞见,成为“社会温度”的标尺
 
历史不仅关乎真相与事实,更关乎道德与信仰。塔奇曼深切的普世精神、人文关怀,使她在众多历史大师中格外突出。
 
作为“笃信宗教的战前一代”,她坚信“正义和理性最终会获得胜利”。她热情讴歌美国独立革命、以色列卫国战争,而她的研究和写作,却始终致力于减少战争。
 
以色列的战斗是雄狮的战斗,这是该地区最伟大的战役,在危难时刻挽救了美国,也暴露了俄国……雄狮也会流泪,他们不仅为同胞流泪,也为被杀的敌人流泪……炫目的胜利过后,他们没有游行欢庆,而是对死者哀悼纪念。(塔奇曼《圣经与利剑》)
 
塔奇曼的犀利洞见,让全世界最有权势者为之折服。
 
当很多人热衷于追忆战前的“黄金时代”,或是畅想乌托邦的美好未来时,塔奇曼毫不留情地指出: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特权的人而言,并不会有什么“黄金时代”。
 
塔奇曼不醉心于政治年表、科技进步,她甚至不关心经济竞争,她关心的是“社会温度”——各国的好战情绪,是如何沸腾起来的?
 
通过对世界大战前的“温度测量”,她得出结论——文明不会亡于衰落,只会亡于折腾:“当社会的“温度”越来越高,民众越发激进,权力越发傲慢;人们一边渴望对外复仇和扩张,一边寻求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塔奇曼《骄傲之塔》)
 
历史洞察与人文关怀,固然可以矫正某些政客的愚蠢。但显然,在哲学家、历史学家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20世纪,仅凭这一点,还支撑不起诸如“当代的修昔底德”“非虚构写作第一人”的殊荣。那么,塔奇曼是如何做到“把深刻的历史洞察、人人都知道结果的历史,写得让人捧起书来就爱不释手、欲罢不能”呢?
 
破解写作技艺的“不可能三角”
 
二战后的德国,曾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在一名纳粹成员身上,聪明、诚实、相信法西斯主义,这三者不可能同时为真。这个“不可能三角”,在知识市场同样存在:很少有作品,能同时做到深刻、精彩、真实,即“写作技艺的不可能三角”。
 
事实上,历史上确有很多认知高远、思想深刻的巨匠,因拙于文字表达,其皇皇巨著被后世读者束之高阁。结果,这些知识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了“化石”,甚至被永远遗失。
 
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除了书写者运用文字的能力不足外,就是塔奇曼在《历史的技艺》一书中所提及的,学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偏见——“高估研究,轻视写作”。那么,塔奇曼自己的历史作品,是怎样做到在深刻之外精彩而又真实,进而破解“写作技艺的不可能三角”呢?
 
「没有事实的叙述,贫乏而难以服人」:虚构捏造vs原始文献
 
在史学界——无论通俗写作,还是历史研究,长期存在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很多史观正、充满历史洞见、文字淋漓畅快的作品,存在断章取义、以立场筛选史实、甚至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实的现象。
 
塔奇曼终其一生都在捍卫美德与文明。她坦言,自己从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因为“那只有时钟才可能做到”。但是她在写每个字的时候,都在警示自己,不能做一个“价值先行者”。
 
为了探寻历史真相,她总是“毫不犹豫地以最快速度扑向原始文献”:未出版的私人信件、工作日志、手写的报告、公文中的便条……
 
在《八月炮火》中,当写到英军登陆法国的下午时,“一声夏日惊雷在半空炸响,接着是血色残阳”。这句文学描述,是她翻阅大量档案后,从一位英国军官的日记中找出来的。为了考察“指挥官的传令效率”,她甚至到法国山区实地考察。
 
“材料的选择,决定了最终作品的质量,这是我只用原始文献的原因。”塔奇曼说。
 
即便如此,对一个历史写作者而言,一手资料依然非常有限,即便在档案公开度比较高的地方。于是,二手资料成了历史学者的鸦片——吸之,效果立竿见影;弃之,写作生命随时会中断。
 
对此,塔奇曼的态度是“它们有用,但也有害”。因为二手资料即便是事实,也是被筛选过的事实。选择二手文献,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筛选的机会。
 
一知半解的批评家质疑她,但一流的历史学者却纷纷声援她。
 
西方学界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在读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后,吃惊地说:“她发掘了所有的记录……哪怕连最小的纸片都没放过”。
 
晚年的费正清曾语带讽刺地说:“某些批评家将巴巴拉的书称为‘通俗历史’,这与其说是批评这些书,不如说是批评他们自己。”(《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序言)
 
她所写出的每一个单词,都是真实的历史。但由于她的书太过精彩,以至于人们时常质疑——这些令人迷醉的画面感和戏剧性,是不是巴巴拉为了“让历史更动人”而捏造出来的?
 
对此,塔奇曼斩钉截铁地说:“我从不捏造任何东西,包括天气。”
 
「把功课全留给读者,是作者的失职」:堆砌名词vs精炼提纯
 
史观正确、尊重史实的研究者有很多,但只有少数人具备学者的担当和能力——花费双倍的时间研究、筛选史料。
 
塔奇曼非常鄙视公共领域的“论文式写作”——堆砌事实、事无巨细,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但事实上,读者根本无法理解那么多名词。这样掉书袋是一种极不负责的偷懒——把功课都扔给了读者。
 
她的书信息量巨大,但从不堆砌名词。面对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她“从泥沙中淘出金矿,然后精炼提纯”。
 
她把自己的写作比喻成“放大地图的尺寸”——要忠实于“原图”,更要有所取舍。为了凸显与主题关联度最高、长时段看最重要的史实,她甚至必须忍痛割舍一些最精彩的叙述。
 
例如在《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一书中,“亨利·华莱士访华会见蒋介石”的情节,被塔奇曼一笔带过。为此,她甚至舍弃了一句精彩评语:“为了理想,亨利可以砍下自己的右手,以及你的右手。”
 
原因在于,随着对这一支线情节的展开,叙述它的文字数量突然猛涨。“于是我立即有种不妙的感觉,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直到有一天有人问塔奇曼,这件事究竟有多重要?
 
“我听见内心的回答是:它一点儿也不重要,它真的对事情没有任何影响。”(塔奇曼《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换作别的作家,多半无法舍弃已经写就的精彩故事——他们总是被旁门和枝节所吸引,但写作的艺术——对艺术家的试炼——就在于,是否能够忍痛割爱,直奔主题。
 
「作者权力巨大,除了自己的良心,无人能够监督」:上帝视角vs隐身的说书人
 
有的历史学家史观正确、尊重文献,也有整理文献的能力和毅力,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克制住“苛求古人”、“夹叙夹议”的冲动。
 
塔奇曼认为,出色的历史学家必须是“隐身的说书人”——讲故事的最高境界,是让听众忘记说书人的存在。
 
历史学家绝不能使用情绪化的讲述诱导读者,即便他有第一手的真实史料,更不能在叙事里穿插自己的价值批判。如果作者对素材有疑惑,应该在幕后自行解决。即便想要做动机分析,也应该放在附录里。“不要当着读者的面和素材理论”——要避免“事后诸葛亮”,更要避免“代读者发表感想”。
 
为了给读者呈现整全的、有高度的视角,她甚至强迫自己放弃一些极具代表性的记载。
 
例如,写到史迪威在缅甸的大败时,有一件令人震惊的真事:蒋介石的一名部下,在掩护撤退时擅离职守——为了把一辆劳斯莱斯汽车搞回家。史迪威愤怒地说:“在中国战场打仗,(国民党)司令官从来不会穷着下台。”
 
塔奇曼本想引用这句文献中的原话总结——仅从忠于史料和史实的角度,这没有问题。但她担心后人读到这段历史时,会对其他中国国民党将军产生偏见。最后,她不但删掉了这句话,而且直接舍弃了这个故事。
 
对此,塔奇曼的理由是:作为叙述的一部分,虽然一件细微处的小事看上去是有代表性的,也能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但这个印象可能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整体。这时候作者的权力巨大,而除了自己的良心,无人能够监督。
 
「最好的作家,才是最好的历史作家」:合格的学者vs语言艺术家
 
一个历史作家如果将以上三点都做到了,算不算优秀呢?不,他只能算是“合格”。要做到“优秀”,还必须掌握“驾驭文字魔力的技艺”。
 
“见识、知识和经历还不足以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还要有对语言的非凡掌握,作为他发出声音的工具。伟大的思想,还需要借助对词汇的完美掌握才能表达。”
 
“所谓优秀的历史作品,就是读者明明早就知道结局,仍然对悬念迭起的文字欲罢不能。”
 
——对写作有如此苛刻的要求,可想而知,能够入她法眼的“伟大作家”自然屈指可数。塔奇曼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从不空手而归:就像画家的画笔、雕塑家的黏土一样,她的文字 还原了历史的史诗感。
 
在塔奇曼看来,写作的难度、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研究。因此,好的作家,一定是位艺术家…让文字具有脱离作家掌控的魔力。“在我写书时,我常感觉自己是个艺术家。”
 
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罗伯特·马西在《八月炮火》的序言中写道:“塔奇曼那年夏天为了一段文字,反复推敲了八个小时。后来那段文字成为她所有著作中最出名的经典佳句,这就是《八月炮火》的开场白。”
 
“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出殡,骑着马在队伍中前进的有九个帝王,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穿着丧服,肃穆伫候的人群,都不禁惊叹不已。这些君主,服色斑斓,嫣红姹紫,宝蓝翠绿,三骑下排联辔出了重重宫门,在阳光照耀下,羽翎头盔,金丝衣镶,绯色绶带,嵌着珠宝的勋章闪闪发光……”
 
写作和商业最相似的地方在于:一旦有人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新品类,就会被无数聪明的人模仿。下面是三位著名作家代表作的开场白,像极了对《八月炮火》开场白的仿写:
 
“1932年那个山穷水尽的夏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活像一座深陷敌围的欧洲小国京城……”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
 
“无数黑骑在远处来回驰骋。远处长河之上,一轮浑圆的血色落日;孤城城中,狼烟正直直刺向昏黄的天空。天宝三载,元月十四日,巳正。长安,长安县,西市。春寒料峭,阳光灿然。此时的长安城上空万里无云,今日应该是个好天气。”
 
以上这三部作品分别是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
 
充满魔力与洞见的文字,在塔奇曼的作品中,可以随手拈来:
 
“1914年的某种气氛,让感受到它的人为人类的命运颤抖。”
 
“使之高于普通的繁芜琐碎,这是伟大的悲剧必需的元素。1914年的8月,有一种东西在逼近,不可逃避,无所不包,笼罩着每一个人。完美的计划和易犯错的人之间的可怕矛盾直让人颤栗……”
 
“你无法从恶中分离出善,智慧、勇气、善良也和无赖、贪婪和愚蠢相伴;英勇无畏和坚忍不拔也和虚荣、残暴、腐败同生同灭。”
 
“生活在20世纪的人类不值得羡慕。他们以前相信自己是神的造物。现在他们失去了骄傲,开始思索自己最近的斑斑劣迹和眼前的重重困境。他们再也不能如赞美诗诗人那样尊称自己为‘仅次于天使之人’。”
 
塔奇曼在“非虚构文学”领域的开拓行为,甚至反过来影响到了虚构文学。被称为“鬼才”的马伯庸说,“塔奇曼就是非虚构写作的神仙。”电影《霸王别姬》和《活着》的编剧芦苇,曾多次表示,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塔奇曼,没有之一。
 
「厌恶人类同胞的作家,已接管了文学世界」:流量明星vs冷门经典
 
做到以上四点,自然是卓越的历史作家,但距离天才,恐怕还差一条:把冷门写热、化腐朽为神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任性到不需要蹭热点流量,而是凭实力自己制造流量。
 
塔奇曼出身于商人世家,早年在剑桥学习历史和文学,二十多岁成为战地记者。婚后十多年,她一直在家相夫教子。44岁,很多人已经陷入失去梦想、日渐颓废的“中年危机”。可是对塔奇曼而言,写作的“青春”才刚刚开始。
 
当这位中年主妇走出厨房,重新开始公共写作时,竟然一飞冲天、长盛不衰:凭借《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度斩获普利策奖后,塔奇曼受邀担任多所大学的荣誉教授,讲座场场爆满。
 
人们纷纷翘首以待:塔奇曼还会继续讲故事吗?下一次更新的作品,会是什么话题呢?
 
一个作家通常会以三种方式重回公众视野:畅销书作家喜欢追逐时代热点,恨不得每时每刻都出现在公众眼前;合格的专家通常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深耕细作”,为大众提供专业咨询;优秀的学者更喜欢宏大叙事、无所不谈,留下“通史”类的鸿篇巨著……
 
塔奇曼所处的时代,“厌恶人类同胞的作家接管了文学世界”——无论舞台上的戏剧,还是流行的各种作品,都在拼命地追赶潮流,没有人会关心时代的核心命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这些都不是塔奇曼,她是充满关怀的人文学者,更是敢于挑战“小流量”的天才作家。
 
功成名就之后的她,以一种“任性、冒险”的姿态,冲入最清冷的历史领域,掀开一张张积满灰尘的幕布,点活了舞台上的人物:从中世纪大瘟疫到美国建国时的世界政局,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从摩西圣约到贝尔福宣言……
 
塔奇曼的八部作品,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但最能代表其写作水准以及他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则是《骄傲之塔》——很少有历史作家关注的冷门历史时段,这从该书的副标题“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可见一斑。
 
塔奇曼不仅成功挑战冷门话题,而且将这些话题写成了人们竞相购买、引用的经典。看似任性的背后,其实源于她敏锐的历史洞察力,才能在历史的荒漠中掘得宝藏。塔奇曼说:
 
“吸引读者的历史,让他们和我一样对写作主题欲罢不能。但前提是,这段故事必须要先吸引我自己,以至于有一种分享的使命感。和谁分享呢?——当然是读者,我一直将之装在心里的人。”(塔奇曼《历史的技艺》)
 
当世界坠入平庸与危险时,需要一种力量拉住它:塔奇曼作品使用指南
 
时至今日,塔奇曼开创的“基于文献的史诗写作”,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至暗时刻的肯尼迪将塔奇曼作品置于案头,作为决策的依据;
 
美国总统将它作为国礼,塔奇曼的书是大国外交的信使;
 
曼彻斯特、黄仁宇、马伯庸等作家将塔奇曼的书作为“模仿”对象……
 
对于大众,阅读塔奇曼作品,在体验阅读之美的同时,亦完成了一场智慧之旅。
 
天才的作品,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种体验——阅读塔奇曼,是在体验阅读之美的同时,完成一场智慧之旅。
 
以《远方之镜》为例,这本书的写作,源于塔奇曼在整理文献时意外发现的宝藏:一位14世纪法国贵族的传奇人生,令人心驰神往,又扼腕叹息,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金庸的武侠小说,更引人入胜的是,这些故事,竟然全都是真的。让人不得不叹服,现实的精彩远远超出人的想象力。
 
这些故事,因为塔奇曼的历史技艺,让读者品味到了“比金庸武侠还精彩的真实人生”。更巧妙的是,此人的经历,恰好完美印证了现代文明的三大挑战:内部动荡和价值观的崩溃、外部世界的侵略威胁、大瘟疫过后的逆势崛起。
 
除了阅读的享受、智慧的魅力,在知识过剩、信息泛滥的今天,读塔奇曼,需要一种“焚香沐浴为读书”的仪式感。因为她的文字,有一种挑逗阅读者不得不涂划、玩味、品鉴的魔力。这是任何为了高效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碎片化阅读、电子阅读所无法代替的。
 
作为政治家外交活动的国礼,塔奇曼的书,当然也是我们馈赠亲友的上上之选。因为它不只是一套经典,更是一个关于智慧、审美、品质、品位的符号。
 
苍山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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