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基督教[①]学术史研究综述[②]
洪晓梅[③] 李坚[④]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要: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东北,迄今为止已有150余年的历史,其间不乏曲折与艰辛,但信仰传承却绵延不绝。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宗教发展迅速,尤以基督教发展速度居全国首位为突出。与此相伴,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发展进程中,东北基督教既为社会治理提出新的问题与挑战,也为基督教学术研究提供可探究的丰富的社会土壤与研究课题。丰沃的历史积淀与纸传墨载的基督教学术积累为研究综述提供可能。
当前,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⑤]方兴未艾。作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区之一,东北基督教的传播、发展与社会影响日益引起更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并形成一批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不仅廓清了东北基督教史上的一些重要事实,也对基督教的认识和规范治理提出可资借鉴的视角,同时在梳理东北基督教学术史的过程中,还发现了有待挖掘的研究空间。
一、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与发展阶段概况
自基督教传入东北,迄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基督教历经晚清、民国、伪
满、解放战争、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传播与发展,其间不乏困难曲折,但信仰传承却延续不断。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可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一、建国前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与发展(1867-1949);二、建国后东北基督教的发展与趋势(1949-至今)。前一阶段可进一步划分为:晚清、民国、伪满、解放战争4个时期。后一阶段又可分为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四十年3个时期。共计两大阶段7个时期。
(一)建国前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与发展
1.晚清时期。据文献所载,基督教最早传入东北的时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以设堂布道,并对后续基督教传播的影响来看,当属英国长老会宣教士宾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ens)为第一人[⑥]。1858年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增开牛庄(后改为营口)为通商口岸,这里便成为进入东北腹地的登陆点。宾威廉于1867年来到营口驻足传道,为东北地区基督教传播作出开拓性的基础工作。其后陆续来到东北的宣教士大都从营口登陆,并逐步深入到东北内地。为传播圣经,除了建教堂,办神学院,他们还开办各种社会服务事业,如西医院、从小学到大学乃至特殊教育等各类学校、孤儿院、贫困救济所等,借助帮扶弱势群体的方式来吸引百姓。虽有诸多的习俗冲突,加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社会背景,使圣经传布并非一直顺畅,但终究还是传播开来,并扎下了根基。基督教已成为东北宗教生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2.民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东北基督教发展较快的一段时间。尽管清末发生甲午海战、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和东北鼠疫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但东北地区基督教的传播却并未中断。特别是培养了一批信仰稳固的本地传道人,信徒数量还有了显著增长。
3.伪满时期。日本侵占东北时期的初期,企图借助东北社会的基督教力量来稳固其统治,但随着与英美等国正式宣战,日本就将不肯与其合作的西方宣教士都赶走了。因此在强力推行日本文化的高压政策下,东北基督教总体上不仅没有扩展,反而萎缩了。
4.解放战争时期。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东北基督教基本延续前一阶段,没有太大变化。
(二)建国后东北基督教的发展
1.建国初期。在除旧立新、抗美援朝等社会背景下,几经周折,中国基督教
界领袖“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等人撰写《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⑦],明确指出中国基督教应当坚持自传、自养、自治原则,走中国化道路。东北基督教界积极响应全国基督教两会提出的“三自”号召,不分教派,实行联合敬拜,追求教会合一。这是中国基督教界脱离外国差会[⑧]和宣教士,走上自我独立发展道路的转型期。
2.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段时期各大宗教都被迫关门,基督教也不例外。牧者和传道人都被下放到工厂或者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信徒四散。但仍有少部分信徒悄悄地在家里学习圣经,形成那段特殊时期的家庭信仰聚会。
3.改革开放四十年。宗教解禁政策是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出台较早的政策之一,久闭的宗教大门被重新打开。这一时期又可以细分为3个小阶段:第一阶段是收回“文革”期间被占用的教堂,牧者和传道人重返讲台,信徒回到教堂聚会,宗教场所恢复基督教敬拜秩序;第二阶段是从九十年代初期至二十一世纪的头十三年,进入较快发展时期;第三阶段是近十年,国家陆续出台多部宗教立法,将宗教事务纳入法制轨道。整个宗教领域处于整顿阶段。
二、东北基督教学术史的主要研究成果
随着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与发展,有关东北基督教的记载和各方面的研究
也逐渐增多起来,并在各个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成果形式呈现出来。我们把收集到的相关作品,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进行梳理和分类。为尽量避免遗漏和交叉重叠,按照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将其划分为档案和文史资料、学术著作和论文、外国宣教士撰写的事业报告、学术研讨会、民间学术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外国宣教士著述六大类。其中学术著作和论文部分,按照一般的学术研究分类,又分为文献综述、综合性研究、教案研究、少数民族基督教研究、基督教医疗事业研究、人物专题、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学校、基督教文本研究以及全国性基督教研究成果中涉及东北部分的内容几大主题。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
(一)档案和文史资料
这部分属于基础性文献。依据《档案工作基本术语》将档案定义为:“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档案的最基本属性是其原始性。这反映在教界,如基督教基层组织的房屋产权证、土地证、房屋建筑图纸、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会计原始凭证等就属于档案一类。文史资料则是以文化历史或者知识将基督教史实记载,整理汇编成册,如东北三省的省志·宗教志,以及各市县志的宗教部分。像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8年出版的《满洲基督教年鉴》,全方位地将基督教自传入东北以来的发展状况,详尽地记载下来,包括法规篇、历史篇和便览篇三部分,对东北基督教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类的,还有《滿洲基督教史話》《滿洲宗教誌》,康德五年民生部社会司礼教科编写的《满洲宗教概要》,昭和十五年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出版的《在满洲的丁抹宣教师业绩-特以大孤山及安东的社会事业为中心》等。其中,《满洲基督教史话》内容丰富,从最早的宣教开拓者,到第一位本土的满洲传教者王静明;记述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义和团等事件给东北基督教带来的影响,也提到辽阳李公殉道堂[⑨];既有基督教遭遇迫害的曲折,也有描写信仰复兴时代,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记录下当时东北基督教史的日文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十分重视档案和文史工作。东北三省省志·宗教志撰写一轮,以辽宁省志为例,“上限起于1840年,有些内容适当上溯,下限止于1985年。”[⑩]现正着手二轮修订,上限起于1986年,下限止于2005年。随着东北三省省志及各市志等文史资料的逐步修订和完善,宗教志的内容也随之越来越客观、详实和准确。可喜的是,东北神学院于2021年设立东北基督教史研究室,专门开设东北基督教史课程和研究方向。相信通过不懈的挖掘和深耕,东北基督教史研究必将硕果累累,成绩斐然。
(二)学术著作和论文
在档案和文史资料等文献基础上,目前已形成关于文献综述、近代东北基督教教案、近代东北西医医疗与医学教育、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学校、少数民族基督教传播,人物专题研究、基督教文本研究、综合性研究以及全国性研究成果中涉及东北基督教部分等多视角的学术研究成果。下面列表中主要选取有代表性的中文文献,包括翻译成中文的译著;所列文献以期刊和文集论文、著作为主,还有学位论文和研究报告。全国性研究成果中涉及东北基督教部分的内容主要有(该部分与其它部分的内容无重叠):素有西方宗教史经典之作的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其中写到英国宣教士曾到达满洲的北部哈尔滨,以及英国长老会的宾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ens)在病榻之中写下的感动更多的年轻宣教士来到满洲宣教的一封信。王治心撰写的《中国基督教史纲》,记载英国苏格兰长老会、丹麦信义会在东北的主要宣教活动范围。该书系“中国学者所撰的第一部影响最大的中国基督教通史或全史著作”[1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基督教调研报告集》,其中考察的是辽宁省某市基督教发展状况;唐晓峰的《中国基督教田野考察》主要研究东北地区东正教的传播和现状,基督教新教没有涉及;赵晓阳的《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在基督宗教区域史和民族史部分,简要介绍了基督宗教在东北传播的历史,以及朝鲜族基督宗教史的研究概况;罗伟虹的《中国基督教(新教)史》叙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东北三省的主要外国基督教差会以及基督教发展概况。另外,王德硕的《北美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述论》中提及一篇英文文献,载于《中国评论》,艾约瑟(J.Edkins)Manchu Christian Literature(满洲的基督教文献),写于1899年。
下面以列表的形式,将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按照主题、作者、题目和发表或出版时间逐一列出。其中,由课题组成员通过实地访谈作者本人,搜求到的作品17件,占所列作品的36%。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东北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和研究的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主题 | 作者 | 题目 | 发表或出版时间 |
文献综述 | 高乐才等 | 《百余年来中国东北基督教研究综述》 | 2013 |
李小庆 | 《中国东北地区基督教研究文献要目》 | 2013 |
张荣良 | 《近20年近代东北基督教研究》 | 2011 |
王晓辉等 | 《近三十年来近代东北基督教研究综述》 | 2013 |
东北基督教教案研究 | 徐炳三 | 《晚清东北基督教新教的两起重要教案》 | 2011 |
田超 | 《晚清东北教案研究》 | 2009 |
东北少数民族基督教研究 | 黄有福等 | 《东北朝鲜族地区基督教传播史》 | 2014 |
邱广军 | 《基督教在近代吉林朝鲜族中的传播》 | 2008 |
金东春 | 《20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延边朝鲜民族社会的演变及其影响》 | 2007 |
基督教医疗事业研究 | 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张士尊译,苑洁审校 |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 | 2010 |
辽宁省红十字会 | 《红十字运动在辽宁》 | 2017 |
武志华 | 《医学传教发展之模式:从盛京施医院到奉天医科大学(1883-1912 年)》 | 2017 |
于永敏 | 《东北地区西医传入先驱——司督阁博士》 | 1992 |
刘仲明等 | 《奉天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简史》(未刊本) | 1992 |
人物专题 研究 | (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著,伊泽·英格利斯(IzaInglis)编,张士尊、信丹娜译 | 《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 | 2007 |
(英)伊泽﹒英格利斯(IzaInglis) 著,张士尊译 | 《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 | 2005 |
(英)马克•奥尼尔(Mark O’Neill)著,牟京良编译 | 《闯关东的爱尔兰人》 | 2013 |
陈醒哲 | 《盛京医事——东北现代医学奠基人司督阁与盛京医院的历史绘卷》 | 2012 |
《大道之光-东北亚基督教长老会创建人罗约翰与早期教会史话》 | 2019 |
钱秋 | 《罗约翰的宣教之路》 | 2018 |
(丹麦)Astrid Poulsen(陈乐实)著,王维刚翻译/整理 | 《鹰的翅膀——聂乐信在华60年纪实》(未刊本) | 2017年初译,2022年复译 |
(丹麦)Karen Gormsen Port ller(郭慕深)口述,Ve Agnes Albinus-JØrgensen记录,王维刚翻译/整理 | 《我的孩子在中国——安东孤儿院的回忆》(未刊本) | 同上 |
孙鸿路 | 《丹麦人在安东》 | 2021 |
基督教青年会及教会学校研究 | 武志华 |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和革命、新文化运动关系研究(1911-1925)》 | 2014 |
高乐才等 | 《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评析》 | 2006 |
基督教文本研究 | 董国范、朱娟 | 《四福音合唱本》 | 2020 |
哲人唐 | 《论“有”的哲学》 | 2013 |
《时间之谜》 | 2019 |
张晓杰 | 《要道课程系列教程》(未刊本) | 2021 |
沈阳万方聋人基督教会 | 基督教聋人手语(未刊本) | 2010 |
灵修书籍 | 沈光玮 | 《爱在奔波》诗歌集 | 2017 |
朴桂峰 | 《你的存在是独特的》 | 2012 |
《请与我同行》 | 2018 |
董国范 | 《旷野活水——读经灵修365篇》 | 2022 |
综合性研究 | 赵轶峰 | 《文本、地域与解释的新视角-中国东北地区的基督宗教与中西文化交流(清初至民国)》 | 2013 |
徐炳三 | 《“扭曲”的十字架-伪满洲国基督教研究》 | 2018 |
《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新教研究(1867-1931)》 | 2019 |
邱广军 |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东北社会(1866-1931)》 | 2014 |
刘新平 | 《新民基督教会史》 | 2005 |
李鹏 | 《上帝与祖先-东北汉人社会的基督教 与亲属制度》 | 2015 |
全国性基督教研究成果中涉及东北部分的内容 | 赖德烈(Kenneth S.Latourette),雷立柏等译 | 《基督教在华传教史》 | 2009 |
王治心 | 《中国基督教史纲》 | 2019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 《中国基督教调研报告集》 | 2011 |
唐晓峰 | 《中国基督教田野考察》 | 2014 |
赵晓阳 | 《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 2016 |
王德硕 | 《北美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述论》 | 2016 |
罗伟虹 | 《中国基督教(新教)史》 | 2016 |
(三)外国宣教士撰写的事业报告
由于外国宣教士都是由其母会差派而来,并由母会供应其所需资金,因此他们也负有向母会报告的义务,即把在东北开展宣教事务的情况写成报告,每月寄回母会。报告内容大致包括三部分:一是宣教事务基本概况,如教堂、信徒、神学教育等;二是社会服务,如医疗、孤儿院、学校、贫困救济所等;三是个人对其所在的宣教国家或者区域的感受和认识。报告中不仅记录宣教事务,自然还涉及到对当时东北时局和社会多方面的观察和思考。这部分资料,包括记录当时宣教过程的照片,现大都完好地存放在宣教士所在国的国家图书馆或者当地的大学图书馆里。斗转星移,百年前由这些宣教士亲笔撰写的事业报告和亲手拍下的教堂和信徒的照片,成为记载半个多世纪宣教事务的最原始资料。现如今为我们研究东北基督教的传播和历史提供了客观且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弥补上这部分历史文献因“文革”而被损毁的遗憾。这都得益于“传教时代以注重保存历史文献资料而著称的传教士和差会”[12]。
(四)学术研讨会
除上述成果形式外,学术研讨会也是展示东北基督教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形式。成立已有二十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司督阁研究中心”,旨在“倡导司督阁救死扶伤、仁爱济世的崇高精神,提升中国医务人员综合素质,推进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推动中英文化、医学、教育交流活动的开展。”[13]“司督阁与奉天医学事业”研讨会已举办相关的不同主题多次,与会者由地方高校、社科院、档案馆、盛京医院、省肿瘤医院等专家学者以及文物保护爱好者组成。2019年9月辽宁盘锦基督教两会承办了由全国基督教“两会”主办的“基督教养老服务交流培训会”,该交流培训会已举行十四届。这些不同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研讨会和交流会,促进了东北地区基督教研究的深化与成果汇集。
(五)东北民间学术研究者的研究成果
基督教传入东北,扎下根基并广为传播,其带来的深远影响也吸引着东北民间基督教学术研究者。他们借助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更在于他们的祖辈或本人曾受惠于当年宣教士的栽培与帮助,因而在他们的文字中,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恩和珍视的情愫是其显著特点,这也成为他们虽已届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持续研究下去的无形动力。如辽宁省肿瘤医院王薇薇女士(她的曾外祖父郭维藩曾是司督阁(Dugald Christie)创办的奉天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个人珍藏的文献《奉天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简史》(未刊本),该书是由奉天医科大学刘仲明老校友发起,并由多位校友于1992年共同编写的。内容包括奉天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沿革、中外教授和教师的简介、自1921-1949年共招收学生31期,682名医学士毕业生名单、自1923-1950年共26期329名护士和助产士名单、1914-1950年共培养78名药剂师名单、1917-1944年共培养40名检验师名单等。循名责实,他们多在教学、科研和临床各领域为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辽宁省丹东市的田方舟老夫妇、孙鸿路先生、沈德香老人、王维刚先生等对丹麦宣教士来丹东宣教的多方位的历史研究,可见当年这些丹麦宣教士的影响力。由丹东一群地方史研究专家和爱好者组建的“铁笔山房”研究团队,王维刚是其团队成员之一。王维刚已将约150名来华丹麦宣教士(1892-1950期间在东北的)的中丹姓名对照出近140位,包括他(她)们的生卒时间,来华时间、婚姻状况、在华主要经历,以及有关丹麦信义会的部分历史资料等,还有影像资料,整理出中/丹麦文《1892-1950 D.M.S.丹麦传教士协会来华传教士名录》(未刊本)。2022年他还翻译整理出由丹麦宣教士Astrid Poulsen(中文名:陈乐实)撰写的纪念聂乐信在华60年纪实作品《鹰的翅膀》和郭慕深口述,Ve Agnes Albinus-JØrgensen记录的《我的孩子在中国——安东孤儿院的回忆》。这类研究成果主要不以发表学术作品为主,而是以参与编撰地方志,促进中丹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等形式发挥作用。这是一支拥有浓厚的家乡情怀和重要历史价值的研究力量。
(六)外国宣教士著述
除了撰写宣教事业报告,宣教士们还利用自己的文学和语言天赋,撰写并出版人物传记、宣教事务以及与中国东北有关的书籍。如由英国苏格兰宣教士、杰出的语言学家和汉学家罗约翰(John Ross)撰写的《中国原始宗教》(1909年)、《满清的崛起与发展》(1886年)[14]等;医疗宣教士司督阁的夫人Mrs.Dugald Christie撰写的《Dugald Christie of Manchuria, Pioneer and Medical Missionary》(满洲的司督阁:先锋和医学传教士),1932年出版;阿尔弗雷德·詹姆斯·克斯坦(Alfred·James·Costain)的《The Life of Dr. Arthur Jackson of Manchuria》(嘉克森医生在满洲),记录了英国苏格兰长老会医疗宣教士嘉克森医生在东北传教及献身于抗击东北鼠疫的事迹,1911年出版;丹麦宣教士聂乐信(Ellen Nielsen)、陈乐实(Astrid Poulsen)以丹麦文撰写的《大孤山崇正女校建立25年史》,1928年出版;丹麦宣教士郭慕深(Karen Gormsen Port ller)口述,由其晚辈记录的《我的孩子在中国》,1961年出版。[15]这些文献都详细记载了她们当年在东北丹东和大孤山所做的社会救助事业。这些记录“弥补了西方对满清历史和中国宗教的空白,有助于西方人和宣教士更多地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16]
三、东北基督教学术史研究成果述评
(一)研究成果种类多样化
搜集和梳理东北基督教文献比较突出的感受是,研究成果的种类比较多样化。这些由档案和文史资料、学术著作和论文(包括多种语言的外文文献)、外国宣教士撰写的事业报告、学术研讨会、民间学术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外国宣教士的著述等形式构成的研究成果,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东北基督教的发展态势,以及基督教对东北社会的医学教育和诊疗技术、社会教育、社会救济、抗灾、公共卫生、培育农业新品种、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原辽宁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现任东北神学院副院长的沈光玮牧师集多年侍奉生涯,写成《爱在奔波》诗歌集。其中的《现在的生命不属于我》这首歌传遍省内大小教会,并传唱到国外一二十个国家。吉林长春市的董国范牧师,写下具有真实体察感悟的神学作品《四福音合唱本》。该书形式新颖独特,采用声乐四部合唱的记谱形式,对新约四大福音书进行有机的整合编写,成为学习和研究四福音书的一本便捷的工具书和参考书。辽宁省沈阳市万方聋人基督教会明大圣牧师在多年服侍聋哑人及其家庭过程中,在向身边的帮助对象聋哑人学习自然手语,并结合已有的基督教手语知识基础上,在国内首先整理编辑了基督教聋人手语,于2010年撰写《基督教聋人手语》一书,极大地方便了聋人群体,满足了信仰学习交流的需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20多年来东北民间基督教学术研究力量活跃。辽宁省丹东市和孤山镇的几位研究者尤为注重史实、史料、史迹的客观和真实,他们或将自己家族信仰经历记录下来,或通过多方打听,寻找到当年在丹麦宣教士建立的孤儿院生活过的高龄老人,借助采访交流,收集照片等方式,采集到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当年这些丹麦宣教士的后人(其中一些儿时曾在中国生活过)也联络上这些昔日的中国孤儿,中丹两国人民的友谊被延续了下来。这些民间的史实资料成为官方研究机构成果的重要补充。
(二)文献内容记载客观翔实
外国宣教士撰写的宣教事业报告也非常完整、内容丰富,并成为现今东北基督教教会史的重要史料。由于“文革”期间教堂被迫关闭,教会资料也都被损毁净尽。近些年来,东北城市基督教会开始着手整理资料,复原教会史。东北神学院教师钱秋撰写的《罗约翰的宣教之路》一书,其中一百多份英文参考文献都来自她在英国访学期间,在爱丁堡大学图书馆和苏格兰国家图书馆查阅到的资料,其中有很多是罗约翰亲笔撰写的宣教事务报告。这些原始文献再现历史原貌,拓展了近代东北基督教史研究的路径和深度,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司督阁研究常务副主任陈醒哲先生撰写的《盛京医事——东北现代医学奠基人司督阁与盛京医院的历史绘卷》和《大道之光-东北亚基督教长老会创建人罗约翰与早期教会史话》,史料翔实,文笔细腻,以其家族几代人与司督阁、罗约翰交往的深厚情谊,记述了罗约翰在东北建堂布道,司督阁创建盛京施医院和奉天医科大学、救死扶伤和培养西医专业人才的珍贵回忆。丹东市检察院检察官孙鸿路自从1983年初冬,为落实国家对原丹国医院院长崔锦章老先生的平反政策,与其夫妇二人接触开始,便溯源百余年前在安东的丹麦宣教士的活动。“从在育婴堂长大的孤儿到丹麦人所建医院的医生、护士;从上世纪20年代与丹麦人共事的牧师的子女到上世纪60年代参与安葬最后一个丹麦人的乡亲。有些人已经安息了,我便去寻找其后人。算起来,我大约采访了三十多人,其中有的采访数次。被采访者多为花甲之年,有的甚至是耄耋老人,……”[17]还有当年丹东丹麦宣教士的后人多人,撰写并出版《丹麦人在安东》一书。另外,除英文和丹麦文文献,还有日文的基督教文献。这些日文研究史料,内容详尽,远比同时期中国人自己对东北地区基督教研究得深入和广泛。当然,他们如此用心地研究,其目的是为日本侵略和统治东北地区提供依据的。
(三)难得一见的神学思想理论作品呈现
如果说董国范牧师的《四福音合唱本》侧重于借助音乐合唱声部的形式来提供查阅圣经文本的便捷,那么,哲人唐的《论“有”的哲学》和《时间之谜》则在神学思想层面,展开对神的存在和宇宙主宰使用“时间”这一工具来掌管人类进程的圣经文本的溯源与论述。张晓杰的要道课程系列则在解释基督教经典圣经的基本教理教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分为救赎、教会、圣灵、天国、人论等几大方面,以期获得对圣经更精准的阐释。这是中国本土汉语语境下对神学思想理论和基本教义的有益探索,亦与东北基督教求实而丰富的神学实践密不可分。
(四)史论占比居多而社会治理研究不足
这是东北基督教研究成果领域分布不均衡的表现,也表明东北基督教研究基础还不够深厚,学科视角也缺乏广泛性。在收集到的有代表性的47份学术著作和论文中,绝大多数是从历史学、社会学、教会史学、圣经文本等视角展开探讨。尽管三分之二的作品为近十年的成果,但有关基督教领域的教产管理、法人治理、社会公共治理等现实问题的研究明显不够,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基督教自我管理与社会服务的成果与实践尚未得到深入的挖掘和提炼。这既有学界学术视角有待拓宽,也存在教界忽略其得天独厚的研究先机的问题。以基督教为研究对象的整体的学术研究力量还有待发挥和加强。
(五)研究成果有待进一步深化及系统化
近40年的基于东北广袤土地上的基督教实践,也在于翔实客观的史料记载,
学府和研究机构才得以做出一批严谨务实的研究,积累出可观的东北基督教学术研究成果。尽管如此,仍有不足,一些史料还需充实、校正与完善。既使是成果相对丰富的历史文献也仍有探索空间,如有些代表性的人物信息,还仅限于姓名、国籍、年代,对其所做的社会事业语焉不详,个别的甚至连生辰都不知。如1902年创办的“奉天瞽目重明女校”(现沈阳市盲校),是一所具有百年校史的特殊教育学校,既使在现代化的今天也是颇有特点的,但据现有记载也只知道是由一位英国宣教士创办的,校史里没有再多的记载了。对主要的宣教宗派缺少系统研究,如宣教范围从辽东进入到吉林临江、扶余、黑龙江哈尔滨、牡丹江、绥化等多地,在半个多世纪里,先后约有150位丹麦宣教士在医疗、教育、孤儿院、贫困救济所、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开展社会服务,目前检索到的文献也仅有对其中两位宣教士研究的论文,尚未有相对完整的对丹麦宣教团队的研究成果问世。当然,研究者对丹麦文掌握得有限是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关于基督宗教在东北传播的研究仍然缺乏系统性”[18],深入挖掘得不够,更有研究视角需要拓展的必要。虽然东北地区基督教社会服务实践既有特点,又很丰富,但鉴于关注得不够,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乏善可陈,因而使其在全国性的学术文献中鲜有呈现。相形之下,更显得东北基督教学术研究缺乏厚重与广博。
[①]学术界公认基督教有广狭两义之分。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新教。狭义的基督教仅指基督教新教。本文所称的“基督教”是指基督教新教,以下简称“基督教”。
[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城市基督教基层组织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18BFX014)阶段性研究成果。
[③]洪晓梅,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④]李坚,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⑤]章开沅认为,“中国区域之间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历史文化背景都不大相同,……所以研究基督教的传播,做区域史的研究非常非常的重要。”载《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代序,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3-4页。
[⑥]徐炳三:《近代东北基督新教研究(1867-1931)》,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年版:第33页。
[⑦]罗伟虹:《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56~658页。
[⑧]差会是基督教各教派委派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信仰的组织。差会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独立于教会的组织,如英国的伦敦会;另一种是教会内部的海外宣教部。来到东北的主要有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和丹麦的信义会,他们都属于后者。
[⑨]2019年12月课题组成员到辽阳市民俗博物馆踏勘,找到“辽阳李公殉道堂碑”。据碑文记载:李雅各,英国牧师,清光绪十四年(1888)到辽阳传教,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他被清朝将领左宝贵的士兵打伤致死。此碑是在他死后,其父因丧子而将赔款捐献建堂时所立。李雅各(James Allan Wylle)系来自英国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
[⑩]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宗教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凡例。
[11]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页。
[12]徐以骅:《如何理解今日中国之基督教》,赵晓阳,郭荣刚主编:《近现代基督教的中国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13]陈醒哲博客:《司督阁研究中心暨盛京医科大学同学会08年联席会议纪》,http://blog.sina.com.cn/pjcxz,发布日期:2008-08-26,下载日期:2019-09-20。
[14]这两份文献来自2019年东北神学院举办的“辽宁省基督教教会史暨东北神学院校史展”。
[15]这两份丹麦文文献由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孤山镇王维刚先生提供。
[16]钱秋:《罗约翰的宣教之路》,新加坡:新加坡福音证主协会2018年版,第35~36页。
[17]孙鸿路:《一个中国检察官的丹麦故事》,检察日报,2017-12-08,第7版。
[18]赵轶峰:《基督宗教中国东北地区传播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谱系(代序)》,赵轶峰主编:《文本、地域与解释的新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