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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外交取向的历史文化传统思考
发布时间: 2021/12/2日    【字体:
作者:张建华
关键词:  俄罗斯 外交 地缘文化  
 
 
外交属于具有强烈排他性的主权国家特征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上层建筑,文化传统在其决策过程中,与现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国际因素一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定时期或者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曾断言:“自有史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个特例。她很晚才步上欧洲的政治舞台,比法国及英国的统一晚了许多,而且欧洲传统的外交原则似乎都不适用。”俄罗斯作为曾经并且仍然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外交产生极其重要影响的国家,自历史上形成的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其中包括它的外交传统深深地影响着它的现代外交理论和实践。
 
俄国地缘文化传统决定了俄罗斯外交的目标取向
 
按照历史发展和地理区域的传统划分,一般以乌拉尔山为界,在地理上将俄罗斯国家版图划分为欧洲(习惯称欧俄)和亚洲(习惯称亚俄)两大部分,“乌拉尔”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带子”,这条“带子”北起喀拉海岸、南抵哈萨克草原,南北共长 2000 余公里、宽 40-60 公里,山脉的东西麓的气候、地理、植被、矿产表现了较大的差异。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均起源于欧洲的东部,最终散布于广大的俄罗斯平原之上。
 
俄罗斯民族起源于欧洲内陆森林,但俄罗斯文化传统却表现了海纳百川的特点。自公元9 世纪 60 年代始到公元 17 世纪初,尚处于萌芽和形成阶段的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经受了来自北欧的诺曼族系的瓦良格人、来自南欧及西亚的土耳其人、来自西邻的波兰——立陶宛人,来自东方的蒙古鞑靼人等异族的“刀与火”的洗礼,从而促成了位于欧洲和亚洲大陆核心位置的俄罗斯文化的多元性,形成了俄罗斯的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汇合带(或称结合部)特征。它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国家的发展道路的选择,以至出现了社会发展的忽而西方取向,忽而东方取向的“钟摆现象”,而且成为俄国历史中的常态现象。
 
对此,俄国思想文化界既表示认同,也表现了苦恼。甚至因为价值取向和政治理想的不同,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出现了截然对立的知识分子两个阵营:斯拉夫派和西欧派。西欧派代表恰达耶夫感叹:“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精神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可能与下列情况有关,即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潮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中也曾评说:“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因此,俄国的思想家一代一代地以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标这一基本问题来烦扰自己。”
 
选择东方式道路,还是选择西方式道路?俄国哲学家赫尔岑将其称为“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一问题又被历史地提了出来。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侨民思想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俄罗斯就其历史地位和民族特征而言,它既不是纯亚洲式的,也不是纯欧洲式的。”在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之间有一块欧亚大陆,俄罗斯命中注定要充当沟通两块大陆和两种文化的不可或缺的桥梁的角色。著名欧亚主义者萨维茨基认为:“在从前在地理上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个大陆的旧大陆的土地上,它成为划分的第三个、中间的大陆——‘欧亚’,欧亚主义的名字由此而来。” 苏俄红色领袖托洛茨基也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社会上和历史上都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它既同欧罗巴西方有区别,也同亚细亚东方有区别。”
 
上述问题涉及国家外交决策时,它立即演化成选择东方主导外交,还是选择西方主导外交的难题。
 
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末是俄国独立行使对外政策和殖民扩张的第一个阶段,其外交政策的特点是东方主导式外交。该时期的俄国在地理上基本上还是一个内陆国,无力争夺世界霸权,它所推行的是以“地域性蚕食体制”为特征的地区霸权和殖民政策。因此对周边弱小国家或民族(如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等)的征服和“完成使西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并入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版图中,是17世纪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伊凡四世顺应俄罗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和商人的要求,积极对外用兵,拓疆掠地,于1552年占领喀山汗国,1556年8月又将阿斯特拉罕并入俄国,控制了通往里海的门户和通往高加索的重要通道。1563年,伊凡四世自封为“全西伯利亚君主”,表明了他对西伯利亚的野心。到17世纪40年代,沙皇政府将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的版图之中,将俄国的东部国界推至太平洋西岸,使俄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2倍多。1654年1月,在沙皇政府的威逼和利诱下乌克兰首领(盖特曼)波格丹·赫麦尔尼茨基率众归附沙皇俄国,接受沙皇政府的“保护”。
 
18世纪初的彼得一世时代开始了俄国的西方主导外交进程。该时期俄国农奴制经济迅速发展、达到巅峰并衰落时期,也是俄国绝对专制君主制度确立和鼎盛时期。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殖民扩张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对东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地域性殖民向欧洲霸权和世界霸权转变。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内幕》中评价彼得一世的外交政策时说:“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然而,“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只是由于把莫斯科公国从一个单纯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莫斯科公国政策的传统局限性才得以打破,并融化在那种把蒙古奴才的蚕食方法和蒙古主子的世界性征服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而构成现代俄国外交的生命源泉的大胆综合中。”
 
彼得一世在为其皇位继承者所立的遗嘱中指示:“俄罗斯将有使命在将来成为欧洲的统治民族,永受神的光辉的指引,并得到神的支持。朕生此信念,是由于考虑到欧洲大多数民族已达到衰朽的老年,或无论如何正在迅速接近这一状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年轻的人民,在达到它们那样强盛时,就很容易和必然征服它们……朕的继承者将把俄罗斯建成注定要使贫穷的欧洲肥沃起来的大海,如果朕的后裔懂得如何引导这股潮水,它的浪涛将冲破任何挡住去路的堤岸。”因此,他训诫其继承者,务必使“俄国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使士兵常备不懈,使他不断为增强国家财政和改进陆军做出努力。挑选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进攻,以战继和,以和继战,达到俄国的利益、扩张和日益繁荣。”他指示后人将外交重点转向西欧洲、东欧和北欧,“……这样我们就能征服欧洲,也应当征服欧洲。”
 
如果说彼得一世是“近代俄罗斯政策的发明者”的话,那么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是这个政策最直接的执行者。恩格斯评论“彼得大帝有步骤地毁坏波兰了,他的继承者只要伸手去拿就可以了。”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1762 -1795 年),通过与普鲁士、奥地利合作三次瓜分波兰(1767 -1772 年、1792 年、1794 年)灭亡了波兰,将波兰大部分领土和西乌克兰纳入俄国的版图。恩格斯评论:“与俄国相对立的,是这样一些正处于瓦解状态中的邻国,这样三个大国(即法国、奥地利、英国),他们被传统、经济条件、政治和王朝利益或者侵略野心所引起的永无休止的争吵弄得四分五裂,彼此经常想以狡计取胜对方;而俄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种族的、年轻的,迅速成长的国家,它几乎是无法攻破的,完全不可征服的,而且它是一块未被触动的、几乎毫无阻力的可塑之材。”“波兰的一块土地是女皇抛给普鲁士的一根骨头,使他在一百年间驯顺地被拴在俄国的锁链上。”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和奥地利国王约瑟夫“却愚蠢到这种地步,甚至看不出,他们由于参加掠夺波兰而自己完全置于俄国政府控制之下”。继而 1783 年俄国吞并了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的克里木汗国和整个库班地区,同时占领北高加索的大片土地。根据 1792 年俄国与土耳其签订的《雅西和约》,摩尔达维亚大部分并入俄罗斯,其余部分(包括比萨拉比亚)在 1812 年被沙皇俄国全部吞并。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统治的 34 年间,使俄国的版图由 1642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1705 万平方公里。1814 年沙皇俄国吞并立陶宛全境,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1801 -1825 年),兼并了芬兰和波罗的海的大片土地,将比萨拉比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
 
19 世纪初,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借法国独裁者拿破仑打破欧洲均势之乱,与拿破仑达成了旨在瓜分欧洲的《提尔西特和约》(1807 年)。恩格斯评价:俄国“却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获得了新的领土,并且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随后亚历山大又借拿破仑之败役而进军法国,成为“巴黎的主人”,并且主导了借口“神圣”和“正统”名义而组建的俄普奥“神圣同盟”(1815 年),此为俄国西方主导外交政策达到巅峰之举。
 
1855 年克里木战争中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和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暴卒,标志俄国西方主导外交政策的终结。战争的失败不仅让“沙皇政权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根据结束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约》的规定:在西部,俄国势力退出多瑙河三角洲地区;在西北部,俄国将比萨拉比亚归还摩尔多瓦;在南部,俄国不得在黑海保有舰队,黑海及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海峡宣布中立。克里木战争的惨败标志俄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完全丧失。克里木战争中上任的新外交大臣哥尔恰科夫在战后思考俄国外交政策时最先提出了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概念,提出俄国暂时放弃对欧洲事务的积极干预,致力于外交和军事上的“休养生息”的建议。哥尔恰科夫留下了他最著名的那句话:“人们责备俄罗斯自我孤立以及在既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正义的事实面前沉默不语。有人说俄罗斯生气 了。俄国并不生气,它正在积蓄力量”。在对西欧政策严重受挫后,俄国内的“东方派”立即声誉鹊起。他们极力鼓吹向东方各国实施扩张和殖民,其理论是:“亚洲──我们一直是属于它的。我们同它生活相通,利害与共。通过我们,东方才逐渐了解自己,才逐渐达到一种高尚的生活……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征服的东西。亚洲各个种族的人民,从血统上、从传统上、从思想上,都觉得和我们很亲切,觉得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需要更加靠近他们就行了。这个伟大而神秘的东方很容易就会成为我们的”,“俄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关系要比它和欧洲文化和关系更为密切,并且觉得把东方合并到俄罗斯帝国里,使两者融合起来,是俄国的历史使命。”沙皇政府也在一段时间将对外政策的重点放至东方,以图取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之利。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亚地区 39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沙皇俄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俄国获得了对整个中亚的控制权。此外,沙皇俄国利用欧洲列强竞相在中国逐利、满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机会,从满清政府手中获得了百余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厚利。
 
在苏联时代,自列宁时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曾试图兼顾东西,以“世界革命”为导火索而引发西欧和东亚的政治变革,将其纳入苏联的政治和外交体系之中。基辛格评价:“勃列日涅夫则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生存下来并不是靠用文化熏陶征服者,而因为它比征服者更有耐力;他所代表的人民游离于欧亚之间,既不完全属于欧洲,也不完全属于亚洲, 他们的文化传统已经被破坏,但还没有完全被取代。”斯大林从古老的地缘政治观念考虑苏联的安全。1946 年,斯大林说:“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当时存在着敌对苏联的政府。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根据这个思想,苏联在苏德战争开始时即着手在北起芬兰湾,南到黑海的周边地区,或者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或以武力威胁,占领了芬兰的卡累利阿等,波罗的海三国,波兰的维斯杜瓦河以东地区,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又占领了捷克的外喀尔巴阡山地区,日本的北方四岛和中国的阿尔泰山脉以北唐努乌梁海地区。
 
20 和 21 世纪之交,新俄罗斯又不幸变成了亨廷顿笔下“文明冲突论”的特例,成为他所说的出现“认同危机”的“无所适从的国家”,“因为它的人民和精英不能确定他们是应当加入西方,还是向西方挑战。”刚刚独撑家门的俄罗斯发现“自己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疆界中。她必须像欧洲一样,花费一番苦心为国家重新定位”。新俄罗斯时代既继承了沙皇俄国和苏联大部分的政治版图,也继承了这种地缘文化传统,也不得不继承这种地缘文化传统下的外交选择的困惑。1993 年前是“大西洋——欧洲主义”大行其道之时,俄罗斯在外交上奉行了对西方和美国“一边倒”外交政策。1992 年叶利钦总统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俄罗斯不仅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看成是伙伴,而且看成是盟国”。外长科济列夫则把它理解为俄罗斯将奉行与西方“完全伙伴化的方针,与西方一体化”。时任俄驻美大使,后任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卢金则干脆称这种思潮为“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国际主义”,以区别于苏联时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1993 年后在北约东扩和国内日渐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政府转变了外交政策,强调东西方并重的“双头鹰政策”。叶利钦总统在 1996 年 6 月签署的《关于国家安全》咨文中强调俄罗斯不打算从属于任何国际力量中心,俄主张在世界多极化的原则之下, 建立西部的莫斯科—柏林—巴黎,东方的莫斯科—新德里轴心关系。
 
在思想文化界,曾经风行一时的“大西洋——欧洲主义”受到排挤和谴责,新欧亚主义思潮的影响上升。新欧亚主义者继承了历史上的“官方国民性”—— “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原则,演化成新国民性三原则——“东正教、人民政权和大国思想”。20 年代的欧亚主义者坚持俄罗斯文化优越和俄罗斯民族的普世使命理论,同时又强调在现代化和后工业社会里,只有俄罗斯才能将“技术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曾担任俄联邦副总统的鲁茨科依认为:“从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很显然,俄罗斯代表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当代哲学家亚·巴纳林则认为:欧亚主义就是“在生活和建设的统一原则下联合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这一地缘政治空间的、非西方的特殊的文明类型”,欧亚主义“是特殊的文明共同体思想,它创造性地吸收和反映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的一切积极因素”。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也主张俄罗斯要避免成为“世界又一轮重新瓜分的中心”,就必须牢牢掌握“欧亚大陆深处跳动的地缘政治的世界心脏”,“控制整个地缘政治利益范围(独联体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成员国和阿富汗)。”
 
普京执政后,延续了欧亚主义的外交方针和路线。他强调:“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这一点”。2001 年后普京把“东西方并重”外交进一步发展为各个层次的平衡外交。2001 年 6 月,普京与中、哈、吉、塔等国领导人协手建立东亚地区安全组织——上海合作组织。2002 年 4 月,普京又宣布俄罗斯的目标是融入欧洲主流经济。
 
普京认为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来自西、南、东三个方向,俄应通过与北约建设性关系来保卫西部边界安全,通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保卫南部边界的安全,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来保卫自身东边的安全,即把俄定位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集中力量关注自身周边地区的安全,不再追求与自身国力不相适应的、不切实际的大国地位,近期目标在于在俄罗斯周边建立一个巨大的“稳定的弧形(圆形)安全带”。他的这一整套外交思想既是对自 18 世纪彼得一世以来,“固守本土安全”、“防止东西或南北两线作战”、“构筑圆形(弧形)安全带”等传统外交思想的继承,也是对俄罗斯地缘文化传统的再次认同。
 
普世主义的文化内涵决定了俄罗斯长远的外交取向
 
普世主义是俄罗斯文化传统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内容。它是与东正教的教义及世界观密切相联的一种思想,它强调俄罗斯是天神所赋的、具有拯救斯拉夫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的伟大使命的民族;强调俄罗斯道路的独特性,强调俄罗斯的使命是成为各民族的解放者。随着历史的发展,东正教会与俄国的知识界不断为它增加新的内容。自公元 10 世纪末俄罗斯(基辅罗斯)举国皈依基督教(东正教),尚在萌芽中的俄罗斯文化就增添了一项最具生命力的内容——普世主义,即俄罗斯民族的“弥塞亚意识”。
 
1492 年,莫斯科的都主教佐西玛在《复活陈述》提出一个理念:耶路撒冷作为事实存在的第一个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发源地和圣城,君士坦丁堡是第二个耶路撒冷,莫斯科是第三个耶路撒冷,是真正上帝国度。1510-1511 年间,莫斯科普斯科夫修道院长老费洛菲伊则提出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念,他在给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信中写道:“您可知道,虔敬上帝的君主,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两个罗马先后衰落了,第三罗马(莫斯科)正屹立着,第四个罗马永远不会再有的。”
 
在许多俄国思想家看来,只有俄罗斯民族才是唯一负有弥赛亚使命的民族,因为俄罗斯民族精神就是它的“超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别尔嘉耶夫断言:“俄国是唯一被赋予某种使命并正在把整个欧洲作为某种腐朽物,面目可恶的恶魔和注定要灭亡的东西而加以推翻的国家”,“在正在到来的世界历史时期,俄罗斯的使命是把自己的新想法告诉世界,正如拉丁国家和日耳曼国家已经做过的那样。以俄罗斯为首的斯拉夫人应该揭示出自己的精神能力,使自己得到的神的启示得到展示,斯拉夫族正在取代那些曾经发挥过自己的作用的民族,这些民族已经落后了,而斯拉夫族,是属于未来的民族。在俄罗斯,早就出现了这样的预感,认为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终将到来,那时,俄罗斯将被赋予在精神方面实现重大的使命, 而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将移至俄国。”
 
而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精神中的“普世主义”理念折射到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上,即演化成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甚至演化成“沙文主义”。它表现为武断强调“俄罗斯道路”的正确,强调“俄罗斯选择”的理想性和普世性。
 
伊凡四世时期著名思想家和政论家马克辛·格列克(约 1480 -1556 年)向沙皇鼓动应积极地向西亚进军,从“不信神的异教徒──穆斯林”手中夺取君士坦丁堡,他说:“躺着睡大觉是等不来胜利的。是建立功业的时候了,绝不要再迟疑观望,是花费金钱的时候了, 切勿再吝惜。”伊凡四世也顺势把向外扩张、拓展疆土称为是要收回失去的“祖传的世袭领地”,“维护正教信仰”。
 
1812 年战争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打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大军之后,最终登上了欧洲霸主地位,再一次实践俄国的“普世主义”。俄普奥“神圣同盟”和维也纳体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主张以正统主义和皇统主义原则重新安排被拿破仑打乱的欧洲秩序。别尔嘉耶夫解释:“以俄罗斯为首的斯拉夫种族应该展示自己的精神潜能,展现自己的预言精神。斯拉夫族正在替换其他种族,他们以前起过作用,现在已经走向衰落。斯拉夫族是属于未来的种族。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有弥塞亚意识。这种意识在民族精神特别高涨时出现,历史的命运号召该民族去完成对世界而言的伟大的和崭新的事业。”这种普世主义和弥塞亚精神的真实内容即是“在强迫性不安全感及宗教般狂热两相激励之下,在欧洲的要求及亚洲的诱惑两相拉锯之下,俄国在欧洲均势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论者常以不安全感来解释俄国的扩张主义,但俄国作家经常把其向外侵略说成是弥塞亚式的宗教使命。”
 
泛斯拉夫主义则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成为沙皇政府“有意识地引向寻求种族血亲关系的共同根源,也是心理和政治需要的产物。”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尼·亚·达尼列夫斯基强调:西方文明已经走向没落,只有斯拉夫类型的文化是最高级别的文化形式,俄罗斯应该与其它斯拉夫民族一起形成独立的文化范式。“每一种斯拉夫人:俄罗斯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保加利亚人(我也想把波兰人包括在内)──以上帝和他的神圣的教会的名义──斯拉夫世界的思想将组成一个崇高的理想,高于学术,高于世界的财富……”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口号下,1875 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反土耳其起义,俄国以“保护斯拉夫兄弟”名义向土耳其宣战。1914 年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立即借口“保护使命”而实行全国总动员并参战。
 
十月革命后,列宁等苏维埃领导人曾希望于由俄国革命引发的“火种”燃遍欧洲,他认为:“俄国最大的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以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到世界革命”。列宁多次表示:“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1918 年 10 月,列宁提出要在春季前组织一支 300 万人的军队去支援世界革命。1919 年 3 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告全世界劳动人民书》中宣布:“让伟大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在 1920 年诞生吧!”列宁也表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兆,是共产主义即将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兆。”他甚至乐观地预言这一代人将在即将实现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这种思想曾经极大地影响了苏维埃政权的对外政策。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国际共产党”,国际苏维埃共和国所着眼的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俄共(布)必须在共产国际和未来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中掌握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国际的党纲即是俄共(布)八大党纲的翻版,章程赋予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超越各国党之上的特殊权力,它有权开除任何国家党和党的领导人,有权修改某国家党的决议。因此共产国际的大权几乎悉数由俄共(布)掌握。而世界革命即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之下的革命利益的最大化诉求,这种目标既建立在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维护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上,因为“我们建立了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更替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1920 年的俄波战争中,红军一度打到华沙城下,试图以波兰革命为起点引发欧洲连锁革命,克拉拉·蔡特金认为列宁是“想用刺刀去探索欧洲”。但是,红军的进攻激起了波兰人的爱国热情,在惨败之后,苏俄不得不与波兰签订和约,失去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斯大林宣布:“如果说从前,在最辽阔的罗马帝国内,基督教被认为是受压迫受摧残的奴隶的救星,那么现在的情形是:在帝国主义的最广大的殖民地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成为(而且也开始成为!)千百万群众解放的旗帜。”然而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则评价:“第三共产国际并非共产国际,而是俄罗斯的民族理念。是俄罗斯弥塞亚意识的变形。”11在这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思想与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普世主义情结初步地结合到一起。卫国战争期间,不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鼓舞举国士气的理论武器,宗教普世精神和民族主义都成为政治利器。爱国主义被赋予更多的俄罗斯传统的历史文化内容。
 
1941 年 11月 7 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检阅红军时,号召苏联红军将士为保卫“俄罗斯民族”和莫斯科而不惜流血和牺牲。1945 年 5 月 24 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苏联红军将领时,提议“我想举杯祝愿我们苏联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强调“他们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因为“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我们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不仅因为他们是起领导任务的人民,而且因为他们有明确的智慧和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耐性”。在战争期间,政府与教会的关系得到了迅速调整。苏联政府停止反宗教宣传,解散了无神论者组织,允许开放教堂,开办宗教学校,恢复各级教会机构。谢尔盖都主教于 1941 年 6 月和 10 月两次写信,号召爱国的东正教徒起来保卫祖国。
 
1943 年 9 月 5 日,斯大林接见了苏联东正教会的主要负责人,对他们的爱国行为予以肯定。
 
并于同年 9 月选举谢尔盖都主教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②后来担任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使团团长科尔涅也夫表示:“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借助东正教去拯救俄国。”
 
卫国战争胜利之后,苏联政府在外交和安全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苏联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把“世界革命”的理想输入东欧,迎来了“东欧革命”,并且在冷战期间,建立了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当代俄罗斯史学家萨哈罗夫评价这种外交政策是“实用的,全球主义者的外交,是基于对旧俄国政策的继承及伴之以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某些革命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外交……这里没有道德。政治只有结果:胜或负。那些年苏联的政策和外交就是如此。” 卫国战争前,无论是苏联政府的集体安全体系倡议,还是与法西斯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其出发点和真实目的在当时就是令各国怀疑的焦点。苏联政府和领导人——斯大林人的所作所为、明显的利已主义、狭隘的民族复仇心理即是民族主义的真实诉求。苏联利用大国间矛盾、以秘密外交取胜、借战争胜利而扩张,与沙皇俄国的地缘政治野心和行为无太大区别,所不同的只是为其政治行为披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外衣。
 
而戈尔巴乔夫同样受俄罗斯文化中的普世主义理念的影响,提出了“把社会的道德伦 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的外交“新思维”。他理想主义地认为不同国度和制度的人们之间共同利益是第一位的,即“全人类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基辛格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已经远超过调整苏联既定政策符合新现实的步调;它彻底破坏了历代苏联外交政策的支柱。戈尔巴乔夫以威尔逊派的全球相互依赖论取代阶级斗争论时,他界定的世界是一个有相容利益、和谐的世界——完全推翻了长久以来的列宁主义正统以及历史性的马克思主义。”结果,戈尔巴乔夫遭受了外交的败绩和苏联解体的重击。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选择“重返(或回归)欧洲”大家庭的政治取向, 它试图从文化、宗教、语言甚至族缘、血缘方面寻找与西欧的共同点。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利哈乔夫院士认为俄罗斯从来不是东方国家,俄罗斯文化起源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和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文化,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对于古罗斯的影响尤其大,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斯堪多斯拉维亚(Скандославия),即斯堪的纳维亚(Сканденавия)加上斯拉夫(Славяне)。当代政治家瓦列里·索洛维认为,近 15 年新俄罗斯转型的悲剧在于“俄罗斯人丧失了与之相伴几个世纪的伟大使命感。这本是赋予俄罗斯人民的特殊使命,它号召俄罗斯人在生活中体现终极真理和最高正义。”时任俄罗斯外交部长的科济列夫强调:“从历史的倾向、文化优势、价值取向和文明的论点看,俄罗斯人是欧洲民族。”俄罗斯与西方“将尽一切努力来倡导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俄罗斯外交中明显的“首脑外交”取向
 
俄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久远的文化渊源。公元 9 世纪瓦良格人的入侵把宗法制强加于俄罗斯。公元 10 世纪末,俄罗斯民族接受东正教,同时也把拜占庭的神权专制制度接收过来。从 13 世纪 40 年代起,蒙古鞑靼人又带来了军事专制制度,并且统治俄罗斯达 2 个多世纪之久。伊凡四世在登基时郑重宣布:“君主的称号就意味着承认不受任何限制的沙皇政权。一切民众,包括世袭贵族在内都是朕的臣民”。
 
到了彼得一世统治时期(1682-1725 年),俄国的政治制度终于完成了由等级君主制向绝对专制君主制的过渡。彼得一世宣布:“沙皇是专制君主,关于他自己的一切事情,不向世上任何人负责,但作为基督教的国王,他有力量和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和土地”。御用的封建思想家则更多地以理论研究和思想探讨方式论证专制制度在俄国建立和发展的必要性,大肆宣扬君权至上、皇权神圣。彼得一世时期的贵族思想家弗·普罗科波维奇依据自然法原理,证明专制君主制最适合俄国的国情民风。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由于缺少最高权力统治,就会造成社会的动乱不宁,人们的生活和幸福就难以得到根本保障。而人们只有把统治权力交给最高统治者,在世袭的专制君主政体的庇护下,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平衡而有序地发展。因此俄国需要专制君主,沙皇的权力应该是无限的,“甚至不受他自己颁布的法律的限制,对专制君主的命令应该无条件地加以执行,他是最高裁判者,在国家里不能有任何其他权力可以变更君主的命令。”
 
在这种绝对专制制度的体制之下,一切王公、贵族、大臣均需听命于沙皇的调谴,向沙皇本人负责,形成了向心式的权力分布态势,而关系国家大事的外交事务一般自然都是由最高统治者——沙皇本人决策。基辛格评价:“外交政策仅凭沙皇的心情好坏,便由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也是绝对可能的。”
 
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是沙皇俄国时代外交上最成功的沙皇。彼得一世是俄国近代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他的外交风格、外交决策影响了俄国历代统治者。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开始首次作为欧洲大国走上世界历史舞台,通过对内的改革及对外关系中的外交与战争手段,俄国有了同英国、法国等欧洲传统强国地位大致相同的可能。前面已多有提及,这里不再赘述。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彼得大帝的外交思想,说他“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他清楚地……看到了、制定了并开始实行了无论是对瑞典、土耳其和波兰还是对德国的俄国政策的基本原则。”
 
叶卡捷林娜二世时期的欧洲国际关系与彼得一世时期相比要复杂得多,但前者在外交实践中妄图建立属于俄罗斯的霸权体系。由她最后一个宠臣祖波夫在“希腊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称霸世界的方案,妄图建立一个包括六个都城(彼得堡、莫斯科、柏林、维也纳、君士坦丁堡、阿斯特拉罕)的俄罗斯帝国,而且要入侵波斯、中国和印度 。她有一个完整的军事和外交班子,同彼得一世以后的几个平庸的先辈相比,叶卡捷林娜二世更加富有理想和实现那种理想所需要的勇气;与同时代欧洲各国的君主们相比,她则是更老谋深算,欧洲各国都陷入她的圈套。1793 年波兰在第二次被瓜分后,1794 年春,波兰爱国者在科斯秋什科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一方面要争取与革命的法国联盟,反对国内反动统治者,另一方面反对国外入侵的敌人。俄国军队进行武装干涉,把军队开到华沙,1794 年 11 月,起义被镇压下去。波兰的起义使叶卡捷林娜决定最终消灭这个桀骜不逊的国家。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担心俄国会独吞波兰,普鲁士就派兵向华沙和克拉科夫进发,奥地利则占领卢布林。普奥两国都想占领战略要地克拉科夫,在实际的协调行动中,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外交才华得到完整的体现。俄国担心普鲁士占领克拉科夫会更加强大,因而紧密靠拢奥地利;此外,在即将爆发的俄土战争中,还可以拉拢奥地利对付土耳其。当普鲁士拒绝把克拉科夫转给奥地利后, 俄奥两国就背着普鲁士于 1795 年签订了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密约,然后强迫普鲁士接受既成事实。根据这一协定,俄国得到 12 万平方公里的大片波兰领土,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分别得到 47000 和 48000 平方公里波兰领土,波兰被完全肢解。
 
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成果是与提尔西特和约、1812 年战争、神圣同盟等几个事件密切相联,而且这一系列事件给俄国和欧洲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1807 年,年仅 29 岁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 38 岁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提尔西特和约》),它表明法国被迫承认与俄国共同瓜分欧洲的条件,也表明了亚历山大一世外交政策的胜利和个人国际影响的扩大。对于俄国而言,亚历山大一世奠定了在欧洲大陆的领导地位,并开始长期在欧洲维护所谓的“正统秩序”。1813 年,亚历山大再一次组织反法联盟,用武力推翻了拿破仑建立的帝国,“作为欧洲的主宰进入了巴黎”,此时的亚历山大一世不过 34 岁。他给欧洲带来的重要结果就是恢复了欧洲旧有的统治秩序。在随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亚历山大的外交才能得到极至的发挥,不仅使俄国的疆域得到扩展,实力得到增强,还削弱了对手。亚历山大的俄国已变成欧洲反动势力的重要堡垒,为了保卫君主制度,他还倡议成立了臭名昭著的“神圣同盟”――恩格斯将其称之为“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
 
在苏联时代,尽管苏共始终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原则,但实际上外交决策同其他的重大政治决策一样,发生了重大的偏移。在党政不分、个人与集体不分、内政和外交不分的斯大林模式之下,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第一书记)既是党的领袖,也是实际上的国家元首, 甚至也是实际上的政府首脑, 在外交方面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斯大林时代(1926-1953 年)的外交决策自不待言。赫鲁晓夫(1953-1964 年)时代的“三和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外交政策调整、1958 年对美国的隆重访问和“戴维营精神” 的树立、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都体现了苏联首脑外交的特殊作用。前后执政 18 年、占据了整个苏联历史 1/4 的勃列日涅夫时代(1964-1982 年)更为甚之。1977 年 5 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兼任国家元首的决议,勃列涅夫强调此举“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是党的领导作用不断增长的表现”。他还说:“我这个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曾不止一次地代表我国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参加有关加强和平、保障各国人民安全的根本问题的会晤,现在这种作法将得到理所当然的明文规定”。原《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指出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苏联对外关系表面上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制订的,但实际上它的作用“不外乎在已经作出的决策上盖上一个图章而已”,重要的决策“都是在克里姆林宫之外, 主要是在别墅中拟就的。参与起草这些文件的人为数很少,主要有总书记的助手、苏共中央负责人、学者”。70 年代,勃列日涅夫以苏共总书记身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首脑签署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包括 1972 年 5 月签订的《美苏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关于美苏相互关系基本原则的协定》,1973 年 6 月签订的《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1974 年 6 月至 7 月签订的《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议定书》等。70 年代中期后,勃列日涅夫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之后,外交则由少数党政高级官员决策,如 1979 年出兵阿富汗的决策,即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提出,在勃列日涅夫首肯之后, 再交政治局表决。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对外关系中的“首脑决策”的色彩更加明显。对俄国历史和苏联政治情有独钟的基辛格断言:俄罗斯“缺乏具有民主经验的领导人物。几乎全体俄罗斯领导人——其他新兴共和国亦然——都曾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身居高位;追求多元主义不是他们的第一天性,恐怕也不是最后的天性。”1993 年 12 月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突出了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赋予总统最为权威和最为广泛的权力。1994 年 1 月,叶利钦以《关于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结构的命令》宣布亲自掌管包括外交部在内的 8 大强力部门(国防、内务、外交、对外情报、保卫、新闻、塔斯社、档案局)。这种形象地被称为“超级总统制” 的政治体制给了叶利钦“无冕之皇”般的权力。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官位表。建立政权的那个阶层的人把各种关键职位都把持在自己手中,保持政权的稳定。” “会谈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个性、你的风格、你的形象能否被接受。这涉及到每位重要的政治家,无论他生活在哪个国家。”俄罗斯独立之初,叶利钦总统毅然改变苏联意识形态外交和戈尔巴乔夫虚无外交,决定采取向美国和西欧一边倒的亲善外交,试图在较短时期内完成政治上和经济上重返欧洲的“双重目标”。1992 年 1 月,叶利钦出访美国,这是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出访西方的第一个国家。叶利钦与布什总统发表了戴维营声明,宣布俄美不再把对方视为潜在的敌人,双方将是友谊和伙伴关系。继 1991 年美苏签订第一次削减战略武器条约,1993 年 1 月俄罗斯又与美国签订了第二次削减战略武器条件。俄罗斯与美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了两国关系的改善,新闻媒介称俄美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时期。但是当 1993 年以后,俄罗斯与美国在波黑问题上,特别是北约东扩问题上矛盾日渐激化。叶利钦总统再次毅然宣布实施“双头鹰”式的东西方并重的外交政策, 他表示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否则会使“欧洲还没有来得及摆脱冷战的阴影,就将面临‘冷和平’的危险。”叶利钦的外交风格跃然纸上,即“我始终喜欢单独决定事件,并迅速付诸实施”,“决定一旦作出,就别无选择。只能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它,尽力干好,干到底。”
 
普京总统在 2000 年国情咨文中,把实用主义、经济效益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政府的主要任务,认为国内目标高于国际目标。普京的对外政策是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的平衡外交。这种平衡外交是各个层次的,即在全球范围内里,在欧亚、东西中寻找平衡,在西方国家中, 在美欧之间寻找平衡;在西欧国家中,在德、法、英之间寻找平衡;在东方国家中,在中国、日本、印度中寻找平衡。他提出:“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这一点”,“强大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情。”他认为:“外交工作的最重要方面就是保护战略稳定。这指的国际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自 2000 年 4 月,普京展开了对奥地利、加拿大、古巴、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朝鲜、波兰、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韩国、瑞典、土耳其、英国、美国、中国和越南等国的旋风式的首脑外交。西方媒体称普京是自彼得大帝以来首位在国外待上数周的俄罗斯领导人。
 
文化传统:一孔窥见俄罗斯外交取向
 
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民族心态、政治倾向、思维方式、社会心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民族文化的最重要内容。当这种文化被赋予历史性和继承性后,即被称为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进化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它曾经给予了该民族各方面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因为民族文化传统一经形成,便同时被赋予顽强的再生性,其影响将在该民族的进化过程中一再地发挥出来,一些文化传统的因素在适宜的时机还会以某种方式迁移和滋生,这即是文化传统强烈的滞后作用。
 
透过文化传统的历史空隙,一叶可以知百年俄国外交春秋,一孔可以窥俄罗斯外交取向。娴熟欧洲历史和欧洲政治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甚至“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法国外交家雨勒·康朋在经历了丰富的外交实践以及深厚的理论思考后也曾道出:“在外表上看,或者说,外交的形式是逐渐地在改变,而它的实质依然如故:第一,因为人类的天性是永恒不变的;第二,因为解决国际争端只有这一种办法。”他的这段话道出了各国外交实践与本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关系。从昨天的苏联外交、今天的俄罗斯外交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俄国文化传统的作用,它如影随形般地影响着俄罗斯(包括苏联)的外交取向, 并从某种意义上预示着明天的俄罗斯外交取向。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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