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阿伊·哈努姆遗址是迄今为止在中亚地区原巴克特里亚（大夏）希腊人王国统治区域发现的唯一完整的希腊式城市。它的出土是希腊化文明研究史上的重大突破。它不仅是希腊人在中亚地区长期立足统治的见证，而且是东西方文明在这一地区相互交流融合的产物。从该遗址上，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希腊文化特征，也可以感受到当地文化的强烈影响。它说明，虽然有的文明可能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借助于军事和政治手段的推动，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但最终的结局仍然难免融入当地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阿伊·哈努姆（Ai khanum）是20世纪60年代由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东北部的阿姆河（Amu Darya，古称Oxus河）上游地区发现的一座古代城市遗址。该遗址位于阿姆河与其支流科克查河（Kokcha）的交汇处，与塔吉克斯坦隔河相望。城址的最初地名已经湮没无闻，所以考古学家以该遗址现代所在地的名称命名。虽然该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已于1978年结束，但关于它的讨论国外仍在继续。② 有关发掘报告和研究结果③ 表明，该城具有明显的希腊式城市特征，但也有当地东方文明因素的渗入与影响。它的建立与毁弃的具体年代难以确定，大致在前4世纪末与前2世纪后期之间。那么，远离希腊本土约5000公里的阿富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座城市，而且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存在了约两个世纪之久？它的建立对当时以巴克特里亚为中心的中亚地区乃至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历史进程又有什么意义？笔者认为，阿伊·哈努姆希腊式城市的出现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虽然只是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所建数百个同类城市或殖民地中的一个，但它是迄今在中亚地区唯一完整发掘出来的一座。和其他的希腊式城市一样，它既是希腊—马其顿人对东方之地进行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工具，更是希腊文明与东方诸文明长期碰撞、交流、融合的产物。从这一小小的无名城址上，既可以看到不同文明在同一历史场景之下的交相辉映，也能感受到希腊人在这一地区难以避免的命运沉浮。
一、阿伊·哈努姆遗址是希腊—马其顿人在中亚长期立足的见证
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对东方的征服始于前334年。仅仅4年，他就横扫亚非大陆，灭亡了波斯帝国。但他为了平定中亚地区，却用了整整3年时间，直到前327年才转而进军印度。据阿利安研究，亚历山大在巴克特里亚留下了13500名士兵，以巩固后方。④ 据斯特拉波研究，他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至少建立了8座以他命名的同名城市——亚历山大里亚，⑤ 其中有一座名为Alexandria Oxiane，即阿姆河上的亚历山大里亚。⑥ 那么，现在阿姆河畔发掘出来的这座唯一的希腊城市遗址是否就是该城呢？学术界仍难以定论。⑦ 但该城的出现显然是他对中亚征服的直接结果。前323年亚历山大遽然死去，匆匆建立起来的帝国迅即崩溃。他的后继者经过20多年的征战，最后大致三分天下。塞琉古几乎继承了亚历山大在亚洲的全部遗产，统治区域从地中海东岸直到中亚的兴都库什山。巴克特里亚成为该王国最东部的一个重要省份。亚历山大当初在东方之地建城，或设立殖民地，驻扎军队，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如何以少量的希腊—马其顿人来统治不断扩大的被征服之地的矛盾。塞琉古王朝自然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于是，以亚历山大的建城战略为指导，在军事、政治、经济地位重要的地区建立希腊式城市或希腊人殖民地，就成了塞琉古王国初期诸王的明智选择。⑧ 据统计，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东方建城（包括殖民地）至少在300个以上，其中保留下名称者约275个。它们主要分布在东地中海沿岸（约160个），其余的则大多在幼发拉底河及其以东地区，在巴克特里亚及其相邻地区有名可据者就有19个。⑨ 除了亚历山大建立的8个之外，其余的11个应为塞琉古朝所建。因此，阿伊·哈努姆古城如果不属于亚历山大时期，就一定属于塞琉古王朝时期，建于塞琉古前305年称王之时也有可能。⑩
至于城市的具体建立者，阿伊·哈努姆遗址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线索。遗址的宫殿群入口处附近有两座类似于小神庙的陵墓。(11) 按照希腊城市的惯例，城中居民死后一般都要葬在城外，但对城市的建立者或赞助者（the benefactors）是例外。因此这二位墓主人很可能就具有这样的身份。其中一座留下了Kineas的名字，另外一位可能是Triballos。他们一定是受亚历山大或塞琉古一世（前312～前281年）之命率人来此建城，或者还提供了一定的赞助，以至于死后获此永久纪念的尊荣。
前250年左右，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总督狄奥多托斯（Diodotus，前256～前248年）乘塞琉古王朝内有宫廷斗争、外有托勒密埃及入侵，陷入政治危机之时，宣告独立。阿伊·哈努姆古城的希腊人在这场政治动荡中扮演什么角色，不得而知。但该城显然成为新王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该遗址有巨大的宫殿遗址，有学者估计，它或许被作为该王国的都城之一，目的是加强对王国东部地区的控制。其中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在此遗址上发现了未经打压的铜币毛坯，说明阿伊·哈努姆古城有自己的造币厂，这是希腊化时期的国王才有的特权。(12) 也有学者进一步估计，该遗址在遗弃前的最后一段时间曾是国王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约前170～前145年）的王廷所在地。(13) 考古学家们在宫殿群中可能是金库的遗址中发掘出了几个希腊式的瓶罐（Vases），里面虽然空空如也，但外面有希腊文字，表明其中装过印度或希腊的钱币。欧克拉提德曾将统治范围扩展到印度西北部，这些钱币有可能是他作为战利品带回的。在欧克拉提德父子统治时，巴克特里亚有一座城市名为欧克拉提底亚（Eucratidia），但这座城市是欧克拉提德所建还是将原来的一座城市重新命名为同名城市尚不能确定，(14) 如果是后者，这个城市应该有都城的一些基本设施，如宫殿、造币厂。若此，阿伊·哈努姆遗址则有可能就是重新命名的欧克拉提底亚。(15)
虽然近代以来的古史学界对亚历山大远征至中亚、印度，并在沿路上建立了若干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事实，(16) 对塞琉古王朝前期诸王的建城热情，对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对中亚和印度西北部的统治并不怀疑。但在阿伊·哈努姆遗址发现之前，人们在中亚地区实际上从未发现一个完整的希腊式城市遗址。据斯特拉波研究，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欧克拉提德在位时统辖着一千个城市。(17) 巴克特里亚由此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城之国”的美称。(18) 但城在何处，是什么式样，始终是未解之谜。有的学者甚至怀疑希腊人在中亚的统治以及由此产生的“希腊—巴克特里亚艺术”的存在，将其视为“巴克特里亚的海市蜃楼”。(19) 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出土，不仅证明了希腊—马其顿人对中亚地区的长期统治，而且为研究这一时期希腊文明与当地文明的相互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极为罕见的实物标本。
二、阿伊·哈努姆遗址是希腊与东方文明因素的汇合之地
从阿伊·哈努姆遗址的整体面貌上看，该城具有希腊式城市的主要特征。
一是它的城市布局与希腊的城市相似。该城尽管西南两面临河，陡峭的河岸和位于城东南方向高达60米的卫城使其具有天然的有利地形，但它还是像一般的希腊城市那样，周围建有防御性的城墙。由于北面是一片开阔的平原，不利于防守，所以北面的城墙加固加厚。有10米多高，6～8米厚，城墙的塔楼高高耸起，超过城墙近10米。墙外有深沟或护城河，以防进攻。城中还有一座长140米、宽100米、拥有一组储藏间的大型军械库（the arsenal）。很显然，此城最初主要出于军事目的而建，或许本身就是一座军事要塞。城市总体上可分为上下两城，上城由卫城和一露天神庙组成，下城则主要是宫殿群、剧场、体育馆以及主神庙、祭所、军械库等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这样的选址与布局实则是对希腊本土城市结构的模仿。
二是城中的主要公共建筑具有明显的希腊特征。在一般的希腊城市中，体育馆、剧场和神庙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设施。体育馆（the gymnasium）是希腊男子的健身之地。非希腊公民是禁止进入的。(20) 即使在希腊化世界的东方，有的当地人学会了希腊语，也跻身于城市的管理阶层中，但一般也因非希腊人望而止步。如要进入，就必须像希腊人那样裸体，这对于当地人来说似乎难以接受。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四世就因为在耶路撒冷设立体育馆，强行推行希腊文化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犹太人起义。(21) 可见体育馆是希腊人城市生活的标志之一。阿伊·哈努姆体育馆遗址的献辞铭文表明，它的保护神是希腊的赫尔摩斯（Hermes）和赫拉克勒斯（Heracles）。(22) 这与希腊化时期其他希腊人城市体育馆的保护神也完全一致。(23) 体育馆的运动场呈正方形（100×100米），场地周围环绕着一系列房间与希腊式柱廊。从布局上看与古典时期的体育馆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剧场是希腊人的主要政治生活空间之一。在古典时期，观剧本身就是公民的一项义务。不论这里上演的是悲剧，还是喜剧，其内容都是要通过神话或现实的故事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扬城邦的政治理想、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尤其是喜剧，它的内容常常就是城邦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再现。当事人可能就坐在观众席上正津津有味地看着自己在被丑化或讽刺。但这无伤大雅，被讽刺者并不因此感到耻辱或受到伤害，往往一笑了之。伯里克利当政时期（前443～前429年）为鼓励公民去观剧接受教育，雅典政府甚至向观剧者发放津贴，其待遇与参加陪审法庭相同，都是两个奥波尔（obol）。(24) 因此，凡是希腊人的城市，剧场是必不可少的。阿伊·哈努姆的剧场依山坡而建，观众席呈半圆形向上延伸，是个典型的希腊式剧场。其中能容纳5000名观众，说明该城的希腊人为数不少。(25) 与希腊近邻的罗马人大约在这一时期也接受了希腊的剧场，但把它改造成了建于平地之上的圆形剧场或斗兽场。而远在中亚兴都库什山麓的阿伊·哈努姆城却仍然坚持了希腊的建筑传统。究其原因就在于这是希腊人的城市。这里的神庙虽然采用了东方的建筑形式，但里面供奉的至少应该包括希腊的神。大神庙遗址中的神像几乎荡然无存，仅有一块穿着希腊式凉鞋的左脚的石雕残存，说明此神像一定是希腊的神，但是什么神？是男神，还是女神？确实难以分辨。(26) 有学者推测是宙斯神像，并认为这是希腊—巴克特里亚雕刻艺术流派的作品。(27)
三是城中的希腊式造型艺术突出了它的希腊文化特征。希腊建筑的柱廊式结构以及爱奥尼亚式、多利亚式和科林斯式三种柱头，浴室中的马赛克地面由花卉、海豚、海马和海怪等海洋动物的图案构成，作为水管出口的是希腊喜剧人物厨子的面具，(28) 未完成的希腊青年雕像和用赤陶模制作的戴头巾的女子半身像(29)，特别是巴克特里亚诸王发行的印有个人头像的希腊式钱币等都是这方面典型的例证。在人物造型艺术上，巴克特里亚的希腊雕塑家不仅恪守希腊的传统，而且大胆创新。他们用铅杆或木棒制成塑像的骨架，然后在上面涂上泥或者灰泥，塑成神像。这种泥塑艺术影响深远，首先被西邻帕提亚人所接受，(30) 后来也可能影响了印度的犍陀罗佛教艺术，成为佛教人物造型艺术中除石雕、石刻之外的一个重要分支，最后传入中国内地。
四是希腊语的铭文、格言、哲学手稿的遗迹，显示了阿伊·哈努姆文化与希腊本土文化的一脉相承。(31) 从这些为数不多的铭文来看，他们的语言结构与书写方法的变化都与东地中海的流行的通用希腊语（the koine）同步。值得注意的是在Kineas陵墓中残存的一个石柱的基座上，刻着来自希腊德尔斐神庙的格言：“少年时，举止得当；年轻时，学会自制；中年时，正义行事；老年时，良言善导；寿终时，死而无憾。”(31) 这些道德伦理方面的说教，充满着希腊人对理想人生的深切感悟。这些格言原来共有约150条，这里留存下来的是最后5条。据一块铭文的记载，这是一个名叫Clearchus的希腊人从希腊本土的德尔斐神庙认真抄写下来，然后带到这里的。(33) 另外在宫殿的一个储藏室（或许一度作过图书馆）的地面上发现了希腊语手稿的遗迹。原来抄写它的纸草早已化作泥土，但墨迹渗印在地面上，手稿的片段内容因此依稀可见，可能是关于柏拉图知识理论的对话的摘录。(34) 它好像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一位哲人的作品，而把德尔斐格言带到此地的Clearchus就属于这一学派。(35) 这似乎有点巧合，但可说明当时此地的希腊人对祖国家乡的哲学并未忘怀。虽然两地远隔千山万水，但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精神遗产，共同的民族情感仍然把他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地说，在阿伊·哈努姆的希腊人遗弃此地之前，希腊语一直是该城的通用语言。
上述这一切表明此地的希腊人仍然希望生活在他们所熟悉的文化氛围之中，并试图将这一文化生态尽可能地保持下去。但事实上从建城之日起，他们就不得不面临周围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毕竟生活在远离希腊本土5000公里之外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之中。而且随着前3世纪后期里海之南帕提亚（即中国古代史籍中的“安息”）的独立及其向两河流域方向的扩张，由地中海东岸通往巴克特里亚的道路出现了人为的障碍，时断时续，希腊人的移民来源逐渐枯竭。在不断加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必须对当地的文化做出让步，否则他们更难以生存。因此，我们在阿伊·哈努姆遗址感受到强烈的希腊化文化气息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大海对这些“孤岛”的冲击与渗透。
最为明显的是在城中建筑的风格和式样上，大量的东方因素已经融于其中。这说明该城的殖民者在建城过程中十分注意吸收当地的文化。(36) 城内外共有大小神庙遗址三座，但从整体结构上几乎看不到希腊神庙的迹象。以位于下城的主神庙为例：巨大的方形神庙建在高高的三层台基之上，厚厚的外壁上有内缩凹置的神龛，宽大的门厅通向内部的一间较小的房间，该房间两侧各有一个小屋。这里曾供奉过一位神的雕像。(37) 这与希腊神庙开放的柱廊式结构迥然不同。这种所谓的“凹进式神庙”（the indented temple）显然具有古代两河从前四千年后期流传下来，并可能被波斯接受发展的“大屋”式神庙类型（“broad room”temple style）的建筑特征。(38) 这里的希腊人对东方建筑风格的接受还表现在宫殿群遗址上。宫殿本身对于希腊人来说就非常陌生。在他们的城邦内，不可能出现专门供城邦首脑或管理者居住的宫殿或其他建筑。但在希腊化时期，随着以马其顿王权、东方君主制以及希腊城邦制残余三流合一的新型君主制统治的建立，在东方部分新建的希腊式城市中也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宫殿式的建筑群，因为这些国王或地方总督之类的统治者总要有自己的王宫、署衙及住宅，但因希腊人本身无传统可循，所以这一建筑群在布局上基本采用了东方的式样。像波斯在苏萨的王宫一样，宫殿群可分为办公区、居住区和金库。办公区位于宫殿群的东南角，内设接待厅、档案室或城市首脑办公室。居住区在办公区左侧。金库在宫殿的东北方向，一个中心庭院，四周环以若干个储藏室。进入宫殿群，首先是一个很大的庭院（137×108米），周围环绕118根科林斯式柱子组成的柱廊。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区的屋子内设有浴室，铺有用不同颜色卵石拼成的马赛克地面。这些图案的内容如前所述，都是与海洋有关的生物。如果不是希腊人带来，简直难以想象它们在亚洲内陆腹地出现。此外，这些建筑的屋顶虽然是东方式的平顶，但屋檐却用科林斯式的赤陶瓦装饰，给人以希腊式的外观。(39) 圆形石柱和矩形的壁柱也显示了希腊化的效果。可见希腊人在建造这个陌生的宫殿时，仍不忘注入自己熟悉的文化因素。
在宗教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东方文化也显示了强大的渗透力。在一个饰板图案上，小亚弗律癸亚的自然女神库柏勒（Cybele，又称“大母神”）正乘着一辆由几头狮子拉的车，而驭手则是希腊的胜利女神。(40) 另外一位女神的骨雕像完全是东方式的，正面直立、体形粗壮呆板，从脸形到服饰与希腊式神像毫无相似之处。(41) 这些东方神是否只被当地人崇拜，不得而知。但它们能出现在希腊人为主体的希腊式城市内，总会或多或少的对希腊人产生影响。就是在极具希腊特征的剧场观众席上，也出现了一些包厢式的座位，(42) 这无疑是给城中的重要人物，或许是王室成员设立的。这表明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古典时代希腊城邦公民平等民主的传统已受到严重削弱，不大可能延续。
但无论如何，阿伊·哈努姆遗址自始至终保持了希腊式城市的基本特征。它的居民肯定是以希腊人为主，它的上层统治者也一定是清一色的希腊人，但也有一些当地人生活于他们中间，如有的担任了城市的财务管理人员（accountants），或做雇工。(43) 阿伊·哈努姆遗址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强烈的混合文化特征，与它地处中亚内陆深处，受当地文化影响较大有很大关系，另外当地人混居城市之中也是其主要原因。可以设想，此地的希腊人既然可以建造希腊式的体育馆和剧场，为什么就不能建造希腊式的神庙呢？这一定与城内外当地居民的宗教传统有关。(44) 至于这些神庙中到底供奉的什么神，从已发现的希腊神像残迹和东方神像的骨雕，以及希腊与东方题材相结合的浮雕，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或是希腊神（其一已经可以肯定），或是东方神，也有可能是二神共奉，或二神合一，就像亚历山大和塞琉古一世都在巴比伦为当地的主神马都克重新建庙，(45) 或像埃及托勒密王朝创立的具有埃及神奥西里斯与希腊神宙斯、哈得斯外形特征的萨拉皮斯崇拜一样。(46) 但是，也如同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那样，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希腊人对东方神祗的接受或将其与希腊神的混合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而非对东方宗教精神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在此地所看到的文化混合现象并非当地希腊人的自觉行为，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三、阿伊·哈努姆古城的毁弃是中亚地区诸文明互动的结果
阿伊·哈努姆古城的遗弃或毁灭年代犹如它的建立年代同样难以确定，(47) 一般认为至少要到前2世纪中期以后，(48) 至于它毁弃的原因更是含糊不清。但从前3世纪中叶起，它不仅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一个重要城市，而且有可能是它的都城之一。它的重要使命就是控制东部地区，防御游牧民族入侵，因此，它的命运必然和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兴衰相始终，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相联系。
自从狄奥多托斯宣告脱离塞琉古王朝以来，巴克特里亚王国实际上几易其主。狄奥多托斯和他的同名儿子统治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到塞琉古朝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Ⅲ）约前208年深入远东收复失地时，发现那里已经换了主人，是一个名叫欧泰德姆斯（Enthydemus）的人占据着王位。他可能弑杀了狄奥多托斯二世并取而代之。在欧泰德姆斯及其儿子德米特里（Demetrius）统治之时，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版图大概达到极盛。它不仅遏制了帕提亚人的东进，稳定了西部的边境，而且向东面的赛里斯（Seres）和弗利尼（Phuryni）扩张。(49) 巴克特里亚之东就是现在中国的新疆塔里木盆地。而赛里斯在希腊人眼里就是东方的产丝之国，即朦胧认识中的中国。至于弗利尼，曾有匈奴说。(50) 但此时匈奴的势力范围似乎还未到达塔里木及其以东地区。因此我们不应把巴克特里亚这两位父子向东面的扩张想象得太远。但他们向现在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方向发展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51) 而且有可能途经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或由此出发，因为此城就位于通往塔里木方向的交通要道。(52) 德米特里此后还进军印度，控制了东到恒河中游、南到今日坎贝湾的广大地区。但大约在前170年以后，一位名叫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的希腊人将军(53) 起兵推翻了欧泰德姆斯家族的统治，自立为王。他可能也向印度进军，并获得了不少战利品。阿伊·哈努姆遗址发现的来自印度的钱币有可能就是这次进军的收获。(54) 欧克拉提德王朝对巴克特里亚的统治也不太长久，至少在中国汉朝的张骞前128年抵达此地之前，已被南下的游牧部落征服或驱逐。阿伊·哈努姆城的希腊人有可能就是在此前（或约前145年）弃城而去的。
那么，是哪些游牧部落灭亡了这里的希腊人王国呢？由于中外古代史料记载的不一致以及没有明确的年代可以参照，这一问题仍是一大悬案。(55) 但他们不论是希腊古典作家斯特拉波《地理志》中提到的来自锡尔河彼岸的Asii、Pasir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部落，(56) 或是中国《史记》、《汉书》中提到的来自敦煌、祁连一带的大月氏人，(57) 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外古代史料都承认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而且也正是在与这些游牧民族的不断冲突中，残余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被迫后撤印度。印度西北部此前本来就是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一部分，这样，希腊人在印度西北部的存在又延续了下来，一些印度—希腊人（Indo-Greeks）的小王国甚至残存到前1世纪后期。这些印度—希腊人中，应该包括来自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后裔。
从前327年亚历山大进入印度开始，希腊人对印度部分地区，主要是西北部的统治或控制断断续续的长达约300年。在此期间，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相互接触、了解、影响，从而产生了许多具有希印文化特征的文明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以米南德国王为代表的印度希腊人开始诚心接受印度的佛教，从而最终促使以希腊造型艺术形式来表现印度佛教内容和精神的犍陀罗艺术的诞生。(58) 作为希腊艺术、思想进入印度的唯一中转站和推动者，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国功不可没，而阿伊·哈努姆遗址上那些兼具希腊与当地文化因素的建筑风格和雕塑作品实际上就是犍陀罗艺术的先驱。(59)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阿伊·哈努姆的希腊人之所以能在此地建城，并长期立足，首先是亚历山大征服的结果。正是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对东方之地的征服、统治引起了希腊文明与东方诸文明的碰撞、接触、交流和在某种程度上的融合。也正是由于这种文明的互动，阿伊·哈努姆遗址才会呈现出多元文明因素并存交融的特征。它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关系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因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统治而繁荣，也因这个王国的衰亡而遗弃。它地处文明冲突的最前哨，首先遭受到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强大压力，也在情理之中。考古发掘证明，希腊人之所以在阿伊·哈努姆建城，还与这里有适于农牧、便于灌溉的广阔平原很有关系。(60) 这些沟渠纵横的土地由谁来耕种，也不得而知。是像希腊人早期殖民者那样，每到一地就平分所占据的土地，自己或是做地主式的土地经营者，或是成为从事劳作的自耕农，还是土地仍由当地人来耕种，希腊人以统治者的身份向他们征收赋税，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此地的希腊人的生活来源，尤其是粮食的供给肯定与这里的农业资源有关。因此，阿伊·哈努姆遗址凸现的不仅是希腊文明和已有数千年传统的古老东方文明的互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关系。而且正是后一种冲突将希腊文明因素与印度文明因素的交流与融合引向深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兴衰就是希腊化时期东西方文明互动关系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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