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是中国佛教史上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早期汉学家那里，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此问题的学术史总结。
在国内学者相当熟悉的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列举了多种佛教传入中国的说法。目前主要流传两种说法；一种是“伊存授经”说，一种是“汉明求法”说。《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提及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伊存授经”的故事，国内外学者普遍接受这条史料的真实性。沙畹在1905年发表的论文，不惜修改原文，去增强这种说法的真实性〖Edouard Chavannes，"Les Pays d'Occident d'aprs le Wei Lio，" TP，6，1905，pp.519-571。该文汉译本题为《魏略西戎传笺注》，收入冯承钧译文第七编。参见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裴勇等译，第27页。〗。伯希和、列维、福兰阁（Otto Franke）对此都有自己的评论〖伯希和对沙畹论文的评论，刊于《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6卷（1906年），第361-400页；列维的评论: “Notes sur les Indo-Scythes，”JA，1897，I，pp.14-20；“Les Missions de Wang Hiuen Ts'e dans l'Inde，” JA，1900，I，pp.466-468；福兰阁的评论: "Beiträge aus Chin-Quellen zur Kenntniss der Türkvolker und Skythen in Zentral Asien，" APAW, 1904，91ff.〗。
“汉明求法”的故事，在中国佛教界广为流传，可见于《四十二章》、《牟子理惑论》等早期中国佛教文献。这个故事在中国，几乎是大家普遍接受的“事实”。早在1878年，费尔根据藏译本为《四十二章经》撰写导读与注释〖Leon Feer，Le Sutra en 42 articles. Paris: E. Leroux，1878.〗。马伯乐后对这个故事做出详细的考订，1910年发表论文《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考证》〖Henri Maspero，“Le Songe et l'Ambassade de l'Empereur Ming，” BEFEO，10，1910，pp.95-1300。汉译本收于冯承钧译文第四编。〗，认为它是一个全然错误的附会。伯希和也对中国早期佛教很有研究，他在1920年发表研究《牟子理惑论》的文章，其中讨论了明帝感梦的说法〖Paul Pelliot，“Meou-tseu ou les doutes levés，” TP，19，1920，pp.255-433。该文的导论，汉译本名为《牟子考》，收入冯承钧译文第五编。〗。
《牟子理惑论》是早期中国佛教的名篇，但它的作者身份与写作时代向来引起争议。伯希和的这篇文章，既有注释又有导论，把它译为法文发表。事实上，他的译文在1905年就完成了，但后面的注释与导论却花了15年时间，这也无怪乎此文成为研究《牟子理惑论》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30年代，周叔迦有感于伯希和的文章，撰写《牟子理惑论事义疏证》，汇集梁启超等人的相关论文，汇成《牟子丛残》，2001年周绍良又作“新编”〖周叔迦辑撰，周绍良新编：《牟子丛残新编》，北京：中国书店，2001年。〗。
中国早期佛教史上的疑点很多，学术界素有争论。德国汉学家福兰阁，撰写两篇论文探讨佛教在汉武帝以前进入中国的可能性，以及佛教从印度经西域进入中国内地的路线〖Otto Franke，“Zur Frage der Einführung des Buddhismus in China，”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13，1910，pp.295-305；“Die Ausbreitung des Buddhismus von Indien nach Turkestan und China，” Archiv für Religionwissenschaft，12，1909，pp.207-220.〗。至于史书上记载的汉武帝所获“金人”，是否即是佛像，30年代《通报》发表德效骞（H.H. Dubs）和魏鲁男（J.R. Ware）的两篇论文〖H.H. Dubs，“The Golden Man of Former Han Times，” TP，33，1937，pp.1-14；J.R. Ware，“Once more the Golden Man，” Ibid. 34，1938，pp.174-178.〗，予以详细讨论。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汉代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在佛教初传汉地的史实考证之余，应是最受重视的课题。白乐日（Etienne Balazs）的两篇论文《汉末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危机》、《虚无的反叛或神秘的空想：公元3世纪的中国思潮》〖Etienne Balazs，“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sis at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and “Nihilistic Revolt or Mystical Escapism: Currents of Thought in China During the Third Century A.D.”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 New Haven 1964.〗，解析了佛教传入以后中国的思想状况。马伯乐写的《评佛教传入中国》，发表在他死后出版的遗集里〖Henri Maspero，“Comment le Bouddhisme s'est introduit en Chine，” 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 Vol.I. Paris: Civilisations du Sud，1950.〗。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在这方面亦有很多的论述，特别是讲到佛学与当时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在后来的研究里，许理和还从经典的角度，讨论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Erik Zürcher，“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 A Survey of Scriptural Evidence，” TP， 66，pp.84-147. 〗。
1994年荷康贝（Charles Holcombe）出版《汉代的阴影：南朝初年士大夫的思想与社会》〖 Charles Holcombe，In the Shadow of the Han: Literati Thought and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Honolulu: UHP, 1994.〗，该书所谓“南朝”实际是指东晋，并把这个朝廷称为“难民国家”，作者在讲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秩序与士大夫文化以后，重点研究支遁的思想，认为这位名僧怀有一种想做“真人”的文化理想。该书旨在说明玄学与佛教般若学在当时流行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与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一书对比阅读。
研究佛教初传时期中印文化的交流，西方学者很重视直接从当时的译经入手。一是要考察当时所译的佛经，譬如许理和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汉译本，顾满林译，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4辑，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二是注意佛典翻译时所用的语言，分析东汉佛经的特殊语言现象及其成因，譬如许理和1977年发表的《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Erik Zürcher，“Late Han Vernacular Elements in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nslation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vol.12 no.3，pp.177-203。汉译本收入《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目前国内从事语言学或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其实已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少的成绩〖譬如朱庆之的研究：《试论汉魏六朝佛典里的特殊疑问词》（《语言研究》1990年第1期）、《佛教混合汉语初论》（《语言学论丛》第二十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等。〗。
中国学者很熟悉的研究方法，是去分析当初翻译所用的中国术语及其文化背景。西方学者则尽一切可能使用他们擅长的佛教文献学，寻找能与汉译本对应的梵文本或藏文本，然后比较不同的汉语异译本。经过校勘不同的版本与译本，他们希望能清楚地解读中国早期的汉译佛经。国内学者或许更多是留意外来的佛教如何适应中国的社会与思想，但对大多数的西方学者来说，佛教初传中国，早期的汉译佛经，主要用来研究、倒推印度佛教的发展史。在这方面，《郁伽所问经》可能是极好的例证。
从公元2世纪到5世纪，《郁伽所问经》先后被译了六次，现存三种译本：东汉安玄、严佛调，约在公元180-190年间译的《法镜经》；西晋竺法护，约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译的《郁迎罗越问菩萨行经》；曹魏康僧销的译本，收入《大宝积经》第十九会“有15伽长者会”，但这个名义上是公元3世纪中叶的译本，平川彰认为，可能属于公元5世纪初昙摩密多佚失的译本〖《开元释教录》卷十四记载，该经有六个译本，三存三佚。当时已佚的译本包括：吴支谦译《法镜经》、西晋白法祖译《郁伽罗越问菩萨经》、刘宋昙摩蜜多译《郁伽长者所问经》。《大正藏》第55册，第627页上。〗。这部早期汉译佛经，目前并没有发现对应的梵文本。《十住毗婆沙论》（鸠摩罗什译）、《大乘集菩萨学论》（日称、法护译）引用了此经的内容。《十住论》并没有发现梵文本，但《集学论》有尼泊尔梵文写本，并有藏译本。2003年那体慧出版专著《诸善男子：〈郁伽长者会〉里的菩萨道》〖Jan Nattier，A Few Good Men: The Bodhisattva Path according to the Inquiry of Ugra（Ugrapariprcchā），Honolulu: UHP，2003.〗，首先分析了该经在西方世界得不到充分关注的原因，并据上述汉藏译本与残存的梵文片段，评述平川彰、舒斯特（Nancy Schuster）〖舒斯特以《郁伽所问经》为题，1976年完成博士论文：Nancy J. Schuster，“The Ugraparipṛccha，the Mahrātnakūṭasūtra and Early Mahayana Buddhism，” 2 vols. Ph.D. thesis，University of Toronto，1976；1985年在一部论文集里发表《〈郁伽所问经〉的菩萨形象》：“The Bodhisattva Figure in the Ugraparipṛccha，” New Paths in Buddhist Research，cd. by Anthony K. Warder. Durham: Acorn Press，1985，pp.26-56.〗、雷尔瑞〖Reginald A. Ray，Buddhist Saints in India: A Study in Buddhist Values and Orient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的研究，认为《郁伽所问经》虽由印度自奉为“菩萨”的佛教徒撰写，但该经并非属于大乘佛经。事实上，汉译《中阿含》里即有《郁伽长者经》，那体慧想在她的书里探讨大乘佛教的兴起。此前，舒斯特认为，《郁伽所问经》推崇在家菩萨行，雷尔瑞认为，大乘起源于阿兰若修行传统。在他们眼里，通过研究《郁伽所问经》这部早期汉译佛经，可以了解其所反映的印度初期大乘佛教。那体慧的著作，即从《郁伽长者会》里的菩萨道入手，去解析印度早期佛教的社会史〖汉语世界对此的专门研究，主要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2004年度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田家烜）。〗。
研究南北朝以前的佛教史，《弘明集》与《释老志》是两部重要的研究资料。1976年德国学者施寒微（Heiwig Schmidt/Glintzer）出版了《〈弘明集〉和佛教传入中国》〖Heiwig Schmidt/Glintzer，Das Hung-ming chi und die Aufnahme des Buddhismus in China. Wiesbaden: Steiner，1976.〗，收入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丛书。该书的序言即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佛教的中国化”，还是“中国的印度化”？该书首先介绍僧祐（445-518）其人，认为他是一位兼综儒佛的僧人；然后从《弘明集》里择取材料，叙述多个问题：南朝的士大夫佛教、士大夫与僧团的交涉、《白黑论》等佛教诤论、佛教与道教的关系等。
北魏时期，佛教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有些过度增长，北方地区的僧尼人数达到200万。《魏书》破天荒增加了一篇《释老志》，专门记载佛教与道教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在北魏时期的影响。首次在官方史书里出现“释老志”，反映出佛教本土化过程中与中国文化的思想碰撞。1933年魏鲁男把它译为英文，发表于《通报》第30卷〖J.R. Ware，"Wei Shou on Buddhism，" TP，vol.30 No.1-2，1933.〗。这份译本存在一些错误，胡维之1956年将其重译，在日本京都发表〖L. Hurvitz，Wei Shou on Buddhism and Taoism，Kyoto 1956。杨联陞、陈观胜对此发表评论，刊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JAS）第20卷（1957），第362-382页。〗。
德国学者艾博华（W. Eberhard）的著作《中国北方的拓跋氏王朝》〖W. Eberhard，Das Toba-Reich in Nord-China. Leiden 1949.〗，1949年出版，研究主题与南北朝佛教密切相关。芮沃寿1948年撰文研究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神僧佛图澄（232-348）〖A. Wright，“Fo-t'u-teng，” HJAS，11，1948，pp.322-370.〗。这位神僧是东晋高僧道安（312-385）的老师，当时备受北方统治者青睐，被称为“国之大宝”，作者以此研究两晋时期北方的佛教。道安，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林克（Arthur Link） 1958年在《通报》上发表论文研究道安的传记〖Arthur Link，“Biography of Tao-an，” TP，vol.46，1958，pp.1-48.〗。这位作者实际上对道安很有研究，他写有多篇专门讨论道安的论文。昙曜在北魏佛教里是一位很重要的僧人，魏太武帝的“法难”结束以后，他出任沙门统，全力复兴佛教。1957年有篇论文专门讨论这位僧人〖Galen E. Sargent，“T'an-yao and his times，” Monumenta Nipponica，16，1957，pp.363-396.〗。
陈观胜195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讨论“北朝法难的原因”〖Kenneth K.S. Ch'en，“On some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anti-Buddhist persecution under the Pei-ch'ao，” HJAS，Vol.17，No.1-2，1954.〗。这场法难对中国佛教的影响至为深远，此后中国僧人的宗教情绪里总有一股挥抹不去的“末法”意识，其现实的根源即缘于此。较之北朝，南朝的佛教处境一直相对比较宽松，但是也有“排佛”的论调，陈观胜在1952年对此也有讨论〖Kenneth. Ch'en，“Anti-Buddhist Propaganda during the Nan-ch'ao，” JAS，15，1952，pp.166-192.〗。1981年许理和发表论文《中国早期佛教中的末世论与救世论》〖Erik Zürcher，“Eschatology and Messianism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Leiden Studies in Sinology，cd. by W.H. L. Idema，pp.34-56. Leiden: E.J. Brill，1981。翌年他在《通报》上发表相同主题的另一篇论文：“Prince Moonlight: Messianism and Eschatolog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TP，vol.68 no. 1-3，pp.1-75。〗。不过，“末法”这个概念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这在美国学者那体慧看来，并非是由于现实社会的迫害所致。1991年她出版专著《如是未来：佛教“法灭”预言的研究》〖Jan Nattier，Once upon A Future Time: Studies in a Buddhist Prophecy of Decline. 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1991.〗，书里认为，佛教在获得帝王贵族大力庇护的情况下，将会诱发一些不良因素，从而使高僧大德产生一种绝望的情绪：真正的觉悟精神荡然无存。
东晋末年、南北朝初期，庐山慧远（334-416）、僧肇（384-414或374-414）、竺道生（355-434）是三位特别重要的高僧。德国学者李华德是研究这段佛教史的专家。慧远在50岁以后一直驻锡庐山，是南方佛教界的领袖，又是南来北往僧人的资助者，深受社会各界的敬重。在当时思想界讨论的“形神”关系，以及社会上层讨论的“沙门致敬王者”等问题，慧远为此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他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佛教在中国社会的扎根立下汗马功劳。这篇名作的英译，可以参看胡维之的论文〖Leon Hurvitz，"Render Unto Caesar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Hui-Yüan's Treatise on the Exemption of the Buddhist Clergy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Civil Etiquette，" Sino-Indian Studies，vol.5，parts 3&4. West Bengal: Santiniketan Press，1957，pp.80-i 14.〗。
李华德的治学重心，主要在东晋末年、南北朝初期，1955年发表《公元4-5世纪的中国佛教》〖Walter Liebenthal，"Chinese Buddhism during the Fourth and Fifth Centuries，" Monumenta Nipponica，vol.2 no.1，1955，pp.44-83.〗，对许理和等西方佛教学者颇有影响。1950年他在《美国东方学会学报》上发表一篇重要论文《释慧远的著作及其佛学》〖Walter Liebenthal，"Shih Hui-yüan's Buddhism as set forth in his Writings，" JAOS，70，1950，pp.243-259.〗，撰有专文讨论慧远的形神问题〖Walter Liebenthal，"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in China，" Monumenla Nipponica，8，1952，pp.354-365.〗。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重点叙述庐山慧远与当时的权贵桓玄之间的论争，交代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的写作背景及其历史意义。此外，美国在80年代还有一篇博士论文，讨论慧远与鸠摩罗什的“法身”问题〖Barbara Edith Reed，"The Problem of the 'Dharmakya' as Seen by Hui-Yuan and Kumārajīva，" Ph.D. thesis，University of Iowa，1982.〗。
僧肇是鸠摩罗什的杰出弟子，他的《肇论》代表了中国佛教已能准确理解印度大乘佛教的般若中观思想。李华德30年代曾来北大讲课，他一生最著名的工作，莫过于《肇论》的研究与英译〖Walter Liebenthal，The Book of Chao. Peking: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48. Chao-lun: The Treatises of Seng-chao: A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Notes，and Appendic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8.〗，前面是长篇导论，后面是《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答刘遗民书》、《涅槃无名论》的英译，附录是“六家七宗”及相关人物研究。该书初版于1948年，当时被列人《华裔学志》文库，1968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再版。
竺道生是东晋末年、南朝初年的著名高僧，在鸠摩罗什弟子里与僧肇齐名，后被尊为“涅槃圣”。李华德在50年代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是道生的传记，一篇是谈他的“世界”观念〖Walter Liebenthal，"A Biography of Tao-sheng，" Monumenta Nipponica，vol.11 no.3，1955，pp.64-96；"The World Conception of Chu Tao-sheng，" Ibid. 12，1956，pp.65-104；12，1957，pp.241-268.〗。莱伊在80年代写了一篇解读竺道生“顿悟”思想的论文〖Whalen Lai，"Tao-sheng's Theory of Sudden Enlightenment Re-examined，" Sudden and Gradual: Approaches to Enlightenment in Chinese Thought. Honolulu: UHP，1987.〗。1990年金永厚（Kim Young-ho）出版专著《道生〈法华经疏〉：研究与翻译》〖Tao-sheng's Commentary on the Lotus Sutr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Albany: SUNY Press，1990.〗，导论部分介绍道生的生平、著作、思想及其影响，第二部分是对其《法华经疏》的研究，第三部分是《法华经疏》残卷的英译，约占全书一半的篇幅。
僧传研究，是佛教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僧佑是《出三藏记集》的作者，南朝梁时人物，林克在196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他的生平与著作〖Arthur Link，"Shih Seng-yu and His Writings，" JAOS，vol.80，1960，pp.17-43.〗。1985年日本出版了一册《早期中国佛教史：从初传到慧远》，收录了出自《出三藏记集》的僧传的译文〖Tsukamoto Zenrytū，A Histoiy of Early Chinese Buddhism: from its Introduction to the Death of Hui-yüan，Tokyo: Kodansha，1985.〗。南朝梁代慧皎（497-554）写的《高僧传》，记录了从后汉到约公元519年的257名僧人，附记200余人。1954年芮沃寿写过一篇研究《梁高僧传》的论文〖Arthur F. Wright，"Biography and Hagiography，Hui-chiao's Lives of Eminent Monks，" Silver Jubilee Volume of the Zinbun-Kagaku-Kenkyūsyo. Kyoto University，1954，pp.383-432.〗，较受学术界重视。此前有位德国学者做了一份《高僧传人名索引》〖H. Hackmann，"Alphabetisches Verzeichnes zum Kao-seng-chuan，" Acta Orientalia，2，l923。不过，日本学者嫁本善隆、岩井谛亮、龙池清在30年代做过一份更详细的人名索引：《梁高僧传索引》，载《支那佛教史学》I（1937）、3（1939）。〗，这在没有电脑技术的年代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1968年比利时卢汶大学出版《高僧传》的法译本〖Robert Shih，Biographies des Moines' minents（Kao Seng Tchouan）de Houei-Kiao. Louvain 1968.〗，译出了我国早期译师的传记。
1994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了蔡瑟林（Kathryn Ann Tsai）译出的《比丘尼生活：公元4-6世纪中国比丘尼传》〖Kathryn Ann Tsai，Lives of the Nuns: Biographies了Chinese Nuns from the Fourth to Sixth Centuries. Honolulu: UHP，1994.〗。比丘尼的研究，在汉语佛教学术界长期不受重视。由于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学者近年来对此较为重视。研究藏传佛教的学者，很注意女性在佛教修行里的角色。至于唐宋时期的比丘尼地位，1998年傅瑞发表一篇论文，考察早期禅宗与天台宗里的女性〖Bernard Faure，"Voices of Dissent: Women in Early Chan and Tiantai，" Annual Report of the Institute for Zen Studies禅文化研究所纪要（柳田圣山教授喜寿记念论集），no.24，Dec.1998，pp.25-42.〗。他依据梁肃的《唐常州天兴寺二大德比丘尼碑》，介绍两位天台宗的比丘尼不满于神秀的“渐悟”思想，进而介绍唐代玉泉系天台宗的活动，以及女性在唐宋佛教里的角色与地位。
1997年美国佛教学者柯嘉豪（John Kieschnick）发表《高僧：中古中国圣传里的佛教理想》〖John Kieschnick，The Eminent Monk: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Honolulu: UHP，1997.〗，把宋以前的高僧分成三类：苦行僧、神僧与义学僧，以梁唐宋三部《高僧传》资料描述他们各自的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
汉魏两晋南北朝，出现了大批重要的佛经翻译家。与隋唐的译家不同，这个时期的译家大多是外来的高僧。他们的出现，扶持了中国佛教的发展。竺法护，大约公元230年出生于敦煌，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人。法护后随印度僧人出家学佛，所以随了师傅的“竺”姓。这位高僧是鸠摩罗什以前最大的译家，故被称为“敦煌菩萨”，传译《正法华经》、《光赞经》等重要经典。1994年美国康斯维辛大学有篇博士论文，研究这位著名的翻译家，题为《竺法护及其作品：中亚佛教思想在中国三到四世纪译经中的影响》〖Lai Mai Man，"Dharmaraksa and His Work: The Impact of Central Asian Buddhist Thought in Translating Buddhist Texts in the Third to Fourth Century China，" Ph.D. thesis，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94.〗。互联网上有篇论文《竺法护与佛教传入中国》〖Daniel Boucher，"Dharmaraksa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to China，" 网络PDF文件〗【小编按：此文载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19, No.1/2.】，研究他的翻译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对他的生平、游历、传译及其合作者，以及西域佛教与中原的关系，都有详细的考察。
鸠摩罗什（343-413）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他从西域到达长安以后，译出了一大批传诵至今的佛典，如《金刚经》、《法华经》、《维摩洁经》、《阿弥陀经》等。他的到来，使中国僧人能对大乘般若思想与龙树中观哲学有了准确的了解。西方学者主要是关注他所译的佛典，而对他的生平及其与中国佛教的关系，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1927年诺贝尔在德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上发表论文，研究鸠摩罗什；最新的研究则数2004年马克瑞（John McRae）在美国《佛教百科全书》写的词条“鸠摩罗什”〖John R. McRae，"Kumarajiva，"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Macmillan Reference USA，2004.〗。1969年德国出版《鸠摩罗什与慧远的问答》，把《大乘大义章》译为德语〖Rudolf G. Wagner，Die Fragen Hui-yuans an Kumārajīva. Berlin: Der Präsident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1969.〗。前些年，旅美的华人学者陆扬在国内发表一篇长文，细细地梳理前人有关鸠摩罗什生平的种种研究，着力还原僧佑、慧皎撰写鸠摩罗什传的细腻写法，展现鸠摩罗什即天才又软弱的个性，并以此来微妙地揭示宗教上知行之间的紧张关系〖陆扬：《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载《中国学术》总第2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真谛（499-569）是南北朝梁陈之际来华的印度高僧，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但他来华以后的遭遇可能是所有译家中间最不幸的。他译的《婆薮槃豆法师传》，是研究世亲的重要资料。高楠顺次郎在1904、1905年就在《通报》、《皇家亚洲学会学报》上发表论文，介绍真谛译的世亲传。真谛是在玄奘以前向中国介绍唯识思想最系统的一位僧人，在他的影响下，中国佛教史上出现了摄论宗、俱舍宗。1984年，迪安娜出版专著《中国6世纪的心灵哲学：真谛的“意识论”》〖Diana Paul，Philosophy of Mind in Sixth-century China: Paramartha 's "Evolution了Consciousne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研究真谛的唯识思想。【小编按：已翻译为中文，（美）蒂安娜•保尔著. 中国六世纪的心识哲学 真谛的《转识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译家们几乎把印度所有的佛学思想都传到了中国，让中国的佛教界出现了各种学派，如：毗昙师、涅槃师、楞伽师、成实师、三论师、地论师、摄论师、地持师等。这些学派，最终发展出了隋唐的佛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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