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宗教是有关人类心灵和精神的“圣事”，但宗教组织却存在于“世俗”之中。宗教组织兼具实践宗教信仰的宗教性以及为自身存续发展的经济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世俗中的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凸显出(自/被)商业化倾向，致使宗教组织的“圣事”和“俗事”交织，混为一体，既伤及教旨又令宗教不堪。2018年我国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增加了针对宗教组织及其教职人员的税收制度，以及税务部门对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实施税收管理的条款，然而，在我国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涉税的法律、法理及规则设定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乃至科研成果，尚属珍稀物种之际，这些原则性税收管理制度的颁布似有挂一漏万，不及就里之嫌。有鉴于此，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的涉税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特殊性、正当性及现实可行性等殊值系列探究，这也符合中央“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断提高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水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我国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问题及税收规制。行文通过我国和域外两组案例的对比展开，得出目前我国宗教组织并不缺少世俗经济甚或商业活动的参与，但我国较为缺乏对宗教组织经济行为的具体税收规范。宗教组织虽以实践宗教信仰为其基本功能，但基于其存续和发展的内在所需，以及信众和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宗教组织与经济具有自洽性。当宗教组织的经济及经济行为缺乏自律与他律表现为不自洽时，必然影响其创设和教义的本旨，同时也影响到社会整体经济秩序，因此，通过具体的税收法律制度对宗教组织经济行为进行规范，具有现实必要性。
第二章，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及问题分析。目前我国通过《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以及诸多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初步形成了较为原则性的宗教组织税收规范。但依然存在:宗教组织作为纳税主体的内涵和外延不清;对其经营行为的行政管理规范替代了应税规范;宗教组织的应税界定标准不准确;对其进行的税收监管流于形式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我国宗教组织税收规范严重滞后于宗教组织财富观念的转变;滞后于宗教组织自营利性和被营利性趋势增强的经济现实;国家对宗教组织实行的自养政策，在现实中被异化、异用或他用，自养政策被放大为自养免税政策或宗教性免税政策;相关民事主体法律以及教职人员身份和收入的界定，缺乏相适应的配套规范。因此，我国宗教组织税收问题的法律规制具有现实迫切性。
第三章，宗教组织涉税法制理论梳理及评析。在政教合一体制下，受宗教及宗教组织的历史地位、国民信仰和社会功能等因素制约，国家对宗教组织予以直接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支持，但这一不当的财税政策既影响了财税关系和政教关系，也影响了公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政教分离和间接的财税支助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和必然选择。与西方不同，我国古代历史上鲜有宗教支配政治或政教合一的现象，但也从不缺少国家政权与宗教或各宗教组织各样的经济和税收联系。国家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需要，对宗教组织的财税政策极其不稳定，“不徭不役”和“亦徭亦役”政令反复交替，使得宗教组织繁盛兴衰交相更迭。在现代政教分离国家，除宗教组织的宗教性在处理政教关系时被审慎对待外，宗教组织因其非以营利性为目的，基本被纳入非营利组织进行规制。国家予以宗教组织的间接财政支持和连续稳定的税收规范，这既有利于宗教组织正常发展，也有利于国家和宗教组织间的政教关系。因此，构建和完善宗教组织的税收规范，是现代政教分离国家财税法治的必要内容。
第四章，宗教组织的特殊性及征免的正当性分析。宗教组织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其宗教性，以及由宗教性而衍生出的非营利性和社会表达的公益慈善性。虽然宗教组织具有其特殊性，但对其征税或免税具有法律正当性。首先，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有遵照法律负担纳税的义务。纳税人即是依照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担纳税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宗教组织是公民基于宗教信仰自由而组成的团体，属于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拥有宗教自由的宪法基本权保障同时，当然也负有纳税的义务。其次，征税权是国家主权的表现，宗教组织拥有类国家主权的组织自治权，国家对宗教组织免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其独立性，但国家对宗教组织征税也并不意味着是对其自治权的干涉。在政教分离体制中，宗教组织的自治权处于国家主权之下，作为组织自治权的体现，宗教组织有从事世俗经济活动的权利，同时也应遵守世俗包括税法在内的经济规范要求。再次，宗教自由体现为内在精神信仰自由和从事合法宗教活动的自由，但此种自由并非绝对而是有所限制的自由，宗教组织负有依法的纳税义务并不因为其享有宗教自由而得以免除。即使在政教合一国家，宗教组织在获得免税或财政支持的同时，其自由也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因为在国家合法行使征税权时，维护良好的税收制度在各种公共利益中处于优先顺位。最后，政教分离原则要求国家政权和宗教组织分离。要求国家不得对特定的宗教加以奖励或禁止，或对人民特定信仰给予优待或非难。但政教分离不是绝对的分离，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征税或是免税，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政府与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免税或是征税都不意味着必然违反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免税和征税的立法目的既非促进和倡导宗教，也非抑制和反对宗教。与宗教组织类似，诸如学校、图书馆、慈善基金会等，也通常被国家给予免税，因为它们一般被认为可以与社会和谐共处，并促进社会多样化的存在。综上，国家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免税或征税都具有合宪性或法理正当性。
第五章，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域外经验与借鉴。宗教组织从事经济活动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共有现象。在宗教组织日趋商业化情形下，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改变了其税法上的待遇，变完全免税为有条件的免税，并加以公益慈善之社会责任，但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美国《内地税法》规定了宗教组织获得免税的主体要件，包括实质要件、形式要件、身份限制和免税资格丧失的情形，对宗教组织商业活动设置了“非相关商业所得税”和“无关举债所得税”进行规范。同时规定了含申请资料、年度报告书、捐赠信息等内容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必要时的税收稽核制度。日本设置宗教法人认证制度以规定主体要件资格，而公益性的高低对宗教组织税赋多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本《法人税法》规定宗教法人可以经营营利事业，可按低于普通法人的税率承担纳税义务。在宗教主管机关和宗教组织之间设置宗教法人审议会制度，作为解决两者之间的缓冲机关。同时对宗教法人规定了税收优惠及支出的限制，必要时的税务调查制度，甚至宗教法人营利事业有违法行为，可以对宗教法人实行强制解散。我国台湾地区对宗教组织的主体分类进行了规定，在营利事业所得税、房屋税、地价税等十余个税种税目中详细规定了宗教组织相关税收内容。宗教组织的经济行为及收入是以信众随喜布施，还是订有一定的收费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销售货物或劳务收入所得。对宗教组织设有严格的公益慈善要求，其60%的年度经费依法只能用于公益目的上，并对积极作为者进行奖励。综上，在宗教组织从事经济甚或商业活动不可避免并客观存在时，反思我国大陆具体问题，域外经验具有可借鉴性。
第六章，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在中央提出要依法管理国家宗教事务，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号召下，应积极善用财税法律规制宗教组织经济行为，调节宗教组织相关经济关系。首先，在宗教组织纳税主体层面，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缺少法律分类的情况下，应将宗教组织细化出来，对其税收加以特别规定;明确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内涵和外延。其次，在宗教组织应税范围层面，应重视宗教组织经济性的特征，改变禁止宗教组织过度商业化经营原则，允许其进行经济或商业活动，并运用税收法律规范，包括教职人员收入的规范;改变现有对宗教组织应税和免税以宗教性和经济性为主的多重区分标准，实行“经营征收与自养返还”相结合的标准调整。再次，在宗教组织公益慈善层面，应改变对宗教组织非营利组织的消极定位，采用公益慈善主体的积极法律定位;在宗教组织普遍没有出具扣税资格的情况下，允许宗教组织对那些方向明确的捐赠出具扣税凭证;对宗教组织公益慈善行为实行税收激励或奖励机制。最后，在宗教组织税收监管层面，应转变对宗教组织税收监管的传统观念，在经济领域将之同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对待;增加宗教组织信息公开的内容，落实税务登记;对其不当和违法行为实行阶梯制的税收处罚措施;同时也应注重相关规范和配套措施的协调，如自养政策的规范化、宗教组织自身建设等。综上，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完善与构建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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