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传统上藏传佛教世界从来没有拒斥过寺院经济，但对于四川藏区偏远乡村寺庙的喇嘛们而言，近二十年来，他们普遍地以个体身份卷入蓬勃的当代经济生活，在获得更多资源的同时，维持精神世界的平静似乎也越加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郑少雄老师长期关注四川康区的历史与社会，出版有《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近年来他也尝试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借由长期的跟踪观察和访谈，对田野对象进行“深描”。今天推送的《困在新世界里的出家人》一文，就通过叙述那嘉喇嘛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四川藏区社会结构的变化。感谢郑少雄老师授权发布。
那嘉喇嘛[1]是我在出家人圈子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和活跃在微信、微博、以及朝阳区的活佛、堪布、“仁波切”不同，他可能将终身都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喇嘛，他不但“走”不到北京，甚至也可能回不去自己的家屋，只能在斯苦寺孤独终老，转入另外一个轮回（或进入解脱）。但他的一生仍将是传奇的一生，他注释了时代的变迁，也抵抗了世界的威压。
2008年北京奥运会快要闭幕时，经朋友介绍，我第一次去四川藏区的斯苦寺拜访多吉堪布，在寺庙住了一个星期。我的目标是斯苦寺所在的绒村，传闻说那里遗留着一座土司的宫殿。斯苦寺是一座萨迦派寺庙，和四川藏区绝大部分乡村寺庙一样，斯苦寺属于绒村，它的近五十名喇嘛全部都是绒村子弟，理论上斯苦寺只能收到绒村的供养，也只能管得到绒村。它周边的其他寺庙也各有自己的属地，界限相当分明。
但多吉堪布是尊贵且繁忙的，并不能随时随地陪我，于是安排了一个小喇嘛当我的向导和翻译。寺庙坐落在半山腰，而绒村位于山下的谷地里，沿着溪流和省道疏疏落落地延伸了20多公里，分成约10个铺子（自然村，本地话称为宗巴）。我每天坐上小喇嘛的摩托车下山，在绒村到处踏勘、访谈、观看乡村仪式，去到了谁家就在谁家吃饭。对于这个接近一千人的大村庄（分为两个行政村）来说，由于内部通婚的缘故，几乎每家都能算得上或近或拐弯的亲戚。即使攀不上亲戚，喇嘛也是广受尊重的，在谁家都可以受到良好的尊重和招待。
十二年前环贡嘎旅游开发尚未进入实质性议程，基本设施相当落后：省道当时还是土路，漫天飞尘，每天只有一趟从近160公里处的县城到另一头60公里处的隔壁县城的过境班车；村民用的是自家的微型水电，故障频仍、灯光昏暗，连电炉子都带不起来；当时只有中国移动的网络，常常要骑摩托车到几个垭口处才有微弱信号。整个绒村没有一家旅馆或一家饭馆，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没有喇嘛的陪同，村民仍会质朴热情地接待来到家里的不速之客。那真是一段人类学者的好时光！
这个小喇嘛就是那嘉。说是小喇嘛，其实当时他已经32岁了，但是由于佛法学习并不系统，没有得到过任何被承认的学位，因此实际上只能算是一个小扎巴。但因为读过几年小学的缘故，那嘉的汉话说得比较好，还会算术，因此当过几年寺庙的财务人员，常常也参与接待寺庙的客人。
那嘉又高又帅，像极了好莱坞电影明星杰森·斯坦森，他最著名的片子是《敢死队》和《速度与激情》。我曾把他的照片发给我的女同事们看，激起了一大片惊呼。尽管外表很像真正的康巴汉子，那嘉却是一个温和、不多嘴、甚至有点腼腆的人，他的人生貌似没什么坚定的目标和远见，和乡村寺庙的绝大部分普通喇嘛相似，出家人大体上都有逃避世俗人生责任的倾向。这是那嘉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这一个星期的旋风式田野考察之后，我就回到县城继续博士论文的资料收集工作。此后，有五年时间我不曾去过绒村。我和多吉堪布的互动始终保持着，包括接待过他来北京的数次行程，但和那嘉却几乎没有联系，那个阶段一开始他还没有手机，后来虽然有了手机我也不知道，他只是一个小喇嘛，他能帮我什么呢？
我在别的地方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后，2013年夏天决定重回这一区域，才和那嘉重新见面了。从那以后，我每年至少访问一次绒村和斯苦寺，直到今年因为疫情中断，每次待十天到半个月不等。头几年我一般住在寺庙里，后来村里出现旅馆了，就搬到旅馆住。这时我才更发现这个小喇嘛其实是个丰富的宝藏。
受挫的求法之路
那嘉是乡村寺庙里比较少见始终对佛法学习保持热情的喇嘛。
那嘉在高山上的牛厂出生，九岁前从未回到谷地里的村庄。随着季节变化，那嘉和他的一个姐姐就坐在牦牛两边的驮蓝里在不同的牧场间迁移，与帐篷、野花、风雪为伍。回到村庄，第一次见到房屋、磨坊和青稞地时，充满了新奇，而铺子里的小孩也都跑到他家来参观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小伙伴。回来就进了绒村小学，但作为一个底色是牛厂娃的小朋友，那嘉在小学里只呆了三四年就彻底耐不住辍学了。
事实上，整个绒村的七零后和八零后多半不会超过小学文化水平，九零后才大体接受了比较完整的义务教育，并陆续出现了大学生。但是2010年绒村小学被撤点并校后，曾经出现一波出家潮，短短数年间先后有近20名儿童当了喇嘛。
在乡间悠游了几年之后，那嘉在九十年代初出家了。绒村人出家的理由大体是传统习俗和个人意愿的结合，一方面，一个家庭如果有几个子女，送一个孩子出家是常见选择。有家人当喇嘛或觉母子（尼姑），对于家庭是一种福报。另一方面，出家也是一条不错的人生进阶之路，不但个人受尊崇，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衣食无忧，并且无需承担对他人的世俗人生压力。
许多人向我表示，年少时看见一群红衣人来自己的铺子念经，每餐都接受华美、恭敬的饮食奉献，念经讲法时威仪俨然，休息时一群人聚在一起打闹嘻戏，是他们见过的最动人的景象，也是促成自己出家当喇嘛的重要场景。那嘉也不例外。他在临村一个著名的噶举派寺庙接受了几年藏文和经文训练后，就正式回斯苦寺了。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描述过多吉堪布的事迹。多吉堪布11岁出家，20岁去了北印度的宗萨佛学院学习，2002年30岁时获得堪布学位。回国后，多吉堪布耗时十几年，几乎以一己之发心把斯苦寺从深山沟里搬到现在的半山腰位置，并且深刻重塑了绒村的物质和精神面貌。
多吉堪布的杰出成就和沉稳性格也重塑了他与喇嘛及村民的关系，所有人都对他敬畏和爱戴有加。多吉堪布在的场合，如果他不坐，即使老人和老喇嘛也不敢坐下，坐下后也必定居于低处。多吉堪布是绒村的楷模和主心骨，不夸张地说全村有手机的人都加了他微信好友，许多人甚至把堪布的照片设为自己的账号头像，以示尊崇和受到加持。
2011年那嘉决定沿着多吉堪布所开示的辉煌人生道路前行。奥运年拉萨事件以后，国家对五省藏区的管理进入一个新阶段，但偶尔也有些微松动，有那么一段时间，四川藏区普通人包括喇嘛还能比较顺利地申领护照，并旅行到西藏。那嘉在机票最便宜的季节从成都飞到拉萨，花了650元，并且办理了去尼泊尔的旅游签证。出发之前，那嘉在县城买了人生的第一部新手机，是一个韩国牌子，花了一千多元。此前那嘉也用过手机，但那是人家送给他的旧机子。
到了加德满都，打不起国际长途，那嘉只好叫村里在成都工作的朋友替他申请了QQ号。QQ上有十几个好友，包括自己的侄女拉姆，通过她给家里报平安，还有好朋友彭措，正在国内的另一家著名佛学院上学，通过他获得兄弟般的支持和佛法上的交流。微信则是回国以后才开始用的，是一个从北京来支教的张老师教会村里的许多人用微信。张老师在绒村一年，人特别好，每天一直在上课，下了课还单独辅导孩子。后来她妈妈也来看她，在村里呆了四五天，就一起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在加德满都，那嘉需要找到扎西哥哥。扎西哥哥也是来自绒村的出家人，虽然比多吉堪布晚去了4年，但是飘在印度和尼泊尔的时间更长，前后呆了近19年。多吉和扎西，是斯苦寺现在仅有的两名堪布，但略有不同：多吉堪布可以简称为堪布，但扎西堪布得加上名字，这样才分得清。
那时扎西哥哥已经从德拉敦的萨迦佛学院取了至少相当于硕士的学位，转到加德满都，一边继续修行，一边做点和佛教有关的小生意，同时也在寻找回国的时机。那嘉没有他的手机号码，但是多少了解藏族人在加德满都的聚居点、地下网络和生活方式，知道扎西哥哥每天早上都会来转博达哈大佛塔。他把行李寄存在佛塔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然后去转了好几圈塔子，没见到扎西哥哥，有点气馁，就去甜茶馆喝了杯甜茶，不死心又回来转，就撞上了扎西堪布，高兴得又哭又笑的。
那嘉在尼泊尔盘桓了一个多月，随扎西堪布去朝拜了佛陀的出生地蓝毗尼，还一起去了旅游胜地博卡拉。第一次到达异国的新鲜、朝拜圣地的虔诚、同村堪布哥哥的照拂和陪伴，这是他域外之旅的最高光时刻。随后他跟着一群求法的、做买卖的藏人，有些人会讲英语、有些人会尼泊尔话、有些人会印度话，当然那嘉一样也不会，坐了三天三夜的长途大巴，到达了北印度的宗萨佛学院。那嘉找到一位佛学院的管家，这位管家是那嘉同乡另一座寺庙的喇嘛介绍给他的，得到管家的担保，正式进入了佛学院。
宗萨的学制通常是十一年，那嘉在国内的学习成果被折算成三年，他还将在印度再学八年。佛学院的管理很严格，每周只有星期天允许外出，且必须在下午六点钟前回来。手机虽然不必像国内佛学院那样统一保管，但显然学习期间没有人敢玩手机。印度的通讯网络和国内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就绝了玩手机的念头。虽然课业繁重枯燥，但是那嘉心里是踏实而喜悦的，哪一个出家人不是亲近好的佛法的呢？更何况，佛学院的吃、穿、住、学习一切用度都是免费的，对于那嘉这样出身贫寒的康区喇嘛来说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这样的日子刚过了一年，那嘉就陷入了身体上的困境，开始出汗，掉发，浑身无力。佛学院有自己的小医院，给看了，不见好；一位不丹来的朋友又带他去外面的大医院看，也都不见好。后来回国后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可能并没有什么器质性的毛病，但印度实在是太热了，呆不住了。
整个斯苦寺至少有六位喇嘛在印度长期生活过：除了两位堪布和那嘉，还有回来后一直守老寺庙兼闭关的旺秋、当过管家的曲登、以及还未回来的青年吉都。他们中有三人在印度染上了肝炎，他们共同的抱怨几乎都是，印度的气候和卫生实在太糟糕了，食物放一天就坏了。在高寒的青藏高原上几乎所有食物都可以长期储存，这个生活习性放在印度带来的就是灾难。
高原给人的感觉就是洁净、干爽、健康、勇敢、勤劳，相比之下，印度如果撇开作为佛教圣地的这一面向，在普通藏人心目中就意味着湿热、污秽、疾病、虚弱、懒惰。肝炎是这些特质的总表征。回国以后，这些喇嘛们常年混合服用藏医、中医、和西医开的护肝药，对这一病症有着切肤之痛，对这一病症所代表的区域认同也有着深切的认知。
2012年，不堪忍受的那嘉决定回家，他原路返回加德满都。但此时那嘉面临着一个困境，他出境时的签证，只有不超过三个月停留期，但他这一别已经一年半了。
事实上，那嘉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自己拿的是什么类别的签证，有多长居留期限，对于希望在外求法的藏族人而言，从他们出境的那一刻起都知道自己必将违背某些规则。不违背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百多年来区域世界和全球关系复杂互动的结果。逾期居留只是其中后果最轻微的一种。
事实上，两位堪布当年的出国求法过程都更为骇人听闻。而且，直到那嘉回国后将近3年，扎西哥哥才得以踏上归途，用12年时间完成印度学法之后，他的人生光在加德满都就耗去了7年之久。
那嘉又盘桓了一些日子，通过藏族人的网络找到了可以为他摆平麻烦的中间人，他总共付了大约17000元，包括加德满都到拉萨的机票。中间人在他的护照上补了些“手续”，他以为可以堂而皇之地回国了，但是在贡嘎国际机场，他一下机就被扣住了，最后又关了十天。从拉萨回成都，机票又花去2500元，是往程机票的近4倍。当他到达成都时，身上只剩下250元。花120元坐车到县城，住宿花去40元，第二天又花了60元坐车到临近绒村的镇子，终于坐上村里的顺风车。家人见到推门而进的那嘉时，几乎都心酸得哭了出来。
那嘉出发时带了大约三万元，由自己的积攒、哥嫂的资助、以及乡亲和喇嘛同侪们的襄助构成。在四川藏区乡村，一个子弟决定去印度、尼泊尔，或者只是去西藏，就算不是长期求法，只是去做一次朝圣，也是一件大事，乡亲、朋友们都会郑重地送上一份心意。他随身带去的盘缠，在印度花掉的并不多，但最后身无分文地回来了。
像那嘉这样半途而废的，大抵算是一种失败的人生探索，印度之行让那嘉元气大伤。但话说回来，这样的情景也不是最坏的，至少子弟完整地回来了，否则，在异乡漫长的煎熬，谁知道又会生出多少不测呢？
那嘉回国以后，正好接手了撤点并校后出家潮的那一拨小扎巴，负责教他们藏文和念经。名义上，斯苦寺也拥有自己的小小佛学院，但由于师资水平局限，只能提供最初两三年的训练。三年之后，这些小扎巴会三三两两地送到四川藏区比较出名的几个萨迦派佛学院，如德格（宗萨、更庆）、塔公等，也有小部分人去宁玛派的佛学院，如噶陀、亚青、色达等，这些基本上都依赖于多吉堪布的社会网络和悉心安排。
近几年来，宗教管理日趋严密，理论上未满十八岁者都必须回归义务教育，跨县域进行佛法学习的喇嘛都可能遭遇劝返。幸运的是，2010年前后出家的那一拨孩子们，虽然遭遇过数次真真假假的清理整顿，但目前都已经跨入成年人的门槛了，从而可以心无旁骛地从事喇嘛职业。
那嘉执教两三年，把小扎巴们陆陆续续送走了。脱离了格格（藏语“老师”的意思）身份之后，那嘉又在寺庙充当了数年司库。相比而言，那嘉在寺庙的地位多少有点尴尬。
一方面，那嘉不是佛法上无足轻重的人。2004年多吉堪布启动寺庙搬迁以来，浩大的新庙址基建工程仍然没有全部完工，博物馆和闭关中心还只存在于图纸上。十六年来，堪布所能依赖的只是手下寥寥可数的青壮年骨干喇嘛。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位喇嘛成为了建筑好手，他学会了无证操作包括汽车、吊车、铲车、挖掘机、拖拉机在内的一切机器，会监理工地上的一切流程；有的喇嘛成为常任建材采购人员；堪布恢复村小以后，有的喇嘛成为专职校监（同时也是后勤、保安）；寺庙开办乡村物资超市以后，有的喇嘛成为专职超市管理员；还有两位喇嘛是多吉堪布的专职侍者，为堪布开车，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他们对于寺庙的宏大事业来说是无法替代的，而且，喇嘛们也会认为，为寺庙、老百姓的奉献本身也是一种修行法门。但在个人佛法造诣上，却几乎没有什么精进，他们在法会上大体上只能扮演不起眼的、乃至滥竽充数的角色。那嘉不属于这类角色，虽然他也参与寺庙建设，并且也被堪布所器重，但始终没有放弃自我学习，而且，充当佛学院老师的几年，既是确认了他的佛学水平，同时也推进了自己的学习。
另一方面，尽管如此，他终究不是多吉、扎西那样真正的堪布，论年资也比不上寺庙里的领经堪布。领经堪布只是一个尊称，他年纪最老，出家时间最长，常用经文和仪轨都很熟悉，因此法会时常常由他领经。他的法座在多吉堪布的左前方，与扎西堪布正相对，但比扎西堪布小一些、低一些。
从领经堪布以下，所有喇嘛们的位置就没有高低大小之分了，只是经文、仪轨熟悉、尤其还负责乐器的喇嘛通常坐在第一排而已。那嘉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排选手，他不但负责吹大蟒号，在斯苦寺，他的业务能力是拔尖的，否则怎么能当小扎巴们的“格格”呢？但是，也就是坐在第一排而已，他永远升不上自己的独立法座。
那嘉仍在寻求突围。2018年起，他和刚从佛学院毕业不久的好兄弟彭措一道，通过严格的考核甄选程序，进入德格麦宿地区一家著名的闭关中心修行。闭关中心离家乡六百公里，乘公共交通要在路途上住两晚，且位于远离人烟的深山里，下到最近的村子都要开车一小时以上。他花了两万多元买下一座小小的木头房子，这间屋子就是他闭关期间的住所和修行地。
和七年前在尼泊尔使用QQ来缓解思想之情相比，这时候的生活已经不再那么单调和闭塞了：他平均每三天发一条关于佛法或日常生活的动态，最重要的是，他随时可以知道自己的家人和喇嘛同侪们每天在做什么。但他很少点赞，他需要让自己做得更像一位真正的闭关修行人！
但终究，他会在这里生活多久呢？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切首先取决于自己的身体好坏，资粮多寡，乐趣、决心和勇气大小，此外，听说许多著名佛学院都在清理跨地域、跨寺庙学习了，而且从2019年初起，肉眼可见的，国道和省道两旁，挖在山坡上的许多巨型玛尼字和经幡坛城都被清除，或是刷成了绿色。据说这一年春夏之交有一位大领导来州里视察，地方官员觉得过多的户外宗教设施有碍观瞻，从而做了自我清理。当然，也有更多别的传闻。
如果哪天新的运动落到自己头上，他的人生之路大概率就要再次拐弯。
回不去的家
传统上喇嘛在尘世中的最终归宿是他的原生大家庭。
与汉地人出家不尽一致的是，藏地出家首先是基于一种社会性的安排，而非首先出于个人意愿。当然，因为出家看似也算是一条不错的人生道路，所以一般而言也并不存在强迫。传统上，一个家庭，有两个或以上孩子的，就有可能送一个出家。新中国以后，这一传统逐渐式微，但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绒村现有人口不到1000，近200户，但这只是官方的统计口径。许多年老单身的、或是部分子女辈结婚后，就从户口本上分出去了，但实际上大家庭仍然生活在一起，他们共同居住在一幢大房子（家屋）里，所以这200户视为150户或许比较准确些。就是这一百多户人家，提供了斯苦寺现有的50名喇嘛，换言之，每三个家庭就拥有一名出家人。
在绒村，一个大家庭中有一名乃至数名终身未婚的叔（伯）、舅、姑、姨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些未婚长辈比较常见的包括以下几类：一种是因为残障未婚，只能相继依附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侄甥生活。还有一种是身体健康，但是为了协助已婚的兄弟姐妹共同支撑大家庭、抚养后代而自愿放弃结婚。这个类别里隐含着一小部分兄弟共妻或姐妹共夫的情景，如今村民对此多少有点讳莫如深。最后就是出家为僧、为尼的。一个大家庭的常见结构是，作为主干的三代乃至四代加上第一代和/或第二代的未婚兄弟姐妹。
大家庭共同居住的房子叫做家屋。家屋，以及这个家屋里的所有成员，共同构成了一种类似法人的性质。法人拥有自己独立的家名、土地、牲畜、声望、和社会关系，其成员可以不断出生、去世、嫁入（或赘入）、分立，但是法人始终不死。
绒村的家屋与汉人的家族不同，它不是按照父系、而是按照双系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有儿有女的家庭，女儿也可以通过赘婿的加入，承担起大家庭的责权利，反而儿子可以嫁到别的家屋或出家当僧人。藏族人没有姓，通常说某个人是谁家的，指的就是家名。理论上生男生女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也没有外家和里家之分，在绒村，本地方言把爷爷和外公通称为阿扎（Ara），舅妈和姨妈称为阿拉（Ala），用藏语把叔伯和舅舅都称为阿克（Ake）。
家屋是共同享受福祉、承担风险的命运共同体，一个基本社会单元。在藏传佛教化地区，社会生活从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分为两大部分：神圣的和世俗的。神圣和世俗的结合，才构成整全的生活世界。所以，一个大家庭需要分工，有人居家，有人出家，意味着圆满地照料了命运共同体的全部空间和时间。
僧人为了家屋的福祉而出家，但他始终是家屋的一员。僧人与大家庭的关系，与汉地之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那嘉身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整个出家阶段都接受大家庭的供养。斯苦寺不是十方丛林，也没有大名气，再加上近二十年来都在建新寺院，根本无力给喇嘛们提供生活保障。那嘉在斯苦寺期间的所有日常生活开支，都由大家庭支撑，这是原生大家庭的义务。这其中还有几笔大的开支：去尼泊尔和印度的盘缠，去德格闭关圣地买木房子的钱，做眼科手术的费用等。那嘉说，早年寺庙还在深山里的时候，僧人从家里回寺庙时，往往带着两匹马，一匹自己骑，另一匹用来驮大米、灰面、清油、酥油和糌粑。寺庙搬到半山腰后，进出方便了，这种乡间的常见景象才渐渐消失。
第二，那嘉每年藏历新年都固定回家省亲，在家住三、四晚。其他时间回家也比较常见，尤其当他的侄儿和侄女读书回家时，那嘉也会回去看他们，但通常不过夜。那嘉说，这还是变得比较严格的情况下了，听说以前的喇嘛回家住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都有，然后再回寺庙也行。比较富裕的人家会单独修一间富丽堂皇的经堂，在房屋的三楼或四楼，僧人回家就在经堂居住。那嘉家里没有经堂，他的床和侄儿、侄女一道，都在二楼的大通间里，我在绒村田野工作期间，就在他的床上睡过几天。他的床边贴着一些大活佛大堪布的照片，睡觉前再点一把柏枝周围熏一熏，就构成了一个洁净、异质的空间。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到了喇嘛风烛残年、无法独自生活时，他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大家庭，在侄甥的照料下，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喇嘛天然地拥有家屋的份额，回到家屋是喇嘛的权利，这里熟悉，令人安心。
变化在悄悄地发生。首先是家庭结构变化。那嘉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姐姐都嫁出去了，哥哥持家。哥哥又有两个孩子，女儿措姆和儿子贡布。措姆从西北民族大学成人教育本科毕业，还没找到正式工作，就在堪布复办的村小代课。成绩普通的藏区大学生最好的人生出路，大抵都是考上有编制的基层公务员或教师，措姆也尝试了两次但没有成功。
措姆还喜欢唱歌，有一副百灵鸟般的好歌喉，在堪布的支持下草草参加过一些不大的演出和比赛，也都没太大成效。尽管如此，措姆仍在继续考试，她的人生目标是外面的世界。贡布成绩更好一些，今年刚考上阿坝师范学院，是全日制的本科，也就是说他毕业后回到绒村的可能性更小。
一旦措姆和贡布进入城市生活，他们都会组成自己的核心家庭，家屋——不管是物质形态上还是社会意义上——事实上就被抛弃了。即使在村里，九零后年轻人的孩子也明显减少了，甚至还有只生一个的。减少生育就意味着放弃家屋的愿望，这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是经济生活变迁。近十多年来，州里在平整开阔的地方规划了一个新城区，建设了乌泱泱的新楼盘。新楼盘需要大量接盘手，广告做得满天满地，不但州上、县上和乡镇的公务员都买了新房，许多农牧区的老百姓也被吸引到城里买房了。
更要命的是，十多年前的撤点并校潮，也在强力推动农牧民去城里买房。绒村在新城区买房的，目前至少有小十户人家了。买房这种事就像森林失火，一开始像要烧不烧的样子，一旦烧起来也就控制不住了。城里的房子那么贵，能不能给父母留一间屋子还说不定呢，谁家还能特别多备一间经堂给老喇嘛住呢？
喇嘛们对此也都心知肚明。即使侄甥们对自己再好，和自己的感情再深，喇嘛们似乎都回不去家了。这是一种极其微妙、然而越来越清晰的感觉，说来说去，年轻人要去开展新生活、住新房子，这个潮流无法抵挡，而新生活和新房子里事实上都没有喇嘛的位置了。
多吉堪布已经完成了新寺庙的大半建设，还有一时完不成的工程，准备留着慢慢地能做一件算一件。但唯独一件事让他忧心忡忡，那就是为喇嘛们建一个小型养老院。数年前我们在一起观看寺庙规划图，这是很早以前堪布亲自设计的，请人画成了唐卡挂在寺庙的会客处。图纸中并没有养老院项目。
堪布第一次提到养老院的设想，我问他：“养老院是要给村里老百姓办的吗？对呀，村里的确有不少五保户和残疾人”。堪布迟疑了一下说：“老百姓，要来也可以吧……这些喇嘛们都不可能回他们的家了”。当时我不解其意，随着相处日深，我才慢慢意识到这个残酷的现实。
三年前在一次正式录像访谈中，那嘉说：我这辈子应该就死在庙子里吧？！
不平静的修行世界
向前是留不下的印度，向后是回不去的家屋，喇嘛们的寺院生活也不平静。
村里有位小伙子在成都开酒吧，娶了个做英语导游的藏族妻子，时常会带一些外国人来绒村和斯苦寺。2015年春天来了两位澳大利亚女士，是某教育基金会的义工，工作内容是到全球偏远地方去教小朋友们认识世界。她们不但带了许多基金会自编的图书资料，还打算弄一间world room，就是在寺庙一个小房间的四面白墙上，为小喇嘛们画上虽不标准、但足以帮助辨认方位和学习知识的巨型世界地图。她们在寺庙忙碌了近一个星期，那嘉被指派来配合她们的工作，照料她们的生活。整个寺庙没有一个会说英语的僧人，那嘉借助苹果手机上的翻译软件能勉强理解她们的需求。
我到达斯苦寺时，是她们工作的倒数第二天，因此见到过这两位女士，帮她们解决了一些沟通上的困难。其中一位女士介于中青年之间，几次想向我表达些什么，但最后都欲言又止。等她们离开后，那嘉给我看了这位女士发给他的几条信息，信息中赞美了那嘉的粗犷英武，含蓄地表达了某种程度的仰慕，最后隐晦地问他是否愿意到外国生活。通过翻译软件，那嘉显然大致理解信息的内容，他只是想让我确认某些意涵的准确性。
那嘉让我替他回复了感谢和拒绝，用真正的英文，而不是机器翻译。
以我对那嘉的熟悉程度，我相信并没有风流韵事发生。如果有，那嘉不会在后来的岁月中继续若无其事地做他的出家人，本质上他是一个有虔敬的僧人。但是男女情爱、婚姻在藏传佛教中始终有其种种印迹，并成为偏远乡村小喇嘛们的困惑。
早期宁玛派的僧人普遍可以结婚；格鲁派的六世达赖喇嘛的情爱传奇和爱情诗歌成就在藏人中名闻遐迩；那嘉所属的萨迦派的两宫法王系统，本身也是通过生育传承而非通过转世传承；两年前噶举派大宝法王的绯闻在藏人社区里传播颇广，而且还牵扯到广受尊崇的萨迦派的宗萨钦哲仁波切，而宗萨仁波切本身也有自己正式承认的荷兰女朋友。
那嘉也主动和我讨论过大宝法王事件，我们反复听了网上流传的录音，他对事件的真实性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狐疑和困惑，在那嘉看来，或许是因为大成就者的修行法门和境界与普通出家人不一样。
尽管如此，那嘉和他的喇嘛同侪们知道，他们正在遭遇由异文化接触带来的异乎寻常的关注，大宝法王、宗萨仁波切都是其例。媒体经常鼓吹的传奇情爱故事，如香港歌星、台湾明星与不丹活佛结合生子，尽管绒村喇嘛们未必说得出她们的名字，但是故事的框架和符号性意义是了然于胸的。汉地的、异国的女性在藏地喇嘛身上发现了展示爱情力量的独特载体，藏地出家人与异文化女性的关系不仅是一道遥远、特出的风景线，在现实中也隐隐地逼近、搅动着绒村出家人的修行生涯。
尽管传统上藏传佛教世界从来没有拒斥过寺院经济，但喇嘛们普遍地以个体身份卷入蓬勃的当代经济生活，却是近二十年来的突出现象。
斯苦寺喇嘛们挣钱的方式有：1、念经。死人、结婚、开光、放生、家屋落成、驱邪除秽、神山祭祀等等，都需要举行念经。神山祭祀是为了整个绒村的公共福祉，喇嘛念经不但不收费，寺庙还要求各家各户都必须派人参加，否则会被象征性罚款。村民去世，通常要念四十九天经，堪布规定头三天整个寺庙义务为其念指路经、中阴经，以示社区同胞之爱。
除此之外，请喇嘛念经，不但要供应华美的饮食，还要按天付念经费用。十年前大致是每人每天50-100元，三年前是100-150元，由主人家自己决定。去村民家里念经不比寺庙法会，法会人多，可以开小差，在村民家里就得实打实正襟危坐念诵八到十小时，老喇嘛还真不大扛得下来。即使如此，这样的机会也不多，一年下来，普通喇嘛念经的收入基本上都在五千元以内。那嘉要兼较多寺庙事务，出去念经的机会更少，常常也就两、三千元。
2、挖虫草。绒村收入几乎完全依靠挖虫草和捡松茸两样，部分青壮年喇嘛只要有空也会换了便装上山，每年在挖虫草上能挣到近一万元，但那嘉的时间不大有保障，好的一年也就七、八千元的样子。松茸季节正好赶上结夏安居法会，原则上喇嘛们不应出寺庙，以免伤害正在生殖繁衍的昆虫鸟兽，所以喇嘛们在松茸上几乎赚不到一分钱。
3、贩虫草。绒村唯一可见成体系的商业就是倒手虫草和松茸，村里的小老板收购虫草和松茸后，当天送到30公里外的邻镇上，转卖给更大的老板。这些小老板的实力和精力都有限，常见的经营方式是几个人组成一个季节性合伙企业，分头去不同的沟沟或路口流动收购，集中到一起后由一两个人统一去送货。
绒村共有七、八个这样的季节性联合体，包含三十多名小老板。其中最大的联合体是由斯苦寺喇嘛组成的，成员至少有七名。同样由于结夏安居法会的缘故，这个喇嘛联合体几乎不曾在松茸市场上竞争过。一个虫草季节下来，每个喇嘛挣到上万元是可能的，但虫草价格起伏大，把本钱都蚀进去的风险也存在。
那嘉从来没有加入过联合体的生意，本质上他似乎是一个厌恶风险的人，而且，他的“格格”身份、偏知识分子的气质也阻碍了他在商业领域的发展。但是，我也亲自参加过一次他的商业冒险。有一次他和要好的两位喇嘛朋友在村里收了200斤新鲜松茸，想送到400公里外雅安的汉族老板那里去，结果小面的开到中途又灰溜溜地回来了。
汉族老板和那嘉只有一面之缘和微信之交，他的订单实在是模棱两可，但是那嘉在没有收到任何定金的情况下就匆匆做出了决定。好在最后村里的小老板帮他们折价转卖给了收购点，损失不算惨重。但这个关乎信任、运气、能力的事故彻底消灭了那嘉开展大型商业活动的信心。
4、发展弟子。这是一条难度最高、收益也可能最可观的经济之路。目前只有多吉堪布有一些外地的老板信众，但是他把所有的布施都投入了寺庙和学校建设；扎西堪布有零星在尼泊尔期间就结下的施主朋友。
而那嘉还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佛法弟子，他手机里的数十个汉地朋友，大抵是来旅游或支教时结识的，会因好奇或礼貌而称他为师父。那嘉偶尔在网上向他们卖一些虫草，北京的、成都的，卖过几次。虫草都按照根数来卖，在电子称上称过以后，和买主讨论价格，再去隔壁县城寄出。去临县60多公里，以前都是自己骑摩托车去，有时候坐朋友的顺风车。自己家的虫草卖掉了的话，如果又有人要买，也不好意思拒绝，就去县城的街上现买。跑一次临县，可能也就挣二、三百元。
“掉入钱眼”的出家人多少面临着一些地位衰降。穿着僧衣的喇嘛是神圣的，喇嘛之间可以相互嬉笑打闹、勾肩搭背，但是俗人与他们的身体却是界限分明的。到了虫草季节，某些村民、小贩和收购点的大老板，常常就会比较随意地在收虫草的喇嘛面前抽烟、喝啤酒、打台球，或搭着他们的肩膀说话，某些生活准则在悄悄地消解。
而那嘉是个讲礼节的人。斯苦寺喇嘛（尤其是年轻喇嘛）和绒村村民（尤其是妇女和学生）遇到手头紧张或生日时，特别流行群发信息和发朋友圈来索求红包，收到后又截图在朋友圈里一个一个地挂出去。求红包大概是一种化缘的遗风或变体，而且所谓生日大抵也是一种借口，实际上除了近十来年的新变化以外，绒村人几乎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他们的父母也只记得他们的生肖。脸皮薄的那嘉从来没有这么做，每次我向他支付田野期间微薄的务工补贴或协作费用，他都极力推辞，最后还要回赠些小礼物。
但我也深知到他对钱的需求。闲暇时喇嘛几乎终日与手机为伍。近几年，我发送的朋友圈，点赞最快的，几乎都是斯苦寺的喇嘛们，虽然他们不理解我发送的内容。他们经常在手机上观看、转发视频和图片，用语音和视频聊天，三年前那嘉对我说，他一开始用10元的流量套餐，后来变成30元，再后来是50元，每个月有3G流量。
三年过去，喇嘛和村民又流行观看和发布大量短视频，想必流量套餐又已经翻倍了。为了发布优质照片和视频，手机更新也就势在必行。今年那嘉就入手了一部全新的华为P40，用去了4500元。我还记得2013年夏天我第一次重见他时，他正在用一台iPhone 4s，虽然是成都买的二手机，但也花去了2850元。喇嘛常常站在手机潮流的前沿。
除此之外，一开始，他们羡慕塔公的喇嘛和老百姓，因为快递能直接送达。现在自己邻镇上也有快递点了，虽然相距30公里，但是凭借买卖松茸、虫草的便利，取件比较方便了，于是网购也开始被喇嘛们所热情追捧。虽然大部分喇嘛几乎无法读懂复杂的商品说明，甚至无法和店小二沟通。他们经常花许多冤枉钱买回不明就里的东西。
那嘉需要钱，还有我不曾料想到的原因。三年前，那嘉在我的录像访谈中第一次哀伤落泪。当时我们谈到了喇嘛回不了家的晚年，那嘉反而感慨自己在侄甥艰难求学的少年时期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那嘉的一个姐姐，当年和他一起在高山牛厂生活的，至今不曾真正离开过牛厂。她唯一的女儿，在某位慈善人士的联系下，前年秋天到北京的一家民办大专上学。
那嘉心疼没有父亲的甥女第一次出门远行，却无力给她任何支持，对她在城市里的生活前景也忧心忡忡。他说：我们念经挣来的钱，是为了死人而给我们的钱，按照佛教的说法，不是什么好钱，他们承担不了，这个钱我不能给她们，我就自己吃。如果我要给他们钱，我就去挖虫草，或者去做点生意，这样的钱我可以花在她们的身上。
某种意义上说，在自己的出家修行之路上，那嘉从未轻装前行过。
尾声
喇嘛本是一群有光的人。在多吉堪布的极力推动下，村庄里又恢复了跳锅庄的传统，新年、结婚、新居落成、上级政府慰问、或者大旅行团队参观，都会组织跳锅庄。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组织者都会给寺庙的喇嘛们安排座椅。两位堪布是单独的雅座，普通喇嘛坐在长条椅上，而普通老百姓全部席地而坐，即使支书和村长也是如此，他们不可能和出家人平起平坐。僧侣放弃凡俗生活，离开社会，接受供养，并且充当生老病死等人生最艰难节点上的引导者、协调者、抚慰者，一句话，出家人是因为遁世修行而获得种种社会性的尊重。
但是那嘉的经历和挣扎，预示着某种普遍的不安。
那嘉所遭遇的，是四川藏区偏远乡村寺庙普通中年喇嘛的共同困境。他们出生在讲地脚话的地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因为诵经需要而粗通些微藏文、藏语，因为生活和事业之需而粗通川普和极少汉字，去往汉、藏核心地带的生活和学习本来就面临重重阻滞。因为情势之变，去往西藏、印度和尼泊尔的求法、朝圣之路困难深重，退而求其次，在四川藏区内部的跨地域学习机会也日渐稀少，时代正在把他们变成佛法上无所作为的出家人。
但是碌碌无为的出家人可能也回不了家。撤点并校推动这一代父母离开乡村，扩大学校教育的后果是，下一代更普遍地涌入城市。大家庭的格局和理想正在被抛弃。喇嘛们是家屋中的一份子，但不是乡村或城市核心家庭的一份子，虽然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没有丝毫改变。
依靠社区和家庭的传统供养已经不能支撑喇嘛们的新式生活了，更何况，乡村家庭为了进入外循环，面临的现实压力不知道扩大了多少倍，喇嘛们甚至产生了反向支撑原生家庭的焦灼感，从而迫使这些普通中年喇嘛不断卷进当代经济漩涡。
喇嘛们身上的光，渐渐暗了下去。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注释：
[1]除了那嘉喇嘛以真名出现外，其他所有人名，以及地名、机构名称等都做了技术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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