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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五台山──一个历史人类学的观察
发布时间: 2022/4/1日    【字体:
作者:陈波
关键词:  清代 五台山 儒佛 皇权  
 
 
1儒佛在皇权上合流
 
五台山最初为道家和地方信仰崇奉之地。《清凉山志》曰:“汉明以前,声教未到。台山圣境,闻者尚希…… 其川原之处,皆黄冠所居。”自东晋以后逐渐被改造为佛教圣地,至唐大历四年(769),代宗准不空三藏所奏,钦定文殊菩萨为天下寺宇殿堂的上座,普贤菩萨、观音菩萨为其侍者;五台山遂为峨眉、普陀、九华等佛教名山之首。这个过程与两个因素紧密相关:1. 汉文所译佛经逐渐将清凉山坐实为五台山,将五台山坐实为文殊道场;2. 历代佛教与皇权紧密勾连,将皇帝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佛教传入中国,其扩展特点之一,在于作为本土文明核心的朝廷尤其是历代诸族皇帝首先信仰之,从宫廷向民间推动佛教的传播,五台山尤其受益于此。诸如羯人后赵石勒、鲜卑族北魏诸帝、沙陀族人后唐庄宗、女真人金朝诸帝、蒙古人元朝诸帝、满洲人清朝诸帝等,这些异族在夺得军事上的胜利、掌握中原政权以后,面临皇权合法性问题:如何认同中原文明;如何在此之外,开辟新的合法性资源。如羯人石勒就意识到“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 ,在这种心态下,皇权的维持变得微妙。佛图澄对此没有以“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 来为后赵论证,而是以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的佛教理论出发进行论释。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上述朝廷都在尊奉中原本土文明(儒学/道家)的同时,信奉甚至更加尊崇从西域传来的佛教。因此,儒佛在政治上合流,最早不是在汉人主政的帝国中,而是出于论证异族政权合法性的文明接触机制之中。
 
清廷也不例外。清代五台山最引人注目的,是从东部关外进入中原的清廷大幅度提升不属于中原本土、来自西边的藏传佛教,以此抚驭天下:“清廷发源关东,注重喇嘛。”圣祖将儒道的山系统与佛家的山系统区别开去,目的在于另立皇权合法性传统,且使佛教系统高于儒道系统。在佛教内部,又使藏传系统高于汉传系统。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皇子胤祯(后嗣位为清世宗) 随清圣祖朝礼五台山,写下诗句:“兵象销时崇佛像,烽烟靖始扬炉烟。治平功效无生力,赢得村翁自在眠”,道出清廷从夺取天下到治理天下的转变中佛教所起的作用,而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五朝尤其崇奉五台山。清世祖于顺治十二年(1655)、十四年,两次派遣数十名喇嘛到五台山建道场。
 
清廷入关后向有利用藏传佛教一脉的黄教,抚驭蒙藏的说法,如《清实录》记载“ 天下蒙古皆尊奉达赖喇嘛”;曾六次朝礼五台山的清高宗曾说:“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在《海望寺》诗中他明确地说:“蒙古诸藩皆尊佛法重黄教,我皇祖于此建寺居于喇嘛,内外各扎萨克岁时来叩,允神道设教之意也。” 《山西通志》载:“国家绥柔蒙古,特兴黄教……而清凉五顶以近邻郊圻,岁或再至。怀柔最先,所以讶休详而普乐利者,典尤巨焉。”清仁宗则说五台山为“诸藩部倾心信仰,进关朝山顶礼者接踵不绝,诚中华卫藏” ,“神京之右臂”。国内史学界对清廷的自我解释基本认可,而西方学界在David Farquhar 从儒家的立场所作的经典讨论之后,亦广泛接受“清廷崇奉佛教是为了控制蒙藏事务” 这一观点。据Isabelle Charleux 的研究,18 世纪中叶五台山有三千喇嘛,雍正时期有26 座藏蒙寺庙,其中20 或21 座由扎萨克大喇嘛管理,其余的属于章嘉呼图克图。比较明清寺院地图,清代新建36 座寺院,都是帝国重要的新寺。宫廷的举措得到藏传佛教徒的拥护。阿王老藏就写诗:“社稷绵长开舜日,兆民安乐荷尧光。今朝不比蟠桃宴,八部天龙卫法王。”然而,最近腾华睿在仔细研读有关五台山的典籍,并作相关内容的蒙藏汉语著作或译本比较以后,发现有关五台山的方志和碑刻,首先用汉文书写,且其数量大大超过蒙藏文字。为什么呢?他认为读者群大多为汉人并不能解释历史后面真实的文化关系。如果说是为驾驭蒙藏,清帝历次朝礼五台山,就应当带上蒙藏官员前往,实际并非如此。
 
早期的满洲皇帝已经看到历代帝国在五台山的活动成为一个传统;他们遵从这个传统,让蒙汉佛教徒、地方的满汉官员看到自己是五台山藏传佛教的施主和文殊菩萨的化身,而且通过文字作品和举办仪式来提高这种角色和地位,让汉人民众看到王朝更替表明的却是对山上佛教的持续支持和藏传佛教在这里的核心作用。顺治十六年,世祖钦命曾从五世达赖喇嘛受戒的阿王老藏(俗姓贾)总理五台山番汉事务 。阿王老藏随后编撰汉文《清凉山新志》,即后来成为钦定山志者,新增康熙新志序、御书匾额52块、御制碑文17 篇、御制诗9 首等。清初诸帝看到汉人期望在北京等地皈依成为藏传佛教徒,遂用汉文精心支持藏传佛教。所以腾华睿认为,清廷在五台山是用藏传佛教来抚驭汉人,而非驾驭蒙藏。他的论证和结论或许还可讨论,但历来异族入主中原为帝,面对汉人大众,其心态大致相仿,和周以武力夺取商的帝位以后面临权力合法性危机的处境大致相侔。
 
2诸族合礼五台山
 
清代来朝礼五台山的主要包括满、蒙、藏、汉诸族。蒙古人尊崇五台山自元帝国皇帝始:“元代九帝一主,就有七帝尊崇佛教,倾仰台山。”成宗和英宗皆巡幸五台山。Johan Elverskog认为,蒙古人到18 世纪晚期才开始朝觐五台山,19 世纪为盛。这个事实离不开清帝的意图。康熙三十七年,厄鲁特亲王扎什巴图尔、蒙古大喇嘛格根等扈从圣祖朝礼五台山。这些榜样渐次产生社会作用。后世蒙古人朝觐五台山,除开对文殊的信仰,还有着本文化“实际的理由” :他们对山和洞穴的关注;将亲人的尸骨埋葬在五台山。雍正六年,清廷为蒙古人等在五台山埋葬尸骨一事专门颁有禁令:“五台山乃系名山清净佛地,若埋葬尸骨,有污净土。嗣后凡喇嘛僧道、旗民、蒙古人等骨殖,禁止送往五台山埋葬。如外藩蒙古大喇嘛等有愿将骨殖送往五台山埋葬者,该部请旨具奏。其本处喇嘛僧道尸骨,亦令其远离寺庙埋葬。” 如今,五台山寺院群落周围的山上比比皆是蒙古人的坟茔,从高僧到普通百姓,引人注目;而外来他族的坟茔则极少。
 
3结论:诸族文明的节点
 
清代诸族的五台山之旅,以被认定为文殊菩萨化身的四帝的朝礼为核心和动力,带动天下诸族前往朝礼。这些朝圣不仅重新塑造了帝国/天下,也重塑了各族。清天下版图在扩展的同时,诸族的世界也通过这些朝圣扩大。如,各地喇嘛从十二月三日始正月十五止前来京城朝贡,恭祝皇帝万寿。起初朝觐时没有规定各喇嘛之间的序位,他们互相争抢靠前的位置,导致场面相当混乱。清廷遂规定:北京、热河与五台山的喇嘛先于诸地的蒙古喇嘛。而蒙古人朝觐带来意料之外的社会后果。根据Johan Elverskog 的研究,清廷严格限定蒙古各部之间的边界,禁止人们未经允许跨越,故而各部相互往来较少,乃至互不认识。但该限定不针对外出朝圣者;当来自更大空间的、作为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各部王公贵族乃至普通牧民在五台山第一次互相见面时,他们面对的是满藏汉诸族,这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族裔身份,开始打破内部等级和各部的界限,构筑同属一个共同体的概念;同时,在朝礼过程中,他们又意识到同属一个天子/汗,产生大清观念,为日后他们为“我大清” 而浴血奋战奠定基础。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同时,汉文明的因素也通过满洲皇帝传入。他的结论是:蒙古人朝觐五台山培育了一个新的蒙古人概念,而五台山则提升新的满清包容性文化。清帝国强调的是跨边界,混合和糅合,最终界定新的满清文明。
 
据Paul K. Nietupski 的研究,拉卜楞地区有两个级次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藏传佛教机构和安多游牧社会互卷:寺院推动当地,也受到当地的支持。二者又总是与蒙满汉等族发生关系,他们确认汉人和清帝国,但在文化上和族性上绝不认同为满汉。在拉萨受过教育的拉卜楞僧侣们寻求将自身文明扩展到蒙古、汉地乃至五台山。他们前往五台山的宗教-政治动因是双向的:在安多和满汉权威之间建立关系。当与邻族起矛盾时,他们前往五台山,通过在那里与朝廷建构政治联盟、与满蒙汉交往而在拉卜楞塑造一种区域身份;他们在五台山时则寻求拉卜楞对其藏文明身份的确认。如果清帝国纳有拉卜楞,那么其治理不是英法等欧洲帝国类型,而是非全权型,允许多样性和各自的表达。本文在满藏蒙汉四族文化交相参引的关系中叙述五台山之成为天下名山、也是清之天下得以运转的文明机制。即便是文明的差异从系统外部进入同一系统内部,各自的身份也在比照中得以确定。如同一幅关于五台山慈福寺的图,藏蒙两族的艺人在不改变图的内容的同时,通过对该系统既有元素加以重组,即上色中各自调用不同色彩,在图像制作过程中每一步都协商出一种对五台山的新的理解,包括从外来的和佛教的,以及当地的和前佛教的因素之间的协商过程,展现图中所绘寺院乃是更流动的、异质性的汉传佛教风景图转型的叙事 。这是诸族文化交相包容、各自通过清宫廷而受益的机制,而高于诸族的居间协调者的清廷/皇帝,其文明体系也得以扩展。五台山是皇权的隐喻。它的历史,也是清天下的历史。
 
节编自《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叙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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