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牛河梁遗址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中心部位。牛河梁遗址及其临界地区是红山文化积石冢分布最为密集也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出土玉器最为丰富的中心区域。牛河梁遗址是红山人远离生活住地而专门营建的独立庙宇、庙区和陵墓区。
对此，学界多有争议。牛河梁遗址在红山文化中该如何定位？在中华文明史上又居于何种地位？笔者认为，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的“圣都”，我国都城体系中的圣都起源可追溯至此。
圣都溯源
“圣都”的概念是由董作宾最先提出的。张光直在此基础上光大其说，认为三代时期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都有屡次迁徙的“俗都”。圣都是先朝宗庙的永恒基地，俗都却主要是王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领导中心。潘明娟等进一步对先秦时期的圣都制度进行论述，认为圣都的设置是对主都政治、经济、军事等功能的有力补充；圣都是祖先发迹的地方，是祭祀性都城，始终保持“祀仪上的崇高地位”。
笔者认为，三代时期确实存在一个圣都体系，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潘明娟从岐周是先王发迹的地方、岐周是西周时期重要的祭祀中心这两方面，论证了岐周在西周都城体系中具有的圣都地位。同时，潘明娟还系统论述了秦国的圣都西垂和雍、晋国的圣都曲沃及其形成过程。常璐在董作宾、张光直的商王朝圣都“商”的基础上，提出商王朝的始都都城——亳是商族的另一种“圣都”。
圣都的形成与发展既不是线性的，路径也不完全一致。如西周时期的圣都岐周，笔者认同潘明娟的论证。但在更早期阶段的商代，如商代中晚期，商王朝的始都都城亳具有圣都意义；而董作宾、张光直的商王朝圣都“商”，如果存在，则可能主要具有供奉商人先祖宗庙的祭祀中心的作用。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才逐渐形成了具有综合意义的圣都。
据笔者观察，三代时期存在俗都向圣都的转化这一过程，但要追溯圣都的渊源，从现有资料看，应该就是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的圣地，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祭祀性中心聚落，其在红山文化晚期所具有的“祀仪上的崇高地位”，与西周时期的圣都岐周具有同样的地位和作用。
祭祀中心
牛河梁遗址是在山梁范围的50平方公里左右发现的遗址点，1983年发掘调查时有16处，2010年文物普查时新发现27处，共计43处。这些遗址点是时代大致平行、各自独立形成的。
牛河梁女神庙遗址是一处包括女神庙、庙北的山台和山台北侧的“庙址”在内的规模较大的一组建筑群。有学者复原了女神庙的人像碎片，共计6尊女性个体，中间一尊的尺寸最大，故女神庙具有围绕主神的多神崇拜内容。女神庙还有若干动物塑像，能够辨识出来的包括熊和鹰两种。祭祀的对象以女神为主，动物神应处于从属地位。女神庙内的动物塑像应该是动物图腾，不排除是氏族的保护神和族徽的可能性。在西方的神庙内，动物神是一种常见的元素。
关于牛河梁女神庙的性质，学术界虽然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一般认为，这是祭祀女性主神并围绕主神的分层次的祖先偶像群，尺寸最大的女神塑像应该就是红山文化牛河梁时期的共同祖先，也即始祖。或者正如苏秉琦所说，牛河梁女神庙内的女神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故田广林提出，众神济济的牛河梁女神庙就是最早形态的宗庙。
在女神庙以北、山台北侧的庙址发现有3处建筑址，分别编号为N1J2、N1J3和N1J4。其中，N1J3和N1J4应该是具有祭祀功能的庙台的附属建筑。N1J2由3个山台组合而成，山台呈“品”字形分布，山台有人工砌筑的石墙。其中，在北山台的北缘既有大片红烧土堆积，又有泥塑人像的手臂、耳和仿木建筑构件残块。
《礼记·大传》载：“礼，不王不禘。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孙希旦《集解》引赵匡语曰：“禘者，帝王既立始祖之庙，犹未尽其追远尊先之意，故又推寻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根据发现的情况，结合N1J2的位置，笔者认为，N1J2应该是另外一处庙址，这处庙址应为上庙。对应女神庙的女性始祖，上庙供奉的应是红山文化的近世男性先祖，这既和牛河梁中心大墓均为成年男性相对应，也与红山文化该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
研究表明，牛河梁遗址第二、第三、第五、第十六地点的四处积石冢群的中心大墓的墓主人是生前具有王者身份、死后受到隆重祭祀的男性近祖。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有一男女合葬墓，应为夫妇，虽是孤例，但标志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和私有制的产生。这表明红山文化在牛河梁阶段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牛河梁遗址“庙台”处于山梁的主梁最高处，“冢坛”分布于“庙台”四周，也都处于各个山梁的梁脊处，形成以祭祀、供奉红山文化的始祖——女神庙和祭祀、供奉红山文化的近世男性祖神——上庙为中心，以埋葬、祭祀红山文化的祖先神——积石冢和祭坛这种“冢坛”围绕四周的总体布局，无不体现出祖先崇拜的核心内涵。
有学者认为，庙台组合与冢坛组合分别反映“远祖与近亲”的关系，女神庙与各祭祀地点则为“共祖与个祖”的区别。田广林认为，牛河梁遗址的“庙”“冢”“坛”是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具有原始王陵和禘祭祖庙性质的崇祖中心。红山文化先民耗费如此巨大的资源营建规模如此宏大的礼仪中心，就是要借助这种崇祖的方式，达到团结部族、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正如学界一般认为的那样，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遗址，是其崇祖的圣地。
都邑地位
2014年，在牛河梁遗址4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除原有的16处礼仪建筑之外，考古调查新发现6处礼仪建筑，两者合计达22处，即平均不到2平方公里就有一处礼仪建筑。此外，还在40多个采集单位中发现有筒形器残片，意味着可能存在更多的礼仪建筑或积石冢。如此看来，该区域内的礼仪建筑密度极高。在调查区的东北部发现一座积石冢，四周分布着规模较小的红山文化的日常生活遗存。在调查区的西北部则发现一处由多个采集单位组成、规模较大的红山文化日常生活遗存区。其中间区域没有发现积石冢，只在其周边的东北部、南部和北部发现两座小型积石冢和筒形器残片。据此，调查者推测，这片区域的布局模式是生活区居中、周边围绕着小型的礼仪建筑。这一发现的意义极大。
红山文化广泛分布于辽西文化区，核心区集中在内蒙古的赤峰地区和辽宁的朝阳地区，其边界北过西拉木伦河，东到下辽河西岸，南至渤海之滨，西达河北围场，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根据一些学者的统计，红山文化遗址多达近千处，其中可称得上特大型聚落的遗址面积可达2—3平方公里，但数量寥寥；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遗址数量最多；面积在5万—100万平方米的大中型遗址数量居中，三者数量呈现金字塔式的关系。
我们原先在讨论牛河梁遗址性质的时候，特别注重其神圣性，所以讨论的重点主要是坛、庙、冢这类遗存。实际上，作为一个规模如此之大、规格如此之高的最高层级的聚落，没有日常的管理和维护是不可想象的。2014年的这次系统调查就解开了这个谜团。牛河梁遗址的西北部是一个规模较大的遗址，其布局是生活区居中、周边围绕着小型的礼仪建筑。除此之外，在牛河梁遗址的东北角，还分布着一个规模稍小的遗址。如此就构成了一处相对完整的大型聚落。牛河梁遗址的西北部，可能是红山文化最高等级的巫觋集团日常议事、接待进入圣地的朝圣者和生活的地方。而牛河梁遗址东北角，应该是服务于该巫觋集团的红山文化平民日常居住地。牛河梁遗址的生活供给可能均来源于遗址以外的进贡。
牛河梁遗址内至今没有发现城墙一类的防御设施。但郭大顺认为，这是一个神权至上、“有祀无戎”的时代，处于这一时代顶峰的牛河梁遗址，是一个不设防的都邑。笔者认为其论甚是。《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规模宏大的牛河梁遗址不仅设庙供奉远祖，更设庙供奉近祖，具有“宗庙先君之主”的滥觞，故其完全具有都邑的内涵。
综上，牛河梁遗址具有红山文化的都邑性质，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聚落，又是红山文化先民崇拜先祖的圣地，完全具有三代时期圣都的意义。果如此，我国都城体系中的圣都起源可追溯到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苏秉琦曾提出，红山文化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郭大顺进一步提出，以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实证。是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牛河梁遗址不仅是红山文化的圣都，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也具有神圣的地位。（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团队项目“辽海地区夏商周时期石构墓葬和青铜器视域下的多元文化互动研究”（21VJXT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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