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星老友和我是60多年前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时的同事。近些年来，我们之间一直在交流各自的所思所写，对一些问题有着不少共同的感受。去年秋我为贝满（现166中学，下同）女中150周年校庆写了一篇短文，照例发给了她。碰巧黄星正在写自己在香港所受的教会学校教育，对这篇小文发生了兴趣，并约我为她的书写点什么。那就让我以此开篇吧！
贝满女中的150周年校庆快要到了。参加了校庆筹备会的李霞丽告诉我：王蕾，我们年轻、美丽、开明的现任校长，希望老同学们找出点儿纪念物，写出点儿纪念文章。我找出了1948年毕业时的师生留言册，重新翻看，不免感慨不已。这里只谈重读副校长寇乐然先生——当年大家一律叫她Miss Cross——的赠言后想说的几句话。她写的是:
“To Class1948
“We all wanthappiness. No one likes a sour puss who never smiles and who sees only the darkside of life. But how can we be happy when so many have no food,no homes and no opportunity?
“I would say that the best way togain truehappiness is to forget your own interests. See how muchyou can helpothers, your own family, your schoolmates, your teachers, the workers in your homeand the community.
“We here at Bridgeman will follow your careerswith great interest. If you succeed, we will be happy with you . If you suffer, we willsuffer too . We are one big family and we succeed and fail together . Power toyou!
Sincerely,
Laura B. Cross”
（翻译成中文是: “我们都想得到幸福。谁也不喜欢当一个从来没有微笑、没有欢乐、只看到生活黑暗面的人。可是，在那么多的人还没有食物、没有家和也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感到幸福呢？我要说，得到真正幸福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只顾自己，要看看你能给他人多少帮助,给你的家人、你的同学、你的老师多少帮助,给在你的家里和社区里服务的人们多少帮助。我们贝满人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你的事业。如果你成功了，我们会分享你的快乐；如果你受难了，我们会感同身受。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成功和失败都在一起。努力吧！”）
贝满的校训是敬业乐群,MissCross用上面这几句话对校训做的诠释，可以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学生。贝满后来改为女十二中和166中学后，这个校训得到了保留，正好说明，这属于普世价值。在我们这些当年曾经受教于包括她在内各位贝满教师的同学们当中，就在那么多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认真做事、平等待人、助人为乐的精神。同学中以医生、教师等各种专业人员为终身职业服务社会的比比皆是。我们班上还涌现出几位贡献较大的教育家、医师和艺术家！张冰姿是其中的一位。她在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外贸英语教学，后来成为深受学生爱戴并享誉全国的英语教授。大家的精神追求和事业成就，都和在贝满受到的教育分不开。
1949年后我们多年受到的教育是，美国和其他西方人士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属于造祸于中国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产物。纪念贝满150年校庆，这就包括承认学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85年所取得的教育成就。这是完全正确的。这说明，166中学没有因为贝满是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就把它前85年和后65年的历史分为水火不相容的两段;没有把学校前85年的历史当作一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史一笔勾销。学校在教育理念上，大概也不会同它一刀两断，反其道而行。
我们班的毕业同学录得以复现，完全是周竹英同学的贡献，时间好像就在1984年120周年校庆的时候。正是因为她还保存着这份毕业录，才使我们高三班同学相互间的观感得以再现。当年她向我们展示这份毕业录时，大家是多么惊喜！又是母校把周竹英保存的原件（已成文物）打印成册，才使我们参加校庆活动的同学得以人手一册。衷心感谢周竹英！感谢母校！
在这里也想说一点我直接受惠于母校的经历。
我在贝满的两年中结交了三位终身挚友。我们不光在学校里互相友爱，离校后也一直尽力互相帮助，悲喜与共。在我们的身心上，校训和母校教育是得到体现的。这里特别想说一下张冰姿对我的无私和高效帮助。
贝满毕业后，我只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上了不到一年课就被抽调离校,准备进入即将成立的外交部工作,从此就离不开英文了。我的英文全靠在重庆南开中学和贝满打下的底子。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主要用于阅读英文报刊和从英文到中文的笔译，尚可凑合；之后，有了参加对外学术交流的机会，得写英文论文、同外国学者用英语讨论问题，这点英文就太不够用了。又是得益于在母校打下的英语基础，特别是参加每一次活动都能得到老同学张冰姿的具体帮助，使我基本上还能对付得过去。我每写完一篇英文论文或发言稿，都要向她求助,当面或者在电话里念我的稿子，她边听边提意见，逐句或认可或纠错和改进。一旦经过她的校正，我就有了自信心，和外国学者谈话就能做到比较自如和流利。张冰姿极为忙碌,身体一直不好。有一次我的论文急待定稿，她却正处于类风湿顽症发作的折磨之中。我知道她的病况后，这次不忍心再去麻烦她。她却硬叫我还是到她家里去一趟。我到她家后，她躺在床上，忍住身体的巨大疼痛听改完了我的稿子。张冰姿已经离世多年，写到这里，再一次深深感念母校和模范遵行校训的张冰姿！
以上是为校庆活动写的应景之作，只是里面谈到应该如何评价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所做的贡献，是借此机会把早有所感的一点想法说了出来。在以往一个长时期，我对己对事都是按党怎么说就怎么去想去做的。曾一再检讨家庭和在民国时期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对自己思想的不良影响。近三四十年来，对于在过去思想改造运动中作的自我检讨，对出身家庭和所受教育作的批判,越来越觉得需要反思,也越来越感到心中有愧。1985年10月贝满120周年校庆，我为校方决定举办大型活动、为自己有机会对母校教育表示感恩，很是高兴。
最近读到陈远著《燕京大学—1919-1952》一书，使我对贝满女中的创办人贝满夫人（Eliza J. Bridgman）充满敬意。在这里，我愿把书里的一段话抄在下面：
“苏格兰独立传教士威廉•彭斯（William Burns）牧师见到一个妇女带着三名小女孩乞讨。这一情景深深地打动了他。身为一个单身汉，彭斯牧师当时没有能力照料这些女孩，但是，他带她们去见了贝满夫人。贝满夫人收留了她们，答应负责她们的全部生活。贝满夫人的丈夫是第一个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1861年在上海去世。完成了丈夫的传记后，贝满夫人从上海迁到北京，成为美国公理会成员。从北京街头救来的这三个小女孩和另外两个女孩成了一所学校的首批学生，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贝满女校。这还是由于严格限制裹脚学生入校的规定使入学人数受到了影响。在美国长老会、伦敦会和美以美会的妇女国外布道会的帮助下，该校最后发展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华北协和女子大学。”
这段介绍使我深受感动。贝满夫人的行为不正是贝满校训和MissCross给我们1948年毕业生留言精神的具体体现吗？这三个“没有食物、没有家也没有机会”的女孩儿正是我们的始祖学长。贝满夫人从事的事业是充满人性和爱心、造福中国女学童的伟大善举，怎么说也不能斥之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其实，所谓“文化侵略”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外国人到本国来、本国人到外国去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属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正常文化交流活动。外国人来中国办教会学校，同中国人到外国去办孔子学院，有什么区别？何况教会学校来中国办学，并不是强要中国人信教，只是按基督教精神来做社会服务工作。近百年教会学校教育的历史说明，它们带给中国的是科学与民主的先进文化。它们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精神灌注到学生的头脑里，使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
在中国的教会学校，绝大多数都是由属于基督教新教的教派兴办的。新教提倡自由，包括尊重以至强调个人信仰的自由。它们办学的宗旨不是传教，而是授业育人。这和我在贝满时的感受完全一致。教师和学生们思想自由，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同他们如何授业和受业没有联系。我参加了学校里由Miss Cross主持和组织的团契，团契里也没有任何传教活动，更像是一个英语俱乐部，内容主要是用英语讲故事、演剧、唱歌等。
由贝满发展而来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又同另外两个教会大学联合，成立了燕京大学，燕大最初的校址还就设在后来贝满女中高中部和现在166中学所在的同福夹道。燕大尽管设有神学院，全校同样并不强调基督教育，实行的也是自由教学，包括尊重学生信仰共产主义的自由。
教会学校为中国培养出了大批人才。中国一些顶尖的精英人才群体，例如从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多位医学大师，就出自教会学校。在这里，我想谈几位燕京大学出身的杰出人士。
在外交部的老干部中，有多位出身于燕大的革命者。黄星和我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时，司长是我们两人共同爱戴的龚澎女士。她就是燕大的学生。在她的领导下，1957年之前的新闻司，大家的工作高度紧张，司里的气氛民主、平等，生活过得充实而愉快，和外交部其他一些单位的风气不大一样。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有一点自由化的倾向。这也是为什么1957年反右派运动，在外交部一共打出了二十几名右派分子（占全部人数不到1.5%，大大低于为整个运动所定的5%指标），新闻司一个司竟占八名之多。除了龚澎，在前外交部长黄华、前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凌青和前驻美大使韩叙等另外几位燕大学生身上，也有相似的作风。他们也都没有官气，对受他们领导的同志能平等相待，做事亲力亲为，十分勤奋和敬业。能说这种作风和他们所受的燕大教育无关吗？
令人十分敬佩的蒋彦永医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他在《蒋彦永文献集》中自称，在这两个学校共八年的“严格教育对我终身影响最深，燕京‘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校训牢记我心中”。蒋医生确实把校训化作他一生的社会实践，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同他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融为一体。受到那么多思想者和老中青学人尊崇的周有光老先生，是仍然健在的超高龄高智慧国宝。在医疗上，极为忙碌的蒋医生简直成了周老的专职保健医生。他长期密切关注周老的健康状况，需要时立即为周老做出各种就医安排。但是，得到蒋医生特殊关照和帮助的，又何止于周老！经过蒋医生的努力，不知使多少位可敬的社会人士转危为安，延长了生命！所有了解蒋医生所作所为的朋友们，无不深受感动。
在蒋医生的推荐下，不久前我读了《协和医魂曾宪九》这本书。这位被誉为中国现代基本外科重要奠基人的医学大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是教会学校成功教育的一个范例。曾宪九教授本人出生于在武汉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坚信通过社会渐进和传布福音可以在人间建立公正慈善的社会而实现‘上帝之国’，主张‘以学辅教’，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他以平等、博爱、慈善、勤奋及开放的精神教育广大学生和自己的子女。”曾教授从小到大进的都是教会学校。和蒋医生一样，也毕业于燕大和协和医学院。
我国目前的教育状况实在令人担忧。教会学校在中国办教育的成功经验，值得受到重视和研究。有选择地借鉴这些经验并且根据时代潮流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大有益于去除我们教育中的各种弊端。
毛泽东早就确定，要彻底消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存在和影响。作为外交政策三原则之一的“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就是这个意思。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决定出兵帮助金日成打朝鲜战争，美国当即成了中国的头号敌国。这场战争为全方位反美提供了最有力的理由，这时人人都必须采取“蔑视、仇视、鄙视”美国的态度。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自然被收管或取缔。Miss Cross等外国教会人员自然也没有可能再在教会学校和中国待下去。在进贝满之前，我还曾在英国圣公会办的笃志女中（后来的女八中）上过半年学。留学英国的常校长和两位英国教员——裴先生和斐先生都是年长的单身妇女，她们对学校事务的全身心投入和对学生的关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裴、斐两位先生此时想必也只能回到英国去了。几年前偶然读到女八中出的一本纪念册，里面提到，解放后常校长被赶出了学校，她孑然一身，无家无业，只能靠给人当保姆为生，不久就去世了。读到这个消息，心里很是难过。
从教会学校教育联想到，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基督教文明在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中的历史地位？从教会学校教育的成功和师生们的学养教养来看，尽管学校并不直接传教，基督教文明仍然在学校里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是好的。因为这种教育符合人性，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创造社会和谐。对这个问题，我完全没有研究，只是很愿意学习。这里介绍一下赵复三教授、周有光老先生和已逝学者杨小凯的看法。
今年7月15日刚去世的赵复三先生是我们的老邻居、老朋友。他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和副院长。他26年前离国后一直在欧美从事教学、学术著作译介和学术研究。赵对宗教问题素有研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在讲课和著文中提出，与民族宗教（如财神菩萨之类民间信仰）不同的高级宗教不是迷信，而是人类最初的理性；它不是逃避人生、而是对人生严肃的思考；宗教的本质是每一个民族文化的蓄存所。一次我写信请教他，应该如何看待当时出现的对基督教二元论的批判。他不只一次写信作答。他说，基督教神学其实是“人学”，基督教给了西方人一整套世界观：1，人的意识，由对外部世界的意识（前苏格拉底时期希腊人对宇宙本体的探讨）发展到人对自己的认识；说‘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划清人由依附自然的动物状态进到人能创造的认识；讲人的自由，为人世变幻多端从认识论打开途径；人能为善也能作恶，解决了孟子和荀子的争论；人有灵魂，“灵魂得以永生”是基督教的精义，灵魂的诉求就是引导人走义路，人做了坏事可得救赎； 2，社会观，包括对社会的态度，讲 “天国降临”，讲建立社会靠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讲人与人应彼此相爱；这和强调彼此相恨的阶级斗争论是对立的；3，宇宙观，又在人与宇宙的关系中，承认人对宇宙的依存，承认人对宇宙的无知。
早几个月的2月6日，我去拜访已过了109岁生日的周有光老先生。周老从来都是“从世界看中国”。这天他聊起了宗教问题，说，基督教不光是在天上建造出一个天国，也要在地上实现这样一个天国，基督教是在地上做事体的。周老96岁时在一篇论述基督教的影响和作用的文章里已经说过：基督教本来是被压迫者奴隶的宗教，后来成为压迫者帝王的宗教，16世纪宗教改革为民主革命开路，宗教更加宽大和自由了；经过自我革新的基督教会，从反对科学改为提倡科学，从抵抗民主改为支持民主；宗教能执行世俗制度所难于完成的任务，例如道德的教化，人格的升华；宗教为来世服务之前先为现世服务，使人们看到，世俗社会能建设得如此美好，更相信天国一定是无比美好，这就是传统宗教的现代意义。宗教控制政治、阻碍社会进步的时代必然要结束。
生前被誉为一位本有希望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杨小凯最后成了一名基督徒。他谈到自己对基督教的认识过程是：首先从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扩张的，只有基督教。他引用国外一些学者的看法，说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宪政秩序、经济表现就好。他的自述，见由葛剑雄、丁东、向继东主编的《望尽天涯路》一书。
最近读到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4月23日同王岐山的谈话，讲到了宗教同法治的关系。他说，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分析到法律的精神來源於宗教，各教派之間的衝突形成了一定“相互的監督”作用，但最終神是唯一鑒別真理的標準，也是統治支配的力量，所以在法律（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來源於宗教精神的法律統治（rule of law）包括統治者在內，司法獨立於政府的脈絡就是這樣來的。
从这些学者的论述中让我们看到，教会学校通过在中国办教育，包括它们引进的基督教文明，符合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按贝满和燕京大学的校训培养出来的学生，就能使他们成长为追求真理和自由、怀着热心和爱心并拥有专业能力服务社会的高资质公民。两校那么多位学长的非凡成就已提供了实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再强调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精华。基督教文明中含有人类文明精华，加以吸收，只能有助于消除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假、恶、丑现象，有助于把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转到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来。
（2015年10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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