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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形式及路径
发布时间: 2022/6/24日    【字体:
作者:崔明德 王硕
关键词:  十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创中华;历史进程;实现路径  
 
 
文章摘要
 
十六国时期是各民族共创中华历史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主要有六种形式:一是相互吸纳族体;二是共同开拓疆域;三是协力发展经济;四是维系历史文化传统;五是丰富中华文化宝库;六是共育中华民族精神。各民族主要通过如下路径共创中华:一是追求“正统”与实现“一统”;二是强调“以德怀远”与“示之信义”;三是主张“迁徙胡汉”与“胡汉兼用”机制。各民族本为一家的族源认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认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三大认同基础。
 
各民族共创中华的相关论题,历来受到学界关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发表后,引起热烈讨论,激发了各族群众的爱国救亡热情,对中国民族理论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界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的大讨论,也涉及各民族共创中华论题。改革开放后,谷苞的《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杨建新的《再论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等成果相继面世,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不断深入。新时期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回顾学界研究成果,深入探究中国古代各民族共创中华的表现形式、实现路径及认同基础等问题,能够深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问题的认识。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势力割据时期,也是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一个重要时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这一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相关问题予以梳理,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依据。
 
一、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形式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离不开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活动,是多民族内在凝聚力不断增强的结果。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时期,是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关键阶段,各民族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了结构上多元一体、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与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局面,加强了各民族的共同性与内在联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具体来看,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六种:
 
(一)相互吸纳族体
 
两汉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民族大规模迁入中原内地。十六国时期,各民族相继建立政权。政权的快速更替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带来族体多元化与一体化的双向发展,既包括边疆地区的民族融入汉族、汉族融入其他民族,也包括边疆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融。各民族族体相互吸纳,推动形成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先谈边疆地区的民族融入汉族。自先秦时代始,华夏—汉族多居于中原核心区域,生存条件优越,人口数量较多,经济相对发达,发展水平较高;匈奴等民族主要居于边疆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人口数量较少,生产流动性大,发展相对滞后。吸收适宜的文化滋养,打造有益于本民族生存发展的经济、文化条件,继而巩固政权,扩大势力,是内迁各民族的必由之路。这一客观规律使边疆地区的民族进入中原后在经济生活、语言文字、思想文化等方面与汉族逐渐交融,继而引发两者心理上的认同与族体上的相互融入。例如,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尤为活跃,拓跋、慕容、段氏、宇文、乞伏、秃发等分支先后创建了代、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等政权。南北朝时期,除拓跋鲜卑与宇文鲜卑外,其他鲜卑支系大都融入汉族,相关族称也逐渐消失于史籍之中。
 
再谈汉族融入其他民族。受民族交往、政治选择、文化传播等因素的影响,十六国时期汉族融入其他民族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如北燕国主冯跋是春秋时期晋国大臣毕万的后代,世居长乐信都,后逐渐“鲜卑化”,“遂同夷俗”。再如石瞻本名冉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羯族首领石勒命石虎养以为子,其子冉闵“幼而果锐,季龙抚之如孙”,受到重用,逐步“胡化”。
 
最后谈边疆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融。民族大融合时期,边疆地区不同民族分化、整合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这一现象贯穿于民族形成、发展、衰落的各个阶段。如建立大夏政权的铁弗匈奴,具有匈奴与鲜卑两种血统,“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再如秃发鲜卑本为鲜卑拓跋部的一支,由塞北迁至河西后,“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之”。秃发鲜卑的南凉为乞伏鲜卑的西秦所灭后,其部众多降于西秦,一部降于北凉。另外,《新唐书·吐蕃传上》载:吐蕃“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为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事实上,吐蕃无论是体质、语言还是风俗习惯都与秃发鲜卑有很大区别,吐蕃族源鲜卑说,“可能是‘秃发’与‘吐蕃’名称相近而附会的”。不过,南凉政权灭亡后,秃发鲜卑一部流散至羌族居住区而融于羌族,后在松赞干布征服诸羌部的过程中融入吐蕃,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共同开拓疆域
 
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空间由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的中国疆域为不同民族由多元融为一体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空间条件。关于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的问题,学界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观点,如马大正的“局部统一到整体统一”观点,杨建新的“一个中心,两种途径” 观点,赵永春的“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观点,于逢春的“文明板块统合”观点,李大龙的“自然凝聚,碰撞底定”观点,等。这里,主要借助杨建新先生与马大正先生的疆域形成理论,对十六国时期的疆域情况进行简要分析。
 
杨建新先生认为:“中国疆域形成过程,有一个起核心、凝聚作用的中心地区, 以这一中心地区为基础,主要通过开拓式和嵌入式两种途径, 逐渐形成或结合成了中国的疆域”;中原地区的政权“主动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和平手段为主,不断扩大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经过多年的经营和开拓,使边疆地区与中原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成为统一的中国疆域”。他还指出:“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民族和政权主动嵌入正在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版图之中,并与中国其他民族和地区形成密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族体方面的联系”,最终成为中国行政管辖的一部分。以氐族苻氏与羌族姚氏为例。氐、羌二族本居关陇、河湟一带,后赵时期,氐族首领苻洪主动请求石虎“徙关中豪杰及氐、羌以实东方”,并上书称:“诸氐皆洪家部曲,洪帅以从,谁敢违者!”同样,羌族首领姚弋仲也主动要求迁至中原地区,石虎“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杰于关东”。苻洪与姚弋仲的所作所为不单是谋求政治利益之举,更多是在中原文明强大吸引力的影响下,自愿嵌入代表中原政权的后赵体系当中。他们是边疆地区民族受“一个中心”吸引,通过“两种途径”纳入中国疆域的典型。
 
马大正先生认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由局部的小统一到全国的大一统,广大边疆地区日益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六国时期,各政权虽未能完成整体统一,但大多实现了局部统一。如汉赵政权鼎盛时“其地东不过太行, 南不越嵩、洛, 西不逾陇坻, 北不出汾、晋”,基本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再如前秦盛时疆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大致统一了北方地区。除此之外,后赵曾统一黄河中下游地区,前燕、后燕曾统一河北辽东地区,后秦曾统一关中地区,北凉曾统一河西地区,吐谷浑政权曾统一河湟地区,等。局部范围的疆域统一,不同程度地加强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为北朝乃至隋唐时期更大规模的疆域统一奠定了基础。
 
(三)协力发展经济
 
中国辽阔的疆域,多样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塑造出各民族各具特色的经济形态。汉族重农耕,边疆地区民族重游牧渔猎,不同民族经济优势互补,内地与边疆互惠互利,使各民族共创中华的根基更加牢固。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协力发展经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牧并举。如汉人张轨建政于河西,既“课农桑”,发展农业经济,又“置汉阳县以守牧地”,增加畜牧产出。再如鲜卑族入塞前以游牧为务,慕容部迁至辽河地区后,其首领慕容廆认为“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遂将农业生产放在政权建设的首要位置。
 
二是铸钱造币,发展贸易。如后赵国君石勒曾“置挈壶署,铸丰货钱”,石虎采取“重立禁制,官赋至,皆取钱厘肆”的办法以稳定货币秩序,使丰货钱流通于大江南北。考古研究发现,甘肃武威、陕西西安与咸阳、江苏丹徒、四川成都等地均有后赵丰货钱出土。再如前秦凉州刺史梁熙主动招抚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为加强内地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沟通东西方文明贡献了重要力量。由此可见,十六国动荡时期,全国各地经济交往依旧连续不断,呈现出商业贸易全面联系的动态图景。
 
三是修建城镇,开辟商路。如胡夏政权的建立者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取“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意名其为“统万”。考古资料显示,统万城位于农牧交错地带,为“沟通中原农耕地区和边疆游牧地区的政治经济往来发挥重要作用”。再如南凉建政后,其国君秃发傉檀“大城乐都”,于河湟地区修建多座军事要塞。有学者指出,隆安三年(399年)高僧法显由长安赴天竺求学,就“从苑川至南凉的乐都、西平,再由西平北上,经扁都口到张掖,然后由传统的河西路,入西域,至天竺”,而且“隋炀帝西巡,也基本上是走这条支线到张掖的”。
 
总之,相较于西晋末年经济停滞乃至倒退的状况,十六国时期建立的各政权在提振经济、恢复人口、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有助于中华大地经济的全面复苏。如成汉政权鼎盛时期,巴蜀地区“事少役稀,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再如前秦政权统一北方后,“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全然一片太平安乐的美好景象。但需要注意的是,多民族政权分裂割据时期,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引起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多年积累的劳动成果,减缓了经济建设的步伐。如淝水之战后前秦与西燕相攻,关中地区“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再如后凉、北凉、西凉混战,“连兵积岁,资储内尽”,导致原本比较富足的河西“百姓嗷然无糊口之寄”。因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政治稳定是发展生产、保护经济建设成果、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障。
 
(四)维系历史文化传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当政,都无不以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为己任,无不为中华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断,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在十六国时期大分裂大割据的局面中,各民族统治者在思想观念和具体行动上始终坚持维系历史文化传统,这滋生出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共同记忆,彰显出各民族共创中华的鲜明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尊天敬祖传统。天命与祖先是政权合法性和历史延续性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政治家高度重视祭祀天地、追尊先祖等活动,并将与之配套的制度建设放在政权组织的重要位置。如汉赵政权的建立者、匈奴族刘渊以汉室后裔自居,建政后“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再如匈奴族刘曜称帝后,规定“以冒顿配天,渊配上帝”。匈奴刘氏的尊天敬祖举动,既透露出民族交融的某些信息,又在现实层面拉近了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关系,有助于减少民族隔阂,增进情感。
 
其二,政治体制传统。秦汉四百年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基础,相关制度设计在十六国时期得到全面继承。各政权沿袭前代国号、年号命名传统,采取中原王朝惯用朝代名称与纪元称号。国号命名或取于九州地名如赵、燕、凉,或攀附前代王朝如夏、汉、魏。年号命名多取美好寓意,如前赵于“汾水中得玉玺”,刘渊遂取河中祥瑞之意,改年号为“河瑞”。另一方面,各政权政治制度、选官标准、行政法规等基本延续汉魏旧制。如采用郡县制度,以汉法治汉地;恢复九品中正制,强调“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再如加强律法建设,“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等。十六国时期,各政权对传统政治体制的维系,有助于营造稳定发展的政治环境,巩固统治秩序。
 
其三,尊礼重法传统。“德政”“安民”“尊老”“慎刑”“重礼”等观念,诠释着古人对社会伦理的认识和态度,得到各民族统治者的认可与支持。如前秦的氐族首领苻健攻入长安后,“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垂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而关右称来苏焉”。再如后秦大将姚硕德进攻后凉时,“军令齐整,秋毫无犯,祭先贤,礼儒哲”,以至“西土悦之”。十六国时期,各民族统治者对传统礼法制度的继承和发扬,有助于协调社会风气,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
 
其四,尊儒重教传统。十六国时期,各民族统治者既清醒认识到了儒学教育的重要作用,也采取了一系列尊儒重教措施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如前赵国君刘曜“善属文,工草隶”,建政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再如前燕国君慕容皝“尚经学,善天文”,即位后“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并且“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各民族政治家尊儒重教的行为,有助于儒学教育的复兴和传统文化的延续。
 
其五,修史传统。十六国时期,官私修史繁盛,各政权大多建立史官制度,所修史籍数量众多,名目繁杂。如汉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刘渊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再如后赵国君石勒曾“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据学者统计,十六国时期有迹可考的史学家“不下三十余人”,仅《隋书·经籍志》中列举的十六国史书就“共有二十七种,二百二十七卷”。综观十六国史学成果,这一时期既注重修本国史,又修他国史,体现了各民族史学家对延续史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体现了各政权政治家对延续历史传统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其他民族历史地位的充分尊重。
 
(五)丰富中华文化宝库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精神纽带和前行动力。各民族在共创中华过程中展现出的文化多元共存、兼容并蓄等特点,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各政权对待文化的总体原则是,凡是有利的、先进的、适合未来发展的文化营养,皆吸收借鉴,从而推动了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的进步。以诗歌为例。这一时期,各民族群众将汉语言艺术与胡族气质相结合,创造出一批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使传统诗歌文化呈现出新活力、新内涵与新境界,如前燕时期的《阿干之歌》、夏国时期的《大夏龙雀刀铭》 等。再以音乐为例。西域乐舞内传“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经各民族群众的再加工,西凉乐舞成为颇具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音乐舞蹈形式,至隋唐时仍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文化包容互鉴、创新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一是有助于提高边疆地区民族的文化素养。如秃发傉檀汉文化水平极高,能“论六国从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后秦使者韦宗称赞:“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二是有助于中华文明的整体提升。如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的敦煌莫高窟,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诸种文化艺术的高峰,是各民族文化融汇的艺术瑰宝,中华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三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寅恪先生论及隋唐文化及制度渊源时指出:“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应当说,对隋唐制度影响深远的河西文化,实际上也是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文化交流融通的产物。
 
(六)共育中华民族精神
 
“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与伟大梦想精神,是各民族优秀品质的集中反映,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形成发展于各民族共创中华的过程当中。
 
从宏观层面上看,中国古代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使边疆地区民族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等特质与中原汉族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等特质相结合,推动不同民族文化特质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加先进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超越,使更具共识性、导向性的价值观念超越各民族自身精神文化的范畴,成为各民族共同认可的精神原则。从微观层面上看,中国古代各时期,各民族在交流互动中展现出的富于创造、敢于奋斗、善于团结、勇于梦想等优秀品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植入了精神内核,提供了精神支柱。如十六国时期汉族士人身处乱世却仍坚持著书立说,敦煌名士郭瑀“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打破传统“夷卑夏尊”的思想枷锁,宣布自己的想法,如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儁称帝时就坦然告知东晋使者:“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这一时期“胡汉”各族虽族别不同,却能通力合作,如汉人王猛辅佐氐族首领苻坚,“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
 
二、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主要路径
 
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等如何认识民族问题,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以何种思路制定民族政策,决定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广度与深度,是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关键。十六国时期,各民族统治者面对不同的民族关系形势,产生了多种思想认识,形成了多种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一些共识性认识与处理方式,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贯穿于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是这一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主要路径。
 
(一) 追求“正统”与实现“一统”
 
“一统”观念的实质是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统”观念的实质是谋求本民族在多民族国家中的合法地位。追求“正统”是实现“一统”的必要前提,实现“一统”是追求“正统”地位的根本保障。二者密切配合,共同服务于政权建设,是各民族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主线。
 
先谈十六国时期追求“正统”的现象。中国古代的正统观念内涵丰富,从汉民族政权延续的角度来说,主要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度、五德终始、奉天承命等因素;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演进脉络的角度来说,这一观念体系则更为庞杂。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评判王权正统性的标准是多重的,包括以得天命为正统、以华夏为正统、以据有中原为正统、以完成天下统一为正统、以尊奉华夏文化为正统。”“天命正统”“华夏正统”“中原正统”“大一统正统”“华夏文化正统”这五大正统观,基本涵盖了传统正统观念的主要内容,而孰为正统的理论体系建构,主要是在十六国时期完成的。以“天命正统”为例。刘渊“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的观点,是少数民族政治家追求天命正统的最早体现,树立了德行至上的政治伦理标杆。以“华夏正统”为例。匈奴刘氏与刘邦拉上关系、氐族吕光“追尊吕望为始祖”等行为,创造了少数民族攀附华夏祖先以证明其正统地位的范例。以“中原正统”为例。前秦等政权长时间统治中原地区,给“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等带有华夏中心主义的说辞以强有力的一击。以“大一统正统”为例。苻坚“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姚兴“王者正以廓土靖乱为务”等思想认识,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的强心剂。以“华夏文化正统”为例。各民族统治者采取一系列尊儒重教、尊礼重法、尊贤重士的举措以追求文化正统地位,保障历史文化传统得以延续,中华文化宝库得到丰富。
 
总体来看,十六国时期各民族统治者关于“正统”观念的认识与阐述,富有创造力,一些思想观点轻而易举地冲破了传统夷夏观念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思维,尤其是天命正统观中的“德政”理念,其理论根基是民本思想,蕴含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理念,更具理论指导价值和具体实践意义,为各民族共创中华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十六国时期内迁各民族在政治上的成熟与进步。
 
再谈十六国时期实现“一统”的现象。这一时期各民族统治者对实现“大一统”有着强烈的渴望。如,石勒对“吴蜀未平,书轨不一”愤懑不平;慕容皝对“中原未一”深以为憾;苻坚声称“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为此调集近百万大军发动了淝水之战。上述表现的意义如下:首先,明确了各民族都是共创中华的主力军,使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在共创中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清晰的历史定位;其次,各区域的局部统一,有利于推动全国范围的更大统一;最后,明确了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根本认识,维护了中国虽历经数次分裂而终能实现一统的历史命运,保障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发展与持续巩固。
 
(二)“以德怀远”与“示之信义”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以及民族关系思想史体系中,“德”“信”“义”等观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就将相关理念当作治国理政的指导方针,如孔子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荀子强调“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商鞅指出“上壹则信,信则官不敢为邪”。在秦汉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程度提高的历史大背景下,传统“德”“信”“义”等观念得到进一步延伸,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如汉文帝以安抚手段招揽南越,《汉书》称其“招携以礼,怀远以德 ”。再如汉哀帝时期,丞相公孙禄主张 “ 中国常以威信怀伏夷狄”,反对以欺诈方式处理汉匈关系。
 
十六国时期,各民族统治者对“以德怀远”与“示之信义”的思想价值有着比较理智的认识,并接受继承,使德化人心、信义为本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准则。如鲜卑族慕容廆“保全一方,威以殄奸,德以怀远”,使“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再如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柔然遣使者到北燕请求和亲,冯素弗等人认为“前代旧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许以妃嫔之女,乐浪公主不宜下降非类”,北燕国君冯跋则坚决反对以假公主欺骗柔然,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在十六国时期的诸多政治家中,前秦皇帝苻坚对“德”与“信”的阐述颇多,影响很大。苻坚为使河西陇右地区的民族归附,采取“以德怀远”的办法,“悉送所获还凉州”。消灭前燕后,王猛担忧前燕余裔作乱,曾上书请求消灭慕容垂等人,苻坚坚决反对说:“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诚,今而害之,人将谓我何!”云中都护贾雍因贪利而袭击匈奴刘卫辰,苻坚怒称:“朕方修魏绛和戎之术,不可以小利忘大信。”于是“免雍官,以白衣领护军,遣使修和,示之信义。”
 
十六国时期,尽管社会激烈动荡,民族关系非常复杂,但各民族仍在追求实现大一统的愿望,希望合作共赢,共创中华。这种状况之所以会出现,重要原因在于多数政治家将“以德怀远”“示之信义”等思想作为其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依据。
 
(三)“迁徙胡汉”与“胡汉兼用”机制
 
“迁徙胡汉”与“胡汉兼用”是十六国时期乃至中国古代各民族政权的两项基本策略,为各民族更大范围、更加广泛地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条件,也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途径之一。
 
“迁徙胡汉”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将各民族迁至各地区居住,从而形成各民族插花居住的互嵌型居住格局。如前秦皇帝苻坚曾“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陈留、东阿万户以实青州”,将各民族迁离原驻地,又将氐族大姓由关中迁至关东各地,以便加强对新附地区的控制。再如后秦与前秦争战,一次就“驱掠男女五万余口而还”。据学者的初步统计,十六国时期徙民户数达数百万,人口千万以上,涉及全国各地。大规模民族迁徙推动了多民族互嵌状态的形成,奠定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分布格局与社会结构基础。
 
“胡汉兼用”机制即收拢各民族人才参与国家治理。如刘渊称帝时,“以右贤王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左于陆王宏为太尉,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上常崔懿之、后部人陈元达皆为黄门郎,族子曜为建武将军”。其中,刘宣、刘宏、刘曜、陈元达为匈奴人,崔游、范隆、朱纪、崔懿之为汉族士人。再如后燕慕容垂建政后,“以其左长史库辱官伟、右长史段崇、龙骧张崇,中山尹封衡为吏部尚书,慕容德为侍中 、都督中外诸军事 、领司隶校尉 ,抚军慕容麟为卫大将军,其余拜授有差”。“库辱官”“段”“慕容”是鲜卑姓氏,张崇、封衡则为汉人。
 
“胡汉兼用”策略使各政权获得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打牢了政权根基。另外,这一策略带来的民族通婚、政治合作等现象,增强了民族互信,保障各民族始终处于共创中华的良性发展轨道上。
 
三、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认同基础
 
中国古代各民族在认同本民族的基础上,伴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普遍在地域、政治、历史、文化、民族等方面产生了更高层次的认同。这种更高层次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中华民族由“自在”走向“自觉”的深厚底蕴。整体来看,各民族本为一家的族源认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认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十六国时期乃至中国古代各民族共创中华的三大认同基础。
 
(一)各民族本为一家的族源认同
 
族源认同是民族认同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基于一定的历史基础,在特定文化场域中形成的来源认知、归属承认和情感依附。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实践活动为族源认同提供了历史舞台,各民族的族源认同也为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创中华提供了重要动力。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族源认同是各民族将始祖追溯为黄帝,将黄帝置于中华民族共祖的地位。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既详细勾勒出三皇五帝一脉相承的华夏族谱系,又将其他民族归入黄帝后代脉络中,认为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如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族源为黄帝的思想从历史文本走向现实场景,得到各民族的广泛认同。如匈奴族刘渊宣传自己是汉室后裔,称“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再如慕容鲜卑族认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
 
总的来说,虽然各民族族源为黄帝的思想认识不一定完全符合民族发展史的事实,但各民族想方设法维持血缘联系的行为,有助于增强民族亲和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更重要的是,族源认同现象根源于各民族本为一家的心理认知,可以最大限度地夯实民族团结的基础,有效避免大民族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使中国古代各民族虽有矛盾但会寻求多种渠道进行化解,有战争却努力争取和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因此,充分认识、挖掘中国古代族源认同现象及其历史文化内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认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文化认同的基本指向,各民族在共创中华的过程中实现了不同群体文化由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的重大转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十六国时期,文化认同现象比较普遍。以价值观念为例。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价值理念具有一定的认同感,甚至能将其他民族文化价值理念的部分内容提升为本民族价值观的核心部分。如鲜卑族首领慕容廆与羌族首领姚苌都高度认同儒家学说的价值判断标准,慕容廆认为“吾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姚苌临终前更是教导其子姚兴说:“汝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备,吾无忧矣。”再以服饰文化为例。魏晋时期,“燕代多冠步摇冠”,慕容鲜卑首领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步摇冠于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多有出土,其纹饰既有中原文化因素,又包含匈奴、西域等的多种文化因素,是集中原农耕文化、西域绿洲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于一体而为鲜卑族认同的文化产物。十六国时期,在多种文化认同现象的影响下,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认同符号逐渐形成,如各民族统治者对诸子先贤十分认可与推崇,南燕国君慕容超诏令中多称“孔子曰”。再如各民族政治家对龙文化符号非常崇拜,羯族首领石勒字世龙,石虎字季龙,后赵宫室也多以龙为装饰。当时“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石虎正会,殿前有白龙樽。作金龙于东箱,西向,龙口金樽受五十斛”。
 
十六国时期的文化认同现象生动展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认同内涵,促使各具特点的文化基因、文化规则和文化情趣融于一体,促进不同民族互相了解、减少隔阂、增加共识,推动多民族文化向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提供了精神文化养料。历史经验表明,各民族文化在相互认同的过程中能够提升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认同,有助于培育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和共有的精神家园,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既包括各民族对所属政权的信任和依赖,也包括对政权发展道路的认可与支持,主要表现为各民族认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具备一体意识、大局意识和发展意识。
 
中国古代各民族主要的政治认同是实现国家一统,寻求社会稳定。如十六国时期,沙门释道安曾询问前秦皇帝苻坚为何执意进攻东晋,苻坚的回答是:“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后凉太常杨颖曾劝谏吕纂:为政“当兢兢夕惕,经略四方,成先帝之遗志,拯苍生于荼蓼”。再如北凉建立者沮渠蒙逊宣称自己的政治志向是“五纬之会已应,清一之期无赊,方散马金山,黎元永逸”。胡夏政权的建立者赫连勃勃也有天下太平后“归老朔方,琴书卒岁”的感叹。
 
十六国时期乃至中国古代各民族对统一与安定的追求,体现的是各民族向往国家统一、期盼和睦相处的政治认同。这种只有国家统一才会有美好生活的政治心理认知,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力量,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证。
 
西北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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