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十九世纪以降，欧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由于近代启蒙思想的独立发展、世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渗透、支配，各国国教统治的生活统一体瓦解，基督教理想逐渐丧失掉它的整体力量。在近代市民—资本主义社会与官僚制—军事国家的双重力量的夹击下，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疏远甚至断裂了，社会理论不再关注古代与神学，而蜕变为一种独立的、唯物的科学，神隐之后的当代知识不免沦为偏狭。
作为德国古典社会学的重要代表，恩斯特·特洛尔奇奠定的社会学致力于总体文明研究。其社会学问题意识介于马克思和韦伯之间。一方面，他同情地理解马克思，赞成更高的精神文化需要经济基础、需要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作为前提，而另一方面，论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他和韦伯一样批评僵化的决定论，所谓经济基础，更多意味着一种条件，如果不依靠外在于经济事实的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等领域的事实，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经济基础本身，经济基础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伦理价值；更有甚者，如果上层建筑不能恰当地守住经济基础的限度，那么它最终也会被建立经济基础的本能毁灭。因而特洛尔奇倡导社会学包含着“世俗的自然法”和“理想自然法”双重法则。
过渡到伦理价值的领域后，特洛尔奇并没有走入韦伯价值多神论的境地，对韦伯这位“浸透着虚无主义气质的战士”来说，价值的实现落在个体的行动上，他自主地选择、追随某一价值理想，投身事业，通过实践塑造出某种伦理人格和生活之道，而移情的理解、科学的因果解释和基于“理想类型”的比较视野，都构成了行动者建立同经验的价值关联的手段，由此一来，政治伦理的判断就内嵌于政治行动本身。但这样，我们就面临丧失伦理统一标准的危险，特洛尔奇有意识地消解韦伯的激进性，以此扼住传统的缰绳，在他看来，伦理指向的是整体的意涵，它之所以可能，一定曾经或当下扎根在民族或欧洲的共同信念当中，为此，特洛尔奇诉诸基督教社会史的考察，正是希望指明，基督教欧洲的大一统精神依然具有生命，随着时代的变迁，教会和教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每一阶段的不同领域里，发挥着涵育和教化人心、包容自由和秩序的社会价值的作用，甚至起到调和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的效果。同样作为新教出身的学者，特洛尔奇却走上了和韦伯相反的道路，他致力于将新教拉回天主教的整体视野，强调古典与现代的延续性、教会与教派精神的实质同一性。
在如今世界文明冲突的时刻，如何从比较的视野出发，创造性地激活我们自身的文明遗产，而不陷入俗套和偏执，无疑是摆在每一位学人面前的要紧问题。反观特洛尔奇的社会理论，无疑能给我们提供诸多启迪。
《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1期
社会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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