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上天是至高无上的。宋代的祀典中，昊天上帝与五方帝都属于“天帝”，被列入上祀。
昊天上帝也称“昊天”或“上帝”，是“天神之尊贵者”，主宰着天地宇宙，古籍中往往将其等同于“天”。此外又有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等五方帝，代表着“五行精气”，并主管四时变易。宋太祖干德年间（９６３—９６８），朝廷采纳了太常博士聂崇义的建言：“皇帝以火德上承正统，请奉赤帝爲感生帝。每岁正月，别坛而祭，以符火德。”因而作爲宋王朝感生帝的赤帝，地位又有别于其他四帝。各级神祇还有不同的配享，昊天上帝就以太祖爲配，后亦以太宗、真宗迭配。
根据“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观念，皇帝是“天之子”。天子要表现对上天的尊崇，莫过于举行隆重的祭天之礼，祭天是皇权及政权合法化的标志。《宋史·礼志》记载：“宋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谷，孟夏大雩，皆于圜丘或别立坛；季秋大飨明堂；惟冬至之郊，则三岁一举，合祭天地焉。”其中，爲隆重的就是三年一次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在南郊或明堂举行的祭天典礼了。周密的《武林旧事》详尽地记载了南宋时祭天典礼的繁复和盛况。
在冬至日举行的祭天大典，一般在当年元日就下诏准备了。首先，修内司要将郊坛修饰一新，并搭建数百间“青城斋殿”，“悉覆以苇席，护以青布”，以供祭天时戒斋之用。同时，差官兵在太庙至郊坛南门、城门至皇宫正门间修筑长达九里三百二十步的御路，“皆以潮沙填筑，其平如席，以便五辂之往来”。爲保证皇帝的安全，还要“以车五乘，压之以铁，多至万斤，与辂轻重适等，以观疾徐倾侧之势”，并进行“闪试”，以测试车辆在遭遇突发情况时的情状。祭典前一个月，要对各个重要环节“次第按试习仪”，演练活动排得满满当当，“殆无虚日”。祭典前十日，所有的执事及陪祀官员和宗室成员要分别到尚书省和太庙“受誓戒”，以免举行大礼时出错。祭典前夜，卤簿、仪仗、军兵于御路两旁分列，点上火盆、大烛，使太庙至郊坛之间“辉映如昼”。宰执亲王、贵家巨室等皆不远千里，不惮重费，数月之前就预定好位置，观看这三年一次的盛况美景。于是，二十里间，“列幕栉比”，不仅珠翠锦綉绚烂，虽寸地不容闲。还引来“歌舞游遨，工艺百物，辐辏争售，通宵骈阗”。祭典当天，皇帝乘玉辂，从以金、象、革、木四辂，以驯象前导，千官百司，法驾仪仗，锦綉杂沓，“声容文物，不可尽述”。南宋的郊坛规模虽比不上北宋后期，但也够壮观的，天盘至地高三丈二尺四寸，通七十二级，分四层。上广七丈，共十二阶，分三十六龛。午阶阔一丈，供天子升降，其余各阔五尺。皇帝登祭坛时，“天步所临，皆借以黄罗，谓之‘黄道’”。还专门有人手持大金盒，将其中的冰片、龙脑“迎前撒之”。皇帝先后祭拜昊天位、皇地祇、祖宗位，然后进行奠玉，祭酒，读册，亚、终献，赐胙，送神，望燎等繁复的程序，祭典纔算告一段落。第二天黎明，皇帝又登上大安辇，举行“登门肆赦”，赦免犯人以表示上天恩泽。届时也是“教坊排立，奏念致语口号”；“诸军队伍亦次第鼓吹振作。千乘万骑如云奔潮涌，四方万姓如鳞次蚁聚”，声势亦不亚于祭祀日。每次祭典都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从太庙到青城排列的仪仗就有六千八百八十九人。皇帝所乘的玉辂爲青饰，下有各类祗应人三百二十一人。其他四辂，分别以黄、红、浅色、黑色装饰，辂下各有一百五十六人，其冠服顔色并依辂色，十分醒目齐整。此外还有六军仪仗官兵二千二百三十二人，鼓吹五百八十三人，导驾乐人三百三十人等。周密因此而感慨赋诗曰：“万骑云从簇锦围，内官排立马如飞。九重阊阖开清晓，太母登楼望驾归。”
如此排场，花费极爲可观。宋太宗至道末年（９９７），朝廷年总收入是“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但“三岁一亲祀郊丘，计缗钱常五百余万”，花费约占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以至于不得不“大半以金银、绫绮、絁紬平其直给之”。真宗景德年间（１００４—１００７），郊祀费用增至七百余万，再加上泰山封禅、汾阴祀后土所花费的八百余万，使朝廷财政不堪重负。即便是以节俭著称，“屡命官裁节”的宋仁宗，于明堂祭天的费用也达到一千二百余万，以至于“转运使复于常赋外进羡钱以助南郊”。据统计，有宋一朝，共举行南郊大礼五十七次，明堂大礼四十八次，所费钱财可想而知。隆重、奢华的祭天大典足以显现朝廷对天的崇敬，衹是这一目标的达成是以劳民伤财爲代价的。
祭天大典基本上三年一次，且是皇帝作爲“天之子”的专利，普通民衆若想举行稍具规模的祭天行爲就要受到官府的干预了。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民衆好敬神，每年春天都自发集资敛物，请来僧道，汇集士女，举行隆重的祭天礼。仁宗时，张友直爲知州，认爲此举违制，就果断下令禁絶，所敛财物全部归公，“建学以延诸生”。既然不能举办典礼式的祭天，那麽平日里不同阶层的宋人又是如何表达对上天的敬意呢？
宋代有挂天灯、烧天香的习俗，上至皇宫，下至民间，都认可这一做法。端明殿学士林希的《蘜堂野史》关于宫内烧天香有这样一段描写：
禁中帝及两宫，各有尼道并女冠各七人，选于诸寺观年三十以上能法事者充，随本殿内人居处。每早轮一尼一道，导上于佛阁前赞念，导上烧香佛道者各两拜，又导下殿烧天香四拜，又导至殿门后殿出视朝，方退。
这些养在皇帝和皇太后宫内的尼及女冠，其主要任务就是每天早晨轮流引导皇帝在佛阁前赞念，然后又向佛、道神灵上香礼拜，再引导皇帝烧天香祭拜天帝，随后把皇上引至殿门，恭送皇帝上朝。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点：其一，皇宫内也保持了多神崇拜，天子在佛阁前既拜佛，也拜道，还拜属于原始信仰范畴的天帝；其二，皇帝向天帝的礼拜次数要成倍于对佛、道神灵的礼拜，这或许可以证明，在“天之子”的心目中，天帝的地位是要高于佛、道之神灵的。
此外，每年的元旦清晨，景阳钟声响起，皇帝就要“精虔炷天香，爲苍生祈百谷于上穹”，这是以烧天香的方式向天帝祈求新一年的风调雨顺。
官僚士大夫阶层也有烧天香的做法，笔记中比较典型的史料是叶梦得《石林燕语》所记赵抃的故事：
赵清献公每夜常烧天香，必擎炉默告，若有所秘祝者然。客有疑而问公，公曰：“无他，吾自少昼日所爲，夜必裒敛，奏知上帝。”已而复曰：“苍苍渺冥，吾一夫区区之诚，安知必能尽达？姑亦自防检，使不可奏者如有所畏，不敢爲耳。”
赵抃是景祐年间（１０３４—１０３８）进士，神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其爲政善因俗施设，猛宽相济，爲世所称道。曾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势，时称“铁面御史”。其爲人长厚清修，乐善好施，平生不治赀业，不畜声伎。入蜀爲官时，仅以一琴一鹤自随，是爲官清廉的典范，被誉爲“世人标表”。赵抃身居高位却能自律如此，与其内心对天帝之敬畏之心有关。他认爲，自己每天烧天香，把一天的所作所爲向天帝汇报，天帝未必能够知道，不过以此作爲警示自己的手段：凡是不敢告诉天帝的事情，就决不能做。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对天帝的尊崇和敬畏是赵抃爲官立身的重要精神支柱，烧天香，衹是这种虔诚心理的表现形式而已。
平民百姓挂天灯、烧天香的行爲很普遍，南宋咸淳年间（１２６５—１２７４），黄震在知抚州的时候，就经常见到这一景象。他在《咸淳八年正旦晓谕敬天说》一文中说：“每五鼓行轿，率见街市挂天灯、供天香，辄爲欣喜。”黄震之所以对百姓的这一举动感到欣喜，是因爲他认爲：“盖人知敬天，何事不善？此本州风俗好处。”可见，“敬天”是黄震爲关注的民风之一，而挂天灯、烧天香，不过是敬天具体的表现形式。第二年，黄震撰《咸淳九年正旦再谕敬天说》，再一次表示对这一习俗的“不胜赞喜”，并且认爲：“近来风俗尤好，词讼顿稀，年谷丰登，疾病不作，此皆吾民敬天之效，可贺可贺。”他指出：“天灯荧煌，天香纷郁，神明在上，此心肃然，邪念尽消，耳目聪明，四肢百骸亦皆轻爽，此时此心直与天一，岂不乐哉？”所以，他希望百姓“而今而后自正月初一日至一年三百六十日，自天灯、天香至事父母、友兄弟、处宗族、接邻里、应干交财买卖诸事，百爲此心，常新此心，常正此心，常敬天明明。上天随处照临，则吾民自作多福，长享太平，其乐亦无穷矣。”
值得重视的是，黄震的“敬天说”超出了一般人对上天的认识。他认爲上天有四。其一，日月星辰风雷雨露皆是天。因爲那是“长我、育我、又生五谷蔬果以活我性命，若使有一欠阙，我便无以爲生”。所以真正的敬天，是“于此无一不敬”，至于那些“拜祭塔庙、迎引社会、枉费财物”的行爲，衹不过是“信邪造罪，即非敬天”。其二，朝廷是天。黄震认爲本朝天子是尧舜以来爲仁慈的君主，“凡前代严刑重敛游幸土木调遣征行干戈争战扰民之事一毫无之”。且朝廷的一系列措施皆是替天行道，“如立条法是禁奸戢暴使我归善，如取官赋是养军卫边使我安乐”。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黎民百姓的幸事，所以百姓应该“知惭知愧依公服理，以上体朝廷，使天下长长如此太平，方爲敬天。若自逞雄豪，不有官法，皆非敬天”。其三，父母是天。因爲“天生万民，生生不息，故父母之气便是天之气。父母生我，父母便是天”。其他如兄弟宗族内外姻眷等亲戚关系，都是由此一气发展而来。所以，对父母亲人要“备尽恩爱，方爲敬天。若爲财物所昏，爲血气所使，一有违忤，皆非敬天”。其四，自身亦是天。黄震认爲，人是靠“天之清气”得以生存的，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因而人之所能皆“非我自能之也，皆天也”。而人心又是人身之主宰，所以，“我举一念，人虽未知，此心先知，即是天知。人必先使此心端正，方爲敬天。若起念害物，或欺心瞒人，皆非敬天”。黄震的“敬天说”融合了传统的对“天”的崇敬以及儒家竭力提倡的忠孝观念，对百姓的思想及行爲作了实实在在的教化要求，把虚无缥缈的天帝崇拜转化爲遵纪守法、敬老爱幼、无私坦荡的爲人准则，如此敬天，限度地满足了统治者维持社会稳定的要求，因而黄震要反复呼吁：因敬天之心，推广敬天之实，风俗日美，长享太平，不胜幸甚！
选自《笔记语境下的宋代信仰风俗》
叙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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