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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里亚与秩序重建:在索马里法律政治中寻找神的正义
发布时间: 2022/9/1日    【字体:
作者:Mark Fathi Massoud
关键词:  索马里 法律 政治 正义  
 
 
在接下来的讲座中,马斯乌徳教授介绍的是他最近出版的著作。《Shari‘a, Inshallah》追溯了近150年来索马里人以沙里亚之名推动人human权rights与rule法of治law的努力,反思了世俗法治进程的传统观念,并提出对更高权力的信仰都可以引导人们走向法治。
 
“在遭受了西方殖民的国家中,人human权等法学观念很容易被视作西方强权的另一种压迫手段,但是宗教信仰中的社会正义却仍然能够引起共鸣。”
 
宗教、虔诚的教徒与人human权,谈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今天的人们第一反应或许都是一些负面的例子——
 
基地组织、ISIS;斯里兰卡的佛教徒恐怖袭击;冲击国会的美国法西斯主义者;加拿大天主教会在历史上对北美原住民儿童的虐待;英国教会为曾经从奴隶贸易中获利而道歉……
 
在深入探讨伊斯兰的案例之前,我们首先要问:沙里亚 (Sharia) 究竟是什么?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政治系法律研究主任马斯乌德教授 (Mark Fathi Massoud) 选择了音译,因为它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一套名为“伊斯兰法”的法律体系(国家法律法规),而是一种基于《古兰经》和《圣训》的更为广泛的道德指引。
 
马斯乌德教授强调,沙里亚本来具有的两个特点是:
    1)阿拉伯语词根来自“道路”,
    2)可以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诠释。
 
然而,在当代”恐沙里亚“ (Sharia-Phobia) 的语境中,尤其是在西方,沙里亚成为了独dictatorial裁control统治、压迫女性、限制人human权的代名词。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各州的“反沙里亚”立法,听到议员给沙里亚贴上与人human权不能兼容的“邪恶”的标签。
 
不仅仅是伊斯兰,现代宪Constitutionalism政主义思想通常将宗教视作对自Liberalism由主义的威胁。
 
于是,马斯乌德教授抛出的研究课题是:宗教能否建立和平?
 
在战争之后,宗教能否起到限制独断专arbitrary权power、重建法治的作用?
 
马斯乌德教授将目光投向了位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
 
在大众文化中,这个国家充斥着战乱、饥荒、海盗——最著名的描绘当属奥斯卡获奖电影《黑鹰坠落》。
 
在年度“失败国家” (Fragile/Failed State) 榜单上,索马里也确实常年位居一二。
 
在进行了深入的史料研究和民间调研之后,马斯乌德教授认为,沙里亚或许能够为和平打下社会和法律基础。
 
当地一位20岁的年轻律师 Tayib (化名)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Tayib 一直在为和平与人human权不懈努力,但是,他的梦想不是成为国家总理或者联合国官员,而是通过成为宗教领袖 (Sheikh) 来引导国家与国民的未来。
 
不仅仅是索马里——据美国民调机构和智库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在世界范围内,穆斯林大体支持将沙里亚作为本国官方法律,并且在性别上男女没有显著差别。
 
那么,神能否终结暴力呢?
 
马斯乌德教授的论点是——
 
对于高于人类的全能存在的信仰或许能够引领人民走向法治。
 
毕竟,法治 (rule of law) 本身也像神学一样,是区别于人的治理的存在。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宗教提供了复制西方模式的另一个选项,不仅仅转头看向外国,也仰头看向神的智慧。
 
马斯乌徳教授的研究方法结合了档案研究 (archival research)、参与观察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质性访谈 (qualitative interview),以及重返校园——法学出身的他在伯克利神学院旁听了一整年的研究生课程。
 
他最近的课题一边延续着第一本著作中关于法治何以成为殖民或独authoritarian裁统治的基石的思考,一边拓展向宗教的领域拓展。
 
在历史上,沙里亚也确实屡次沦为殖民者和独authoritarian裁者的工具。
 
在英属索马里兰保护国保护国时代 (1884-1960),为了抗衡反对非穆斯林统治的当地百姓,英国殖民者曾经派出伊斯兰学者,辩称沙里亚也不乏对帝国统治的认可。意属索马里也有同样的案例。
 
后殖民时代,政变夺权的索马里第三任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 (任期1969-1991,内战爆发后流亡;于1972年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曾表示:“古兰经里没有任何一个反对socialism社会主义的章节。”
 
到了2010年前后,“沙里亚立宪”登上舞台,索马里国会通过沙里亚为官方法律。
 
这是为什么呢?一位受访者说:
 
“因为比起其它任何法律,索马里人更愿意相信沙里亚。伊斯兰教能让法律更为动听。”
 
在此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索马里妇女也在为沙里亚立宪欢呼雀跃,这似乎有悖于传统宗教压迫女性、女性反抗宗教桎梏的普遍观念。
 
当时马斯乌徳教授的假设是影响性诉讼 (impact litigation) 的可能性——既然沙里亚写入宪法,那么索马里妇女就可以通过宪法法庭,提出对沙里亚的不同解释,从而引起立法和司法变革和公共政策的改变。
 
然而,与索马里穆斯林女权主义活动人士的对话超出了他的预想,或许也令他反省西方视角的局限性。
 
她们的声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虔诚:“我所采取的每一步行为都是基于我的伊斯兰信仰。”
 
其二是实用主义:有人说,“[宗教领袖]总是给我们扣上妄图传播西方价值观的帽子。”有人说,“只有先推广我们都是穆斯林的概念,才能逐步拆除父权体制。”
 
在这样的对话中,马斯乌徳教授逐渐勾勒出了一个无法被明文定义、存在于索马里人心中的、对沙里亚的想象。
 
被问及如何定义法治,索马里人大多提到了三个方面。
 
首当其冲的是沙里亚。
 
其次是“Xeer”,即传统和习俗。
 
第三点,“法”的部分则较为模糊。人们提到了法庭、成文法、欧洲法、殖民法、国际法、世俗的东西等等。但这些描述也不乏共同点——这些都是舶来品。
 
换句话说,沙里亚似乎成为了外国强权的对立面。
 
马斯乌徳教授认为,这些观点对于法律与社会的理论意义如下:
1) 为了建立法治,精英阶层和草根活动人士同时都在一边利用、一边抑制宗教。
 
2) 信仰是一种更高权力:宗教既是法的基础和支撑,也为向法提出异议起到了促进作用。
 
因此,依法而治或许也是神学的一种。
 
依法而治要求人们服从某种更高权力,从而限制政府的势力。
 
法是一种更高权力,神自然也是。
 
法与信仰是人类在人类能力之外寻求正义的两种领域。
 
由此,马斯乌徳教授的结论是,现有的法学研究无法涵盖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单单谈论人human权rights、司legal法改reform革是不够的。
 
或许我们还需要把视线收回到宗教和信仰。
 
正如人human权律师对所有人作为人类存在而与生俱有的权利深信不疑,人human权律师试图帮助的这些索马里人也对神的力量有着相同的、甚至更热烈的信心。
 
宗教与人权并不需要二选一。
 
Q:宗教与道德观念相辅相成。如果宗教被写入法律,那么在当代社会,如何限制法作为神的代理的管辖范畴,从而使法律仍然是道德的最低标准 (law as an ethical minimum)?
 
A:一方面来说,不同的人对这个范畴有着不同的理解,会需要一个协商的过程。另一方面来说,这也确实是独dictators裁者热爱沙里亚的理由。如果你成为了编纂法律的人,那法律就是你的武器。
 
守望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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