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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传说与中华文化认同——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
发布时间: 2022/9/1日    【字体:
作者:熊威 张琴
关键词:  鲁班传说;西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容提要
 
鲁班传说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流传广泛,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西南少数民族在接受鲁班传说的同时,对传说进行再编创。鲁班传说重构并巩固了他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进而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反映了传说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民间文学资源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文学在口耳相传中形成历史记忆,而“不同少数民族的群体记忆,通过民间文学这样一种形式,以一个‘共同的记忆结构建立了一个整体’”。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提出后,该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但既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政治、理论和政策层面,自下而上的经验研究较少。本研究以鲁班传说为例,深入西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具体发掘传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运行机制和文化逻辑。
 
目前,学术界关于鲁班传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主题流变研究。在20世纪80至90年代,许钰就开始关注鲁班传说,细致梳理了鲁班传说的历史流变过程及其近代以来呈现的统一性与差别性特征,相关成果辑录于《口承故事论》。二是故事类型研究。比如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和顾希佳《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都对鲁班传说的类型进行了划分,但内容比较零散。三是比较研究。刘守华和李福清就中印木鸟故事的源头问题展开了学术争论。刘守华指出印度木鸟故事源于中国鲁班故事,李福清则认为此类故事是印度故事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古老的鲁班造木鸟故事合并的结果。在刘守华研究基础上,林继富进一步进行了木鸟故事的汉藏比较研究。四是与鲁班传说相关的社会文化研究。李世武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探讨鲁班传说与民间信仰、民间仪式的关系。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工匠精神”这一文化符号与鲁班形象的共通性,他们以传说为切入点,讨论“工匠精神”的历史、内涵、价值等。
 
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研究基于文本内容的解读较多,对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关注不够,忽略了鲁班传说背后隐藏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而且,现有研究更关注汉族地区鲁班传说,对少数民族地区鲁班传说关注较少。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鲁班传说的文本内容丰富,艺术形式多样,成为中国鲁班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关注鲁班传说在西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呈现形式与内容,不仅可以推动鲁班传说乃至中国传说学的研究,而且对探索鲁班传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承与发展十分重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探讨鲁班传说与西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关系,更有利于发掘传说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
 
二、鲁班传说与西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
 
鲁班传说在中国颇具影响,其文化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鲁班又名公输般,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著名工匠,鲁班的高超技艺是传说得以流传的社会基础。据许钰研究,鲁班传说的发展大致分为如下阶段:在先秦和汉初,鲁班事迹的记载多是关于其如何发明、制作物件。汉魏至唐代则是鲁班传说发展的重要时期,鲁班形象及事迹逐渐传说化。这种传说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扩展鲁班活动的范围;第二,增加虚构、夸张和神异成分;第三,关于鲁班本人的身份出现种种歧异说法。宋元到近代是鲁班传说大扩布、大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到了近代,鲁班传说遍及全国各地区。除了汉族地区鲁班传说数量大大增加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水族、壮族、布依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彝族、苗族等,也出现了与鲁班相关的诸多传说。少数民族地区的鲁班传说可能在近代以前就已产生,但具体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笔者认为,西南少数民族在接受鲁班传说的同时,结合本地风俗文化和生产生活,对鲁班传说进行了再编创与再生产,表现出少数民族群众的审美意识、价值取向和文化情感。
 
鲁班传说从汉族地区传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多族际共享的母题,如解决建造难题、墨斗被毁、发明锯子等。在西南地区流传的鲁班传说中,不少文本都记录了鲁班与各少数民族的友好交往。云南白族《鲁班传〈木经〉》、白族《锯子的来历》、蒙古族《鲁班和旃班》、水族《鲁班造屋》、布依族《木马》、布依族《罗汉脸壳》等讲述了汉族师傅鲁班不远万里到少数民族地区传授木匠手艺。白族《鲁班的墨斗》、白族《木花柱子》、白族《篾圈圈和小木槌》、水族《鲁班造鱼》、布依族《墨斗和锯齿》、布依族《鲁班传富经》2等讲述了鲁班帮助他们建造房屋、解决木作难题、摆脱生活困境。同时,结合本地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西南少数民族也对鲁班传说进行了文化再生产。很多传说强调鲁班入乡随俗,与当地人打成一片。比如,鲁班将《木经》编成白族调子,传给白族人民;鲁班在与水族人民交往中,喝糯米酒、食清水江鱼,不仅帮他们建房子,还为他们在都柳江中造鱼。此外,鲁班还被一些少数民族纳入其文化信仰和神话叙事体系。布依族流传的《人造房子的来历》3将鲁班与布依族始祖盘古王相联系。在该传说中,受盘古王命令,鲁班帮助布依族建造房屋。房子建成后,布依族从树上、洞里移居到房屋内,免受风吹雨打。云南文山流传的壮族《巧匠造木人》4保留了鲁班造木人传说的重要情节:造木人、儿子送饭、通过是否流汗辨别木人,同时当地人将鲁班造木人与瑶族、壮族、苗族“同出一源”的神话记忆相融合,对传说进行了再创作。
 
鲁班传说不仅融入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之中,还影响了当地的节日文化和仪式体系。比如,鲁班节是云南蒙古族的特有节日,通海县流传的鲁班传说《鲁班和旃班》讲了鲁班节的来历。鲁班弟子旃班学成归来后,向蒙古族人教授建筑工艺。旃班晚年时,想拜他学艺的人很多,但他只在每年四月初二收徒弟,因为这是鲁班送给他《木经》的日子。每到这一天,旃班都向新收的徒弟讲解《木经》,同时又让出师的徒弟进行各项技艺表演。旃班还用最好的檀香木精雕了一座鲁班师傅的像,放在讲堂里,鼓励学徒努力学好各种技艺。旃班去世后,当地人民在每年的四月初二都集中到村中的庙里做会,过鲁班节。鲁班节会期三天,村里杀猪宰羊、搭台子唱戏、舞“高抬”、划彩船等,活动的参与者不限于蒙古族,周边的汉族、彝族等民族也被邀请参与聚会。鲁班节一个重要的仪式是把鲁班木像用精心装扮的神轿抬着到各村巡游一圈,一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场面热闹壮观。
 
除了节日中的祭祀活动外,鲁班作为手工业的祖师爷,在民间建房祭祀仪式中占据重要位置。西南少数民族鲁班传说中有不少关于建房仪式祭祀鲁班的记载。布依族《木马》讲道,布依族人建造新房要在鸡叫头遍时,先将围席、衣服、梳子等东西放在堂屋头祭奠鲁班和他的母亲,等到天亮以后才把新房子的柱头立起来。蒙古族《鲁班和旃班》讲到蒙古族人盖房子的时候,要在正堂屋里摆上一平升米,米上插一把等子和一把弯尺,以此纪念鲁班和旃班两位祖师的高贵品德,同时也祝愿自己的新房子能够在鲁班弯尺的顶立下永远坚固。房子建成后,他们会赠送给木匠师傅这一平升米和一套新衣服,祝愿他们像鲁班和旃班这两位祖师爷一样品德高尚、技艺精良。建房祭祀鲁班的仪式,不仅在传说中形成共同历史记忆,也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延续。比如,侗族在建房过程中要举行两大仪式:一是新房落成庆典,二是开财门仪式。开财门仪式中,造门的木匠师傅扮成鲁班仙师,来踩门的福人扮成财神,然后由仙师向财神发问,发问内容以一组问答歌表现。楚雄彝族工匠建房,会用木棍制作象征性的锯子、曲尺等模型,还会将写有“曲尺童子之神位”“墨斗郎君之神位”“赐封鲁班仙师鲁国公输子之神位”的三个神牌插入盛满米的斗中,举行祭祀仪式。可见,鲁班传说已经深度融入西南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与当地生产生活、节日仪式、民风民俗、民间信仰都有密切联系。
 
三、鲁班传说与中华文化认同路径
 
传说虽不是传统史学意义上的客观历史,但传说与历史文本都是“某种叙事逻辑和结构支配下的产物”,都是“一种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具有建构性,人们总是根据现实需要,出于某种信仰、兴趣和愿望,对过去进行建构和叙述。所以,传说作为承载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经过不同创作主体的改编与再创作,始终与现实生活保持紧密联系,成为建构和表达文化记忆的载体。当我们把目光移向日常生活,我们可以窥见隐藏在西南鲁班传说背后的“历史心性”。借助鲁班传说,西南各少数民族不仅凸显了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加强了多民族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共享的鲁班文化符号,夯实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增强了多层级的文化认同。笔者认为,鲁班传说背后呈现出递进式的文化认同,在本民族文化认同和多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并增强了中华文化认同。
 
(一)本民族文化认同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鲁班传说大多带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其首要目的是解释本民族文化事象的来源、发展与变迁,赋予本民族文化事象以神圣性,增强本民族文化事象的历史感和文化特色。通过这种方式,鲁班传说增强了西南各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在中国传统社会,手工业占据重要的地位,建筑、房屋、农耕、生活用品等都离不开木工行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鲁班传说多将本民族木作技术、木作工具与鲁班联系在一起。比如剑川被称作“木雕之乡”,当地木作文化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南诏政权时期。当时居住在剑川的白族人民主动学习汉族先进的工具和技术,同时大量蜀地木匠被掳掠至南诏,这些工匠艺人促进了工艺交流,白族木工技艺由此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剑川流传的《鲁班传〈木经〉》强调“木匠之乡”四个字是很久以前鲁班亲口封赠给剑川白族人民的。在该传说中,鲁班还作为神圣的技艺传授者,将记载着丰富木作知识的《木经》和木匠重要工具尺子赠予白族人民,并传授他们木匠技艺。行业祖师爷鲁班特赠的叙事模式,赋予了白族木匠技术以神圣“光环”,增强了白族群众的文化自豪感和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云南蒙古族也采用这一文化策略。在《鲁班和旃班》传说中,鲁班将《木经》赠送给蒙古族弟子旃勤,因为他吃苦耐劳、聪明好学、虚心且尊重师傅。鲁班还将旃勤改名为旃班,让他把木工技术传授给蒙古族群众,后来当地的蒙古族都跟着旃班学会了建筑工艺。因此,西南各少数民族流传的鲁班传说都将本民族木匠文化与鲁班这一祖师爷联系在一起,通过文化赋魅的方式增强本民族文化认同。
 
此外,借助鲁班传说,西南少数民族为本民族节日提供了合理化解释,通过节日的仪式展演增强传说的文化真实性,进一步强化本民族文化认同。比如火把节、三月三、泼水节、古尔邦节等节日是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标识。对一个民族而言,差异化节日既是其文化独特性的表现形式,也是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来源。云南蒙古族的鲁班节独具特色,传说与节日的相互建构,极大增强了云南蒙古族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鲁班节丰富的仪式活动反映出云南蒙古族对鲁班的崇敬与信仰。同时,仪式性巡游活动又不断唤醒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巩固了云南蒙古族对鲁班的文化认同。“节日和仪式定期重复,保证了巩固认同的知识的传达和传承,并由此保证了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的再生产。仪式性的重复在空间和时间上保证了群体的聚合性。”通过一年又一年的节日和仪式,云南蒙古族关于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得以巩固,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增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自然提升。
 
(二)多民族文化认同
 
传说流布的过程就是文化共享的过程。“以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在不同的场合来演唱或讲述,在这个过程里,传说的一些情节或场景,逐渐地趋向稳定,这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是一个普遍的文化认同过程。”鲁班传说在西南地区流布的过程中,共享的母题有助于多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强化了多民族文化认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鲁班传说,很多都讲述了鲁班与各少数民族友好交往的故事,或传授技艺、或解决建造难题、或共同劳作、或帮助弱者。在这些传说中,鲁班以超越汉族与西南各少数民族界限的文化使者形象出现。
 
《锯子的来历》讲道,鲁班是最早的木匠,剑川白族木匠都曾受教于他,锯子是他和剑川白族木匠一起发明的。《木马》称鲁班住在遥远的北方,每天早出晚归骑木马到布依山区传授木工技术。鲁班母亲误骑木马到了布依山区,当地布依族人贴心地照顾她。《罗汉脸壳》说道鲁班收了十几个布依族后生做徒弟。其中有个叫覃大力的徒弟不用心学本领,鲁班就制作了罗汉脸壳约束他,让他学到了本领,成为布依族能干的木匠。《鲁班和旃班》还讲道鲁班对待各民族学艺者的态度:“无论哪个民族的来学,他一律平等对待,不偏不倚。”鲁班不仅传授少数民族技艺,还与他们共同劳作,帮助他们建造房屋建筑。《鲁班的墨斗》描绘了鲁班与大理苍山人民共同开采础石的和谐画面;《鲁班造鱼》讲鲁班骑木马到都柳江畔帮助水族人修建房屋,水族人则顿顿用上好糯米酒招待他,为了帮鲁班醒酒,水族人还会翻山越岭到清水江上游捕鱼给他食用。鲁班为了报答水族人的恩情,就用杉木枋子、板子和墨汁造出了鱼,撒进都柳江。在当地流传的鲁班传说中,还有不少关于鲁班帮助少数民族解决困难的记载。鲁班帮助白族人民修建玉皇阁,解决缺柱子木料的难题(《木花柱子》);他帮助布依族人摆脱贫穷,获得财富(《鲁班传富经》);他向白族小孩阿松赠送篾圈圈,让阿松免受师傅的打骂,后来又帮助阿松获得银两回到家中(《篾圈圈和小木槌》)。在这些传说中,鲁班都以汉族人的形象出现,他不仅帮助西南少数民族建造房屋,而且还传授技艺。在此过程中,鲁班成为连接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使者。
 
除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往外,西南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一个共同地理区域,彼此会产生诸多联系。西南少数民族的鲁班传说在讲述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过程中,还会关涉周围其他民族,形成超越民族界限的区域文化记忆。比如,云南文山《巧匠造木人》讲巧匠在大森林造木人,他把瑶族造在沟边,壮族造在半坡,苗族造在坡梁上。因造的木人被妻子轻易识别出来,他一生气便放火烧了所造木人。“住在沟边的瑶人,因地势低,被烧得煳焦焦的,全身都黑了。所以现在住在沟边的瑶人,就喜欢穿黑衣服。住在半山腰的壮人被烧了,但烧得不厉害,所以现在壮族就喜欢穿蓝衣服。住在山顶的苗人,被烧得到处跑,有的被烧了几处,有的没有烧着,所以便有花苗、白苗,他们的衣裙有的是花的,有的是白的。”通过鲁班传说,壮族在进行本民族历史建构的同时,也强调了其与周围的瑶族、苗族的祖源关系。这种建构记忆的方式被王明珂称为“根基历史”。这类“弟兄祖先”神话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了自己民族与周围民族的同根共源关系,而“同出一源”的根基性情感在群体凝聚上至为重要。传说通过这种方式逐渐建构共享的文化记忆,进一步增进了西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和现实交往。因此,鲁班传说超越了西南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界限,建构了多民族文化认同。
 
(三)中华文化认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符号则是想象共同体的媒介,民族共同体实质上是符号共同体。所以,文化符号对凝聚民族情感、形成民族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文化符号都有此功能,只有那些文化底蕴深厚、影响力深远的文化符号,才能成为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文化资源。鲁班是典型的中华文化符号,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这决定了鲁班传说可以成为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
 
在西南少数民族鲁班传说中,鲁班一般被尊称为鲁班爷、鲁班师傅。壮族《鲁班学艺》讲鲁班学得手艺后造出木马、木人、锯子等工具,建造了许多楼阁桥梁,“千百年来,深受人们敬慕,直至现在,所有土木工人都崇拜他为祖师”。在布依族流传的《墨斗和锯齿》《罗汉脸壳》中,鲁班都被尊称为“鲁班师傅”。在白族流传的《篾圈圈和小木槌》中,鲁班被亲切称为“鲁班爷爷”。这些尊称彰显了鲁班在西南少数民族心中的神圣形象和崇高地位。另外,鲁班传说还反映了对鲁班的崇拜。尤其在建房仪式中,祭祀鲁班是重要环节,这一传统在民间社会保留至今,比如前文提到的西南地区侗族、彝族在新房建成时,会举行专门的鲁班祭祀仪式。在汉族地区,“上梁”喝彩习俗十分常见,其中也有大量祭祀鲁班的仪式活动。可见,无论汉族还是西南少数民族,这种对鲁班的情感具有文化共通性。透过西南少数民族的鲁班传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虽然西南少数民族鲁班传说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但是其核心文化要素却高度一致。同时,鲁班传说也彰显了西南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他们不仅接受和传承了鲁班形象和事迹,而且还注入了很多地方文化色彩,进一步丰富了鲁班传说,使之成为连接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中介。
 
另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伦理思想十分浓厚。鲁班作为各民族手工业的祖师爷,各民族工匠都是他的弟子,大家同出一门。就像祖先作为一种符号以血缘方式整合一定区域的文化认同,鲁班同样是一种文化符号,以拟血缘的方式,加强汉族与西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纽带关系,唤醒各民族心中的“根基性情感”,为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提供重要助力。
 
借助鲁班这一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西南少数民族逐渐形成并强化了中华文化认同。“共同的文化和文化认同感是‘民之为族’的核心要素。而同一性或一体性文化在广大民族成员中横向传播和代际传承,则离不开文化‘符号化’、符号‘扩散化’机制。”鲁班作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伴随着鲁班传说的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传播,逐渐成为凝聚国人情感的文化标识。因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鲁班传说及其衍生的民俗文化事象,为中华民族共享的鲁班形象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不仅是西南少数民族参与中华文化符号塑造的过程,也是西南少数民族表达中华文化认同的文化实践。
 
有学者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从文化认同上表现出来。中华文化认同包括三个层面: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认同。”从鲁班传说来看,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与以上三个层面都有联系,并呈现出递进式的文化认同路径。首先,西南少数民族鲁班传说凸显本民族文化特征,形成自身的文化记忆,增强本民族文化认同。其次,西南少数民族鲁班传说强调作为汉族文化代表的鲁班与各少数民族友好往来,同时将周围民族纳入本民族叙事体系中,形成西南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交流,通过“同出一源”和“弟兄祖先”的记忆模式,实现多民族文化认同。最后,鲁班传说在多地区、多民族和多文化的流传与发展过程中,凝聚了各民族的文化共识,已经成为实现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之一。就内在逻辑而言,三者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并对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个层次:族群意识、他族意识、中华民族意识。可以看出,借助鲁班传说的文化再生产,西南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得以增强。
 
结语
 
西南少数民族在接受鲁班传说的过程中,积极将传说与本地日常生活相融合,生产出大量带有地方特色的鲁班传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鲁班传说,既与当地生产、生活和艺术等内容息息相关,也成为当地历史记忆、民族记忆和文化记忆建构与表达的资源。借助鲁班传说,西南少数民族彰显了本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并形成本民族文化认同、多民族文化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的递进式发展轨迹。也就是说,在鲁班传说与现实互动的基础上,西南少数民族逐步强化了自身的中华文化认同。
 
目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其关键在于如何调动各类文化资源,增强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传说是一种活态的文化资源,它来源于各民族的文化创造,也影响各民族的文化情感。传说具有时代性、流变性和建构性特征,可以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对传说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媒介,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传说等民间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这不仅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象征资源,也是开展民族工作的现实抓手。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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