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斯兰教研究的缘起
问：王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穆斯林》杂志的专访。您长期关注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请您谈谈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缘起。
王建平：一个人从事什么样研究工作，与他所处的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17岁时我从上海下乡去了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先后在弥勒县东风农场（1970-1974）和开远解化厂电站（1974-1979）务农务工。云南是我国南方穆斯林人口较多的省份。元明时期，中央王朝为加强南方边疆的经营，一批批穆斯林军士在云南军民屯区防戍屯垦。我当知青的红河州弥勒、开远等地有不少穆斯林。十年间，我与穆斯林建立了友谊，对他们的信仰、习俗既有较充分的体验和理解，也有一些疑惑待解答，这或许为我之后研究伊斯兰教埋下了“种子”。
同时，我能全面地从事伊斯兰教研究得益于求学路上的启蒙恩师。1979年我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本科，受杨兆钧先生的教导。杨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大学留学，研究伊斯兰教史和土耳其史。他学成后先在西北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西安调至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分管民族教育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杨先生调至青海担任青海民族学院政史系主任等职务，从事撒拉族研究。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对国外问题研究的指示下，云南大学设立西南亚研究所，开展阿拉伯、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国别研究。由此，杨兆钧先生从青海奉调到云南，在西南亚研究所工作，专攻土耳其史和伊斯兰教研究。因为历史系课程与西南亚研究所课程交叉，我 便选修了他的伊斯兰教史的课程，对我启发很大。杨 先生开设的这门课程是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高校开设 较早的伊斯兰教课程。杨先生不但有扎实的学识、广博的视野，还能写非常漂亮的英文和阿拉伯文板书，讲述中国伊斯兰悠久的历史。杨先生有仁爱之心、品行高洁，为人随和，喜欢和学生沟通，有问必答。在他的课上，我有幸被选为课代表，我常向先生请教问题。在谈及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时，他常说：“各民族有各民族的信仰，要相互尊重，不能以信仰定族别。土耳其人大多信仰伊斯兰教，但民族仍是古突厥族的后裔，美国大多数人信仰基督教，但其民族五花八门。宗教是一种文化，是认定民族成分的条件之一，不是决定族称的唯一条件”。可以说，杨先生为我打开了从事伊斯兰教研究的大门。受杨先生及之后的导师金宜久先生等的影响，多年来我也倾向于从文化的角度来定义宗教，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宗教。宗教主要是追求灵性活动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伊斯兰教亦如此。
问：您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攻读宗教学硕士研究生，成为任继愈先生的弟子。任先生是哲学家，对您学术研究的主要影响有哪些？
王建平：1983年我本科毕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宗教学硕士学位，任继愈先生是我的导师。求学期间，我最记忆深刻的是任先生坚持要求伊斯兰教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学习阿拉伯语。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规定一种语言课程必须有4名以上学生选修才可以开课。当年整个研究生院只有我是伊斯兰教专业，需要学阿拉伯语，但无法开设阿拉伯语课。任先生得知后，立即通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科研处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同志，说这门课以宗教所的名义开设，教师讲课报酬则从他由所里代管的历年积存的稿费中支取。由于任先生的积极支持，研究所聘请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阿拉伯语教师为我专门开设了阿拉伯语基础课程。我受先生的恩惠学了一年的阿拉伯语，后来又自学把四册阿拉伯语教科书基本学完。对研究伊斯兰教来说，掌握阿拉伯语是非常重要的。此后我在长期接触我国伊斯兰教史料过程中收集了穆斯林日常使用的近两千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做成卡片，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伊斯兰教词汇表》（伦敦寇尔松出版社2001年）一书。这一成果应该得益于任先生和北京东四清真寺于广增阿訇等的支持。
1990年我自费留学国外时常想起任先生教诲，学宗教学要经得起坐冷板凳，要认真收集史料。我从瑞典隆德大学博士毕业回国后仍回到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回国后遇有一事至今记忆犹新，我在《宗教与世界》发表了一篇有关中亚伊斯兰教的论文。一个多星期后，我收到任先生的一封来信，他祝贺我回国后的学术进步，同时指出论文中某个地方的措辞不妥。我非常感慨，先生日理万机主持着许多重要的工作，却又以非常微弱的视力来读后生的文章，并以坦诚之心指出不足。这样细微的小事背后是先生的高风亮节和认真治学的精神，令我难以忘怀。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我硕士研究生报考的方向是伊斯兰教研究，实际指导老师为金宜久先生，我在金先生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伊朗社会中的乌里玛阶层及其历史作用》。金先生在为人、为学、为事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课堂上金先生教授我们伊斯兰教研究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金先生结合自己在埃及进修的经验和收获，鼓励我们有机会多出去学习交流，开阔视野。他主张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伊斯兰教需要掌握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占有更多的原始资料。
二、瑞典求学与收获
问：王老师，您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的一批留学生，与大多数去美国或阿拉伯国家从事伊斯兰研究的留学生不同，您去了瑞典，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去瑞典留学呢？
王建平：1986年我硕士毕业留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20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政策允许自费留学，我便辞去了工作，自费留学瑞典。留学瑞典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时代的影响，当时东欧剧变，国际上掀起了反社会主义的浪潮，申请英美国家留学有较大的困难。我便选择向埃及、巴基斯坦以及加拿大、瑞典等与中国友好的国家提出留学申请，后来收到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内附高昂的学费账单。好事多磨，最后我收到了瑞典隆德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免除了我的学费。事后想来，在瑞典留学收获还是很多，我读的是宗教学专业博士学位，通过比较宗教学角度研究伊斯兰教。另外，瑞典保存了不少新疆伊斯兰教的历史资料。所以，这里还是比较适合从事伊斯兰教研究。
问：您觉得瑞典比较适合从事伊斯兰教研究，是基于哪些考虑呢？
王建平：首先，在瑞典深造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因为瑞典需要重修硕士学位课程，其中不少涉及伊斯兰教，拓宽了我的研究视野。其次，瑞典有良好的学术环境。瑞典没有殖民史，一直是中立国，学术也持中立态度，且有着深厚的人文学术传统。此外，在对外关系上，瑞典是西方世界中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对 中国比较友好。
瑞典的学术风格介于欧洲和美国之间，既吸收了美国学术的批判性和资料鉴定的批判精神，同时承继了欧洲学派语言的功底，强调语言和史料的基础训练，以及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全面把握。比如研究我国伊斯兰教，既要了解儒释道基本知识，又要具备伊斯兰教的基础知识，也就是说既要具备islamic knowledge（伊斯兰学），也要具备sinology（汉学）相关知识。
我的两位导师雅尔伯教授、奥森教授都是瑞典人，他们除了懂丹麦语、挪威语之外，还懂阿拉伯语、英语、德语和法语。雅尔伯教授曾做过外交官，在中东工作多年，后来任教隆德大学，是当时瑞典唯一研究伊斯兰教的讲席教授。奥森教授还懂波斯语、土耳其语，从小生活在基督教家庭中，后来成长为左翼知识分子，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他从事人类社会学和人类语言学研究，经常去土耳其、肯尼亚、叙利亚和印度做田野调查，尊重不同的信仰。在他看来，不同信仰都有真理性，彼此相互尊重，虽有差异，但求同存异。
这种共通性的哲学和宗教倾向对我影响比较深。因此我觉得伊斯兰教，在传播之初已经吸收了希腊罗马文化。因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东西方的称呼也不同。比如对中国来说，伊斯兰世界是西域，是西方。对西方来说，伊斯兰世界是东方。对伊斯兰世界来 说，希腊罗马是西方，中国是东方。因此，没有绝对的东方和西方，没有纯而又纯的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或者东方文明。人类的历史长河里，不同文明是相互影响的。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去对待他人、做研究。这就是我在瑞典留学最深的体悟之一。这一点， 我国穆斯林先贤在几百年前就看到了，所以他们的思想极具包容性，汇聚成内容丰富的中国伊斯兰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既保留了阿拉伯波斯伊斯兰的优秀文明，同时吸纳了儒释道的思想元素。牟钟鉴先生认为中华文化多元通和，我觉得世界文明也是一样，需要交流互鉴。
问：1996年您的博士论文在瑞典公开出版，这是较早向西方介绍我国伊斯兰研究的重要作品，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博士论文选题、主旨及其相关情况。
王建平：因为我在云南下过乡，博士选题就是13 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云南的穆斯林历史研究，主要是探讨云南穆斯林与当地的居民在文化上既融合又保持特色的复杂历史过程。我是希望把我国伊斯兰研究介绍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不断推动文明交流。
为完成论文，我查阅了云南地方志、碑文资料和马注、马德新、马联元、马安礼等人的伊斯兰著述，还实地调查收集资料。我通过研究发现，在这几个世纪间，云南穆斯林经济和文化健康发展，云南伊斯兰教学术水平发展到新的阶段，大量伊斯兰教著述在云南刊行。云南穆斯林学者著书立说，参与宗教对话，以理性的态度来理解中国社会中除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比如在马德新的著作里，就涉及伊斯兰教与儒释道的比较研究论述。这场伊斯兰教本土化运动，是一场文化自觉运动。此外，我的博士论文还涉及云南穆斯林与当地少数民族，比如彝族、纳西族、哈尼族、白族、藏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等。
我将博士论文寄给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汉学家李渡南教授（Donald d. Leslie）。李渡南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犹太教的著名学者，在法国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过汉文。他对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非常熟悉，用英文出版了《中 国伊斯兰教汉籍考》和《传统中国的伊斯兰教史》。李渡南教授对我的博士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列入堪培拉国立大学本科生有关专业的必读参考书。美国圣荷莲学院李普曼教授为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写了近20页的评论。夏威夷大学杜磊教授除了写评论以外，还千里迢迢到瑞典隆德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并担任主辩师。总的来说，我作为改革开放后去欧洲留学的学者，能用英文将中国伊斯兰历史介绍出去并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我是引以自豪的。今天我国讲文化自信，作为中国文化构成之一的中国伊斯兰文化，也需要世界的了解，不断推动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交流互鉴中深耕中国伊斯兰教研究
问：我们知道，您曾出版论文集《露露集——略谈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关系》，请您谈谈这本书的要旨。另外，为何以“露露”命名呢？
王建平：这本论文集试图从跨文化、跨社会的角度研究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关系、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和文化特点等。书中除几篇论文是我博士论文个别章节翻译整理而成，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回国后在科研和教学单位撰写发表在国内各学术刊物的稿件。在求学数十年的生涯中，我牢记导师们的教导：不管是谁，追求真理的心愿是一样的，“心同理同”。这本论文集出版的目的是为更多的学术讨论和争鸣敞开大门。当时中国近现代哲学著名专家、上海重点学科中国哲学学科负责人陈卫平教授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工作，将中国伊斯兰文化思想纳入中国哲学体系中研究，从中国哲学重点学科课题费中拨款资助出版该书。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本论文集为什么要用‘露露’两字？那要追溯到1993年3月，我在瑞典留学时报名参加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瑞典隆德大学联合组织伊斯兰教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代表团到埃及学术考察和旅游。我们参观访问了埃及首都开罗的许多著名清真寺、伊斯兰教贤哲的陵墓外，还访问了埃及古老的科普特教的教堂和犹太教的会堂。我们不但与埃及当时的总穆夫提进行了座谈，还很荣幸地受到了科普特教皇和几位大主教的接见，与开罗的犹太教教职人员交流，了解了处于伊斯兰世界重要地带的犹太教徒社团的历史。我们还了解了埃及的伊斯兰组织和现代思潮。参观之余，热情而好客的埃及伊斯兰教组织接待单位为我们安排在尼罗河上游览。当我们坐上游船在绿盈盈的尼罗河上荡漾时，两边美丽的风景尽收眼底。沿尼罗河畔的开罗市区的高楼大厦群中有一幢 楼顶上闪耀着由霓虹灯组成的阿拉伯文：“lulu fi al-Nile”（尼罗河中的珍珠）。让人触景生情，我顿时觉得包容了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的埃及伊斯兰文明不就像灿烂的珍珠吗？在埃及，我们感受到穆斯林群众对其他宗教文化的包容精神和宽广胸怀及平和的气象。联想到自己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博士论文的史料中融合了中国儒释道文化的中国伊斯兰文化不也像“珍珠”那样绚烂夺目吗？因此，我特别喜欢阿拉伯语珍珠一词“lulu”发音，汉字“露露”好似清澈剔透的露水清凉而朴质。我希望这部汇集自己学习心得的 描述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关系的作品像一串珍珠那样闪亮，又像早晨的露珠那样纯洁晶莹。
我用阿拉伯语的谐音“露露”来题名，阿文书法是现任中国伊协会长杨发明阿訇写的，他当时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伊协的负责人。“露露”既是对中国社会各宗教和谐相处最美好的呈现，也是对世界文明对话的期望。恰如2019年习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所说：“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问：您整理出版了许多西方传教士关于中国伊斯兰教方面的老照片，您是如何关注到这些资料。它们有哪些重要价值？
王建平：2002年我参加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联合召开的“伊斯兰教和儒家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并宣读了《浅谈马德新的“天”的观念》一文。会上我还为纽约州立大学村田幸子博士作汉语翻译，她发表的论文题为The Synthesis of Islamic and Neo-Confucian Cosmology in Liu Zhih’s T’ien-fang hsing-li（《刘智〈天方性理〉中伊斯兰教与新儒学在宇宙论上的合一》）。这次会议我结识了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此后杜维明先生提名我参加他发起的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对话课题，因此我就有幸去哈佛大学访学。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是北美中文书籍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之一，不仅藏有丰富的中国古线装书，而且收藏了相当丰富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由曾在中国长期生活过的西方传教士生前的捐赠组成，其中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毕敬士捐赠的照片等资料居多。我在燕京学社图书馆最早接触到的是传教士毕敬士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的记载资料。毕敬士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拍摄收集了近千张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照片，涉及西北、华北、华中、华东等区域的穆斯林经济生活、清真寺、 教职人员、宗教建筑、宗教刊物、文化习俗等方面。为了纪念他的朋友哈佛大学中国与内亚史教授约瑟夫·弗莱彻博士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贡献，毕敬士将自己在中国拍摄的照片、笔记和收藏的有关中国穆斯林的书籍等捐赠给了哈佛大学，保存在燕京学社图书馆。他捐赠给哈佛大学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资料包括三十二大盒资料、三大本照片集和数百册中外文书籍，其中还包括他的岳父塞缪尔·字威默博士和英国传教士伊萨克·梅益盛等传教士在中国拍摄的老照片及收集的资料。梅益盛早于毕敬士夫妇来到中国，离开中国时将自己收集的一部分书籍送给毕敬士，另一部分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中文典籍在其回国途经美国时转给了纽约公立图书馆。此外哈佛燕京图书馆还收藏了霍顿（中文名为“海映光”）传教士拍摄的5000多张照片底片，包含反映藏传佛教和我国西北伊斯兰教的照片。这些资料被放置在特藏书库，由林希文博士管理，仅向专业学者开放。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有幸接触到这些老照片。我觉得将这些沉睡的原始老照片进行解读，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近百年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留下的中国伊斯兰教方面的老照片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无论是对中国伊斯兰教专题研究，还是文明对话研究都有重要意义。研究历史，就是要鉴别史料，分清是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二手资料，学会还原历史场景，把历史资料和历史人物置于当时当地的条件中去研究。
照片是“活”历史，画面是静止的，但相机焦距中的对象是真实的。照片作为历史资源，无声且凝重、单独而有关联。历史照片背后的涵义是什么？宗教史学科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图像资料，比如由前人拍摄的老照片来解释出所隐藏的真实情景，剖析中国 穆斯林的宗教结构、伊斯兰传统以及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社会的关系，因此，搜集历史照片、还原历史事实的学术工作非常有意义。
民国时期久经战乱，很多珍贵的伊斯兰教资料遗失，西方传教士的镜头记录下的原始照片，能够帮助我们分析和审视当时我国内地和新疆穆斯林的发展状况、穆斯林人物、清真寺建筑、经堂教育、穆斯林对基督教的看法等等。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的这些老照片很多没有文字介绍，甚至未注明具体拍摄地点。在不耽误教学工作的前提下，我向上海师范大学申请利用寒假多次前往美国，协助作文字注解工作，期间经哈佛大学授权我将老照片复印件陆续带回国，这也成为我开展 相关学术研究的基础性资料。同时我利用暑期走访国内相关地方，结合国内文献资料和健在的老人访谈资料，对民国时传教士留下的老照片进行考证。我在《中国穆斯林》杂志上还发表了相关论文，并出版了相关书籍，例如《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20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考察纪实》（合作完成，2014）等。
此外，我在国外发现了不少关于伊斯兰义理方面的研究文献和一些通俗的普及读物。比如我在美国纽约市立图书馆中看到了一些珍贵资料，然后制成缩微胶卷，从中遴选出从明末到民国三百年间中国伊斯兰学者编纂的汉文典籍进行整理、修复和影印。基于对 国内外资料的整理、收集、校订及汇编目录，我和上海伊协负责人先后合作编纂出版了《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2007）《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续编》（2016）《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三编》（2020），先后共计三十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它们在我国伊斯兰教史特别是在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问：您早年出版《近代上海伊斯兰文化存照——美国哈佛大学所藏相关资料及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重点关注上海伊斯兰教及其穆斯林社团组织，请您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相关情况。
王建平：关注上海伊斯兰教研究是我调至上海工作之后的事情。记得2005年在哈佛大学做“伊斯兰教与儒教比较研究”项目时，经日本学者松本真澄介绍，我在燕京学社图书馆找到了清宣统二年（1910）印行的《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线装书。这是一部反映清末上海伊斯兰教社团的重要历史文献，虽残缺数页，但有董事会董事亲笔手迹，非常珍贵。鉴于之前没有学术著作对此做专门研究，我便将其复印带回了中国。回国后，为设法补齐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本中的残缺部分，经时任上海市伊协会长白润生阿訇热情帮助在上海伊协资料室中找到了上海的藏本。我在对照、标点基础上，撰写了相关论文并结合前期收集到的传教士毕敬士收藏的上海伊斯兰文化照片，整理出版了此部著作。
上海伊斯兰教发端于元朝，明朝至清代中期，上海穆斯林人口自然增加，直到1843年上海开埠，外来穆斯林大量涌入。据史料记载，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南水患、时局不稳，南京穆斯林携眷来沪，聚居在南市草鞋湾一带，为宗教生活需要，在咸丰二年（1852）在南市（今黄浦区）草鞋湾70号修建了近代上海城区第一座清真寺即草鞋湾清真寺（俗称南寺），由此形成了由南京穆斯林聚居的“南京街”，以经营珠宝、古玩、餐饮为业。伴随外来穆斯林逐渐增多，同治九年（1870），南京穆斯林以“务本堂”（清真寺管理社团）名义集资在老北门一带修建了“穿心街礼拜堂”，又称“穿心街回教堂”，俗称 “北寺”，系近代上海市区第二座清真寺，位于黄浦区福佑路378号又称福佑路清真寺。为适应形势、管理发展需要，经过民主选举一人一票制度选出了上海清真寺管理的董事，马榕轩任总董，哈少夫、金彭庚任副董。董事会下设财务、教育、设备维修、宗教管理等部门。上海清真董事会是第一个具有近代社团意义的穆斯林组织。我们从《董事会志》资料中有关《致总协董赞词》便可得知产生的历史原因，“吾教穿心街清真寺，自先辈创建以来，数十年于兹。同教之侨寓者日益众，生齿日益繁，因而事务日益杂。昔年所办之学校，所立之公茔，以及本寺一切要举，莫不因陋就简，纷乱无章，久为人所诟病。当此宪政进行、自治成立之际，安可仍蹈因循不加振作？曩年同人曾议举董事，不果行。今特赓续前谋决议，在本寺行投票选举礼。”
上海清真董事会对中国伊斯兰教界和穆斯林社会具有样板作用。民国上海伊斯兰教界引进民主管理方法管理清真寺并建立穆斯林自治组织。
就思想文化领域的贡献而言，主持清真董事会事务的南京籍穆斯林中相当一部分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他们能顺应潮流，热心慈善、刊印经典、倡办学校。比如马廷树、金彭庚、哈少夫收集经训典籍，出资刻印刘智《天方至圣实录》、马注《清真指南》、 马德新《汉译宝命真经》等典籍，以开放胸怀兼容并蓄积极适应中国主流思想文化，推进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会通。为培养符合时代的宗教人才，董事会兴办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集资创办初级和高等师范学校，开设课程兼容伊斯兰教的科目、国学科目以及西方学校中的科学知识甚至英文、图画、音乐等，经汉相通、中西融会，实乃中国伊斯兰史上的创新之举。比如由哈少夫、马晋卿等人集资建筑三层校舍，第一、二层开办敦化小学，第三层为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达浦生任校长主持教务，“以期培养经汉兼通的开明师资”“养成传道著述，翻译阿、波文书籍，教授阿、波文之人才”，培养出“中国根基、教门底蕴、世界眼光”的穆斯林知识分子。1931年，马坚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毕业后受马晋卿资助赴埃及深造。在送别仪式上，师生纷纷感言，冀望他“对于国家观念与使命，更要负起，方尽中国回教徒之责任”（沙善余语），“立最高台阶之上，眼光放大，顾及全球者”（伍崇学语）。归国后，马坚先后任教云南大学、北京大学，成为中国高等学校阿拉伯语教育与伊斯兰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一。
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清真寺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成员办事公正，乐于奉献。他们成立穆斯林基金会，赞助马坚翻译《古兰经》，尊重学者，聘请像达浦生、哈德成等德高望重的阿訇负责上海伊斯兰教工作等。
四、伊斯兰教中国化背景下的学术期许
问：作为学术前辈，请您对青年研究者提一些学术指导。
王建平：我在上海师范大学开设一门课程《宗教学通论》，已有十多年。过去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公式化、概念化和情绪化，不利于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理解宗教和评价宗教。在教学中我发现有很多学生对宗教学不了解，对伊斯兰教有误读。我深感作为一名在东西方受过训练的学者更应该讲好这门课。为提高学生英文水平，增强国际视野，我坚持双语教学，带领学生研读经典文献，组织学生寻访上海宗教遗迹。我很高兴，通过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加深了对宗教的文化和社会功能的理解，而绝不是一味地批判宗教或者把宗教打入另册。
就学术研究而言，我觉得年轻人应努力做到内外两个结合。其一，对外的问题，需 要培养国际视野，加强世界文明对话，国际舞台上有中国研究者的声音；其二，对内的问题，就是修炼内功，涉及伊斯兰教的地方书写问题。比如加强中国伊斯兰教典籍研究、伊儒会通研究，不断寻求它在中国哲学领域的重要位置。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一千多年，早已成为中华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时事怎样变迁，中国穆斯林爱国爱教的历史传统始终未变。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国际局势波云诡谲，广大穆斯林更是要增进“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我们从传教士拍摄的老照片——20世纪40年代甘肃河州城（今临夏）城墙上悬挂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标语看到了西北穆斯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与祖国共患难的历史实况。前不久在上海疫情形势严重之时，我们看到上海穆斯林群众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或组建志愿者团队或捐献防疫物资生活物资，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家国情怀，就是在秉承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我是历史学出身的，深知历史研究对社会和民族发展的 重要意义，而历史研究尤其需要寻找一手材料，不能仅凭二手材料或者只看自己的材料而自说自话，需要站在他者角度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我年近黄昏晚年，在伊斯兰研究上谈不上成绩卓著。由于种种原因，很多研究资料散失在国外，我就是这些资料的爬梳者、搬运者，也是希望将收集的原始资料介绍到国内，为之后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性条件。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我是历史学出身的，深知历史研究对社会和民族发展的 重要意义，而历史研究尤其需要寻找一手材料，不能仅凭二手材料或者只看自己的材料而自说自话，需要站在他者角度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我年近黄昏晚年，在伊斯兰研究上谈不上成绩卓著。由于种种原因，很多研究资料散失在国外，我就是这些资料的爬梳者、搬运者，也是希望将收集的原始资料介绍到国内，为之后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性条件。
王建平，汉族，上海人，瑞典隆德大学宗教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伊斯兰教、宗教与国际政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曾任英国杜伦大学东方语言系客座副研究员和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康奈尔大学客座教授、亚利桑那大学访问教授等。出版有英文著作三部，编译一部、合编《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整理出版多部传教士关于中国穆斯林的资料集，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欧收藏有关中国新疆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中国穆斯林》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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