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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香德——传教士、学者和朝圣者》
发布时间: 2022/9/15日    【字体:
作者:杨熙楠
关键词:  《艾香德——传教士、学者和朝圣者》 艾香德 传教士  
 
 
编者前言
 
看着桌上这部被我翻得七零八落、页页破离的旧书,竟看了良久:这部夏普教授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Karl Ludvig Reichelt: Missionary, Scholar and Pilgrim 已被我翻了二十多年,记得每次看了十数页就摇头掩书,但却是欲断难断,成了我多年的心结,此时一段前尘往事徐徐浮现。记得我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就任道风山基督教丛林的事工主任兼副院长,主责协助北欧院长欧传基牧师(Rolv Olsen)[1]策划和推动符合本地教会需要的事工活动。在任职的最初三个月,我对于当时疮痍满目兼且百废待兴的道风山,有点一筹莫展的感觉,翻看道风山数十年来堆积如山兼封尘已久的工作文件,心情更是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万分敬佩艾香德和他的同工所共建的道风山异象,决意为这异象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另一方面,我又看见他们到处碰壁,受到内外的质难和批评,看见他们因此产生颇为严峻的内在矛盾,天天过着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日子。最初的直观感受已示意我,未来在道风山的日子将是举步为艰。
 
当时我是道风山上唯一比较年轻的男性同工,因此颇受年长同工欢迎。大家都不时拉着我闲话家常,也说起道风山的往事,氛围就像破旧寺院里老和尚拉着小和尚闲话家常,一并连破寺里一些隐而不见的潜规则和院中秘闻也娓娓道来,这些无从考证的秘闻[2]听得我糊里胡涂,无所适从。记得有天,我在检阅那些封尘已久的文档,直看得满天星斗,就到艾香德纪念图书馆翻看杂书,以求放空思绪。当时的图书馆馆长何香林老先生见我愁眉苦目的样子,遂过来与我聊天。他得知我的苦恼和困惑后,不慌不忙地在书架上找到夏普这部书给我,并坦言自己的英文不够用,不都看得懂,但这书的外借率甚高,不少西教士、神学生对这书的评价颇佳,这书或会引我走出迷津。我接过来就觉眼前一亮,作者竟然是赫赫有名的宗教现象学大师夏普,而且此书部分内容竟是写于道风山!于是,我连声道谢,如获至宝地回到办公室,闭门速读。由于我是身处书中场境,因此对其中的描述感同身受,甚有代入感。连续数天速速读毕全书,却未见我所期望的正面效益。一者,本书是作者以学术文体撰写的个人传记,行文夹杂学术论述和文献分析,理解甚为需时,速读并不可能;二者,由于夏普深谙北欧语言,可以翻阅差会内部文档以及艾香德工作日志,得以揭示艾香德不时受到中外教会及差会对其宣教路线持批评和反对的意见,以致不时心力交瘁,我作为读者,才发现原来艾香德一直徘徊于一念天堂与一念地狱之间,时常陷于困惑和挣扎之中。
 
速读全书一遍后,我还是呆站在死胡同中,茫然不知何处是吾家。记得在那段迷惘浑噩的日子里,我在艾香德纪念图书馆里又一次遇上何香林馆长,我像小和尚那般坦白地和大和尚抱怨道:「现在我更是迷惘了,按夏普的分析,艾香德的工作和时代是不可复制的,如是者道风山如何可能走出新路,更遑论要承先启后?」何香林馆长以他不疾不徐的声调低声地说:「那你就把他的书先搁在一隅,清心地到上帝那里求问他要你在山上做甚么,待你有了新的工作建树后,再回头来看这书,并对照一下你的工作和旧的事工有何异同,届时才反思也不迟。」我听后恍然大悟:是的!我对前人的传统暂且有个朦胧和大概的印象就足矣,在这百废待兴的时刻,我实在不宜被旧传统过于辖制,在这创始时期,我只需要掌握道风山的大方向和大传统,从中在上主那里领受智慧,开创设计适合我们新时代的事工,这才是正道。随后,我把阅读焦点放在道风山基督教丛林前任北欧院长何安石牧师(Ernst Harbakk)[3]的离任报告,在他的启迪下全面开拓道风山基督教丛林的四大方向:「神学研究,静修退省,中国基督教艺术,宗教对话」。三年后,我和刘小枫教授选取其中的「神学研究」方向,以专心一事的宏愿,在山上另立一所独立的学术机构推行「汉语神学」,机构命名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4]
 
时光飞逝,我在道风山已迈过二十九个年头。五年前,我已有计划把夏普这本经典著作译为中文,心想也是时候如已息劳归主的何香林馆长所言,藉本书来检定一下自己在道风山上的工作。在甄选译者的事情上,也颇具戏剧情节,正如《加拉太书》四章4节一样,「及至时候满足」,事就这样成了。事源二〇一七年浙江大学人文学部资深教授沈弘博士出任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访问学人,住访道风山三个月,来访的研究题目是中世纪文学与基督教教义的关联。在沈弘教授访学期间,我才发现他对近代传教士的历史和老照片甚有研究,且著作丰硕,[5]刚好我在过去十年也一直在整理和编注道风山的历史和老照片,我们的日常对话自然常常围绕着这个话题。我心想,沈弘教授实是夏普一书译者之不二人选,但他作为知名学人,手上必有不少重大研究课题,要抽空参与译事,加上翻译工作不被大学方面视为学术研究成果,我的邀请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求。沈弘教授在收到我的邀约后,于三个月访学完成之际,最终出乎意料地答允我的邀请,原因简单而唯一:志趣相投比实际回报更高是也。
 
在审校细读全书译文时,我不时感叹,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走的这条路与艾香德的路竟是如此相似,正如使徒保罗所言:「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罗8:28)。若要加以归纳,大致可从最初的「使命」、「发展路径」、「核心课题」三个方面来互相对照。
 
首先,就使命而言,当年艾香德的特别召命是「向佛教徒传道」(Christian mission to Buddhists),而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特别召命则是「向汉语知识人传道」(Christian mission to Chinese intellectuals)。说起「传道」或「宣教」(mission)这个专有名词,我们一般的理解是拯救灵魂或者教会拓展,又可以指比较前沿的社会变革,或者比较温和的社会服务;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来看,「传道」这个用词在意识形态主导下更常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连成一体,造成负面解读。[6]当代宣教学家贝万斯教授(Stephen B. Bevans)和施罗德教授(Roger Schroeder)在其著名宣教学经典教材《演变中的永恒—当代宣教神学》(Constants in Context: A Theology of Mission of Today)中指出,从历史神学的角度,初代教会甫一开始因着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底蕴就存有不同类型的传道模式:甲、拯救灵魂和教会拓展(罗马-迦太基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乙、寻求和发现真理(希腊化-亚历山大利亚教父奥利金[Origen]);丙、献身于解放和转变(近东-安提阿教父伊里奈乌[Irenaeus])。[7]艾香德作为二十世纪初叶传统意义上的传教士,他的传道模式包括甲类型是自然不过的事,但他同时也十分关注践行乙类型的传道模式,就是与中国宗教人共同寻求和发现真理,就此而言,这一「异行」便在他与同行及所属差会之间造成不可逾越的鸿沟。至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由于是民办学术机构并且没有教会从属关系,因此我们的传道模式可以自定为纯粹的乙类型:「平等对话」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与汉语学人一起寻求和发现真理。
 
由于艾香德和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采取的进路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教之路,我们从一开始都备受各方质难。艾香德一九〇五年在湖南沩山佛寺领受特别召命「向中国宗教人传道」,自此苦心学习汉语和中国宗教经典,期望能在中国各宗教的生活团体中传道和对话。七年后,即一九一二年,艾香德联同田莲德二人正式挂牌专向中国宗教人士传教;与此同时,不少传道同行也逐渐注意艾香德那些奇言异行,开始指责他有走向宗教混合之嫌。终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挂牌三年后,艾香德被其隶属的挪威信义会差会终止工作关系。[8]艾香德被迫另起炉灶,于一九二六年成立独立自主的差会,至今近百年依然运作如常。
 
相对而言,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五年六月正式在道风山上的莲德楼(Thelle House)挂牌成立。由于我们的主要合作伙伴是非教会从属的中国大陆学人,并且我们与这些非信徒的学人共同在汉语学界建构汉语神学,这些有违教会常理的工作原则遂引发教内神学人的关注,同年九月起在香港基督教报刊《时代论坛》以「中国亚波罗」为题引伸至「文化基督徒」的争论,这场争论也广泛地获得两岸三地教内外学人[9]共同参与讨论,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地持续讨论了近十个月之久,创下在全球汉语公共领域热论同一神学议题最长时段的记录。[10]我作为当时的局中人之一,这场论争更是提醒我要干实事,轻争拗,一砖一瓦地把汉语神学搭建起来,成就更多的学术成果,以备日后的学术界和教会界检定,届时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从反思角度来看,「文化基督徒」的论争反倒帮助我们爬梳汉语神学的学理基础,[11]因此我们在一九九七年出版了《文化基督徒—现象与论争》一书,把这次世纪论争完整地记录下来,并且从宏观角度邀请多名两岸三地以至北美学人提供「文化基督徒」的特殊历史和文化背景(即该书第一部分的「现象」),并把一九九六年五月之后未及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整理出版(即该书第三部分的「续论」)。[12]在这基础上,三年后,即二〇〇〇年,我们出版《汉语神学刍议》,[13]开始勾划汉语神学的工作蓝图,从此汉语神学成了一个停不了的故事。[14]
 
其次,艾香德和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不单在使命上类同,我们的发展路径也如出一辙,大致可分述为以下三个共通点:
 
一、重视汉语:艾香德凭着惊人的智能和毅力,在十五年内已掌握并使用汉语。他尽可能用汉语来思考、讲论[15]和书写这个主题:基督教可以向中国宗教学甚么,中国宗教可以向基督教学甚么?而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自一九九四年来一直致力把东西方历代基督宗教经典从不同语言迻译为汉语,并积极推动用汉语进行基督宗教研究,至今完成翻译和原创释义的作品逾380部。[16]
 
二、培育人才:自一九三四年起,道风山已设有宗教研究课程,[17]会通中西方宗教和哲学研究,培育专业的宗教研究人才。而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自创所以来不断拓展与中外知名大学的合作网络,至今逾70多所,与中外学界按汉语神学学科建设[18]共同培训立足于汉语学界的基督教研究人才。一九九四年至今,共有300多位教授(按人次计)举办了700多场专题讲座。
 
三、访学互动:道风山自开山起即接待不少访客在山上学习和研究,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一年,共接待542名佛教僧侣、281名佛教知识分子和40名道教道士。[19]而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自一九九四年起设有访问学人和访问学生项目,邀请中外学人和研究生来访道风山进行驻所研究,至今住访学人及研究生逾500人次,基督宗教研究奖学金名额逾1,000人次。
 
再者,「基督教中国化」是当下教内外的主旋律,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与艾香德在此核心课题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艾香德的进路是「道成肉身」。[20]艾香德认为,「道成肉身」意指上主是用中国宗教人的语言、生活和宗教经验来启示自己。因此,艾香德必须离开自己熟悉的信义宗传统,继而进入一个全新的「他者」世界,重新学习「他者」的语言、文化、思维和宗教生活,并以「他者」的思想资源和生活经验诠释耶稣基督的启示。[21]在诠释过程中,艾香德将为「他者」开拓全新境界,[22]同时也为自身的信义宗传统开拓全新的宗教经验。[23]
 
「基督教中国化」的课题,对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来说,便是让「汉语基督宗教研究」成为汉语学术传统的组成部分。[24]当我们致力翻译和诠释二千年来东西方基督宗教经典时,新的思想和价值体系将会得以创造和吸纳;[25]我们在翻译和言说过程中,必然使用汉语的古今文化资源和不同地域的生存经验;古代有儒道释,现代有西方思潮与马克思研究。[26]当我们持续不断地践行上述两项庞大的学术工程时,[27]基督宗教研究就自然地和必然地成为汉语学术传统的组成部分。[28]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三位资深学人。第一位是香港资深神学人李景雄教授,夏普教授这部英文著作是李景雄教授在一九八〇年代出任道风山普世教会中心[29] 社长之时出版的,承蒙李景雄教授惠赐中文翻译版权,使本书中译本得以面世,裨益汉语学界。第二位自然是译者浙江大学沈弘教授,他在百忙之中抽身迻译本书。沈弘教授对近代传教士素有研究,保证了译文的学术质量。但夏普行文有不少学究式的艰涩文句,若采直译,读起来颇为费劲。考虑本书内容主要在于叙事述人,我就大胆用上意译文体,较大篇幅地修订译文及补充编注,期盼达至雅俗共赏之效。第三位是研究所老友浙江大学梁慧教授,她为本书撰写了详尽的导读论文。文章不仅详尽介绍这位汉语学界都知悉其名但不甚了解的夏普教授,他在宗教研究专业学科、世界宣教史学研究和跨宗教研究领域的奠基地位及重要建树,亦点引出夏普作为世界知名的宗教史研究学者为何特别关注艾香德的研究,并且写作这部批判性和学理性并重的传记式研究论著。最后,梁慧教授藉赖夏普的世界宗教史方法连同整合历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现象学方法、哲学方法、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成果,并配上汉语神学人的视角,爬梳整理出艾香德的汉语神学;梁慧教授的研究进路正好展示了一众海内外汉语神学人的研究规范:融通中外学术的研究能力和建构具创见的汉语神学。
 
另外,由于艾香德一直要定期为东亚基督教道友会通讯刊物提供分享文章以取得人力及物力的支持,因而有千多幅相关的工作和生活照片得以保存下来。所有照片散见于早自一九二六年的印刷刊物[30]和不同传教士的私人相簿,可惜并没有采用有效的文档系统分类保存,更没有保存底片,因此可获得的图像质量未如理想。尽管有着如此多的限制,我作为一九九〇年代道风山历史的其中一位见证人和承传者,我一直自觉有责任梳理艾香德和道风山的历史。因此,自二〇一〇年起,我开始收集和整理艾香德和道风山的「老照片」,并在一众访问学人[31]的协力下爬梳每张老照片的背景和故事。由于本书是第一部艾香德的中文传记,为增加全书的写实性和可观性,我特别在每章后页加上相关的历史照片和说明,帮助读者走进艾香德的真实世界;顺着这个方向,我几经挣扎才下了大决心,战战兢兢地抽调出埋藏了近三十年的艾香德景风山工作日志[32]进行编修,并补上相应历史照片作为附录置于全书末端。如是者,我相信汉语版的夏普专著经过各方学人的精细加工和打磨,将大大提升译本的可读性,使艾香德的研究[33]更上层楼。
 
一九三八年,艾香德出版了中文著作《道风山的工作》。同年,道风山最大的建筑物「宗教研究院」(即今天的云水堂)也告落成。艾香德在《道风山的工作》第一章里开宗明义地指出,历时八载之久的庞大基建,旨为建立四大工作平台:一、宗教研究院以作预科和正科四年制的课程;二、基督教丛林以作教友洗礼、学友礼拜、道友招待所;三、宗教文化事业部以作阅报室、图书室、新声周刊社、道风杂志社、丛书编辑委员会;四、集会中心以作各种临时聚会、勉励会、退修会、灵修会。[34]当时艾老已六十有一,[35]我相信他应该知道这些工作不一定能在其任内有所成就;但他还是竭尽所能,毫无保留地完成这项伟大基建,不为自己,只为后人。论及后人,我很荣幸地在一九九〇年代起见证了道风山由一所北欧差会[36]逐步转型至今天山上四所独立自治但又互相支持的姊妹机构——亚略巴古、道风山基金会/道风山服务处、道风山基督教丛林和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今天的道风山与艾香德在一九三八年所列示的工作依然同曲同工,各自精彩。
 
本书的出版,旨为庆贺道风山开山九十周年及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创所二十五周年。在道风山开山八十周年时,我曾主编出版《风随意思而吹─艾香德与汉语神学》。当年的选集以挪威及两岸三地学人的研究论文为主,为艾香德研究铺下坚实的基础。在风随意思吹的感召下,我们能够把夏普这部批判式研究传记迻译为汉语,并且赶在这特别志庆的日子出版,确又再次经验与上主同工的奇妙和恩典。期愿我们在前人肩膊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使我们可以随着前人方向踏出新步,一切只为荣耀上主,使人得益。
 
二〇二一年七月草书于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莲德楼
 
 
新书信息
 
《艾香德——传教士、学者和朝圣者》
Karl Ludvig Reichelt: Missionary, Scholar & Pilgrim
 
夏普  (Eric J. Sharpe) 着
沈弘 译
杨熙楠 编审
 
「道风译丛」系列 33
道风书社 出版
978-988-8165-50-6
售价: HK$180.00
平装本:436 页
 
书籍简介
 
夏普(Eric John Sharpe, 1933-2000)是二十世纪的宗教史学大师,在宗教现象学、现代基督教宣教史、宗教对话等领域具开拓性的先锋学者,他的遗作是华人教会既熟悉又陌生的印度基督徒传记研究:《圣徒孙大圣之谜》(The Riddle of Sadhu Sundar Singh, 2004)。
 
本书是作者首部的传记研究,他的写作进路没有采取传统的编年史方法,而是围绕着艾香德作为传教士、学者和朝圣者这三重身份进行穿梭研究,突出艾香德在各人生阶段的身心灵挣扎,从中更呈现不同时期的人和事,有血有肉地描述了这位非一般的传教士如何踏上前无古人的宣教新路。从汉语神学角度来看,艾香德和他的中外同工,无疑是汉语神学的先行者。
 
中译本相比英文原作补充了大量参考数据,包括引文查证及注释原著提及的中外人名、地名、事件,并附上珍贵历史图片,尤其提供依据挪威文原稿大幅增订、查证和注解的景风山工作日志(1922-1930),多角度及全方位呈现艾香德的生涯及事工。
 
目录
 
编者前言(杨熙楠撰)
中译本导言(梁慧撰)
前言(李景雄撰)
 
导言
第一章 十九世纪传教士对中国佛教所持的态度
第二章 信仰复兴运动者艾香德(1877-1905)
第三章 准备时期(1905-1922)
第四章 南京的实验(1922-1926)
第五章 道友会在南京和上海
第六章 道风山(1930-1934)
第七章 暴风雨前的平静(1934-1939)
第八章 最后的年月(1939-1952)
第九章 回顾艾香德一生
附录一 道友会与牛津团体运动
附录二 道风山的会众名册和访客名册
附录三 参考书目
附录四 南京景风山工作日志(1922-1930)
 
汉语S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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