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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伊斯兰教古籍现代诠释的力作——季芳桐《〈天方性理〉注释、翻译及研究》评介
发布时间: 2022/9/23日    【字体:
作者:赛勤
关键词:  季芳桐 《〈天方性理〉注释、翻译及研究》  
 
 
明清之际,在我国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兴起了穆斯林知识分子对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活动。他们用汉文表达和阐发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和教律,使之与中国社会、文化及思想相适应,进而达到对话交流、调适融合。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汉文译著活动的目的在教内旨在改变以往伊斯兰教“教义不彰,教理不讲”的局面,宣传教义,维护信仰;在教外力求扩大影响,使更多的人了解伊斯兰教,做到“隔教不隔理”。虽然说汉文译著活动是明清时期穆斯林知识分子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延续和发展所做出的文化自觉行动,但其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交往、交流与交融,即广义上的“伊儒会通”,从而大大推进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译著活动中,穆斯林知识分子大量采用儒家学说,使用佛、道两家概念、术语及某些思想进行融化改造,阐发伊斯兰教教理和哲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体系,使中国的伊斯兰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汉文译著活动是伊儒会通的重要表征。
 
当前,学界对历史上汉文译著活动给予高度关注,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2022年5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季芳桐教授《〈天方性理〉注释、翻译及研究》一书是这项研究的重要探索。季芳桐教授长期致力于伊儒会通的研究。早在2015年他已经出版了学术著作《伊儒会通研究》,2020年又获批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伊儒会通思想研究”。《〈天方性理〉注释、翻译及研究》即为此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全书25万字,章节体例依《天方性理》原著而设,分为“本经”五章,“图传”五卷,分别进行概念注释、文章翻译和研究评述,外加自序、导读、跋等辅文。
 
 
理解一种宗教思想就必须从其理论入手,方能探究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鲜明特色。对于伊儒会通思想研究,作者充分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撷取汉文译著中刘智的《天方性理》作为注解和研究对象。“然最基本的工作还得依据惯例从理论著作的诠释开始,因此笔者选择了刘智的《天方性理》。”①
 
刘智的三部著作《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被称作“天方教中巨作”(乔松年语)。其中《天方典礼》在清代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中。上述三书为刘智著作的精华,所谓“《典礼》者,明教之书也;《性理》者,明道之书也。今复著《至圣录》以明教道渊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证道之全体也。”②《天方性理》即为阐述伊斯兰教之道(教义)和伊斯兰哲学的著作。作者在本书的导论部分较为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刘智的生平、师承系统、思想来源、与诸学派关系;总结和分析了刘智在宗教哲学领域、翻译方面的学术贡献。作者指出,刘智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建了一个汉语伊斯兰教理论体系,二是大大拓宽并推进了伊儒会通的进程,三是该著作理论是以伊斯兰教为基础,会通四教的理论。
 
在新时代宗教中国化语境下,本书的研究主题契合时代之所需,关注伊斯兰教中国化中最为关键的思想层面的中国化——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形成,以及伊儒两种思想之间的融会贯通,以此用来观照汉文译著活动与伊儒会通思想的现代启示意义,乃是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中国文化素有注经之传统。西汉儒生为阐发“微言大义”而注解经典,东汉经学家郑玄囊括大典,遍注儒家经典,唐代孔颖达等奉诏撰写注疏儒家经典的《五经正义》,“清儒经典注释之宏福是无与伦比的,而其探讨经义及其语言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前代不可比拟的。”③佛教早在古印度就有着发达的注释体系,传入中国后,佛经在翻译过程中须面对如何“正确理解佛经原义”的诉求,以及佛教在融入中国社会文化过程中受到儒家注经传统的影响,故而包括“注释”在内的种种解经方式被佛教广泛运用。两晋时期道安的佛经注疏开辟了中国佛经注疏的新起点,之后经过历朝历代的充盈,佛经注疏著作可谓卷帔浩繁、汗牛充栋。佛经注疏成为中国佛教中一个十分具有特色的文本现象。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早期战国方仙道和秦汉黄老道融会吸收了儒、墨、阴阳等诸家思想学说,至东汉末年道教的最终创立,其不仅形成了自身的注经传统,而且深受儒家经学注释的影响,南北朝佛、道之间的论争,唐一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使道经注疏一度非常繁荣。道教经籍的总集《道藏》的十二类之玉诀类即为对道经的注解和疏义,注疏著作数量可观。
 
基于此,伊斯兰教对传统典籍作出现代诠释当是注经传统的一种自然延续,本书对《天方性理》的题名、版本和校勘作了清晰的说明,然后据凡例对全文进行标点、翻译、注释和评析,是一部符合学术规范的现代汉语注释本。以下分别述之。
 
首先,作者针对题名指出,《天方性理》是重点阐述伊斯兰教的人心和人性理论的哲学著作,而之所以命名为性理,主要是为了附会儒家性理之学,引起士大夫们的注意或兴趣。这样的题解无疑是准确、合理的。其次,作者在《天方性理》版本的甄选上也非常严谨。《天方性理》版本较多,但其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初刻本佚失,目前所见的最早刊本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安愚堂本,此本被《续修四库全书》收录,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另清同治二年(1863)的滇南刻本,因马复初校刻过而学术价值颇高。因此,本书以安愚堂本为底本,并与滇南本进行校勘来注解全文。最后,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对《天方性理》的标点、翻译、注释及评述。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天方性理》的注解作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深化,一是对刘智好友黑呜凤疏解《天方性理》部分进行翻译。黑鸣凤疏解是理解《天方性理》乃至刘智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路径,翻译它显得很有必要。二是在相关章节增加了“综评”部分。综评是作者对一些晦涩难懂的概念、术语作进一步的解析,对相关思想、理论的研究心得,以及对部分宗教学说、观点进行评析。通过综评大大提升了本书的学术性。三是在大部分章节的译文中又增加了对一些词句的文义补充。由于《天方性理》是一部非常严谨的哲学著作,其内容丰富、语言精炼﹑哲理深刻。即使作者作了较为精准的现代汉语翻译,但其中涉及的概念、范时以及隐义依然较为抽象、深奥。作者的这一做法有助于读者更易于理解文义。
 
笔者认为,作者对《天方性理》的翻译、注释及评述准确地表达出了《天方性理》原文的意涵,勾勒出《天方性理》所构建的伊斯兰教哲学理论体系,注释部分是按照学术规范,对文中重点词句进行注解、说明,以此来补充、理解文义,相关章节的评述由表及里,分析精当。可以看出,本书的注解充分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深邃的学术思考。
 
 
作者除对《天方性理》注解外,亦站在学术前沿,结合最新研究动态,对许多学术论题提出了有价值的讨论和思考,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进一步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本书对刘智的师承系统与思想来源也表达了独到的见解。作者尤为强调明清江南世族的家学之风,以及家学传统通过家族这一载体得以承袭的重要性。他认为明清江南一带涌现出的一大批学者、思想家都具有家学渊源,并且这一时期伊儒两大学派的思想家皆出现在江南的世族家族中。刘智也无有例外,作者认为对刘智影响最大的是其家庭及父亲,刘智之父刘三杰是当时教界著名学者,刘智在自序中专门谈及父亲的指导和自己的治学经历,其余则一概阙如。可见,家学对刘智的影响是很深的。同时,作者的观点也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代表江南地区伊斯兰教的金陵学派与代表西部伊斯兰教的陕西学派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差异。金陵学派依赖于家学渊源,成员多是学者或思想家,而陕西学派依托经堂教育,成员多为阿訇等教职人员。关于刘智的思想来源,于国内是继承了王岱舆的思想,这已成为学界共识。于国外,作者认为刘智主要继承了伊本·阿拉比一系的苏非思想,是该系在中国伊斯兰教的杰出代表。首先,刘智的《天方性理》采辑经书中对其思想影响至深的几部波斯文经籍都是伊本·阿拉比一系的苏非著作;其次,刘智选择“有”作为哲学核心范时,与伊本·阿拉比理论的核心“存在”近似;最后,刘智的三乘功修理论受到推崇伊本·阿拉比思想的贾米的理论影响。作者还强调研究刘智的思想不宜将其哲学思想与苏非思想分离,只有二者结合才能整体把握和准确理解刘智的思想理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刘智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宗教哲学领域,鲜有人探讨其翻译方面的贡献。本书以《天方性理》为例,论述了刘智在翻译方面的重大创举。学界认为《天方性理》是一部译撰性质的著作,即先翻译后撰述。这里的翻译不是指仅仅把一部外文著作翻译成汉语,而是把多部外文著作翻译转化成一部著作。因此,学界评价《天方性理》是“依多经而成一经”。作者探讨了刘智采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和效果。《天方性理》作为一部全面阐述伊斯兰教哲学的著作,势必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而这绝非一部著作所有,需要从不同著作中获取必要信息。至于效果,这种方式会使构建出的中国伊斯兰教教义、哲学变得清晰易懂,苏非功修变得简单易行。由此,作者认为《天方性理》的译撰为翻译界创造了一种新的翻译形式,是翻译界的大事件。
 
本书中还有类似的学术论题探讨,兹不一一列举。笔者认为,作者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很有意义,它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加深了研究者的认识,为此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
 
总之,《〈天方性理〉注释、翻译及研究》体例规范、译注准确、评析到位,是一部具有学术性的现代汉语注释本。然作者不止于此,早在2015年就踌躇满志地构织出一个宏大的学术理想,即把中国伊斯兰教的理论思想融入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体系中,再进一步对儒、佛、道、伊各教探讨的重点按照问题进行分类、聚焦和述评。
 
原文发表于:《中国穆斯林》2022年第四期
伊儒会通
 
注释:
 
① 季芳桐:《〈天方性理〉注释、翻译及研究》(自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2年5月,第2页。
 
② (清) 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首《著书述》。
 
③ 汪耀楠:《解释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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