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福克纳的小说高度重视时间问题并经常对其进行艺术化处理，学界对此多有关注。然而，评论家们容易忽视福克纳时间哲学中更深层次的宗教层面。本文拟在基督教文化语境和美国南方加尔文宗传统中考察福克纳的时间思想，展示福克纳时间哲学之宗教内涵，及其显示出的人与世界的有机联系和结构构成关系。福克纳时间哲学之宗教内涵以及时间问题的艺术表达是福克纳的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对时间问题的高度重视及其艺术形象化处理和展示构成了美国作家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对此评论界多有关注。美国评论家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认为，福克纳小说中浸透了时间观念和意识，“在福克纳的作品中，你总是会看到非常老的和非常年轻的人。时间在延展，而且被放置到非常重要的位置”。[1]哲学家威廉•巴勒特（William Barrett）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福克纳虽然没有读过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作品，但他关于时间与人的存在的思考已经非常接近海德格尔的某些思想了。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存在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时间哲学，这是一种超越物理时间而具有存在论意义和价值的“真正的时间”。巴勒特阐述说：“实在的时间，构成我们生活的戏剧性实体的时间，是一种比表、钟和日历更深层次和更根本的东西。时间是稠密的媒介（dense medium），福克纳的人物在其中走动，仿佛拖着他们的双腿涉水似的：一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正是他们的实体或存在。”[2]秘鲁当代作家略萨 (Mario Vargas Llosa)在谈及福克纳小说时间哲学时虽然没有分析其特征和本质，但却突出了其对拉美作家的重要影响作用——“我认为人们不应该忽略福克纳对于法国和拉丁文学的影响，他让小说家知道如何在文本的疆域内重新设想时间本身。”[3]
评论界对福克纳小说时间问题的高度评价和认知为我们深入理解福克纳小说提供了关键的途径和重要的参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方面的分析和阐述远远不够、存在严重缺失。众所周知，美国南方是福克纳小说产生的地域基础，福克纳小说创作的灵感来源产生于此。美国南方素有“圣经地带”（Bible Belt）之称，以加尔文教为基础和核心的基督新教和清教主义思想在这里得到迅猛发展，成为左右人们日常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主导力量。福克纳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自己的家乡——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Oxford）小镇度过的，自幼便接受严格的家庭式宗教教育，不仅要在餐前反复背诵《圣经》的某些篇章，而且在成年过程中以及成年后，福克纳也曾定期参加各种宗教仪式活动。[4]这种宗教教育的直接影响使得福克纳在日后的小说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化的主题、结构方式以及语言风格，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基督教作家”。[5]因此，基督教文化自然成为考察福克纳小说时间哲学问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和视角，而将福克纳小说时间哲学问题置于广义基督教文化语境和美国南方加尔文教传统中加以详细考察，有利于获得新的阐释内涵和更为深广的文化诗学意义。鉴于此，本文拟从宗教角度切入，对福克纳小说的时间哲学问题进行尝试性再诠释，以透彻福克纳时间哲学之宗教内涵及其显示出的人与世界的有机联系和结构构成关系。
一、萨特的福克纳小说时间哲学阐释及其局限性
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从存在主义视角出发写就的《关于〈喧哗与骚动〉：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O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ime in the Work of Faulkner”）一文无疑是福克纳小说时间哲学问题最具代表性的阐释篇章。
萨特在文中认为“批评家的任务是在评价小说家的技巧之前首先找出他的哲学观点”，具体针对福克纳的小说创作而言，萨特认为其哲学观点的本质就是“时间哲学”，因为福克纳小说中展现的总是“人的不幸在于他被时间制约”。[6]为了说明这一论点，萨特引证《喧哗与骚动》展现时间意识最为突出的“昆丁部分”加以详细分析和论证。他指出，在小说的“昆丁部分”福克纳不仅明确提到了时间主题，而且还以“表”为象征点出了《喧哗与骚动》真正的主题即是人的存在与时间性之间的悖论关系。但福克纳的时间哲学绝不仅仅停留在浅层次方面，如萨特所说，福克纳时间哲学的复杂性在于他所展示的特殊的“现在”。他认为福克纳小说中的“现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这个现在不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乖乖地就位并成为两者的理想界限的那个时间：福克纳的现在本质上是灾难性的；它像贼一样逼近我们的事件，怪异而不可思议——它来到我们的跟前又消失了。从这个现在再往前，什么也没有了，因为未来是不存在的。现在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它赶走另一个现在；这是一个不断重新计算的总数。”[7]其二则是福克纳的“现在”时间始终处于“悬置”[8]状态。他解释说：“我用这个词是因为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表示这一无定形的妖魔的某种静止的运动。”因为在福克纳的小说里，“从来不存在进展，没有任何来自未来的东西”。[9]在萨特看来，福克纳的小说中只有过去，其主人公的存在可以表述为“我现在不存在，我过去存在”，“现在”不过是过去的将来时而已。他还以一个贴切的比喻来形象地描述这一点：“福克纳看到的世界似乎可以用一个坐在敞篷车里朝后看的人看到的东西来比拟。每一刹那都有形状不定的阴影在他左右出现，它们似闪烁、颤动的光点，当车子开过一段距离之后才变成树木、行人、车辆。在这一过程中过去成为一种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现实：它轮廓分明、固定不变；现在则是无可名状的、躲闪不定的，它很难与这个过去抗衡；现在满是窟窿，通过这些窟窿，过去的事物侵入现在，它们像法官或者像目光一样固定、不动、沉默。福克纳的独白使我们想起坐飞机遇上许多空潭；每逢一个空潭主人公的意识就‘堕入过去’，重新升起，再行堕入。现在并不存在，它老在变；一切都是过去的。”[10]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昆丁的主导性格了。“过去纠缠不放……有时它甚至掩盖了现在——于是现在在影子里行进，像一条地下河流，当它重新露出地面时它自己也变成过去了。”[11]萨特在这里抓住了福克纳小说时间哲学的最大特征：时间并非是依循过去、现在、未来之线性发展的，与传统的钟表式物理时间和时序有所不同，其在本质上是一种存在时间，且是被腰斩与悬置的二元存在论时间，只有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历程。对于这种特殊的时间状态，福克纳本人也有过表述：“过去绝没有死亡，它甚至没有成为过去。”[12]在福克纳看来，过去就是活生生的现在，过去始终影响、决定着现在，并预示着未来。萨特认为福克纳的这种时间哲学观念以及对文本的处理方式类似于法国现代主义小说家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时间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被看作是“起分离作用的东西”，有所不同的是普鲁斯特的解脱“存在于时间本身之中，在于过去的全部重现”，而对福克纳来说，“很不幸过去从来没有丢失，它始终在那里，死死地缠住我们”。[13]分析至此，萨特结合海德格尔存在论时间观念对人的未来性和可能性的强调而得出最终结论：“福克纳式的人被剥夺了可能性，只能通过他的过去来解释他的现在”，福克纳是在“用他出众的艺术来描绘一个正在死于衰老的社会以及我们在这个社会里感到的窒息。”[14]
尽管萨特对福克纳小说以“固恋过去”为主要特征的时间哲学所做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和南方学者柯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以及杰伊•帕里尼（Jay Parini）、罗伯特•W.哈姆布林（Robert W. Hamblin）等批评家的分析和论述相互印证，[15]但在揭示福克纳小说时间观念的形成机制以及深层次原因等方面仍留有空白。
一般认为，福克纳时间观念的形成遵循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y Bergson）的时间“绵延”理论。对此福克纳本人坦言：“实际上我很同意柏格森关于时间流动性的理论。时间里只有现在，我把过去和将来都包括在其中，这就是永恒。”[16]在接受《巴黎评论》记者琼•斯坦因（Jean Stein）采访时，福克纳又有过类似表述：“我抛开时间的限制，随意调动书中的人物，结果非常成功，至少在我看来效果很好。我觉得，这就证明了我的理论，即时间是一种流动状态，除在个人身上有短暂体现外，再无其它形式的存在。所谓‘本来’，其实是没有的——只有‘眼前’，如果真有所谓‘本来’的话，那也就没有什么伤心，没什么悲哀了。”[17]很显然，福克纳一方面强调了其本人的时间处理承袭了从柏格森到乔伊斯（James Joyce）的时间传统；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了他时间观念的终极所在，即通过“现在”时间囊括过去和将来所有时间而达成一种从瞬间向永恒、从“此处”向“彼处”的超越与转化。作为时间观念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柏格森关于时间“绵延”的理论启示了福克纳对于人与世界之间持存状态的认知，其与美国南方加尔文教所暗含的时间观念相结合，最终形成了福克纳小说文本所呈现的更为复杂的宗教时间形态。对此，评论家卡尔（Frederick R. Karl）分析说：“当时间被置之不顾时，福克纳达到了类似普鲁斯特的‘特权时刻’。他写作时的状态具有与宗教或精神体验相关的某些特点。在某种事物的支配下，他逐渐超越自我——例如‘狂喜’，意即处于自我之外。”[18]学者埃尔温•勃兰德（Alwyn Berland）则更为明确地指出福克纳时间观的形成与基督教、尤其是加尔文教密不可分：“福克纳特有的加尔文主义长期影响着他对待时间的态度。我确信正是预定论中的宿命观念使得让-保罗•萨特揭示出了其他批评家所没有揭示的福克纳小说中的现象。他的观点是存有静止的时间，一种现在，它持续不断地扩大与过去的联系，不断退却而不进入未来，相反却进入一种连续的时刻而成为另一种现在。福克纳把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应用于他自己最喜欢的人物形象，犹如一串水珠，当我们的眼睛看到它时，每一颗水珠都是现在时刻的呈现，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于加尔文教的预定论观念来说，过去和未来的一切时间都处于现在的时刻之中，都悬置于上帝思想的永恒之中。先知和预言具有同样神圣的属性，因此所有人类之经验在聚焦于神圣视野之中时都变成了静止。”[19]卡尔和勃兰德的上述分析与结论为我们深入的理论阐释提供了方向，并奠定了可行性的基础。
二、基督教时间观念中的不朽与永恒向度
就基督教时间观本身而言，其与基督教历史观紧密相连。从信仰角度来看，基督教对于历史的阐释基本先于对时间的阐释，时间由历史所衍生，但历史却在某种意义上依附于时间，并遵循时间运行的内在逻辑和流程。学术界一般认为，与古希腊的循环时间观相比，基督教历史观之线性递进的逻辑发展图式决定了基督教时间观基本由先后承续的瞬间构成、并处于从过去到未来的直线运动之中，即从上帝创世造人至现存世代的终结。在这一历程中，时间可以被划分成若干个阶段性过程，其中既包含一般意义上的物理时间，也包含具有宗教哲学意味的不朽时间。
所谓物理时间，又称凡俗时间或钟表时间，指可以用日历和钟表等加以衡量的时间观念，即通常所说的依年代顺序的时间；与其对应的是不朽时间，又称超自然时间、永恒时间或救赎时间，其特征是不可测量，但可以为人感知，接近通常所说的无限的时间。不朽时间把耶稣自降生到复活的整个过程纳入到上帝救赎世人的整体规划中，突出展示了神人关系中时间所带来的超越性。在基督教的历史中，主要有两个与时间相关的事件至为重要。一是上帝创世，人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上帝的神圣性，相应地使得其出生与死亡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不能被当作简单的、无意义的事件而置之不理。基督教思想家通过探索时间问题，目的在于透彻有死之人如何在时间中形成对自身存在之有终性的自觉。二则是耶稣基督的降临及其道成肉身（Incarnation）。这是历史地理解基督教时间观念的核心。在基督教看来，耶稣基督的降临是全部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其道成肉身之后所行的一切构成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事物和一切人的比较标准，从而使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的时间尺度都围绕和构建于此之上。它首先提供了一个时间“原点”，整个从过去到未来的时间因此而获得了各自的方向。过去成为了这一事件的准备和未来的一种可能性，未来则成为了这一事件的蔓延与展开。诚如意大利学者热尔马诺•帕塔罗（Pattaro）所说：“对基督徒来说，基督的拯救行为这一历史事实既赋予了时间价值，同时又排除了任何试图逃避时间的苦行主义。所以，基督教一方面同形而上学的解释——它降低时间的价值，并借助于‘此处’和‘彼处’的维度来取代时间——是不相容的；另一方面，又同历史循环论的解释——它因时间的缘故，抽掉了历史本身的内涵，因为它不允许我们挑选任何用来从过去向未来转变的关键事件——也是不相容的。所以，基督既是历史的终点，又是历史的目的，而时间则是使这双重断言成为可能的条件。”[20]其次，由于基督教是一种典型的不容死亡的复活宗教，因此赋予耶稣基督在死而复生的过程中注定要承载一种拯救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 once for all），这使得基督的再临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神学时间意义，即从“此处”向“彼处”、从有限的特定时间向永恒的无限时间的转化。[21]
尽管美国南方加尔文教思想与广义基督教思想有所差别，但在时间问题上，加尔文教还是基本继承了基督教的核心观念的。根据《牛津美国文学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之“加尔文主义”（Calvinism）词条的解释，加尔文神学思想在美国主要包括五个基本方面：首先是完全的堕落（total depravity），即突出人的原罪，主要指人自降生之日便继承了亚当堕落的罪恶；其次是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ion），突出了上帝的智慧对于个体命运的决定性作用，个体被拣选或被弃绝由神的救赎决定，而不是人自身的救赎行为；再次是不可抗拒的神的恩典与荣耀 (prevenient and irresistible grace）；第四是圣徒的坚忍 (the perseverance of saints）；最后是有限的救赎（limited atonement），强调人的传承性堕落部分因基督的受难而获得救赎，圣灵将救赎赋予被拣选者，被拣选者遵循《圣经》中显示的上帝的旨意。[22]原罪（original sin）观念和被拣选、被救赎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观念构成了加尔文教神学思想的核心，这两方面在美国南方的宗教思想框架中占据不可动摇的基础性地位。神的恩典和荣光被认为能净化人的罪孽，从而使加尔文教在无形中确立了上帝的绝对权威和上帝的“道成肉身”形式耶稣基督的救世主地位。这与广义基督教时间向度中显现出的渴望永恒时间或救赎时间相吻合。诚如加拿大文艺理论家弗莱（Northrop Frye）所说：“基督教的观点是，耶稣以他的启示——以色列的理想王国是一个精神王国——使全人类获得了决定性的解救。”[23]换句话说，美国南方加尔文教与广义基督教一样明确指出，只有通过信仰上帝及其“道成肉身”形式、即耶稣基督才是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才能实现由过去抵达永恒、由“此处”向“彼处”的质的转变与生成。
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深入分析和探讨永恒时间或救赎时间最著名的两个神学理论家当属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和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A. Бердяев, Nikolai Berdyaev）。据现有资料推断，福克纳对于奥古斯丁时代的神学思想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在约瑟夫•布洛特纳（Joseph Blotner）编辑整理的福克纳藏书目录之希腊拉丁文学部分，我们看到福克纳不仅藏有关于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神学介绍性书籍，而且还藏有奥古斯丁《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的英译本。[24]众所周知，《上帝之城》是奥古斯丁晚年集大成的重要神学著作，奥古斯丁一生的主要神学思想在其中都有论述和展现。尽管福克纳可能没有阅读过奥古斯丁诸如《忏悔录》（The Confessions）等其它的著述，但透过《上帝之城》福克纳仍有可能了解到奥古斯丁关于永恒时间的相关理论。在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中，“现在”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所理解的“现在”，是一个集过去、当下、未来于一体的永恒时间的“现在”。他明确指出：“谁能遏制这种思想，而凝神伫立，稍一揽取卓然不移的永恒的光辉，和川流不息的时间作一比较，可知二者绝对不能比拟，时间不论如何悠久，也不过是流光的相续，不能同时伸展延留，永恒却没有过去，整个只有现在，而时间不能整个是现在，他们可以看到一切过去都被将来所驱除，一切将来又随过去而过去，而一切过去和将来却出自永远的现在。”[25]很显然，奥古斯丁在此强调了永恒时间观念对物理时间的超越，永恒即是现在，而且是一种巨大的“包容性”现在。尽管福克纳小说中所呈现的“现在”稍纵即逝，且大多都表现为“过去”，但如奥古斯丁所说，以“过去”的记忆方式呈现的“现在”即是永恒。在此意义上，福克纳完全感受到了奥古斯丁宗教时间的精髓，强调了时间的永恒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内在感受，其实质不是在度量时间，而是在“度量印象”，事物过去留存的印象。
从现有资料来看，可以基本肯定福克纳没有读过别尔嘉耶夫的相关著作，但别尔嘉耶夫关于永恒时间的分析和论述直接承袭奥古斯丁而来，且与奥古斯丁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此意义上，别尔嘉耶夫在广义基督教视阈下探讨时间的神学思想便具有了进一步从宗教哲学角度来理解福克纳小说永恒时间观念及其艺术呈现形态的作用和功能。纵观别尔嘉耶夫关于时间问题的著述，其基础在于“坏的时间”和“好的时间”的划分。所谓“坏的时间”主要是指“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大致对应广义基督教中的“物理时间”或“钟表时间”。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这种时间是可以度量的，且具有一种“罪性”，是典型的“病态时间”，其最终结果都是破坏人的生命并导向死亡。而与“坏的时间”相反的“好的时间”则不同，它是一种“生存时间”，其外部特征虽然不能同“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完全隔绝，但本质上它不可被空间表示，是“从一种时间向着另一种时间的突破”，是人的个体生命的一种主观感受，是“质的而非量的无限性”，是瞬间的某一个点和“到达永恒性的出口”，因此它预示着向历史纵深方向发展的永恒性存在的可能。别尔加耶夫认为只有这种生存时间可以产生永恒性，其“是对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的阻断，是时间的补足和完成”，是一种于深刻之中关乎“纯粹的弥赛亚意识”的时间形态。[26]别尔嘉耶夫还进一步将生存时间与永恒现在联系起来：“永恒的生命在时间中就能到来，它可以在每一个瞬间里，在瞬间的深处被显现为永恒的现在。永恒的生命不是未来的生命，而是现在的生命，是在瞬间深处的生命。在瞬间的这个深处所发生的是时间的断裂。”[27]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在别尔嘉耶夫的时间认知理论中，生存时间可以克服时间的“罪性”而达于永恒，使处于其中的人与上帝相呼应，这使得人对待时间的问题从宗教文化角度转化成了具有基督教救赎意义的行为。正如他本人所感悟的：“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期待中，彻底克服被隔绝的和有缺陷的时间——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时间，而进入真正的时间——永恒。我们的一切信仰和希望必须同人类命运在永恒中得到解决这点相联系，我们必须在完整的永恒性的前景上，而不是在被隔绝的未来的前景上，建立自己的生活前景。”[28]
三、福克纳时间哲学中的基督教维度
基督教时间观念中的不朽和永恒向度在福克纳小说中有着多维的艺术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腰斩时间是福克纳达到永恒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就基督教时间哲学观念来看，让人物失去未来的时间向度并非阻断人物发展的可能，其本质在于创造一种不会消逝的“完全的现在”的永恒时刻，这一点在《喧哗与骚动》中尤为突出。根据美国学者海伦•R. 阿特斯玛（Helen R. Atsma）的研究成果，在《喧哗与骚动》中加尔文主义赋予康普生家三兄弟和女仆迪尔西各自不同的时间结构。[29]正是在宗教的视阈之中借助永驻于现在的时间福克纳完成了人对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的超越和救赎。在《喧哗与骚动》中，班吉始终处于时间之外 (outside of time）的状态，这使得他远离世界的烦扰和限制，且因不留存过去的记忆而处于永恒的现在之中。昆丁留恋过去，但其实质仍是希望阻断时间，希望依靠时间的中止和断裂来使自己家庭往昔的辉煌得以永驻。在小说的昆丁部分，表是时间的重要象征物。昆丁毁坏手表，意味着从主观上妄图逃避和脱离时间，从而通过对现在时间的悬置来实现对过去的保留与复活。而昆丁最后选择死亡则从另一角度进一步体现基督教永恒时间观念的深刻意义。死亡不仅是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也是包含重要的“宗教意识”，尤其是“基督教意识的基本问题”。在基督教中，死亡与时间不可分割。死亡意味着个体生命时间的终结，其目的在于“使凡人中的最卑贱的人超越生活的日常性和庸俗”，并能“深刻地提出生命的意义问题”。从这一层面来理解，再恐怖的和极端恶的死亡都是“从令人厌恶的时间走向永恒的唯一出路”。[30]换句话说，死亡是对物理时间的终极超越，是自身的救赎。这也正是小说第四部分迪尔西与班吉在教堂中聆听耶稣基督殉难于十字架上而感受到无比神恩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反复塑造代表“过去”的人物形象，造成时间恒久和静止的假象，是福克纳达成时间永恒和超越的另一主要手段。福克纳钟情于济慈（John Keats）的名篇《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31]因为这首诗所传达出的静止与永恒之美与福克纳心目中的基督教永恒时间观念相契合。从《沙多里斯》（Satoris）到《喧哗与骚动》，再到《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和《去吧，摩西》（Go Down, Moses），福克纳为读者塑造了包括贺拉斯、昆丁•康普生、海托华以及高文•斯蒂文斯和艾克•麦卡林斯在内的一系列代表过去和体现永恒的人物形象。
昆丁•康普生是福克纳早期作品中固恋过去、代表永恒的典型人物。他不仅在理想中对南方传统文化有着堂吉诃德之于骑士小说般的病态迷恋，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把自己也禁锢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中。昆丁不愿选择前进的新世界的生活方式，在与妹妹凯蒂的关系中视凯蒂的贞操为时间永恒的过去时代的重要象征物，从中体会着仅属于他自己的静止的时间体验。诚如批评家所说，作为悲剧人物和南方传统牺牲品的昆丁永远只能“生活在一个语言和书籍的世界里，一个浪漫的博物馆中”。[32]和昆丁一样，《八月之光》中的海托华也是一个向往过去和祖辈永恒荣光的人物。作为一名牧师，海托华始终无法摆脱祖辈英勇杀敌的英雄主义故事的影响，这使得他被杰弗逊小镇上的居民疏离、放逐。他开始过离群索居的生活，沉溺于自己理想的世界而无法自拔。福克纳在小说中这样描述他：“他自己的未来，自己的一生，完完整整，神圣不可侵犯，就像一只典雅的玲珑剔透的花瓶；在那里他的精神可以获得新生，可以免受现实生活的狂风侵袭，临死时能安详宁静，只听见被围堵的风在远处吹，几乎不会带来一丝儿污泥浊土”。[33]与昆丁和海托华相比，《去吧，摩西》中的高文•斯蒂文斯和艾克•麦卡林斯虽然显示出了某些行动主义的特征，但在本质上仍属于代表永恒的理想主义的人物形象。高文•斯蒂文斯在小说中有着独特的逃避现实时间的生活方式：将《圣经》译回古希腊文。而艾克•麦卡林斯则在对大自然的体悟中感受到了永恒性的存在。
最后，记忆构成福克纳返回过去永恒性和重构新现在的关键手段。记忆“在本质中不仅包含着对时间存在的再造性设定，而且还包含着一个与内意识的确定关系”。[34]一方面它原生地包含着曾被感知的意识，另一方面它是领会过去之实在性的基本形式。人在记忆中存在，依靠记忆沟通过去和现在的联系，过去只有通过记忆才能存活。依靠记忆人可以实现瞬间达于永恒，而失去了记忆，人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方向，迷失在时间之中了。在此意义上，记忆乃是永恒时间在当代现实时间中最伟大的表现形式。它维持着时间上的连续性，决定着个体对世界的感知与把握，不仅预见和影响现在的存在，而且决定着对逝去时光的延续，使时间具有现在瞬间的同时，又具有无限的超越特质。福克纳充分认识到记忆所承载的时间超越性和永恒性，在小说中安排人物以记忆的方式叙述过去，以打破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界限，形成一种持续流动的时间状态，使读者真实感受到过去从来没有成为过去，而是永恒性地存在于现在之中。也就是说，记忆在福克纳小说中担负着一种工具性的功能，它传递出时间的某种恒定本质，正如评论家卡尔所说：“在福克纳的作品中，记忆非常重要，因为它超越了单纯的过去，重新创造了一种更真实的历史形式：现实化是一种背叛。”[35]
基督教文化学刊JSCC
本辑学刊出版于2012年秋季
[1] Floyd C. Watkins and John T. Hiers, eds., Robert Penn Warren Talking: Interviews, 1950-1978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 41.
[3] 转引自杰伊•帕里尼：《福克纳传》，吴海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第189页。
[4] 关于福克纳自幼接受家庭式宗教教育和成年过程中参加宗教仪式活动的内容，详见福克纳接受《巴黎评论》记者琼•斯坦因的采访记录：琼•斯坦因：《福克纳访问记》，王义国、蔡慧译，见李文俊编：《福克纳的神话》，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23-324页。另参阅美国评论家弗莱德里克•R. 卡尔写就的《威廉•福克纳：美国作家》等传记资料。
[5] Alwyn Berland, Light in August: A Study in Black and White (New York: Twayne, 1992), 24.
[6] Jean-Paul Sartre, “O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ime in the Work of Faulkner,” trans. Annette Michelson, in William Faulkner,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ed. David Minter (New York and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1994), 265.
[7] Ibid., 266.
[8] 萨特使用的法语原文是“L’ enfoncement”，对应的法语动词形态为“enfoncer”，其中的一个不及物用法相当于英文中的“to sink in”，直译为“陷入”。此处综合考虑，译为“悬置”，含有“推迟”和“延长”双重意义。
[9] Jean-Paul Sartre, “O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ime in the Work of Faulkner,” 266.
[10] Ibid., 267.
[11] Ibid., 267.
[12] William Faulkner, Requiem for a Nu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1), 80.
[13] Jean-Paul Sartre, “O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ime in the Work of Faulkner,” 268-269.
[14] Ibid., 271.
[15] 柯林斯•布鲁克斯从南方地域传统角度分析福克纳的时间观念：“我们是过去的产物，我们从它生长而来，由它的经历构成。好也罢，坏也罢，不管怎样，我们心中携带着它的一部分……认为我们能抛弃过去的想法是愚蠢的。”评论家杰伊•帕里尼从历史角度切入对福克纳小说的时间展开评论：“生命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重叠着过去与现在的一场又一场轮回。这一点在威廉•福克纳看来尤为正确。他将自己的家族的历史看成一个提喻，一个南方历史的提喻，而整个南方又是整个国家历史的提喻。他关于过去的感受深刻地影响他关于现在的感受，而无论在他的人生还是他的作品中，过去都为现在加上了特殊的压力。”参阅杰伊•帕里尼：《福克纳传》，第6页。而当代学者哈姆布林则强调“福克纳作品伟大的主题之一就是表现他的主人公如何处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参阅《福克纳研究在美国——罗伯特•哈姆布林教授访谈》，见李萌羽：《多维视野中的沈从文和福克纳小说》，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251-252页。
[16] James B. Meriwether and Michael Millgate, eds., Lion in the Garden: Interviews with William Faulkner, 1926-1962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8), 70.
[17] 琼•斯坦因：《福克纳访问记》，第330页。
[18] Frederick R. Karl, William Faulkner: American Writer, 318.
[19] Alwyn Berland, Light in August: A Study in Black and White, 58.
[20] 热尔马诺•帕塔罗：《基督教的时间观》，见[法]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郑乐平、胡建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1-232页。
[22] James D. Hart,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 5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9.
[23] 诺斯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2页。
[24] Joseph Blotner, comp., William Faulkner’s Library-A Catalogue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64), 79.
[25] Saint Augustine, The Confessions of Saint Augustine, trans. Rex Warne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9), 259-260.
[26] 尼古拉•别尔加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4页。
[27] 尼古拉•别尔加耶夫：《论人的使命•神与人的生存辩证法》，张百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5页。
[28] 尼古拉•别尔加耶夫：《历史的意义》，张雅平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29] Helen R. Atsma, “Calvinistic Visions of Time and Humanity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vailable at http://www6. semo.edu/cfs/tfn_online/sound_atsma.htm, accessed on 27 March, 2012.
[30] 尼古拉•别尔加耶夫：《论人的使命•神与人的生存辩证法》，第253页。
[31] 福克纳多次明确表示济慈是他最喜爱的诗人之一，在约瑟夫•布洛特纳编辑整理的福克纳藏书目录中我们看到福克纳藏有多个济慈诗歌的版本，具体是：《约翰•济慈诗歌全集与散文选》（The Complete Poetry and Selected Prose of John Keats）、《约翰•济慈与珀西•比希•雪莱：诗歌作品全集》 （John Keats and Percy Bysshe Shelley: Complete Poetical Works）以及《约翰•济慈诗集》 （The Poems of John Keats）。见Joseph Blotner, comp., William Faulkner’s Library-A Catalogue, 69。
[32] André Bleikasten, The Most Splendid Failure: Faulkner’s The Sound and the Fu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95.
[33] William Faulkner, Light in August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5), 359.
[34] 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1页。
[35] Frederick R. Karl, William Faulkner: American Writer, 740.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