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宋以降，中国社会形成了儒释道三教交融互摄的思想文化格局，同时在信仰实践层面也出现了“三教合一”的生动形态。传统的宗教学研究，多重视“三教合一”的义理研究，而对庙宇、祭祀实践层面的“三教合一”关注不多。实际上，与思想层面的“合一”相比，三教在信仰实践层面的“合一”可能更接近“三教合一”作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深层结构与现实特质。本书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张志刚先生的高足——王群韬博士的一部扎实研究之作，调查研究了“三教合一”在民间信仰实践层面的具体反映。这次推送为张志刚教授为本书撰写的学术序言《“三教合一”扎根在哪里》。
拙著《“宗教中国化”义理研究》序里，笔者曾表露如下心迹：近些年来，我的学术研究逐步实现了一场“重心转移”，即从“国际宗教学界的百余年探索历程”转至“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方法重建”。若要重建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方法，无疑必需扎根中国文化传统。“儒、道、释”三教合一，历来被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鲜明特征与主流传统，那么，“三教合一”扎根在哪里？“深探且深描”这一优良的宗教文化传统，又能为我们建构中国宗教、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带来哪些重要的学术启迪？“此序的问题意识”便由“前序的心迹转变”而来。
关于“三教合一”之于中国文化、哲学、宗教、思想与学术传统的重要意义，我国前辈学者多有深刻阐释。譬如，“三教交互融摄，构成唐宋以来中国近一千多年来的文化总体”（任继愈）；“在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儒、道、释三大支柱构成的”（方立天）；“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东晋至隋唐，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标旗帜，又合力互补、以应用社会的基本格局，其特点即在于，观念上‘和而不同’而实践中‘整体会通’”（楼宇烈）；“南北朝时‘三教之争’达成共识，同归劝善，这使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本质上是‘道德宗教’，儒、佛、道皆为道德教化之道”，“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须以‘儒、佛、道’关系为轴心，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牟钟鉴）。
然而，面对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尤其是哲学史与宗教史的研讨现状，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如上所述的“三教合一”思想文化资源及其深邃意义，尚未充分彰显出来。究其学术原因，笔者以为，这与我国学界尚待“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特别是理论方法”直接相关。从历史背景和思想氛围来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主要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拉开帷幕并延续至今的，这明显地体现在中国学界现行的学科分类、各科学者所用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主要是“学自西方的”。就对中国文化、思想与学术传统的整体认知而言，有一对“西式概念”可谓左右全局，即“宗教与哲学”（religion and philosophy），更有待反思的是，前者的影响不仅早于而且甚于后者。
若能着眼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开阔视野，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不仅传入了当时堪称“西方主流文化传统的天主教”，也不但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而且意味着中西方文化传统相碰撞的开场。回溯这一序幕及其开场，在西方汉学开山之作《中国札记》里，作者利玛窦（Mathew Ricci， 1552—1610）就是用“西方一神论模式的宗教观”来通览与研判“儒、道、释”三教合一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按他的看法，“儒、道、释”三教大体包括了“中国人的全部迷信”，但凡读过书的中国人都以为“三教合一”，同奉三教益于社会大众；可实际上却没有人真的相信其中任何一教，因为“天主”（Deus，神或上帝）是绝对的、唯一的，而中国人大多承认没有宗教信仰，他们大都陷入“无神论深渊”。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及上述论断，主要因为利玛窦既是“在华传播西方一神论模式宗教观的第一人”，又堪称“以西式宗教概念来全盘否定三教合一的始作俑者”，按西式宗教概念的逻辑，“儒、道、释”乃是不可思议的迷信，至于“三教混杂的民间信仰”就更不值得一提了。此种西式宗教概念及其逻辑，不但普遍见于早期传教士留下的大量汉语论著，更值得反思的是，至今仍对海内外学者的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哲学、中国宗教研究，具有深重的偏颇影响。
国际著名比较宗教学家、宗教现象学家斯马特（Ninian Smart）所著《世界宗教》里“中国”一章，落笔就提西式宗教概念暨宗教观的影响：西方人往往对中国宗教现象深感困惑，他们以为中国人的“宗教”和“哲学”思想是可以按照“西方的方法”来划分的，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儒、道、释”三教在中国人那里并非“单一功能体系的组成部分”，甚至对这三教的名称也会产生误解。其实，近现代中国学术界的本土传统文化研究所遭遇的一系列理论困惑，何尝不曾深受西式宗教概念暨宗教观的影响？譬如，儒家、儒学或儒教主要是“哲学”还是“宗教”？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否要把“佛学”与“佛教”区分开来？而中国宗教史研究能否把“道家”与“道教”切割开来？再如，有人认可“中国宗教无关重要论”，即以为宗教在中国文化或中国社会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或有重要作用；有人提出“诸种取代宗教论”，即主张以“科学、美育、道德、哲学”等来取代宗教；更有人主张“中国民间信仰迷信论”，即把中国民间信仰一概视为“迷信的、愚昧的、落后的”等等。
上述“西学东渐”背景下的思想史与学术史梳理，特别是“概念暨观念”辨析，对一篇书序来说也许显得抽象且繁琐了。然而，真正的学术探索发自问题意识的冲动，而深刻的问题意识又植根基础理论的反思。读者若能容忍前述“关键词与基础理论唠叨”，或可有助于把握眼前这本专著的学术立意、逻辑思路与探索收获。
为什么写作此书呢？作者告知，通过深度梳理以往研究状况可以发现，前辈学者大多是从思想义理层面来阐释“三教合一”的，而信仰实践层面的“三教合一”可能更接近“儒、道、释”作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深层结构与现实特质。鉴此，作者又经通盘排查相关史籍、方志、碑刻等，选取明清时期山西泽州地区的“三教庙”为典型例证，从此类庙宇的区域分布、主要类型、形制布局、修建群体、祭祀活动、多元理解等多重视角，展开了全面且深入的考察分析，初步探索收获如下：
明清泽州地区的“三教庙”主要分布于乡村，多为“社庙”。该地区大量社庙成为“春祈秋报之所”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民间百姓对“三教合一”的朴素认知及其文化传统在地方社会的深远影响。由于乡村人口在中国古代社会占大多数，乡村百姓的信仰生活形态能够代表大多数中国人信仰生活的实际情况。因此，诸多“三教庙”不仅是当地百姓的信仰空间，也是乡村公共活动的中心场所，民间基层组织的实际载体，对于民间道德教化、村社共同秩序、村民行为规范、村际关系协调、地方礼俗整合等，均有正面的积极意义。“三教庙”的祭祀活动主要包括烧香敬拜、供奉祭品、献戏酬神等，凡此种种祭祀皆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既表达了健康、平安、子嗣、文运、财富等“个体性祈福”，又主要祈求风调雨顺、岁时丰稔、阖境平安等“群体性福祉”。相关史料与实地考察相互印证，在大多数老百姓的理解中，“儒、道、释”三教虽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但本质上是相通的，孔子、佛祖、老君都是“神明、圣人、老爷”，不妨“一并尊奉、同堂祭祀”，取其“同归之用、多多益善”。由此可见，“殊途同归的三教庙”所彰显的是，民间百姓以现实生活逻辑来整合“儒、道、释”三教信仰文化传统的内在智慧，而这种现实生活逻辑又从根本上形塑了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多元兼容、和谐共生”的内在特质。
在笔者看来，上述典型个案的初步探索收获，可使我们“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为破解“西式概念暨观念”所导致的诸多基础理论难题，重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研究的概念、理论与方法等，带来不少学理启发。前面提到，西方传入的“宗教与哲学”概念暨观念，至今仍对中国文化传统研究不失偏颇影响，二者影响相比，又以“西方一神论模式的宗教观”为早为甚。笔者在此着眼大处，略表三点学术反思。
首先，若能破除西方一神论模式宗教观的偏颇影响，我们便能更全面、更深刻地阐发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宗教观所具有的“兼容并包性”。从整体结构来看，如果说西方文明自古至今主要是以“一神论的基督教（广义的）”为其宗教文化传统的，这种一神论传统因坚守“信仰对象的唯一性、绝对性”而带有强烈的“排他性、不宽容性”倾向，这便致使西方学者主要据此一神论传统及其宗教观而提出的诸种宗教概念，大多凸显西方宗教文化的“以神为本”或“神本主义”特征，刻意强调“神圣与世俗、教会与国家、天国与尘世、拯救与堕落”等一系列“对立范畴”，那么，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自西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便深含“以人为本”或“人文主义”的根本精神，且历来倡导“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发展价值观，这便使“儒、道、释”可以三教合一，使中国宗教文化氛围能够包容多种外来宗教，且能使作为本土主流文化传统的“儒、道、释”深深扎根于中国民间社会及其日常生活实践。诚如荷兰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所描绘的“中国传统的信仰版图”：“儒、道、释”犹如三座高峰，承载着这三教的乃是本土深厚的民间信仰实践。关于这一显著特性，这本专著可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其次，若能破除西方一神论模式宗教观的偏颇影响，我们可以进一步更具体、更透彻地阐释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及其宗教观所具有的“文化交融性”。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及其宗教观，并非像西方一神论模式的宗教概念所强调那样，“神圣与世俗”泾渭分明且势不两立，而是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所拥有的巨大“文化凝聚力”的强烈影响下，尤其是在“以人为本或人文主义”这一根本精神的有力引导下，致使诸种本土或外来宗教具有显著的“文化交融性”。这不仅明显地表现为“儒、道、释”三教合一，被比作中国文化传统的“三大支柱”，使其“宗教因素”与“哲学成分”融为一体、难解难分；而且尤为明显地反映在诸多本土的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与“民族文化”或“文化习俗”一体两面、互为表里。关于这一鲜明特性，也可得到这本专著的具体证实。
再次，若能破除西方一神论模式宗教观的偏颇影响，我们还能更切实、更充分地理解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及其宗教观所具有的“社会适应性”。从社会政治层面来看，自“夏、商、周”三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一直占主导地位，中国历史上不但从未出现“神权高于王权”的现象，而且从未形成“宗教与政权”势均力敌或平起平坐的局面；换言之，纵观中华文明史，任何一种本土宗教或外来宗教都未曾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学术等领域占据支配地位、起过主导作用。而在西方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则是基督教唯我独尊，一教独大，一统天下，“神权凌驾王权”，故有学者用“教会与国家”这一对概念来解释西方社会“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历史嬗变过程。这方面的比较表明，自古以来，“政主教从”乃是“政教关系的中国国情”，这便使中国宗教文化传统较之西方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如东晋高僧道安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明清穆斯林名家王岱舆讲“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中国五大教在近现代史上所涵养的爱国爱教传统。这本专著所倾力的典型个案研究，则可使我们聚焦“殊途同归的三教庙”，沉思这一中国国情的民间根基或百姓基础。
这本专著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反复修改、不断充实、认真完善而成的。在我近些年指导的博士生里，群韬君可谓最安心读书、最专心治学、最刻苦勤奋的“燕园土著生”之一。他从本科到博士均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专业，且有志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释”三教及其民间信仰实践研究，于是便萌发了这本专著的探索立意。回想起来，从博士论文开题、文献资料梳理、典型个案筛选、田野考察访谈、学理观念提炼，一直到构思、写作、答辩、修改、完善等等，每有点滴学术收获、写作灵感或疑难问题，群韬君便匆匆前来人文学苑与我分享、交流、讨论，共同经历了诸多教学相长的难忘时光。眼下这本潜心用功之作即将付梓，我愿认认真真，多写几天，还以一篇息息相通的“学术序言”。
当然，这是一部探索性的学术处女作，无论该书涉猎的中国文化传统、“儒、道、释”三教合一、民间信仰实践等交叉性专题研究，抑或从基础理论上重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宗教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均属长期艰巨复杂课题，皆如“骐骥千里，非一日之功”。但我深信，走出未名湖畔的群韬博士，仍在学园耕耘不已，他会不畏艰辛，行稳致远，走向更丰硕的学术收获。
上海书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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