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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
发布时间: 2022/12/15日    【字体:
作者:马克斯•韦伯
关键词:  古典西方文明 贸易  
 
 
罗马帝国的衰亡并非是由外部因素所造成,亦即并非由于其敌人在数量上大占优势,亦非因为帝国本身缺乏政治领袖。事实上,罗马帝国在其最后的百年中不乏伟大的政治家,例如英雄人物斯提利科就集日耳曼的勇武与老道的外交手段于—身。然则为何日后那些土头土脑的封建部落诸如墨洛温人、加洛林以及撒克逊人能够动员足够的兵力去抵挡撤拉森人和匈奴人的凶猛进攻,而罗马人即使有斯提利科之辈为领袖却已完全做不到这一点?答曰:罗马帝国早就已经在衰落中,蛮族的入侵只不过为罗马漫长衰落过程划了一个句号罢了。
  
不过首先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并非由于罗马帝国的衰亡所造成。事实上,古典西方文明本身在此之前早就已经没落,但罗马帝国作为一个政治结构却在古典文明衰落几世纪后仍然存在。早在第三世纪初,罗马文学已乏善可陈,罗马法学则与其各学派一起退化;希腊罗马的诗歌几已绝种,历史编纂—片凋零,甚至连铭文都已难得一见。用不了多久连拉丁文本身都已让位给各种方言。
  
再过一个半世纪即当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时,帝国内部事实上已经从文明退化为野蛮状态了。只不过外部蛮族的入侵并未建立新的制度来代替帝国的旧制度,以至墨洛温王朝至少在高卢一度基本上是罗马外省组织的延续。
  
由此我们不能不问:古代世界文明衰落的原因究竟何在?
  
对此自然早就有过各种解答,有些不着边际,有些则从正确前提导出错误结论。例如有人论证说,是专制主义扼杀了古代人的心智及其政治生活。然而再明显不过,腓特烈大帝的专制主义恰恰是促成欣欣向荣的动力。另外一些人宣称,上层社会的奢侈与堕落乃招致历史对他们的惩罚。但奢侈与堕落都只是病兆,而非病因。导致古典文明衰亡的原因远比任何个人的邪恶重大得多。
  
再有一种解释则将重心放在罗马妇女的解放上,即认为统治阶层之间婚姻纽带的解体削弱了古代社会的基础。这只能说明我们时代的反动者仍然在不断重复当年那位有偏见的反动者即史家塔西陀关于所谓日耳曼妇女的故事,实际上这妇女乃是一个作战农民的悲惨奴隶罢了。真正讲来,这种理化的“日耳曼妇女”与日耳曼人最终荡平罗马几乎浑不相干,就像广为人知的“普鲁士小学教师”与普鲁士在克尼格雷茨战役中取胜一样不相干。事实上,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古典文明的衰落毋宁说与社会下层阶级之间家庭纽带的重建有关。
  
还有一种解释同样来自一位古代人的证言,即老普林尼的名言:“大地产毁掉了意大利”。一位现代学者由是说:“看吧,毁掉罗马帝国的正是罗马的容克贵族们”。对立的一方则答辩说,“也许是这样,但这恰恰是因为大地产本身已被进口谷物所毁掉。设若当时罗马能高筑关税以保护农业,帝国或将延续至今”。然而我们下面立即会看到,古典文明的覆灭恰恰标志着农民阶级复兴之开端。
  
达尔文主义的解释自然更不会缺乏。近来一直都有人论证,自然选择过程当时乃逆向而行,因为当时的征兵制使得最强者都成了独身,从而导致罗马种族在古代后期日益劣质化。但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事实上当时军队乃日益从士兵的子弟中征募,而这种发展趋势恰恰加速罗马帝国的衰亡。
  
以上种种已足以说明迄今为止人们是怎样回答古典文明为何覆灭这一问题的。以下我将对方法问题先略作评论,然后提出我自己的回答。
  
一个说故事的人要能引起听众的高度兴趣通常总要使听众相信这故事乃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息息关,从而最后能引出某种教训。我要讲的故事则完全不同。对我们自己今天的社会问题而言,古代史能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今天的无产者与古代的奴隶之间,就像一个欧洲人与一个中国人之间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今天的问题与古代的问题完全不同。因此我要讲的故事只有纯粹的历史兴趣。但尽管如此,这故事却是有史以来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一,因为它描述了一个古典文明的内在解体。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清楚界定古典西方社会结构的特质。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些特质规定了古典文明发展的轮回。
  
首先,古代西方文明就其本质而言基本上是城市文明。城邦是政治生活及文学艺术的中心。同样,至少在古代的早期,经济是由我们今日所谓“城市经济”为主所形成的。
  
希腊时代的城邦基本上无异于中世纪城市。两者间的差异无非是地中海地区与中欧地区在气候和种族上的差异,就像今天英国工人不同于意大利工人,而德国技工不同于意大利技工。
  
从经济上讲,古代城邦立足于一种以城邦本身市场为中心的交换经济,即以城市工艺产品来与其内陆农村的农业产品相交换。这种贸易乃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的而且基本上满足所有需求;任何从外部的进口都无必要,事实上绝大多数希腊城邦都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自给自足。
  
诚然,在这种本地贸易的基础上,国际贸易很早就已开始发展而且其所及地域甚广,交换品种亦多。由此,历来关于古代史的讨论大多都集中在那些拥有船队从事国际贸易的城邦,从而常常使我们忘记,这种国际贸易在数量上是何等微不足道。由于古代欧洲的文明是一沿海文明,其历史记录因此压倒性地首先是关于沿海城邦的历史。然而,与这些高度发达的城邦商业经济并肩而立的恰是在性质上正好相反的自然经济,即内陆原始农民的自然经济,这些农民或生活在部落共同体中,或生活在封建家族长的支配下。当时正常稳定的国际贸易只能依赖海路和大河。古代西方根本没有与内陆的贸易,更谈不上与中世纪的内陆贸易相比。备受推崇的罗马大道并不是用作通商之途,罗马的邮政亦非为商业服务。当时内陆土地的地租与河岸一带土地的地租有极大的差异。靠近罗马大道被看成是一种倒霉而非运气,因为这意味着要常受军人驻扎借宿之骚扰。简言之,罗马大道乃为军队开,而非为商业开。
  
在这种状况下,自然经济很少受到触动,商业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延伸。古代贸易事实上只限于数量很少的贵重品,诸如贵金属、琥珀、精美纺织品,以及铁器和陶器之类。所有这些总的来说都是奢侈品,由于其价格极高,因此尽管营运费昂贵仍然有利可图。但这种贸易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与现代商业相提并论,因为这就像是说今天的贸易只有香槟、丝绸之类而无其他一般,然而所有的统计都可以告诉我们,今日贸易的大宗都是大众消费品。
 
诚然,有些城邦如雅典和罗马曾依赖进口来保证其谷物供应。但这些例子都不是历史的常态,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供应品的征集亦都委托给公共权威;古代城邦不会也不能把这些事交由不受控制的私人商号去做。
  
由此,古代国际贸易的受益者并不是大众及其日常需求,而只是很小一撮富裕阶层。换言之,在古代西方,贸易的扩展只有贫富日益分化才可能。更重要的是,这里我们看到了古代文明的第三个典型特征,即这种贫富分化在当时采取了一种特定的形式与倾向:古代西方文明乃以奴隶制为基础。
  
从一开始,城市中的自由劳动与乡村中的奴隶劳动就同时并存。在古代西方,就像在中世纪一样,一方面存在着为城镇市场产品交换而进行生产的自由劳动分工,另一方面则存在着在乡村庄园生产而且只为乡村庄园生产的非自由劳动。也与中世纪一样,这两种劳动组织方式之间的天然对立乃与日俱增。
  
一般而言,经济的进步是靠扩大劳动分工来达到的。当自由劳动占上风时,经济的进步首先要求市场的扩展,亦即在外延上把新的地理区域纳入交换经济,在内涵上则把更多的人口纳入交换经济;因此古代西方的城镇居民总是力图打破乡村庄园并把庄园的农奴整合到自由市场中。反之,当非自由劳动占上风时,经济的进步乃靠劳动人口的稳定积累来达到,因为能调动的奴隶或农奴越多,非自由经营也就越能专业化。
  
现在的问题是,在中世纪,最后取得胜利的是自由劳动和产品自由交换这一方,而在古代西方,斗争的结局恰恰相反。为什么会这样?这道理就像在古代西方技术发展必然是有限的一样:因为古代文明以相互攻伐为常务的特点使人力的获得最为廉价。古代战争乃是掳取奴隶的战争。这些战争不断为奴隶市场供应奴隶,从而也就不断推动古代经济中的非自由劳动部分和劳动力的积累达到惊人的程度。其结果则是自由劳动这一部分不再扩展,手工业则无法走向由无产者的雇佣劳动来为消费者生产的阶段。自由企业主与自由雇佣劳动者之间为市场生产而进行的竞争在古代也就无从发生,而这种竞争本可大大促进各种节省劳力的发明,就像今日常常发生的那样。但在古代西方,情况却恰恰相反,自给自足庄园中的非自由劳动反而日益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只有奴隶主才能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来发展生产,而且只有奴隶主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古代西方的状况由此日益演变为,只有奴隶经营者才能在满足自己需求后为市场生产。
  
这就决定了古代西方的经济发展大不相同于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在中世纪社会,劳动的自由分工首先在城镇以内的经济区域中发展自己的市场,面向本地市场和本地顾客的需要而生产。其后,随着与外地市场的贸易之增加,又发展起来了各地之间的生产分工。首先是外包工制度,随后是制造业,各种以供应外部市场及雇用自由劳动为目的的新生产方式开始出现。现代经济的发展由此无可避免地乃与面向大众的趋势紧密相联,亦即跨地区的贸易以至跨国贸易都以不断满足大众的需要为目的。
  
在古代西方,情况正好相反,国际贸易的发展恰恰强化了大奴隶制庄园中的非自由劳动。交换经济在古代就像是某种上层建筑,在它之下的下层建筑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自然经济,在这种自然经济中,需求的满足无须依靠交换,因为这种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一方面把越来越多的人口纳入其范围,另一方面则并不依靠市场而是以奴隶庄园本身的生产来满足奴隶的消费需要。唯当奴隶主上层阶级的消费越提高,贸易才越向外扩张,但这样的对外贸易越扩张,它所涉及的人口反而越少。这样,在古代西方,贸易越来越变成覆盖在一个庞大的自然经济之上的薄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张薄网的网孔就变得越细,网线就变得越脆。
  
在中世纪西方,经济的轨迹是从为本地需求而生产发展到为跨地区的市场而生产。这种发展是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及竞争原则逐渐渗透本地经济结构的结果。在古代西方,正相反,国际贸易的发展恰恰促成庄园经济——即以非自由劳动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壮大,而这种庄园经济的坐大反过来正窒息了本地交换经济的基础。
  
古代西方的这种发展轨迹在罗马治下达到极点。在公元前287年的平民革命胜利后,罗马共和国事实上是一个武装农民的国家,或更确切地说,一个由自耕市民组成的征战国家。每次战争都意味着吞并更多的土地以供拓殖。罗马兵源乃从罗马自耕市民的非长子中征召。这些非长子们没有继承权,只有靠从军征战去为自己赢得土地,同时也只有以这种方式为自己谋得片草寸土后他们才有资格取得充分的罗马公民权。罗马武力的秘密全在于此。然而,一旦罗马的扩张延伸到海外领土,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因为罗马农民并无意移居海外;在这种情况下,扩张的动力已不是来自罗马农民,而是来自于罗马贵族搜刮海外领土的贪欲。战争的目的变成了掠夺奴隶并将掠夺来的土地收归国有;这些土地转成地产后又出租给富裕的承包者。
  
罗马农民阶级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死伤达十分之一,这一罗马农民阶级没落的结果几乎可称为汉尼拔的迟到报复。随后的格拉古改革运动虽致力于恢复罗马小农农业,但继之而来的反动恰标志着奴隶劳动耕种制的决定性胜利。自此以后,已是只有拥有奴隶者才能为市场而生产,因为只有他们是提高生活水准和增大消费需求的唯一得益者。这并不是说自由劳动已完全消失,而是说,奴隶劳动企业现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罗马农业作家由此都想当然地认定劳动组织必以奴隶劳动为基础。
  
最后,当罗马帝国把广大的内陆地区——西班牙、高卢、伊里利亚及多瑙河流域——都并入罗马版图后,奴隶劳动在古代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更是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人口重心也随着转移到了内陆地区,古代西方文明由此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地域转移,即从沿海文明转变成了一种内陆文明。古代社会现在的经济活动已覆盖一个巨大无比的地域,这个地域是如此广大以至即使经历数百年之久也不足以将之同化到商品制度和货币经济之中去,后者本是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发展的。因为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即使在这些沿海地带,跨地区的商业往来也只不过是一张薄网,这种商业活动越是向内陆地区伸张,这张薄网也就被拉得越稀薄、越脆弱。事实上,在这些内陆地域,要想文明的发展沿着以自由劳动分工为基础来发展商业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经历了一个以奴隶所有制为基础而以非自由劳动来发展自给自足庄园的土地贵族制之后,这些广大的内陆地域才能逐渐走上地中海文明的轨道。在内陆地区,货运交通远比在沿海地带昂贵,因此内陆商业最初都是纯粹只为一小撮人即富裕奴隶主提供奢侈消费品的。与此相似,为向市场出售而生产商品的可能性也只限于很小数目的大奴隶企业。
 
这样,在古代西方文明中,奴隶主成了经济的领头人,而奴隶劳动则成了罗马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因此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奴隶劳动制的独特性上来。
  
就目前资料所及,我们现在了解最多的是罗马共和晚期与帝国早期时代大庄园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不管怎样,大地产永远是最基本的财富形式,因为即使用于投机的货币也来自于地产,而且通常大投机商也是大地主。这必然如此,因为当时最有利可图的投机生意都需要以地产来担保,例如包税、租赁,以及承包公共工程等。
  
一般而言,罗马的地主并不亲自经营他的庄园。相反,这些地主乃是城镇居民,主要以政治为业,而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地租。经营庄园的事务一般都交给非自由身份的管事。由此导致的农业制度的主要特征大体如下:
  
为市场而生产谷物通常都无利可图。罗马本身作为一个城市并不是一个潜在市场,因为首都的谷物供应乃由国家机构监督,而且出售谷物的价钱尚不足以抵偿从内陆地区运到罗马的交通运费。更进一步讲,奴隶劳动并不适合种植谷物,这尤其因为罗马的耕种技术需要非常仔细的劳动从而高度依赖于劳动者对此的兴趣。由于这些因素,罗马谷物种植的一般方式都是至少部分地将土地以小块方式出租给所谓“拓殖农”,即那些已经失去自己田地的原自耕农的子孙。从一开始,这些拓殖农就不是独立的佃农、亦即他们管理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务,而是由地主提供种子与工具,而且由地主的管事监督收割。此外,也是从—开始起,拓殖农就不得不经常为地主提供劳役,农忙时尤其如此。总之,出租土地给拓殖农被看成是一个地主得以经营其庄园的方式之一,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叫作“假手拓殖农”来耕种。
  
但庄园经营的另一种类型则是地主直接为向市场销售而进行的庄园生产,主要是高价产物例如橄榄油和葡萄酒,再就是蔬菜、饲料、家禽,以及奢侈品,都是专为有钱人家生产的,因为只有这些人家才会用钱来买这些东西。庄园中最好的土地都是用于这种生产的,只有剩下来的土地才租给拓殖农去种植谷物。直接经营的这部分庄园基本上是一个种植园,其劳动力乃由奴隶组成,这些奴隶被看成是其主人的家产的一部分。在罗马共和晚期和帝国时期,大庄园经济都是由奴隶和拓殖农这两部分劳动者所组成。
  
让我们首先来看奴隶人口。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处境中?
  
只要看一眼罗马农业手册这类有关理想的种植园的描述、我们就能发现,奴隶乃与牲口比邻而居,奴隶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牲口则被称为“半会说话的工具”;在奴隶居住之处,除了宿舍之外,还包括一个诊所、一个看守所,以及一个供庄园工匠之用的手工间。我想凡是服过兵役的人看到这种景象肯定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这就是兵营。事实上,一个奴隶的生活的确与一个士兵的生活非常相似。奴隶乃在地主的管事之监督下同吃同住在一个公房中。他们较好的衣服则由管事之妻另加专门保管,而且每个月对号检查一次。奴隶的工作是在严格的军事纪律下进行的,每天早晨他们都编成“班”并由奴隶工头带往工地。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要用非自由劳动来为市场生产,除了皮鞭从来就没有更好的办法。
  
但对我们来说,奴隶处境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因素乃在于:这些过着兵营生活的奴隶不仅没有财产,而且没有家庭生活。只有管事可以和他的女人同房,结合为所谓奴隶婚姻,颇类似于今日兵营中那种带家眷的军曹。事实上,按照农业手册的说法,从庄园主的利益出发,庄园的管事最好是有家的人。然而,只要有家庭,那也就必然有私人财产,这两者总是联在一起的。因此,只要有奴隶婚姻,那就有奴隶财产。庄园管事(按农业手册只有这些管事)因此可以有些私人财产,即所谓peculium;正如Peculium这个词的词根(pecu意为“牲口所表明,管事的私产最初是指管事在地主的牧场中有他自己的牲畜,就像今日德国东部大庄园中的农工一样。
  
但管事以外的奴隶大众却没有任何私产,恰如他们没有—夫一妻的生活一样。这些奴隶大众的性生活至多是偶有性交机会,那些能生育的女奴会有些外快,有些在生了三个孩子后可以获得自由。
  
没有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生活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是不难想见的。人类只有在家庭中才能传种接代,而被迫生活在兵营中的奴隶则无从再生产自身。奴隶营需要不断补充新人手,因此也就必须不断去购买新的奴隶。事实上,在古罗马的农业手册中,定期购买奴隶乃被看成是庄园的日常开销。古代种植园之消费奴隶就像现代炼钢需要消费煤炭一样。因此一个能定期和大量供应人力的奴隶市场,乃是一个从事市场生产的奴隶营得以维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购买奴隶者大多吝嗇。瓦罗曾建议最好买那些犯过罪的及类似的便宜货。其理由颇为独特:“罪犯更机灵”。总之,罗马的种植园乃依赖于一个能源源不断供应人力的奴隶市场。但是,如果这个市场的货源一旦中断,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将势必影响到奴隶营本身是否还能生存,就像今天如果煤矿倒闭必将影响炼铁厂一样。
  
事实上这恰恰正是古代西方实际发生之事。我们现在马上就来看古代西方文明发展中的这个转折点。
  
如果要问罗马强权和罗马文明的衰落始于何日,那么每个德国人都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说,罗马帝国的衰落始于其在条顿堡之战中败于德国人的祖先。尽管这听来颇有悖史实,因为罗马帝国乃在图拉真时代才达其强盛颠峰,然而民间的流行观却也并非全无道理。条顿堡战役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场战役本身,因为罗马在此战中的失利只不过是任何征服民族在深入不毛之地时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的挫折。决定性的是这场战役的结果,即罗马皇帝提比略在此战后决定放弃以武力征服莱茵河流域地区,而以后哈德良在撤出达契亚后又作出类似的决定,即放弃以武力征服多瑙河流域地区。这些帝国政策实际意味着罗马帝国已停止向外扩张。古代文明的疆域所及由此已在内部并且相当大程度上在外部都已不再处于战争状态,但由此奴隶市场所需的源源不断的人力供应也就停止了。早在提比略时代这一结果似就已经初显苗头,即人力严重短缺已经开始出现。我们从文献可知提比略曾不得不下令检查各大庄园,因为大地主们已开始不择手段任意劫获人丁。
  
但更重要的是,要维持那种以奴隶营为基础的生产制度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奴隶营乃需要不断补充,而这已不再可能。当奴隶供应停止后,奴隶营也就注定要绝迹。
  
首先,从晚期罗马的农业手册中可以看出,奴隶价格的提高导致了技术的改进,亦即奴隶开始得到更多的训练。但在公元第二世纪的侵略战争之后(此时战争已是完全以掠夺奴隶为目的),事实上已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靠既无家庭又无财产的奴隶来维持种植园了。
  
为了确认和把握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只要比较一下罗马后期种植园的状况和加洛林时代大地产庄园的状况就能了然。前者的状况可从罗马后期农业手册中来了解,后者的状况则可从查理曼大帝颁发的“领地管事须知”及当时修道院的有关记录中来掌握。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两个时代中,奴隶都是作为农业劳动者来使用的,而且他们都没有任何法律保护的权利,尤其是,奴隶主可以任意压榨他们。因此,在这些方面,两个时代并无变化。同样,罗马时代庄园支配的许多特点在加洛林时代也还都存在,这甚至在有些词的词根上都可以看出来;例如,在古代女人住所称为gynaikeion,在加洛林时代则称为genitium。
  
然而,有一点则是根本改变了:罗马的奴隶都住在一个集体主义式的奴隶营中,而加洛林时代的奴隶则已有他自己的小茅舍,小茅舍所占之地则是他以劳役为交换而从其主人的土地中借用的。加洛林时代的奴隶实际上已是“小农”。特别是,他有了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财产。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加洛林时代的奴隶已经与庄园相分离。这一重大变化是在罗马后期发生的,因为那时奴隶营已无法补充奴隶。当奴隶主允许其奴隶有他们自己的家庭并进一步把奴隶变成世袭家仆时,他们实际是想确保奴隶的子孙可以继承其父辈的位子而为庄园劳动。这一点现在已至关重要,因为劳动人手已不可能从奴隶市场上购得。事实上在加洛林时代奴隶市场已经绝迹。进而言之,如果说以往是种植主不得不投资以维持奴隶基本生活,那么现在这一负担已经转移给了奴隶们自身。
  
这一重大转变虽然很慢但却不可扭转,其影响尤为深远。它导致的是:形塑社会最底层阶级的各种制度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就是,社会最底层阶级有了组织家庭生活的权利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至于这一转变对基督教的兴起究竟有多少紧密的关联,我在这里只能略加指出以下—点:在早期的奴隶营中,基督教不可能行之太远,但在圣奥古斯丁的时代,则非洲的自由农民实际上已是一个地方性异端教派的狂热支持者。
  
由此,奴隶在社会身份上是上升了一级而成为非自由的农奴。另—方面,原先的拓殖农在社会身份方面则是下降了一级从而成为同样的农奴。其所以会如此乃因为这些拓殖农与其地主的关系已变得越来越紧密地与劳役相联。最初地主的兴趣主要是在从拓殖农处收取以货币支付的地租,但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拓殖农也经常必须在地主的庄园中从事劳役性的劳动。早在罗马帝国早期,农业手册就已经将重点放在拓殖农的劳役方面,而且当奴隶劳力的来源越来越困难时,奴隶主也就越依赖拓殖农的劳役。康茂德时代非洲的各种碑铭告诉我们,那里的拓殖农早已是农奴,因为他们对土地的使用权是以特定的劳役从地主那里换取的。由此,拓殖农的经济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继之而来的则是其法律身份的变化:法律条文已正式将拓殖农定义为庄园劳动力的一部分,换言之,拓殖农已被束缚在庄园的土地上。为了说明这一条规的起源,我们必须对罗马公共行政的性质作一简略的讨论。
  
在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国的早期,罗马公共行政的基础是“行政市”,恰如古代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城市一样。当新的地域被纳入帝国版图时,这些地域按例都被系统地编制为城市单位,并以政治依赖的程度分为各种等级。这样,“行政市”这一行政组织遍布罗马帝国,在各地都是最低的行政单位,其行政长官则负责为国家收税和征兵。
  
然而,当社会状况在帝国时期逐渐变化时,罗马的这一公共行政制度开始被日益改变。大地产庄园日益成功地逃避了被并入城市体制。当帝国的人口中心日益移向内陆地域时,农业人口也就日益成为帝国兵力的主要来源。与此相应,帝国的政策开始日益受古代的“容克土地贵族”即大地产拥有者所左右。今天我们德国的容克土地贵族全力抵制把他们的普鲁士庄园纳入德国地方行政的管辖,罗马帝国的大地产庄园主则是反过来把原是城市管辖内的庄园领地划出“市政”管辖之外,而帝国政府对此竟然听之任之。由此,帝国的乡间公地开始成为与城市平行的行政单位,而在这些乡间行政单位,地主就是地方行政首脑的当然人选,就像今天普鲁士的庄园地区庄园主就是地方行政首脑一样。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国家乃依赖于这些大地主并赋予他们行政权利,因为正是这些大地主为国家征收其“辖域”的租税(他们常先行垫付当地承租人的应付税款,然后再向这些承租人收集),也是这些大地主从其庄园领域的人口中为国家提供兵源。提供兵源由此开始被看成是国家强加在庄园上的另一个公共负担,这一负担相当于庄园十分之一的劳动力。
  
罗马公共行政的这一系列发展,都导致拓殖农法律身份的改变,即他们在法律上就不能脱离土地。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在罗马帝国时代,从不存在任何法律来保障迁移自由。只要读一下《新约)中的《路加福音》篇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惯例凡是人口普查时,任何人都可以被命令返回其原籍,这就是为什么耶酥的家庭不得不返回其伯利恒原籍的原因。然而,在乡下,一个拓殖农的“原籍”无非是其主人的庄园领区。
  
事实上,在罗马帝国,很早开始就有法律规定一个人可以被命令迁回原籍去服公共差事。假如是一个罗马元老院的元老长期旷职不参加元老院会议,那他至多会被处以罚款,但如果是一个外省的市政议事会的议员玩忽职守的话,那他就会立即受到处罚,而且如果该议员的原籍社区提出要求的话这个议员就可能被迁回原籍。这种做法之所以且常常必要,是因为古代市政议事会议员的职务要负责收集社区的税款,因此是一份名头好听的苦差。日后法纪日益衰落和混乱后,一个社区要求索回其议员的方式是以社区财产所有权的名义进行的(即议员被看成是社区拥有的财产),因此一个社区追捕其逃亡的议员常常就像一个村庄迫捕一头从公共牛群中逃跑的牛一样。
  
如果一个议员尚且可以如此处置,那么一个拓殖农就更可想而知了。一个拓殖农欠他主人的劳役无异于拓殖农的公共义务,因为主人既是庄园的主人又是地方行政首脑,所以逃避劳役的拓殖农要被迁回原地以尽其义务。这就是说,按照罗马公共行政的规定,拓殖农之为拓殖农就需永远待在其出生地区域,这也就是说,拓殖农在哪个庄园干活,也就服从哪个庄园的主人的支配。由此,拓殖农实际上已成为农奴,注定与其土地不能分离。
  
在国家与拓殖农之间现在插入了一个中间性权力,这就是地主。地主们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权贵阶级,他们不需听命于地方和省的行政权威,而只服从皇帝本人。在罗马帝国后期、在东哥特人治下的意大利、以及墨洛温时代的高卢,我们都可以到这样一个土地贵族阶级。简言之,古代西方那种较单纯的社会阶层划分——自由人与非自由人——现在已演变为一种新的社会划分,这就是“身份等级制”。一系列的变迁(这些变迁本身都相当缓慢)合成了一股发展趋势导致这一新的社会结构,而经济状况则使这一新社会结构的出现变得无可避免。一句话,封建制社会已经出现于罗马帝国后期。
  
这样,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庄园中有两类农民服劳役,一类是非自由的农民即奴隶,他们所服的是无限的劳役;另一类则是身份自由的农民即拓殖农或附庸农,他们要以货币或农产品来缴纳严格规定的租.以后更包括一定比例的收成,以及虽非常年但却相当经常的特定劳役。一旦我们抓住了这些现象来分析,那么再清楚不过,罗马帝国后期的大地产庄园已经具有中世纪庄园的一切特点。
  
一旦古代庄园在罗马后期演变为这种依赖农民服劳役的形态,庄园就已不可能维持为市场而生产,尤其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奴隶营那种纪律严厉的奴隶劳动乃为古代西方市场生产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旦奴隶营让位于小农舍,为市场的生产就立即绝迹,这在内地就更是如此,那张覆盖在古代西方自然经济之上的商业薄网终于被磨烂拉断。这种状况在罗马最后一位农业作家帕拉第乌斯的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建议地主们应当做到以庄园自己的劳动力来供应庄园的一切需求,从而使任何购买都不需要。诚然,从很早起,纺纱、织布、磨面、烘烤之类的事历来都是由庄园中的妇女干的,但现在,提供劳役的工匠们又包下了庄园的其他需求,例如铁匠活、装修活、石匠活、木匠活,等等。终于,庄园完全自给自足了,其结果则是城市中那一小群主要靠工资或膳食为生的自由工匠们更加不为社会所重。在经济上占据支配地位的土地权贵们已经完全自给自足了。
  
大庄园由此变成了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庄园即oikos,其主要经济职能已越来越变成以它内部的劳动分工来满足自己的一切需求。这就是说,大庄园与城市市场脱离了任何关系,绝大多数中、小市镇由此失去了其经济基础,亦即失去了与其内陆地区交换劳动和产品的基础。古代城市由此没落,这在帝国后期的法律文献中即已可以看出:皇帝们三令五申严禁城市人口外流,尤其谴责地主们不惜拆除在城市中的住宅而把木料和家具全都搬到乡下去。
  
城市的没落进一步由于国家的财政政策而加剧,因为国家同样日益依赖于这自然经济基础来满足其不断增长的需要。国库之经营变得像自足庄园之经营一样,也是以尽可能少从市场上购买而尽可能多靠自己生产为原则。其结果则是阻碍了货币的流通。古代投机的最主要方式即包税被取缔,征税之事开始由国家自己掌握。在运输公粮方面一种更理性的方式被采纳,即对负责运输的船主酬以土地。各种有利可图的贸易开始为国家所垄断,矿产开发亦为国家接管,大大充实了国库。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子民的,但其结果则是不利于私人资本的积累,并有碍于形成一个相当于现代资产阶级那样的阶级。这样一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财政体制之所以会稳步发展,乃因为罗马帝国已不再是—个以寄生于农村地区的诸城市所组成的联合体,其经济活动业已不再是以沿海地区和海上贸易为中心,相反,帝国现在已是一个统一国家,致力于政治整合以将那些经济上极端落后的广大内陆地区纳入帝国的组织。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国家开支急速增加而不可能靠货币收入来维持,因为交换经济如前所述乃极端脆弱。由此,国家财政依赖于自然经济之增长乃成必然之势。
  
早先各省都以实物而且主要是谷物来向国家交纳税捐,这些缴纳的谷物即是国家公共粮仓的存粮。在帝国时代,制造品也成了纳税的实物,但其交付时则需城市的工匠来估价,为此目的工匠们常被动员加入义务性的行会。国家对各种制造品的需求由此亦日益依赖于这种来源而无须依赖市场或公共承包。与此同时穷苦的自由工匠则被迫在实际上变成了世袭的行会奴工。
 
国库既然以实物为税收来源,亦以实物为其支出方式。帝国正是想以这种方式来维持其最低的两项开支:官僚与军队。但正是在这里,自然经济暴露了其局限。
  
一个面积广大的大陆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有一个付薪的官僚阶层,而这样一种要付薪的官僚阶层恰是古代城邦闻所未闻之事。自戴克里先(公元285—305罗马皇帝)建朝起,罗马国家的官吏多以实物为收入就像今日梅克伦堡庄园的长工一样,只不过数量多一点:几千蒲式耳的谷物,数目相当的牛羊,一定数额的盐、油及日常用品,都由帝国的仓库供给。作为对实物供应的补充,官吏们也有一点现金收入,但数目是极小的。
  
然而,不管罗马是如何倾向于以实物支付,要维持一个强有力的等级官僚阶层仍需相当可观的货币支出。但更耗费帝国货币供应的其实倒还不在于维持一个官僚阶层,而在于要维持一支军队。
  
一个有邻国为敌的大陆国家必须有一支常备军。罗马古代的军队是从公民中召集的,这些公民都有自己的田产并自备武装,但到了罗马共和后期,军队已由国家提供装备而且是从无产业者中征募,凯撒的军队就是如此组成的。到了帝国时期,常备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已是一个职业团体。但要维持一支职业军队,两件事缺一不可:人和钱。正因为如此,在近世开明专制时代,正是征兵的需要使得崇尚重商主义的君主们例如腓特烈二世和特蕾西亚女王要抑制大规模农业企业并禁止圈并公共土地。这些政策并非出于对农民的人道主义考虑,更非保护个体农民的权利,真正的理由毋宁如腓特烈威廉—世所言,他的兵源乃来自“过剩的农家子弟”。但这就意味着,人口必须有过剩,也因此圈并农民的土地必须禁止,因为这将导致农家人口减少和农村地区人口递减,从而使征兵更困难。
  
出于完全相似的理由,罗马皇帝们同样干预那些影响到拓殖农处境的安排,例如禁止任何增加他们负担的措施。但在其他许多方面,近世欧洲重商主义君主们所采取的措施只怕就是罗马闻所未闻的了。特别是,重商主义君主们都大力扶植大规模制造业以容纳更多人口并使货币流入乡间。腓特烈大帝由此诏令逮捕离开乡间的工人和制造业主就像他诏令逮捕逃兵一般。这样的政策不可能为罗马的皇帝们所摹仿,因为以自由劳动为市场生产大规模工业产品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于罗马帝国。
  
在罗马帝国实际发生的过程是,当商业和城市没落,整个社会倒退回自然经济时,农村地区更越来越难以筹到足够的货币数量来满足税政所需。在商业和城市没落的同时,由于奴隶市场的倒闭,乡间劳工分外短缺,因此国家从拓殖农中征兵对庄园生产而言已成最大负担,庄园主们纷纷设法帮他们的农民逃避征兵。逃避征兵的人由此从已破落的城市逃到乡下,宁做农奴以求安全,因为大地主们急需劳工而愿意匿藏逃兵。罗马帝国后期的皇帝们之全力阻止城市人逃到乡下去,恰如后期霍亨斯陶芬王朝之全力阻止乡下农奴逃进城市一般。
  
帝国军队的兵力来源由此变得越来越困难,其后果很快就表现出来。从韦斯巴辛时代起,意大利地区已免除征兵义务;而自哈德良时代起,帝国军队的单位已不再是混编组成,而是每一单位尽可能从其驻扎地征募新兵,以节省货币之用,此实为帝国瓦解的最初征兆。更有甚者,如果我们从连续几百年的军人退伍证明书来观察士兵的出生地,那我们立即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士兵都是“兵营子弟”,在帝国时期,这种士兵来源在士兵总数中的比例从最初只占百分之几上升到占一半左右。换言之,罗马的军队也已自我繁殖。恰如以往那种没有妻室住在奴隶营中的奴隶已让位于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一样,一向住在兵营中的独身士兵现在至少部分地也成了带家眷的士兵,这些士兵事实上已成为世袭的职业雇佣兵。
  
与此相似,罗马帝国日后日益从野蛮民族中征募兵源,其目的主要就在于节省农村地区特别是大庄园的劳动力。这些野蛮民族为罗马巡守边界,而罗马则以赠与土地作为酬报,这自然是最地道的自然经济的传统交易方式,同时还可注意的是,在这里我们已看到“采邑”之雏形。这种土地转让方式变得日益流行。
  
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对帝国命运举足轻重的军队变成了一帮野蛮人,而与罗马本土的纽带日益疏远。因此当罗马境外的野蛮部落最终胜利侵入帝国境内时,对罗马外省的居民而言似乎只不过是换了一支部队驻防而已,而且事实上,罗马的驻防制度也确实为野蛮人所继续沿用。在高卢,入侵的野蛮人并没有被恐怖地看成是征服者,许多人反而欢迎他们,认为他们是把自己从罗马的压迫统治下解放了出来的解放者,这当然不难理解。
  
日益衰败中的罗马帝国所面临的困难并非只是无法从罗马本民族中征兵。当帝国越来越退化为自然经济时,货币税对所有人都成为日益沉重的负担。但同时,货币却又为维持一支雇佣军所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施政的目标日益集中在千方百计搜刮一切货币,但在另一方面又再清楚不过,那些大庄园主正因为现在都只为自己庄园之需要而生产,哪里有足够的货币来纳税!诚然,我们或可认为,这问题本不难解决,因为皇帝只要对庄园主们这样说:“既然你们没钱交税,那你们就应该让自己的拓殖农为你们准备武器,套上你们自己的马,和我一起来保卫国家。”这对庄园主们自然不是难事。但是,若如此,那就意味着封建军队之创生;若如此,那就意味着中世纪已开始!
  
实际上,罗马帝国后期各种发展的趋势之自然结果正是走向这种封建社会结构和封建军队体制。在野蛮民族入侵后,这一趋势曾被短暂打断,因为入侵的日耳曼武装农民一度为瓜分土地而争战不休。但很快原先的趋势就恢复了势头,到喀噜琳时代,一个封建制社会已然成型。
  
一支封建军队可以攻克一个公国,也能防卫一段边界,但从没有任何封建军队能够维持一个伟大帝国的统一或在绵延数百里的边界挡住掠夺者的入侵,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帝国不可能采取封建军队体制的原因,尽管这种封建军队制本更适合其自然经济体制。由此,为了维持帝国,戴克里先不得不力图以统一的货币税为基础来重组公共财政,而为此目的城市就必须成为国家行政体制的基层单位。然则罗马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基础此时早已枯竭,它们的主要功能已经只是用钱养国家官僚而已,而在这些城市之周遭,所有的土地都已纳入了一个由领主庄园所组成的网络。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罗马帝国的瓦解乃是基本经济结构发展的必然政治结果,这就是商业的逐渐消失和物物交换经济之扩展。就其实质而言,帝国的瓦解只不过意味着,帝国之货币化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消失了,因为它们不再适应一个自然经济的下层建筑。
  
西方日后政治统一之重建,正是以这种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为基础,这就是查理曼大帝所完成的事业。戴克里先未能完成之事业五百年后终于由查理曼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所完成。任何人只要读一下查理曼对其领地管事的训令就可一眼看出查理曼帝国是如何以自然经济为全部基础。这些训令,即著名的“领地管事须知”,以其对家务管理的面面俱到而又娓娓道来而闻名,真使我们不能不想起腓特烈威廉一世的那些敕令。例如,在“领地管事须知”中,王后的角色乃与国王并立,因为作为王室的女主人,王后就是国王的财政部长。这实在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因为查理曼的财政事务主要就是备齐国王的餐桌并保证王室一家丰衣足食。王室的收入和支出也就是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因此管事们之“须知”无非就是要知道朝廷所需:面、肉、布,还有那不知为何数量特大的肥皂,总而言之,都是关于国王的需要、国王的亲信的需要或国王的仆人的需要,诸如马和战车之类。
  
在查理曼的“领地管事须知”中无影无踪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常备军和支薪官吏,也因此,罗马帝国的税,事实上税的概念都已经消失。国王以他自己的餐桌供养他的官吏或把自己的土地给他们一部分。军队则由那些自己提供装备的人组成,基本上变成了一支骑兵部队,亦即军事已成为领主兼骑士们的事务。
  
跨地区的商业已全然绝迹;以往连接各个自足经济单位的商业纽带已经切断,贸易已退化到只有小贩的水准而且都是异乡人即希腊人与犹太人之事。更根本的是,城市本身已经消失。说来或许难以相信,加洛林时代的行政法词汇中根本都没有城市这个词。文明的中心乃是领主庄园,因为正是这些庄园养活了修道院。庄园领主们就是政治领袖,最大的领主就是国王——一个终其一生一个大字不识的乡巴佬。国王在乡村各地有其城堡,但决无他自己的首府,作为君王他靠周游各地来维持供养,周游得远比现代君王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得从一个城堡吃到另一个城堡,这样储藏在那里的东西就不会坏。
  
一句话,西欧文明已经全盘农村化。古代西方世界的发展走完了整整一个轮回。
  
回首加洛林时代,我们不免感到古典西方的文化成就已全盘丧失。正如商业和古代城市的大理石雕塑都已消失一样,古代城市所有的知性成就和价值似乎都已沉入黑暗之中:古人的艺术、文学、科学以及他们的商法。与此同时,在地主和领主们的庄园上,中古的民谣则还远未诞生。
  
面对这样一种景象,谁不感到悲从心来?一个伟大的文明眼看就要达其至善至美的境地,却因物质基础的丧失而枯萎!然而,这一浩瀚的历史过程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上是社会结构的一种根本转型,这一转型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必须被理解成一个极大重修元气的过程。因为大批非自由民众重新获得了家庭生活和私人财产,他们从“会说话的工具”的身份恢复到了属人的身份,基督教的兴起赋予他们的家庭生活以道德保障,甚至罗马帝国后期保护农民权利的法律也前所未有地承认了非自由家庭享有同等权利。
  
诚然,与此同时一部分原先的自由人降到了准农奴的地位,而古典西方的贵族文明则已野蛮化。尤其是,自然经济现在已成主导。这种自然经济虽然历来就是古典文明的下层建筑,但非自由奴隶劳动的扩展曾一度使其处以从属地位,尽管奴隶创造的财富越多奴隶的数量也越增。然而,当帝国的政治中心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内陆,当奴隶供养枯竭,自然经济终于迫使古典西方一度商业化的上层建筑转向封建制度。
  
这样,古典西方文明大厦的整个建构被动摇而最后崩坍,西欧的知性生活亦陷入漫长的黑夜之中。但这种沉沦或可比为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每次他只要被击倒在地就能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取新的力量。毫无疑问,如果某位古希腊罗马作家从中世纪修道院收藏的羊皮手稿中突然醒来而环顾加洛林时代的世界,他一定会大惑不解,乡间修道院持有的粪土气息更会把他熏得昏过去。但不消说没有一个古希腊罗马作家会出现在加洛林时代。像整个古典文明一样,他们已进入长期的冬眠状态,被埋在一个已再度农村化的经济之下。即使当封建社会开始出现抒情民谣和骑士比武之时,古典仍未苏醒。只有当中世纪城市发展出了自由劳动分工和商业交换时,只有当向自然经济的漫长过渡终于使市民自由的发展成为可能时,只有当封建时代加诸于人的内外枷锁都被打破时,只有这时,古典巨人才能像那安泰俄斯一样重获新的力量,古典西方的文化传统才以近世市民文明的形式再获新生。
 
 
本文选自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版,第19—33页。
历史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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