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原谅我在这里不自量力，要对巴特与自然神学的抗争作出一番初步的澄清及解说。这种不自量力的行动，并非出乎骄傲——诸位学者及读者会很容易从下文看出作者的才疏学浅，也不纯是因为那最现实的理由——为了出文而出文，不然在大学的教席就不保；而是出于一份责任感及对神学的忠诚。作为一个受教于巴特神学传统的学生，我觉得有责任将巴特与自然神学的抗争解释清楚，这对于汉语神学的未来，实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研究巴特的困难与需要
首先，我们得承认，要研究巴特，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对于一位如此博大精深的神学家，要完全了解消化领会他的思想，实在非穷毕生精力不可。不然，纵然他所带动的许多神学取向（比如，以基督的启示为中心）已在神学界家传户晓、常被提及，但这并不等于这些取向已经广为接受、且奉为圭臬。反之，往往由于巴特的著作份量太重，以致一些很有份量的神学工作者也无法加以消化。因此，神学工作者对这些取向的反应与反感，多流于无的放矢，是基于一种混合了少量事实与大量想象、少量一手阋读与大量二手意见的无根之谈。这种情形广泛出现在对巴特神学的许多讨论上，甚至产生许多无知而带有极端贬抑意味的扣帽行动，比如将巴特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Christocentric theology）形容为一种基督独霸主义或基督单一主义（Christomonism）。
就着神学界对巴特一生与自然神学抗争的看法，情形也是一样。连很有份量的麦奎利，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杰福讲座（Gifford lectures）提出他那新一套的自然神学时，也未曾与巴特真正交锋（engage），也就是说，他的那套辩证式有神论（dialectical theism），根本未曾通过巴特这一关。1 就我个人来看，在这次首届华人举办的巴特神学会议中，我的同事及朋友关启文博士对自然神学的维持，情形也如麦奎利一样。
然而，巴特既然如此难消化，与巴特交锋，真的如此重要吗？当然重要！巴特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他的意见虽然不一定正确（对于巴特，只有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才会绝对正确。而且，众所周知，巴特一生从不停止在上帝启示的亮光中修正自己），但却不容忽视。而且，正正由于他不停在上帝启示的亮光中修正自己，他的神学洞察才至为宝贵，值得所有真诚的神学工作者加以最认真的思考和学习。
因此，当我们讨论任何巴特曾关注及卓有贡献的神学课题时（这几乎囊括了基督教神学的所有重要课题），我们便必得通过巴特这一关。这意味着，我们必得对他整个神学生涯及进路有粗略的了解，对他相关主题的特定著作有一定的阅读理解。若不然，我们便随随便便以一些一知半解的二手作者的意见，来将巴特轻轻忽忽地打发掉（slightingly dismiss）的话，我们结果便会连真正的神学思考也打发掉。巴特虽然不是基督，不是道路、真理、生命，但在神学上来说，他不啻是神学的重要祭司和先知；因而我们实在不能轻视他所走过的路而随随便便自找歧途。
3.巴特与自然神学的抗争历程
现在，让我来尝试勾勒巴特与自然神学的抗争历程。在此，首先要指出，巴特与自然神学的抗争历程，正正就是他整个神学的生涯。众所周知，巴特的神学起点，正正是尝试改变整个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神学方向，也就是在士来马赫（Schleiermacher）身上呈现的、以人为认知上帝起点的自由神学。对巴特来说，这种自由神学最后以神学家们宣布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德皇的战争政策而完全破产。这些自由神学家的行径，正正显出这种以人作为认知起点的神学，最终无可避免地高举了人、而非神，让人随着自己心底的投射来造神，而非让神真真正正自我做启示及呈现给我们认识。巴特早年反对这种德国自由神学产生的「文化性抗辩宗徒」（Cultural Protestants），中年复又反对所谓的「德意志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s）对纳粹德国的支持、以及天主教会与希特勒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Concordat）。
对巴特来说，这些以人为认知神起点的神学运动，最终导致神学的破产，信仰陷于生死存亡的挣扎中。因此，他不得不起来反对整个神学运动及其取向。我们若只停留在英美世界，信仰从未遇过如此严峻危机的世界中，实在很难明白他为何去得如此尽（德国人所谓的gründlichkeit即thoroughness或贯彻到底）。在英美世界的神学家，因着圣公会的中间路线（via media）保留了天主教托马斯主义的神学传统，将启示神学与自然神学紧密结合，让自然神学虽然作为神学的起点，最后却归回或从属于启示神学做其结论，复由教会的传统及教导权威来宣布这些神学结论。因而，这种以人作为认知起点的神学方法，并未曾造成如德国自由神学那种脱缰野马的局面。
但这是否表示，只要我们的历史及信仰情况，不如当年德国那般恶劣，我们就不用反对自然神学，因而，巴特的主场其实只是一种出乎历史紧急状态的立场（a position out of historical exigency）？
不！巴特之反对自然神学，容或有这些明显的紧急历史原因，但作为神学家的巴特，实在是进到更深层，提出更必需的理由来反对自然神学。现在就让我们进一步勾划巴特在与自然神学抗争中的神学进展，来探讨这些深层的原因。
巴特与自然神学的抗争，既然是以反对德国自由神学以人为认知起点，那他必需重新找到适当的认知起点。对巴特来说，那真正可让神学立足的，只有上帝的话语。这话语见诸于《圣经》，然而其更根本的形式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对巴特来说，根本没有另一个启示这回事。启示对他来说，只有单数，而无众数，只有一个，因而不需指定或定性为某一个「启示」（no need to qualify with an adjective or definite article）。2 因此，对巴特来说，对自由神学的抗争，根本在于校正做神学的方向。只有追寻到真正切合（proper）做神学的立足点和方法，人才能脱离十九世纪自由神学的错误。而且，这种脱离并不是一蹴即至，而是渐进的，正如巴特自身神学发展历程所揭示的。
虽然巴特早年所反对的自然神学形式，正如杜伦斯（Thomas. F. Torrance）指出的3，是十九世纪的自由神学及其背后的托马斯主义，并且以奥古斯丁及路德之二元思想、康德哲学，及路德并祈克果的辩证吊诡语言来进行抗争，但是，他中年反对「德意志基督徒」时，他本身的神学已较前更为着重神人间的互动、而非纯二元论式。也就是说，早期巴特由于深切体会人神之间无限的性质区别，而否定自然神学的可能性；后期却从正面了解到基督道成肉身已经成就了神人之间的有效接触，才在实在层面否定自然神学。这就说明，正正在反对自然神学的过程中，巴特自己的神学也日渐进展，从一种否定式的二元论，逐渐进到一种肯定式的互动神学。正正在于这后期的正面的交互式神学，巴特的神学才可以正视抗击了自然神学后所遗留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正面解释一切自然与文化中之美好现象，比如，莫扎特的音乐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巴特对自然神学的反对过程，是动态的（dynamic）。他每一时期反对的重点及背后的神学理解，都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说，容或巴特早年对自然神学的抗争，本身也带有一定的「自然」色彩，即从一种由人认知的起点，如康德哲学及奥氏二元论，来反对另一种由人认知的起点，如托马斯主义及士来马赫的神学；但上帝启示的真实（realty）愈来愈深刻地印在他的神学理解中，以致他后期的抗争，已经完全蜕变为一种真实对可能性（possibility）的否定——既然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启示中，与人建立了充分而牢固的立足点，那为何我们还要外求那从启示以外到达上帝的可能性？
4.自然神学的进深理解
讨论到这里，我们要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从巴特的了解及经验看来，并不是甚么人为的意见与自然神学相左，而要推翻自然神学。那真正反对自然神学的，其实就是神学本身，就是那神学赖以建立的上帝启示本身！而抗争的过程正正就是一个人或群体建立神学的过程，与及清除非神学的过程。这抗争的过程表明了，所谓的自然神学，即那些从自然的亮光出发，再经由人的自然理性而推论出神学结论的方法，其实算不上是神学的方法，而是非神学的方法。正如巴特在与自然神学抗争中所达致对自然神学的定义：「我以自然神学来意指一个形式化了的系统（正面或否定的系统），这系统宣称是神学性的，即是：这系统要解释神性的启示，但这系统的对象却与基督的启示基本上不同，这系统的方法也因而同样有别于将《圣经》加以阐扬。」4
巴特的这个定义，大大地扩阔了自然神学的范围，也令许多专注于阐扬托马斯式自然神学的人感到不满：「为何将我们证明神存在的努力，与士来马赫的自由神学相提并论？我们这些在福音派及天主教内努力工作的人，我们的目的，是要维护正统的信仰，而非如士来马赫般否定信仰传统！」但这样的表面分歧，忽视了两者之间共通的非神学性质。巴特对自然神学的定义，正正不停留在自然神学的表像上，而深入到其背后的（非）神学精神之中。巴特的定义，是一种对自然神学的神学剖析，也即是从启示立场，来为自然神学定位。这种神学定位，容或字面上可能对原先的自然神学不公平，将许多不以大自然亮光为对象的（非）神学，都指称为「自然神学」，但在实际上，却指出一切在基督启示以外的「神学方法」之间的共通性。正因为这种共通性，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一切「神学方法」重新命名，称它们为「非启示神学」，或「非基督启示的神学」，或「人本神学」，或「人为神学」。当然，我们有理由进一步问，在如此称呼底下，我们是否仍有理由称呼这些方法为「神学」，抑或干脆称之为「非启示性宗教哲学」、「非启示性人论」，或「非启示性宇宙论」。就我个人的意见，我们若能将巴特的抗辩，重新命名为「与非启示性宗教哲学的抗辩」，当会更加传神及清晰。
5.巴特对「非启示性宗教哲学」的神学批判
那么，巴特对待这些被称为「自然神学」的「非启示性宗教哲学」，他的重点神学批判是甚么？是基于甚么神学基础？这里我们只能指出那些广为人知的事实。
首先，巴特发现在自然神学之中，神学已经沦为人论（anthropology）。这是贯串在巴特一生对非启示性宗教哲学批判的一个主题。作为改教传统的继承人，巴特也如加尔文般肯定对神的认识与对人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因此，自然神学之沦为人论，意味着神学已经不能再追寻它的原本对象——神自己。这种神学被置于人论之下，神学被人论取代的情形，是巴特毕生反对的。5 尤其在他早年所强调的人神之间无限的性质区别中，从人论的立足点出发的一切宗教哲学或神论，都不能描绘真正的上帝。从人论出发所得的上帝只能是偶像或人自己。在巴特的批判中，这种以人论取代神学的行为，正正就是人对神的背叛。在这种角度下，我们或许可以答复，为何一个逻辑上仍能有效的有神论证可以是罪的一部分。这里，罪也不能被赋予一个「非启示性宗教哲学」的解释，而是一个启示神学的解释，即人有意「或无意」取代上帝在耶稣基督内的启示来认识上帝，甚且「证明」上帝，将上帝置于人的证明之下；如此的话，则虽然一个有神论证在逻辑上仍然有效，却可以在人神关系的层面造成人与真神的疏离。
与这个贯串自然神学的人论问题相联系的，是巴特对改教唯独恩典原则的理解。6 这再一次显示：巴特是在改教传统之下，将神学知识论与救赎论作出紧密的配合。一个完全仰赖上帝恩典救赎的人，在认知神一事上，也完全仰赖上帝的恩典，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内，有唯一的一个称义成圣的恩典。正因如此，人在认识上帝一事上才完全没有可夸。正正是因这个救赎的真实（soteriological realty），一切在救赎启示以外认识上帝的努力才会被宣布为无效（invalid）。从这个角度的反照来批判，一切的非启示性哲学，若企图在认识神一事上，建立一个自足于启示以外的观点，则明显包藏了自救的企图，并且否定了唯独恩典的真理。
当然，对巴特来说，这救赎性的启示并不止于否定人的自然神学企图，而在于它提供了正面认识上帝的起点，就是上帝的话语。这是贯彻他前后期思想的起点。在这正面的起点下，巴特才能对自然神学作出最为有意义的否定。我用「有意义」的意思是，巴特的上帝话语神学，不但提供了人认识上帝的立足点，更提供了人认识上帝的动力和有效性。也就是说，巴特的神学，由于认识到那创始成终的上帝作为启示者、启示本身、及成启示之效（revealer, revelation, revealedness），我们一切接收启示的需要都在上帝的启示那里获得完全的满足，而对于自然神学的需要，便变得自由。在上帝那完满的启示中，自然神学根本不再成为一种必需（necessity）。这里，我们当然是指巴特对启示的三一结构的深切认识，因而将启示论与三一论作出深刻的整合。7
当我们认识到他抗辩自然神学的基础，在于他这个蕴含三一了解的启示论之后，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指出，巴特对自然神学的抗争，是出乎他的上帝观。当然，这显示他早年对自然神学特别是其内含人论的批判，是基于上帝作为完全他者（Wholly Other）的了解，因而批判一切人所能置定（postulate）的最高主宰18也不能被等同于上帝。而到了后期，他对上帝作为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真神的理解，更完全深入形成（inform的真义）他的启示观，而为神学提供一确切肯定的基础，也同时取消了自然神学的需要。
6.巴特的批判对神学涵涉的意义（Implications）
这样一个确切肯定，充足（positive& sufficient）且环环相扣的神学基础，究竟为神学工作带来一个甚么新的局面，又对一直以来的自然神学造成怎样的冲击？
首先，就着神学本身的实质内容来说，巴特为神学缔造了广阔的空间，为它造就了一份优先性，令人回归加尔文的传统，在探讨任何有关人性及人的知识之前，将认识神及他的启示放在首位，而不是将次序颠倒，将人及人的认知放到首位，才进而在这认知中判断上帝。
其次，就着认知上帝的基础——那上帝的话语而言，巴特在神学工作中开启了一个比前人更广阔的神学空间，让上帝的话语可以在其中自由驰骋，让那创始成终的上帝，不但作为启示者、启示本身，也在他自己大能所设定的条件下，成就启示的功效，而不需要仗赖人的工作、人的合作，为了上帝启示的功效而设立一种普遍思想的框架。
再进一步，在巴特的了解中，我们不能为神学引入另一种启示，是可以独立于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以外，容让这另一启示，在基督的启示之前、之后或之外，以一些不受制于基督启示的「理性」方法，来对基督的启示进行前奏、加强、巩固、补足或取代。对于巴特来说，只有独一唯一的启示，就是神在基督里的启示，因为只有独一唯一的真神，在启示中以三种存在模态（seinweisen）出现。一切其他有关上帝在历史及宇宙作为的亮光，都要归在基督的启示之下来加以理解、阐扬。正如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所宣扬的：「（在引了约14：6及10：1、9之后）耶稣基督，正如《圣经》向我们见证，是那唯一我们要听从，我们要信靠、我们要在生与死中服从的上帝话语。我们拒绝这样的假学说，即在这唯一的上帝话语之外或之旁，还有其他事件、权力、历史人物和真理，可作为上帝的启示，让教会可以和应该承认其为宣道的源头。」9
更重要者，在巴特的了解中，上帝作为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是打破人间一切隔阂、一切二元论的上帝，他自己成为那唯一真正的接触点，否定一切人为的接触点，10 让人得以接触上帝。一切因人类文化、天然禀性而来与上帝的隔阂、障碍，都应从基督道成肉身的接触中被打破、而不是从人方面出发，以人的理性企图立论出新的接触点。
7.巴特的批判对自然神学涵涉的意义
以上巴特的批判所揭示出的神学工作之基础，又会对自然神学的企图，进行怎样的答复？
首先。一般的自然神学或非启示性宗教哲学的企图，都是护教性及博福音性的；其潜藏的动机在于面对社会上不信的思潮，觉得有需要为信仰进行护教。但巴特神学所提供的亮光，表明那真正的护教，在于阐扬真正的神学，那属乎上帝真正的神学，本身就是真正从基督而来与人的接触点。11 因此，信徒，特别是神学工作者，所应着眼的，是怎样去进行真正的神学，才再及于其他可能的护教，而不是建立一些必不可少的护教方式，容让它们有可能取代及取缔上帝的启示。
其次，就着护教动机引发的自然神学工程，其中最重要的要求，是建立或前设某种在启示以外的普遍理性的自足性，这不但引入无止境的哲学干扰神学思考的问题，也阻碍了神学工作者发展出一套合乎上帝启示的理性方法。关启文对自然神学的讨论，可说完全停留在一种普遍可能性的哲学思考中，完全未有就神学的对象进行神学性的思考（Haven’t thought theologically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巴特对神学方法的贡献，正如杜伦斯所强调，在于将神学方法论后置于神学研究的对象。12 事实上，自然神学者反复强调信仰要合乎「理性」的同时，似乎完全未有考虑过信仰可以有一个合乎自己对象的神学理性，而不一定要满足一种普遍哲学理性的要求。而且，这种合乎神学对象的神学理性本身，是可以被广泛接纳的，它更可以容许上帝来工作，而成为启示达到成效境（revealedness）的场地。
再其次，就着自然神学工作者所亟欲怀抱的「恩典成全自然」公式，巴特一生与自然神学的抗争表明，这公式并不能真正表达恩典的至上性（supremacy），而它所隐含的神学进程，即由自然神学先行，再由启示神学「补上」，并不符合神学追寻的动力（not according to theological dynamics）；巴特、加尔文、以至路德、亚他那修（Athanasius）的经验在表明，那真正的神学必定不能由这种人为神学或非启示性宗教哲学先行，而是在与这些神学非神学的抗争中产生。当然，按照巴特那种先非而后是（No then Yes），实质及最终上是肯定的神学辩证法。这种抗争及否定并不一定意味最终取消这一切非启示性宗教哲学，尤其更不意味取消这些哲学想处理的自然及本性（nature），但却必需在基督启示性的救赎恩典中被批判及转化；因此「恩典成全自然」公式必需被重塑（reformulate）为「恩典批判及转化自然」公式。
再者，就着许多自然神学工作者宣称，其工作只是为启示神学提供上帝观念的一些形式上的前设（formal postulates），而不能代替启示神学进行实质性的讨论（material discussions），巴特对卜仁纳（Brunner）的批判正正显出这种提法的问题。在卜仁纳的个案中，正正是卜仁纳的形式性设定（formal postulates），即人有一「成形的启示接收能力」（formal human capacity for revelation），在不断干扰启示神学的陈述，并使之变得滑稽与无效。也就是说，这些号称只作为形式性设定的自然神学概念，不自觉形成实质性的神学概念（the formal passes into the material），而导致神学之被外来观念所侵占。
8.结语
正因如此，巴特一生的神学奋斗也是一个不断与自然神学或非启示性宗教哲学抗争的过程。他几乎在每一个学术的转折点都与自然神学抗争。这种抗争涵盖了整本《教会教义学》中，几乎每一个教义的讨论都牵涉到要排除一种与该教义有关的自然神学理论。对于巴特来说，自然神学是神学妥协的典范，13而在这种妥协中我们失去的正正是真正的神学。
因此，巴特虽然不是基督，但在神学上来说，他不啻是近代真正神学道路的开拓者。我们实在不能轻视他所走过的路，而随随便便再入歧途。任何企图越过或避过巴特批判的尝试，都要在巴特神学的亮光中，受到最严谨的检视。
本文推送时略有修订，原载于：邓绍光、赖品超编，《巴特与汉语神学：巴特神学的再思》，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页177-189
巴特研究
注释：
1.John Macquarrie, In Search of Deity: An Essay in Dialeetical Theism-The Gifford Lectures 1983-4《追寻神学》，London, SCM Press, 1984。
2.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教会教义学》，I/1，Edinburgh, T&T Clark，页119。
3.T. F. Torrance，Natural Theology in the Thought of Karl Barth<巴特思想中的自然神学>，载Karl Barth，Biblical and Evangelical Theologian, Edinburgh，T & T Clark，1990，页136-159。
4.Emil Brunner及Karl Barth，Natural Theology《自然神学》，London: Centenary, 1946, 页47-75。
5.Karl Barth,（教会教义学），I/1，同前，页125-131。亦参Ned Wisnefske, Our Natural Knowledge of God: A Prospect for Natural Theology after Kant and Barth《我们对上帝的自然的知识：康德与巴特后的自然神学的前景》，New York，Peter Lang，1990，页51-54。
6.T. F. Torrance《巴特思想中的自然神学》同前，页143-144。
7.Karl Barth，《教会教义学》，I/1，同前，页295-299，亦参页119。
8.Karl Barth，Anselm: 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安瑟伦：从信仰追求理解》，London, SCM, Press, 1960,页73-78，引自Clifford Green编，Karl Barth: Theologian of Freedom《巴特：自由的神学家》，Minneapolis, Fortress, 1991,页143-147。
9.引自同上，页149。
10.Brunner及Barth，《自然神学》，同前，页90。
11.解放神学的弟兄姐妹或许更想强调追随基督的正行（orthopraxis），才是真正的神学行动（as true theological act），在此我完全认同。
12.Torrance《巴特思想中的自然神学》，同前，页145-147。亦参Karl Barth，《教会教义学》，I/1，同前，页25-44。
13.Brunner及Barth，《自然神学》，同前，页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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